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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科技巨头在中国的产能挪移和纵深化布局,改变了资本、人才、资源的原有流向,也改变了它所前往的二、三线城市
英特尔所带来的
大连在中国只能算是一个准二线城市,但这里的房价比许多省会还高,也许未来它还会冲高,因为英特尔来到了这里。“大连很多别墅过去都没人买,市里香格里拉的公寓很难租出去,英特尔一下带来了好几百个家庭,美国人大房子住惯了,给我们带来了很多需求拉动,特别好。”大连市委常委、副市长戴玉林说。英特尔大连厂附近的金石滩房价据说已经从几年前的每平方米2000多元涨到了7000多元。
戴玉林近期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它到底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它即将带来什么?”“它”指的是芯片巨头英特尔在大连的晶圆厂项目。正是戴玉林带领大连谈判团队与英特尔进行了长达两年“有礼有节有理的、艰苦卓绝的谈判”,才把这个项目争取到大连。2007年3月26日,双方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正式签约(参见本刊2007年4月20日封面故事《给英特尔一个支点》)。
3年后的3月25日,记者在大连开发区看到占地16公顷的厂房已经建成,不同肤色的英特尔员工在这里工作和生活。“大连芯片厂的各项工作进展顺利,我们在3年前规划的日程现在都在按部就班的完成。”英特尔大连芯片制造厂总经理、美国人科必杰告诉记者,项目将于今年11月份正式投产。
从20多年前开始,英特尔就运用精确复制转移法(Copy Exactly),将晶圆厂、封装厂等产能从美国本土转移到爱尔兰、以色列、墨西哥、马来西亚等全球19个国家和地区。1985年,英特尔在北京设立代表处,开启中国之旅。1995年,英特尔来到上海开办闪存芯片测试和封装工厂。2003年英特尔西进四川成都,投资5亿美元建立芯片组和微处理器两家封装测试厂。2007年英特尔又将25亿美元投向大连,新建15年来英特尔在美国本土外的第一个65纳米晶圆厂。
今天,英特尔在华员工已超过6000人,其中大连厂已有员工1400多人,包括200多名外籍员工。据英特尔中国执行董事戈峻介绍,正式投产后大连厂的员工还会增加1000多人。中国现在已经是英特尔除美国外资源投入最大、机构设置最全,唯一一个集研发、封装、晶圆生产和投资等全业务于一国的区域市场。
当年与大连竞争英特尔晶圆厂项目的包括美国凤凰城、以色列、越南和印度的城市,即便是在中国,也有上海、苏州、无锡、青岛、西安等。“就是因为英特尔是一家很特殊的公司,大家争的目的就是把这个项目弄来拉动经济的发展。”戴玉林比喻说,“我们靠海边可以钓钓鱼,一般说我们钓一个小黄鱼,用小泥鳅鱼,但是钓一个大的金枪鱼,你就要用一个鲅鱼来钓。”
现在,人们都在翘首以盼大连厂正式投产的那一天。“我们已经奋斗了5年,就剩临门一脚了。”但戴玉林认为,还未投产的英特尔已经给这座城市带来了很多始料未及的东西。
1个多月前,大连开发区举行50家纳税大户表彰大会,戴玉林在台上给获奖企业颁奖时“意外”发现,英特尔也是领奖者之一,且在50家中排名第13。要知道英特尔还没有投产,仅仅凭个人所得税和建厂期间的纳税,就已经给开发区贡献数以亿计的税收。
意料之中的是,英特尔到来之后,大连的产业升级更顺利了。上千家英特尔的供应商和服务商随之进驻,联华气体、美国摩西湖化学在大连直接设厂,美国应用材料、科天、诺发、东京电子、尼康、欧洲阿斯迈等半导体设备商也都纷纷进驻。“由于英特尔的到来,它们对大连的投资环境不再挑三拣四,节约了许多考察论证的时间。”戴玉林说。
大连一度以重化工业为主,10多年前开始发展旅游业,后来大力发展面向日韩的软件外包业,致力于成为“中国的班加罗尔”。英特尔落户大连后,大连提出了高端产业和高端服务业并举的战略,高端产业包括半导体、光伏和LED,高端服务是软件服务外包。而英特尔在帮助本地创新成果推广方面不遗余力,除了它旗下的风险投资部门英特尔投资(Intel Capital)在大连投资创新企业之外,英特尔还真正帮扶当地中小企业,比如大连高新园区一家海归创办的软件公司开发出的产品,最近被英特尔采纳用于自己的芯片系统,这足以令其行业竞争对手艳羡。另外,英特尔在大连本地发展了60多家原本没有业务关系的本地供应商。
