金融危机以来，人们似乎对市场有效性的看法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包括西方主流媒体在内的舆论都强烈表达了要重新认识政府作用的呼声。美国对大型金融机构的救助和对三大汽车公司的纾困倾向，表明市场的力量在某些方面已经是穷途末路。市场的本质是通过人的自利行为达到社会最优的机制，但是，在人心惶惶、分头逃命的危机时刻，自利就意味着人与人之间、企业和企业、国家和国家之间的互相残杀。这时必须依靠政府出面制止混乱，防止危机进一步扩散和对经济体的破坏。
　　然而，政府在危机时刻的稳定作用和暂时性的“国有化”措施不能成为一个常态。当一切风平浪静，经济恢复了自我发展能力的时候，政府应该重新把配置资源的主导作用让位于市场。政府何时退出、何时干预，应该根据法律体系、市场信心、经济发展的周期和现实经济形势来决定，而不能一劳永逸、固守成规。
　　有人认为面对西方市场榜样的临时变阵，中国社会应该深入思考政府和市场的边界，必须要澄清一些思想，以免阻碍中国向市场经济的成功转型。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自由市场不是万能的，它有自身无法克服的缺陷和矛盾，必须通过周期性危机这种“灾难性”修正才能恢复自身的机能。但是，也应该看到市场经济给人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和进步，如果不是解放了思想，让市场经济得以运行，中国经济也不可能获得世界瞩目的增长奇迹。中国社会不能因为这次危机夸大政府的作用、否定市场的力量。
　　中国经济一直是“大政府”的运行模式，改革开放30年就是打破了这种模式，由政府计划改为市场调节。虽历经三十载的艰难探索，中国的市场化进程也不过才刚刚起步，政府与个人、企业和市场的关系都在一个逐步规范的过程当中，价格信号还不能起到有效调节社会资源的作用。在整个经济体制的设计中，政府对企业运行和经济发展的干预是太多而不是太少，同时还存在严重的错位，该放的地方管得很死，该管的地方却放任自流。社会各界对市场机制缺乏深刻的理解和研究，因此特别容易以偏概全、人云亦云。
　　事实上，由于政治、经济和技术等原因，很难用一个固定的标准来划分市场和政府的边界，必须以促进社会和谐、增进人类福祉为目标，在实践中不断摸索。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政府应采取不同程度的经济干预手段和监管方式。例如，中国金融业在这次危机中受伤较轻，主要得益于金融管制，没有盲目实行资本的自由流动。金融管制是跟中国现阶段的金融体系和监管水平相适应的，但并不等于说金融管制一定是永恒不变的法宝。除了政治和经济因素以外，技术也是影响政府和市场边界的重要因素。比如电信、电力等自然垄断行业，由于技术进步的原因，政府即使很不情愿妥协，但市场仍然可以通过技术融合的方式倒逼在位的国企让出市场或者被迫进行市场化改革。因此，市场和政府的边界是动态的，不是固定不变的。
　　本期封面文章报道了央企董事会试点工作的进展，尤其是外部董事制度的确立和推行。国企公司治理实际上也是在寻求政府和市场的有效边界：董事会如何既要履行国家作为出资人的职责，保障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又要遵守市场规则，进行自主决策。央企试点无疑是一种符合中国特色的探索方式，反映出政府在借鉴西方国家公司治理理念上的日趋成熟和务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