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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8日。
成龙父亲房道龙的葬礼。
地球那边，成龙在澳大利亚向父亲最后告别，把父亲与已经去世
的母亲合葬在一起。
地球这边，成龙终于派助手一行5人去安徽老家，与同父异母的
大哥房仕德、二哥房仕胜进行祭祀活动。
至此，成龙的身世之谜公之于众。
10年前，本刊记者开始探究成龙身世之谜
在安徽芜湖市裕溪镇(与芜湖市区仅一江之隔)邮电所的职工宿舍区，记者找到了房仕德的家。57岁的房仕德是邮电所的一名退休工人，从外貌上看，他十分瘦弱，似乎有病。得知记者的来意之后，不善言辞的他连忙打电话叫回了在本镇小学当教师的小儿子，也就是成龙的小侄儿房武。
在房武的劝说之下，房仕德才向记者谈起了自己的身世——
父亲扛鸟枪出去没有回家，此后一直杳无音信
我记事时，记得自己家住龙窝村，家里有三间草屋。1948年，母亲丢下我和弟弟离开了人世。那年，我7岁，弟弟还不到3岁。记得母亲先是投水自杀，被救起后的当天夜里就断气死了。听大人说，母亲是得了治不好的妇科病，病痛折磨得她投水自杀了——就是不投水也活不了多久。
母亲死后，父亲把我送到舅舅家寄养，把弟弟送到姨奶奶家寄养，自己跑到上海打工。第二年，父亲从上海回来，把我和弟弟接回家中，我们父子三人在一起生活了几个月。那段日子，父亲在码头上扛包挣钱养我们，空闲时，他扛鸟枪带我们去打鸟。谁知有一天，他扛鸟枪出去没有回家，此后一直杳无音信。后来听村里人说，他逃到香港去了。
父亲走后，我和弟弟天天傍晚站在村口翘首盼望着父亲身背鸟枪的身影出现在田埂的土路上，天黑了，远处传来野兽的叫声，我和弟弟才哭着回到黑黢黢的家中，用父亲在家时买的柴火和米做点半生不熟的饭吃。不几天，米吃完了，没有办法，我只好领着3岁的弟弟去亲戚家要吃的。谁知亲戚们的脸全变了，见到我和弟弟，全躲开了，只有舅爹爹让我们进他的家，给我和弟弟一点儿吃的。可舅爹爹家也很穷，他自己一家人都无法活命，哪里还顾得上我们兄弟俩?!
一开始，我和弟弟太小，实在想不明白，父亲为什么要丢下我们逃到香港去?亲戚们为什么不理我们?后来，从大人嘴里知道父亲逃港是叛逃，是反革命行为，我和弟弟是他的儿子，当然受到牵连；亲戚们也受到了牵连，他们自身难保，害怕继续倒霉，哪里还敢公开接纳我和弟弟。
饿极了，每到村里人吃饭的时候，我和弟弟就扒在人家门口，馋馋地望着人家吃饭，好心的邻人看不过去就从口里省下一点儿给我和弟弟充饥。那时，村里人都缺口粮，日子长了，我和弟弟在村里难要到饭了。没有办法，白天我就带弟弟去外村要饭，晚上带他回家睡觉。后来，弟弟长大了一些，能认得回家的路了，我们就分头要饭，这样可以吃得稍微饱一点儿。
1954年的一场大水冲走了我和弟弟的安身之所——我家的三间草房，从此，我和弟弟只好露宿街头和村口。开头几年，姨奶奶还用破布旧棉花给我和弟弟缝一套棉衣，后来，她也无力帮助我和弟弟了，我和弟弟只得从垃圾堆里捡来破麻袋和破布围在身上抵挡寒风。日子久了，身上长满了虱子，晚上偎在草堆里就是不冷，虱子也咬得我俩无法睡觉。肚子又饿，虱子义咬，我和弟弟常常偎在一起哭泣到天亮；哭累了，天亮时打个盹儿起来再去要饭。
有三次，我差点儿见了阎王