但最近戴玉林越来越觉得,英特尔带给大连的,绝不止于即将产生的巨大产值、税收和各种经济效益。比如他认为,英特尔来后大连市发生的一个重要变化,是将基础设施的规划设计水准提高到了国际一流。现在到大连开发区考察的企业对水、电、气等基础设施基本不怎么过问,“因为他们知道英特尔在这里,基础设施方面就不会有任何问题”。当初对于工厂的供电,英特尔提的要求是“采用双回路”、“供电连续性要达到99.9999%”,后者的意思是一年365天中停电时间不能超过15分钟。而当大连与英特尔签约之后发现,按照国家电力建设体制,双回路供电需要缴纳双倍配套费。这个问题大连市当初没有考虑到,但英特尔认为合同中没有明确的附加费用不应该由自己承担。最后大连市研究决定由市里解决这笔资金的支付,仍然履行当时在供电标准上对英特尔的承诺,从瓦房店和丹东各输入了500万千瓦电路,形成双回路。
戴玉林看到英特尔内部的种种人性化管理方式,值得在全市进行推广。比如英特尔大连厂内的SO诊所为保护病人隐私实行的医患一对一就诊,厂房后门外停泊的救护车里备有应对骨折、心脏病和呼吸困难的医疗设备,办公楼各层都树立着一副易拉宝,提醒人们遇到以下情况拨打相应分机:身体不舒服、受伤、生病——OH 3120;紧急事务——SCC 5555;非紧急EHS事务——2027。
英特尔带我回家
“3年了,这里我来了N次,每次来我都特别有成就感。我这一辈子可能做了很多事,这件事我认为是一生当中最值得自豪的一件。”戴玉林在英特尔厂区崭新的办公大楼里与记者促膝而谈,“这个地方原来是一个荒芜的小村庄,今天在这工作的员工超过4000人,来自于不同的国家。我看到这里很多年轻人走来走去,他们不认识我是谁,但是我看见他们都非常亲切,因为当初是我们努力让英特尔落户到此,使他们在这里有一份薪水和工作,想在这里实现自己的抱负。当年如果这个事没谈成,小村庄还依然是小村庄。这是我比较感性的切身感受。”
确切地说,这个小村庄名叫董家沟。对于戴玉林这番话感触最深的英特尔员工可能得算李文一了。两年前加入英特尔的李文一在董家沟长大,大连厂厂区所在的位置就曾经是她上中学的地方,所以她在自我介绍时喜欢说自己是“本地人当中的本地人”。李文一曾留学澳大利亚,2007年英特尔宣布在大连投资建厂时,李文一的父母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正在纠结是否移民海外的女儿,李随后决定申请这份工作。她坦言,如果英特尔不落户自己的家乡,她很可能已经落户澳洲了。目前她在英特尔大连公司采购部负责亚洲区实验室和研发中心的设计和服务的采购工作,工作之余她会回到自己的小学母校去教孩子们英语和电脑,或者到海边捡垃圾、种树,给社区居民宣传环保与安全知识等。“很多中学同学不像我这么幸运,为了找一份好工作,要到大连以外的城市,他们很羡慕我能够留在家乡和父母在一起。”她说。
要放在以前,很难想象李文一这样学有所成的海外学子会为了天伦之乐选择回到家乡工作,因为那往往意味着不顾事业的发展。多数情况下,海外留学人才的第一选择是留在发达国家,即使回国也更倾向于去香港、北京、上海、深圳等国际大都市打拼。
但近两年来形势发生了变化,北、上、广、深等中国一线城市的生活和工作成本越来越大,以至于2009年以来中国罕见的出现白领“集体逃离北上广”的态势。另一方面,随着很多大外企转战成都、大连等二三线城市,并进入本地校园招聘,毕业生们在求职时不去一线城市挤独木桥,也能得到一份待遇优厚的外企工作。
年轻帅气的王博就是这么进入英特尔的。2008年夏天王博从长春理工大学本科毕业,大四找工作时英特尔来做第一次校园招聘,他立即投了简历。从面试到得到录用通知前后不到一周时间,王博还没反应过来就进入了原以为遥不可及的英特尔。
初入公司的王博对英特尔的企业文化不甚了解,上班第一天他穿得西装革履,同事告诉他“你可以回去换一下T恤、牛仔裤”。入职后的这两年,王博不断在接受培训,先是被送到上海浦东接受为期半年的关于英特尔文化以及工业工程方面的培训,再之后回到大连接受安全方面的培训,然后又被送到美国亚利桑那州英特尔总部接受技术培训。之后回到大连,到现在也还是在培训阶段。“现在我的工作一半是被别人培训,一半是培训其他的技术员。”王博说,“英特尔在人才培养方面的认真投入,使我感觉到进入这家公司非常幸运。”
如今,英特尔许多企业文化已经深深烙印在员工的习惯之中。比如在大连厂,记者见到所有的员工在步行上下楼梯时,均右手扶梯而行,这是为了安全和在紧急情况下的有序疏散。如果前来参观的客人没有这么做,迎面或身后都会马上有人提醒你。由于上下班坐班车时都被要求系上安全带,王博外出打出租时也会很自然的扎安全带,有一次临下车他见出租车司机看着自己笑而不语,原来是长期无人使用的安全带在他的白衬衫上留下了一道黑黑的印记。
尽管才26岁,但王博已经是英特尔大连厂生产制造部的一名生产主管,像他和李文一这样年轻的幸运儿,在英特尔大连厂还有很多。“我身边有许多同龄人,很多同事比我还年轻,我们是家年轻的工厂。”王博说。
“原先这个地方是农村,人们只能种地或以海为生,我们欢迎和鼓励英特尔这样的公司到这里投资,我的同事有很多都是大连本地人,包括我介绍前来应聘的。越来越多的现代企业来到这里,使这个地方的人生活变得宽广开阔。”李文一说,“虽然原来我就读的学校没有了,但拆迁后,我的母校搬到了设施更好更全的楼里。”
科必杰估计,60%—70%的大连厂员工来自当地。其实,当初大连给英特尔的条件与其他竞争城市相比并非最优惠的,英特尔看中大连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本地人才培养能力。后来英特尔方面告诉戴玉林,是大连20多所工科很强的大学和整个东北地区的100多所大学,吸引了英特尔。“英特尔在这个地方以后会有几千名员工,不可能都从国外或外地来,必须在本地找,本地没有人才培养能力不行。”戴玉林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大连能成为世界级的半导体人才基地之一。
二三线城市的新移民
全球金融危机让半导体行业受到巨大冲击,2008财年第四季度,英特尔净利润同比下滑90%。这让戴玉林一度非常担心大连厂的建设进度会被推迟。事实上他的担心属于多余,英特尔按照承诺将4.25亿美金当期投资按时到账。“英特尔在金融危机中采取的策略跟其他公司不一样,我们不仅继续投资,而且加快了芯片厂的建设。”科必杰说,“我们的创始人摩尔先生在1980年代就说,走出危机最好的办法是不断的投资,这一次英特尔也是这么做的。”
英特尔对付经济不景气的另一策略,是把产能向低成本地区转移,芯片巨头在这方面同样具有丰富经验。2009年1月,英特尔宣布关闭位于美国、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的5家工厂,影响员工数量约6000人。2月,英特尔将其位于上海浦东的封装测试工厂整合到成都工厂,约2000名英特尔员工受到影响。关闭工厂之后,英特尔在上海将专注于研发。
一年多过去,英特尔上海工厂的移动芯片产能超过50%已经移到了成都。更重要的还是员工安置。据英特尔介绍,2000名员工,由于家庭等原因大部分都选择留在上海,从英特尔获得了丰厚的离职补偿,也有20%选择留在英特尔,其中200多人整合到成都工厂,100多名员工去了大连。曾经是英特尔上海闪存工厂厂长的卞成刚,6个月前到成都就任英特尔成都芯片厂总经理。据他介绍,英特尔为了吸引上海员工搬到成都来,高级副总裁BrianKrzanich特批了很多权限,给员工提供的转移福利包括搬迁费用补偿、家属安置以及职位安排等,但他拒绝透露具体的条件。
而伴随着英特尔产能的挪移,中国的二、三线城市正在吸纳越来越多肤色各异的“老外”,以及一线城市人才的“倒流”。
英特尔大连厂工艺部部门经理黄小锋去年11月份从美国培训完回来,他曾经在摩托罗拉投建的中国第一个200毫米的8英寸芯片厂工作,在摩托罗拉干了7年后,2003年跳槽去了中芯国际,2008年被英特尔“挖”到大连,然后去美国亚利桑那培训,培训的地点竟然就是10年前在摩托罗拉培训的同一个地方。光头的黄小锋自称是个喜欢冒险的人,他曾经和妻子一路开车从北京到了拉萨,又从拉萨跑到林芝,然后绕巴松错湖转了一圈,从西藏回来的第三天发现汽车里边的皮带断了,空调风扇崩了,水箱也要爆了。“如果这事发生在唐古拉山口的话就麻烦了。”但黄小锋还是觉得有时候冒一些风险是值得的,比如跳槽来英特尔。为了来到这家业界最好的芯片公司,进入业界最完善的技术培训系统充电,他和太太,外加太太的一条狗,开着车就举家搬到了大连。
今年1月份他在大连金石滩买了一套房,现在尽管设备安装和工艺调试忙得晕头转向,下了班之后他还要跑到金石滩看看。“装修房子永远都不是一件轻松的事。”但他觉得不虚此行,“这里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学业规划方向,整体的团队建设很健康,大家每天都能学到新东西,每个人都知道我以后要做什么。”
现任大连厂物理运作经理的美国人亚伦·海乐已经在英特尔工作12年了,先后做过5种完全不同的工种,包括质量工程师、CPU研发人员、网络技术支持、物流采购等。当英特尔在美国进行大连厂的内部招聘时,他上网查了一下,发现那里是个非常美丽的海滨城市,这是他第一次到美国以外的地方工作。亚伦看上去很年轻,但他已经有两个分别为6岁和5岁的孩子。来大连前,他也经常到亚洲出差。“但是商务出差和你真正在一个地方生活是完全不一样的,跟我自己的预期也不一样,东北的文化、中国人的想法跟美国人很不一样。”拥有一名华裔太太的亚伦回忆说,两年前他刚来大连时,不习惯这里的交通,也采购不到很多生活用品,但现在这些问题都得到解决了,“你可以看到很多美国商店开张,现在我非常享受在中国的生活,我的家人也很开心,孩子们在这儿结交了来自德国、奥地利、韩国的小朋友,他俩讲的中文都比我好多了。”
与来自世界各地的英特尔员工融入中国一样,英特尔作为企业公民也在融入中国。2010年是英特尔进入中国25周年,在英特尔内部,这25年被分为三个阶段:1985—1995年,探路,感受中国;1996—2005年,起跑,认知中国;2006至今,深耕,融入中国。
“建立大连芯片厂,扩大成都厂投资和上海研发力量,支持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是我们第三阶段的主要战略,这个目标在今天可以说即将圆满完成。”戈峻说。