第一次是，我借用一个渔民的腰盆(形似猪腰的木盆，一人坐在里面双手划桨，可在水上漂泊)，带着讨饭碗，准备划到一条江轮上去要饭。谁知腰盆快要接近轮船时，从轮船上掉下一根很粗的木头，木头从我的鼻梁尖落下，腰盆被打翻了，我的讨饭碗也落入了江中。我吓得连忙游到轮船上，一手抓着操纵杆一手抓住腰盆沿，把腰盆翻过来，小心翼翼地爬上去，使尽全身力气划回岸边。上岸后，我感到饥寒交迫。双腿发软，一下子瘫倒在地上，回想起刚才惊险的一幕，禁不住泪流满面：唉，逃命做什么，被木头砸死了多好，省得受罪……我哭啊哭啊，不知过了多久，我哭累了，想一想，不好，小弟还在等着我讨饭带给他吃，于是挣扎着爬起来，噙着泪水又去乞讨。
第二次是，我的腿上害了大痈疮，没有钱买药，又睡在脏地上，蚊子叮苍蝇咬，疮面越害越大，直到腿上的肉一块块地烂掉，露出白花花的骨头。那段日子，是弟弟讨饭带给我吃。他人小，为了能多时一点儿饭，人家让他说什么，他就说什么。有人故意问他：“你大大(即爸爸)回来过吗?说呀，说了我就给你饭吃。”弟弟一听，连忙说回来过，人家要是再问下去，他就顺着问话人的口气乱编。每当讨到了吃的，他就飞快地跑到我身边，让我先吃。到了晚上，弟弟看着我这条只剩下白花花骨头的腿，常常哭着对我说：“哥啊，你可不能死啊……你死了，叫我一个人怎么活啊……没有你陪着，我一个人不敢在外面睡觉……我怕狼把我叼去……要死，我和你一起去死……”为了救我，只有七八岁的弟弟去向父亲的亲友磕头，求他们救救我这个快要不行的哥哥。弟弟的诚心终于打动了我们的一个表姑，她把我送到镇上的一个医疗所，花了二元五角钱，买了一些药，弟弟每天按时将药搽在我的病腿上，渐渐地，疮口长出了新肉，接着又慢慢愈合了。为这二元五角钱，我和弟弟一直记着表姑的恩。
第三次，记得是1958年。那年，我已经17岁了。由于饥饿，我长得又瘦又矮，看上去只有10来岁，可我已经懂事，讨饭时总是不好意思张口，因此经常挨饿。弟弟人小心大，比我灵活，常常讨饭分给我吃。说起弟弟，我的心头至今仍在抽搐：娘死时，他太小，没有人照顾，后又跟着我讨饭，身体极弱，10来岁时，他的小便仍然失禁，下身围着的那块破布从来没有干过。这年春天，我和弟弟身上的虱子成团，虱子吸血使我们的脸色蜡黄蜡黄。晚上，我们被虱子咬得无法入睡，常常相拥着哭泣到天明。天亮后，弟弟眨一会儿眼就去讨饭。我呢，出去常常讨不到饭——人家见我这么大，不愿给。那年春天，我和弟弟躲在生产队的一间空屋里过夜。一天，弟弟出去要饭了，我一个人坐在屋角里想心事：弟弟大了，能独自讨饭了，我呢，反而要他讨饭养活；这人不人鬼不鬼的日子何日是个头?活下去，我感到实在不是滋味，不如像娘那样，一了百了……我发现屋里有一根草绳，再看了一眼只有一人多高的横梁，找到了自尽的办法。可当我拿起草绳往横梁上挂时，我突然想起了父亲，禁不住痛哭起来，我边哭边喃喃自语：“大大，你和娘生下了我们，却又不把我们养大成人；就是小鸡，也要老鸡带着觅食啊!可你，丢下我和弟弟自己跑到香港，让我和弟弟替你受罪，你真是太狠心了!这罪，我已整整受了10年!我实在是受不了了……大大，你知道吗?你这一跑，给 你的两个年幼的儿子带来的是怎样的灾难?你让我们吃尽了人间的苦，受尽了人间的难……我不想活啦……我要去找娘，我要去找娘……”我用绳子套住了脖子，双脚一蹬，踢倒了垫脚的土坯。就在这时，弟弟回来了，他见我这样，连忙扑上来一把抱住我的双脚，大声哭喊着：“哥哥呀，你不能死!哥哥，我讨饭养活你呀!哥哥，大大在香港，我俩一定要等他回来，一定要等他回来呀!”就这样，我被弟弟救了下来。
人们常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我觉得这话有一定的道理。最后救我们弟兄俩的还是党和政府。