好事多磨的“姻缘”
大连厂在英特尔内部的编号是“FAB68”。英特尔为自己的芯片厂起名有一个规律,是以相同尾数为一个地区的工厂编号,比如在美国亚利桑那州的第一家工厂代号为12,第二家为22,最新的工厂为32。在以色列有8、18、28号厂。在准备给大连工厂编号时,英特尔查了全球的工厂代号,发现没有以9结尾的地区,所以一开始英特尔决定以“29”来命名大连工厂。但在做项目宣传的前一周,英特尔CEO欧德宁审查新闻稿时发现,29在中国是一个平常无奇的数字,他让大连厂总经理柯必杰询问中国同事,“能使中国人激动”的数字是什么。人们告诉他是88。但搞清楚88的内涵之后,英特尔内部又觉得“88太过张扬了”,所以最后确定用“68”。
“既代表我们工厂建设顺利,建起来后也能够发财,是一个很吉利的数字。”柯必杰对《商务周刊》说,“这是个完全真实的故事。”
但英特尔落户大连的过程可并不顺利。其实早在2005年,大连就曾竞标过英特尔一个投资5亿美元的分工厂项目,前后谈了半年多。戴玉林至今记得,2005年6月22日,时任英特尔中国区总裁陈伟锭和政府事务总监王黎,在一间会议室里告诉大连市长夏德仁和他,英特尔决定不选择大连,“我跟夏市长在那默默无语坐了好长时间,他也不说话、我也不说话”。
这之后峰回路转,大连获知英特尔又开始了芯片厂选址的消息。2005年9月英特尔CEO欧德宁来华访问,在北京西三环的香格里拉酒店举行宴会,但仅邀请了上海市和成都市的官员参加。戴玉林请兼任国务院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办公室主任的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张国宝出马帮忙,好容易得到面见欧德宁的机会,中间又遇到飞机晚点、转落天津,满头大汗的赶到北京见了欧德宁一面。会谈过程中,戴玉林此前苦学的半导体专业英语派上了用场,他听到欧德宁说了一个单词Forward翻译没有翻出来,他知道那是半导体“前端制造”的意思。事后他一打听,果然,欧德宁是说英特尔尽管放弃了在大连的项目,但可能在中国还有更大的计划,比如Forward。
“我希望的焰火立即重燃,马上打道回府组织我的原班人马研究如何把这个项目引入大连。”戴玉林说。
谈判的过程艰辛而有趣。戴玉林回忆说,英特尔发来了1000多个问题,让他们一条一条的回答。比如英特尔要求大连市提供男人和女人的平均身高,这个小小的要求居然难住了戴玉林,因为我们国家的统计局不统计身高。而且他也很纳闷,寻思英特尔想知道这个数据,莫不是为了员工“找对象的需要”?后来才知道这是考虑到欧美人身高和亚洲人不一样,相应的设备高度也要调整。最后戴玉林想起来做体检的医院可以找到身高数据,弄了2000多个样本才向英特尔“交了差”。
再比如英特尔让大连提供100年以内的地震资料。“中华人民共和国才成立60年,100年前不是俄国人就是日本人统治大连。”戴玉林后来去国家地震局查,一直查到500年前的明朝,最后查到历史上大连最大的一次地震是发生在清朝,震级5.1级。这个结果令英特尔很满意。
随着谈判过程的深入,大连方面对于英特尔这家公司的很多特质越来越认同。“它虽然很大很强,但不说大话也不张扬,管理层为人非常谦虚。而且企业内部非常平等,CEO连专门的车位也没有。”戴玉林说,同时他也深深体会到这家公司做事的严谨和通情达理,“并不是哪里的条件最优惠就选择哪里”。比如当时除了大连,几乎所有的中国候选城市都向英特尔承诺厂房用地实行“零地价”,这在中国并不合法,但作为很多地方招商引资的惯例,国家当时也没有追究。当英特尔向大连提出“零地价”条件时,戴玉林说:“零地价我也可以给你,但是我必须告诉你,这个不受法律保护,你作为一个上市公司,在中国拿了一块不属于中国法律允许的土地,一旦以后出现问题怎么办?”英特尔回去研究之后,主动提出按国家规定的最低土地转让价格标准来办。
再比如,英特尔提出要给自己的员工减免个人所得税,这在其他地方也可以通过财政返还来操作。但大连市对英特尔解释:“国家征收的个人所得税的减免不在我们权力范围内,你的员工来自于世界各国,在大连工作、生活,交个人所得税是他们的义务和责任,也是一种光荣。作为公司来讲,你没有权力剥夺人家这个光荣,阻止人家承担这个责任和义务。”英特尔研究之后也收回了此项要求。
一切谈妥之后,双方原定在2007年1月11日签约,但好事多磨,英特尔方面临到头还犹豫了两个月。事后大连方面得知,关键时刻英特尔内部还是有分歧和变数,一念之差双方就可能再次擦肩而过。好在两个月之后,大连与英特尔“终成眷属”,英特尔宣布在大连兴建芯片厂生产芯片组产品,即为晶圆刻上电路后运到成都厂进行封装测试,是成都厂的“前端”。戴玉林透露,当初大连与英特尔签订的框架协议中,还包括后续投资。柯必杰也表示,大连厂有能力向更高层的工艺过渡升级。
工作之余的柯必杰是一名作家,但现在他写的最多的是备忘录和会议纪要,根本无暇写作。他说:“如果今后我要写,我会从2005年8月份我第一次来大连考察开始,把我这5年来的经历留给我的孩子和孙子。”
英特尔所带来的
大连在中国只能算是一个准二线城市,但这里的房价比许多省会还高,也许未来它还会冲高,因为英特尔来到了这里。“大连很多别墅过去都没人买,市里香格里拉的公寓很难租出去,英特尔一下带来了好几百个家庭,美国人大房子住惯了,给我们带来了很多需求拉动,特别好。”大连市委常委、副市长戴玉林说。英特尔大连厂附近的金石滩房价据说已经从几年前的每平方米2000多元涨到了7000多元。
戴玉林近期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它到底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它即将带来什么?”“它”指的是芯片巨头英特尔在大连的晶圆厂项目。正是戴玉林带领大连谈判团队与英特尔进行了长达两年“有礼有节有理的、艰苦卓绝的谈判”,才把这个项目争取到大连。2007年3月26日,双方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正式签约(参见本刊2007年4月20日封面故事《给英特尔一个支点》)。
3年后的3月25日,记者在大连开发区看到占地16公顷的厂房已经建成,不同肤色的英特尔员工在这里工作和生活。“大连芯片厂的各项工作进展顺利,我们在3年前规划的日程现在都在按部就班的完成。”英特尔大连芯片制造厂总经理、美国人科必杰告诉记者,项目将于今年11月份正式投产。
从20多年前开始,英特尔就运用精确复制转移法(Copy Exactly),将晶圆厂、封装厂等产能从美国本土转移到爱尔兰、以色列、墨西哥、马来西亚等全球19个国家和地区。1985年,英特尔在北京设立代表处,开启中国之旅。1995年,英特尔来到上海开办闪存芯片测试和封装工厂。2003年英特尔西进四川成都,投资5亿美元建立芯片组和微处理器两家封装测试厂。2007年英特尔又将25亿美元投向大连,新建15年来英特尔在美国本土外的第一个65纳米晶圆厂。
今天,英特尔在华员工已超过6000人,其中大连厂已有员工1400多人,包括200多名外籍员工。据英特尔中国执行董事戈峻介绍,正式投产后大连厂的员工还会增加1000多人。中国现在已经是英特尔除美国外资源投入最大、机构设置最全,唯一一个集研发、封装、晶圆生产和投资等全业务于一国的区域市场。
当年与大连竞争英特尔晶圆厂项目的包括美国凤凰城、以色列、越南和印度的城市,即便是在中国,也有上海、苏州、无锡、青岛、西安等。“就是因为英特尔是一家很特殊的公司,大家争的目的就是把这个项目弄来拉动经济的发展。”戴玉林比喻说,“我们靠海边可以钓钓鱼,一般说我们钓一个小黄鱼,用小泥鳅鱼,但是钓一个大的金枪鱼,你就要用一个鲅鱼来钓。”
现在,人们都在翘首以盼大连厂正式投产的那一天。“我们已经奋斗了5年,就剩临门一脚了。”但戴玉林认为,还未投产的英特尔已经给这座城市带来了很多始料未及的东西。
1个多月前,大连开发区举行50家纳税大户表彰大会,戴玉林在台上给获奖企业颁奖时“意外”发现,英特尔也是领奖者之一,且在50家中排名第13。要知道英特尔还没有投产,仅仅凭个人所得税和建厂期间的纳税,就已经给开发区贡献数以亿计的税收。
意料之中的是,英特尔到来之后,大连的产业升级更顺利了。上千家英特尔的供应商和服务商随之进驻,联华气体、美国摩西湖化学在大连直接设厂,美国应用材料、科天、诺发、东京电子、尼康、欧洲阿斯迈等半导体设备商也都纷纷进驻。“由于英特尔的到来,它们对大连的投资环境不再挑三拣四,节约了许多考察论证的时间。”戴玉林说。
大连一度以重化工业为主,10多年前开始发展旅游业,后来大力发展面向日韩的软件外包业,致力于成为“中国的班加罗尔”。英特尔落户大连后,大连提出了高端产业和高端服务业并举的战略,高端产业包括半导体、光伏和LED,高端服务是软件服务外包。而英特尔在帮助本地创新成果推广方面不遗余力,除了它旗下的风险投资部门英特尔投资(Intel Capital)在大连投资创新企业之外,英特尔还真正帮扶当地中小企业,比如大连高新园区一家海归创办的软件公司开发出的产品,最近被英特尔采纳用于自己的芯片系统,这足以令其行业竞争对手艳羡。另外,英特尔在大连本地发展了60多家原本没有业务关系的本地供应商。
但最近戴玉林越来越觉得,英特尔带给大连的,绝不止于即将产生的巨大产值、税收和各种经济效益。比如他认为,英特尔来后大连市发生的一个重要变化,是将基础设施的规划设计水准提高到了国际一流。现在到大连开发区考察的企业对水、电、气等基础设施基本不怎么过问,“因为他们知道英特尔在这里,基础设施方面就不会有任何问题”。当初对于工厂的供电,英特尔提的要求是“采用双回路”、“供电连续性要达到99.9999%”,后者的意思是一年365天中停电时间不能超过15分钟。而当大连与英特尔签约之后发现,按照国家电力建设体制,双回路供电需要缴纳双倍配套费。这个问题大连市当初没有考虑到,但英特尔认为合同中没有明确的附加费用不应该由自己承担。最后大连市研究决定由市里解决这笔资金的支付,仍然履行当时在供电标准上对英特尔的承诺,从瓦房店和丹东各输入了500万千瓦电路,形成双回路。
戴玉林看到英特尔内部的种种人性化管理方式,值得在全市进行推广。比如英特尔大连厂内的SO诊所为保护病人隐私实行的医患一对一就诊,厂房后门外停泊的救护车里备有应对骨折、心脏病和呼吸困难的医疗设备,办公楼各层都树立着一副易拉宝,提醒人们遇到以下情况拨打相应分机:身体不舒服、受伤、生病——OH 3120;紧急事务——SCC 5555;非紧急EHS事务——2027。
英特尔带我回家
“3年了,这里我来了N次,每次来我都特别有成就感。我这一辈子可能做了很多事,这件事我认为是一生当中最值得自豪的一件。”戴玉林在英特尔厂区崭新的办公大楼里与记者促膝而谈,“这个地方原来是一个荒芜的小村庄,今天在这工作的员工超过4000人,来自于不同的国家。我看到这里很多年轻人走来走去,他们不认识我是谁,但是我看见他们都非常亲切,因为当初是我们努力让英特尔落户到此,使他们在这里有一份薪水和工作,想在这里实现自己的抱负。当年如果这个事没谈成,小村庄还依然是小村庄。这是我比较感性的切身感受。”
确切地说,这个小村庄名叫董家沟。对于戴玉林这番话感触最深的英特尔员工可能得算李文一了。两年前加入英特尔的李文一在董家沟长大,大连厂厂区所在的位置就曾经是她上中学的地方,所以她在自我介绍时喜欢说自己是“本地人当中的本地人”。李文一曾留学澳大利亚,2007年英特尔宣布在大连投资建厂时,李文一的父母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正在纠结是否移民海外的女儿,李随后决定申请这份工作。她坦言,如果英特尔不落户自己的家乡,她很可能已经落户澳洲了。目前她在英特尔大连公司采购部负责亚洲区实验室和研发中心的设计和服务的采购工作,工作之余她会回到自己的小学母校去教孩子们英语和电脑,或者到海边捡垃圾、种树,给社区居民宣传环保与安全知识等。“很多中学同学不像我这么幸运,为了找一份好工作,要到大连以外的城市,他们很羡慕我能够留在家乡和父母在一起。”她说。
要放在以前,很难想象李文一这样学有所成的海外学子会为了天伦之乐选择回到家乡工作,因为那往往意味着不顾事业的发展。多数情况下,海外留学人才的第一选择是留在发达国家,即使回国也更倾向于去香港、北京、上海、深圳等国际大都市打拼。
但近两年来形势发生了变化,北、上、广、深等中国一线城市的生活和工作成本越来越大,以至于2009年以来中国罕见的出现白领“集体逃离北上广”的态势。另一方面,随着很多大外企转战成都、大连等二三线城市,并进入本地校园招聘,毕业生们在求职时不去一线城市挤独木桥,也能得到一份待遇优厚的外企工作。
年轻帅气的王博就是这么进入英特尔的。2008年夏天王博从长春理工大学本科毕业,大四找工作时英特尔来做第一次校园招聘,他立即投了简历。从面试到得到录用通知前后不到一周时间,王博还没反应过来就进入了原以为遥不可及的英特尔。
初入公司的王博对英特尔的企业文化不甚了解,上班第一天他穿得西装革履,同事告诉他“你可以回去换一下T恤、牛仔裤”。入职后的这两年,王博不断在接受培训,先是被送到上海浦东接受为期半年的关于英特尔文化以及工业工程方面的培训,再之后回到大连接受安全方面的培训,然后又被送到美国亚利桑那州英特尔总部接受技术培训。之后回到大连,到现在也还是在培训阶段。“现在我的工作一半是被别人培训,一半是培训其他的技术员。”王博说,“英特尔在人才培养方面的认真投入,使我感觉到进入这家公司非常幸运。”
如今,英特尔许多企业文化已经深深烙印在员工的习惯之中。比如在大连厂,记者见到所有的员工在步行上下楼梯时,均右手扶梯而行,这是为了安全和在紧急情况下的有序疏散。如果前来参观的客人没有这么做,迎面或身后都会马上有人提醒你。由于上下班坐班车时都被要求系上安全带,王博外出打出租时也会很自然的扎安全带,有一次临下车他见出租车司机看着自己笑而不语,原来是长期无人使用的安全带在他的白衬衫上留下了一道黑黑的印记。
尽管才26岁,但王博已经是英特尔大连厂生产制造部的一名生产主管,像他和李文一这样年轻的幸运儿,在英特尔大连厂还有很多。“我身边有许多同龄人,很多同事比我还年轻,我们是家年轻的工厂。”王博说。
“原先这个地方是农村,人们只能种地或以海为生,我们欢迎和鼓励英特尔这样的公司到这里投资,我的同事有很多都是大连本地人,包括我介绍前来应聘的。越来越多的现代企业来到这里,使这个地方的人生活变得宽广开阔。”李文一说,“虽然原来我就读的学校没有了,但拆迁后,我的母校搬到了设施更好更全的楼里。”
科必杰估计,60%—70%的大连厂员工来自当地。其实,当初大连给英特尔的条件与其他竞争城市相比并非最优惠的,英特尔看中大连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本地人才培养能力。后来英特尔方面告诉戴玉林,是大连20多所工科很强的大学和整个东北地区的100多所大学,吸引了英特尔。“英特尔在这个地方以后会有几千名员工,不可能都从国外或外地来,必须在本地找,本地没有人才培养能力不行。”戴玉林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大连能成为世界级的半导体人才基地之一。
二三线城市的新移民
全球金融危机让半导体行业受到巨大冲击,2008财年第四季度,英特尔净利润同比下滑90%。这让戴玉林一度非常担心大连厂的建设进度会被推迟。事实上他的担心属于多余,英特尔按照承诺将4.25亿美金当期投资按时到账。“英特尔在金融危机中采取的策略跟其他公司不一样,我们不仅继续投资,而且加快了芯片厂的建设。”科必杰说,“我们的创始人摩尔先生在1980年代就说,走出危机最好的办法是不断的投资,这一次英特尔也是这么做的。”
英特尔对付经济不景气的另一策略,是把产能向低成本地区转移,芯片巨头在这方面同样具有丰富经验。2009年1月,英特尔宣布关闭位于美国、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的5家工厂,影响员工数量约6000人。2月,英特尔将其位于上海浦东的封装测试工厂整合到成都工厂,约2000名英特尔员工受到影响。关闭工厂之后,英特尔在上海将专注于研发。
一年多过去,英特尔上海工厂的移动芯片产能超过50%已经移到了成都。更重要的还是员工安置。据英特尔介绍,2000名员工,由于家庭等原因大部分都选择留在上海,从英特尔获得了丰厚的离职补偿,也有20%选择留在英特尔,其中200多人整合到成都工厂,100多名员工去了大连。曾经是英特尔上海闪存工厂厂长的卞成刚,6个月前到成都就任英特尔成都芯片厂总经理。据他介绍,英特尔为了吸引上海员工搬到成都来,高级副总裁BrianKrzanich特批了很多权限,给员工提供的转移福利包括搬迁费用补偿、家属安置以及职位安排等,但他拒绝透露具体的条件。
而伴随着英特尔产能的挪移,中国的二、三线城市正在吸纳越来越多肤色各异的“老外”,以及一线城市人才的“倒流”。
英特尔大连厂工艺部部门经理黄小锋去年11月份从美国培训完回来,他曾经在摩托罗拉投建的中国第一个200毫米的8英寸芯片厂工作,在摩托罗拉干了7年后,2003年跳槽去了中芯国际,2008年被英特尔“挖”到大连,然后去美国亚利桑那培训,培训的地点竟然就是10年前在摩托罗拉培训的同一个地方。光头的黄小锋自称是个喜欢冒险的人,他曾经和妻子一路开车从北京到了拉萨,又从拉萨跑到林芝,然后绕巴松错湖转了一圈,从西藏回来的第三天发现汽车里边的皮带断了,空调风扇崩了,水箱也要爆了。“如果这事发生在唐古拉山口的话就麻烦了。”但黄小锋还是觉得有时候冒一些风险是值得的,比如跳槽来英特尔。为了来到这家业界最好的芯片公司,进入业界最完善的技术培训系统充电,他和太太,外加太太的一条狗,开着车就举家搬到了大连。
今年1月份他在大连金石滩买了一套房,现在尽管设备安装和工艺调试忙得晕头转向,下了班之后他还要跑到金石滩看看。“装修房子永远都不是一件轻松的事。”但他觉得不虚此行,“这里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学业规划方向,整体的团队建设很健康,大家每天都能学到新东西,每个人都知道我以后要做什么。”
现任大连厂物理运作经理的美国人亚伦·海乐已经在英特尔工作12年了,先后做过5种完全不同的工种,包括质量工程师、CPU研发人员、网络技术支持、物流采购等。当英特尔在美国进行大连厂的内部招聘时,他上网查了一下,发现那里是个非常美丽的海滨城市,这是他第一次到美国以外的地方工作。亚伦看上去很年轻,但他已经有两个分别为6岁和5岁的孩子。来大连前,他也经常到亚洲出差。“但是商务出差和你真正在一个地方生活是完全不一样的,跟我自己的预期也不一样,东北的文化、中国人的想法跟美国人很不一样。”拥有一名华裔太太的亚伦回忆说,两年前他刚来大连时,不习惯这里的交通,也采购不到很多生活用品,但现在这些问题都得到解决了,“你可以看到很多美国商店开张,现在我非常享受在中国的生活,我的家人也很开心,孩子们在这儿结交了来自德国、奥地利、韩国的小朋友,他俩讲的中文都比我好多了。”
与来自世界各地的英特尔员工融入中国一样,英特尔作为企业公民也在融入中国。2010年是英特尔进入中国25周年,在英特尔内部,这25年被分为三个阶段:1985—1995年,探路,感受中国;1996—2005年,起跑,认知中国;2006至今,深耕,融入中国。
“建立大连芯片厂,扩大成都厂投资和上海研发力量,支持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是我们第三阶段的主要战略,这个目标在今天可以说即将圆满完成。”戈峻说。
好事多磨的“姻缘”
大连厂在英特尔内部的编号是“FAB68”。英特尔为自己的芯片厂起名有一个规律,是以相同尾数为一个地区的工厂编号,比如在美国亚利桑那州的第一家工厂代号为12,第二家为22,最新的工厂为32。在以色列有8、18、28号厂。在准备给大连工厂编号时,英特尔查了全球的工厂代号,发现没有以9结尾的地区,所以一开始英特尔决定以“29”来命名大连工厂。但在做项目宣传的前一周,英特尔CEO欧德宁审查新闻稿时发现,29在中国是一个平常无奇的数字,他让大连厂总经理柯必杰询问中国同事,“能使中国人激动”的数字是什么。人们告诉他是88。但搞清楚88的内涵之后,英特尔内部又觉得“88太过张扬了”,所以最后确定用“68”。
“既代表我们工厂建设顺利,建起来后也能够发财,是一个很吉利的数字。”柯必杰对《商务周刊》说,“这是个完全真实的故事。”
但英特尔落户大连的过程可并不顺利。其实早在2005年,大连就曾竞标过英特尔一个投资5亿美元的分工厂项目,前后谈了半年多。戴玉林至今记得,2005年6月22日,时任英特尔中国区总裁陈伟锭和政府事务总监王黎,在一间会议室里告诉大连市长夏德仁和他,英特尔决定不选择大连,“我跟夏市长在那默默无语坐了好长时间,他也不说话、我也不说话”。
这之后峰回路转,大连获知英特尔又开始了芯片厂选址的消息。2005年9月英特尔CEO欧德宁来华访问,在北京西三环的香格里拉酒店举行宴会,但仅邀请了上海市和成都市的官员参加。戴玉林请兼任国务院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办公室主任的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张国宝出马帮忙,好容易得到面见欧德宁的机会,中间又遇到飞机晚点、转落天津,满头大汗的赶到北京见了欧德宁一面。会谈过程中,戴玉林此前苦学的半导体专业英语派上了用场,他听到欧德宁说了一个单词Forward翻译没有翻出来,他知道那是半导体“前端制造”的意思。事后他一打听,果然,欧德宁是说英特尔尽管放弃了在大连的项目,但可能在中国还有更大的计划,比如Forward。
“我希望的焰火立即重燃,马上打道回府组织我的原班人马研究如何把这个项目引入大连。”戴玉林说。
谈判的过程艰辛而有趣。戴玉林回忆说,英特尔发来了1000多个问题,让他们一条一条的回答。比如英特尔要求大连市提供男人和女人的平均身高,这个小小的要求居然难住了戴玉林,因为我们国家的统计局不统计身高。而且他也很纳闷,寻思英特尔想知道这个数据,莫不是为了员工“找对象的需要”?后来才知道这是考虑到欧美人身高和亚洲人不一样,相应的设备高度也要调整。最后戴玉林想起来做体检的医院可以找到身高数据,弄了2000多个样本才向英特尔“交了差”。
再比如英特尔让大连提供100年以内的地震资料。“中华人民共和国才成立60年,100年前不是俄国人就是日本人统治大连。”戴玉林后来去国家地震局查,一直查到500年前的明朝,最后查到历史上大连最大的一次地震是发生在清朝,震级5.1级。这个结果令英特尔很满意。
随着谈判过程的深入,大连方面对于英特尔这家公司的很多特质越来越认同。“它虽然很大很强,但不说大话也不张扬,管理层为人非常谦虚。而且企业内部非常平等,CEO连专门的车位也没有。”戴玉林说,同时他也深深体会到这家公司做事的严谨和通情达理,“并不是哪里的条件最优惠就选择哪里”。比如当时除了大连,几乎所有的中国候选城市都向英特尔承诺厂房用地实行“零地价”,这在中国并不合法,但作为很多地方招商引资的惯例,国家当时也没有追究。当英特尔向大连提出“零地价”条件时,戴玉林说:“零地价我也可以给你,但是我必须告诉你,这个不受法律保护,你作为一个上市公司,在中国拿了一块不属于中国法律允许的土地,一旦以后出现问题怎么办?”英特尔回去研究之后,主动提出按国家规定的最低土地转让价格标准来办。
再比如,英特尔提出要给自己的员工减免个人所得税,这在其他地方也可以通过财政返还来操作。但大连市对英特尔解释:“国家征收的个人所得税的减免不在我们权力范围内,你的员工来自于世界各国,在大连工作、生活,交个人所得税是他们的义务和责任,也是一种光荣。作为公司来讲,你没有权力剥夺人家这个光荣,阻止人家承担这个责任和义务。”英特尔研究之后也收回了此项要求。
一切谈妥之后,双方原定在2007年1月11日签约,但好事多磨,英特尔方面临到头还犹豫了两个月。事后大连方面得知,关键时刻英特尔内部还是有分歧和变数,一念之差双方就可能再次擦肩而过。好在两个月之后,大连与英特尔“终成眷属”,英特尔宣布在大连兴建芯片厂生产芯片组产品,即为晶圆刻上电路后运到成都厂进行封装测试,是成都厂的“前端”。戴玉林透露,当初大连与英特尔签订的框架协议中,还包括后续投资。柯必杰也表示,大连厂有能力向更高层的工艺过渡升级。
工作之余的柯必杰是一名作家,但现在他写的最多的是备忘录和会议纪要,根本无暇写作。他说:“如果今后我要写,我会从2005年8月份我第一次来大连考察开始,把我这5年来的经历留给我的孩子和孙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