1958年，政府在我们龙窝村办起了鱼苗养殖场，我和弟弟进场当了工人，从此有了正常的工资收入，过上了比当地农民还要好的生活。
1962年，经人介绍，我和当地的一个农村姑娘结婚成家……
在原国务院副总理吴学谦的帮助下父亲终于找到了我和弟弟
1966年，鱼苗场被撤销后，房仕德和弟弟房仕胜(他俩小时没有名字，人们称大的为大化，称小的为小化；参加工作后，他们按辈分取了大名)分开了，哥哥房仕德被分到繁昌县小煤窑工作，弟弟房仕胜被分到广德县养殖场工作，虽都在皖南，但两地相距有好几百里。
1976年，房仕德调回离家近的裕溪镇邮电所工作。弟弟房仕胜至今仍在广德。
房仕德告诉记者，他的父亲房道龙，是这样找到他和弟弟的——
1978年的一天，我原来工作单位——繁昌县煤窑场的政工组长打电话到邮电所找我，让我立即去煤窑场拿东西。我去了，拿到的却是一封内容只有18个字的信：房道龙寻找芜湖沈巷龙窝村的大化和小化。
短短的一封信让我惊奇不已：天哪!这不是我父亲的名字吗?是他写的信?他还活在世上?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政工组长见我心存疑惑，便将事情的原委告诉了我。原来，父亲当时在我国驻澳大利亚大使馆当厨师，国务院吴总理吴学谦访问澳大利亚时与父亲有过接触，父亲写下这封信，请吴学谦副总理捎回国帮助寻找我和弟弟的下落。这封信几经辗转，先是落到和县，可县里一查，龙窝村早在办鱼苗场时就撤销了，村民已被分散到皖南八县，没有人知道大化和小化这两个孩子的下落。后来，这信又转回到芜湖市外事办，外事办的人在皖南一个县一个县地查找，终于在煤窑场找到了我的下落。
听完政工组长的介绍，我再一次盯着信纸上的18个字，反反复复地看了十几遍：他要寻找大化和小化，大化和小化不正是我和弟弟的小名么?没有错，是父亲写来的信!父亲还活着!他寻找我和弟弟来了!往事涌上心头，我顾不上在场的政工组长，情不自禁地失声痛哭起来。
我连忙把这一喜讯告诉了弟弟。按着信封上的地址，我给父亲回了一封长信。很快，父亲来信了，说是仅凭我写的那封信，他还不能认定我就是他的儿子大化，他要我写出他离开家之前的情况，并附上照片寄给他。我又给他写了一封信，在信中，我回忆了他背鸟枪带我和弟弟打鸟的情景，回忆了母亲去世后，他把我和弟弟送到亲戚家抚养的情况，并附上了我和弟弟的两家合影。不久，父亲又来信了，他说，看了我这封信，他认定我和弟弟就是他丢失多年的儿子大化和小化!
1985年，我和父亲在信中约定，他来广州，我和弟弟去广州和他见面。失散36年的父子就要见面了，我和弟弟的心情真是难以形容：父亲，就是这个父亲，他在我们最需要父母照顾的年龄丢弃了我们，使我们受到牵连，尝尽了人间的辛酸。现在，我们就要去见他——他就是我和弟弟小时候，天天傍晚在村口跟巴巴等候的亲人；他就是我和弟弟在乞讨的日子里，依偎着睡在街头寒风中梦里常常见到的亲人；他就是我少年时因生活所迫欲自杀时出现在我眼前的亲人!是的，他是我的父亲，我的血管里流动着他的血，还有，他曾经养育了我8年，养育了弟弟3年。尽管，他在我们需要他的时候走了，让我们吃尽了苦，受尽了罪，可血毕竟浓于水!36年了，我们就要见到父亲了!
到了广州，在火车站的出口处，我的大儿子一眼就从人群里认出了他的爷爷——一个头发花白的老人(此前父亲寄来过照片)。我和弟弟一下子愣在那里，眼睛直直地盯着眼前这个头发花白的陌生老人；老人也站在那里，呆呆地望着我和弟弟。这就是36年前带我和弟弟打鸟的大大么?可怎么看也看不出当年的样子；再细细一看，我终于发现他的眼睛和眉毛还留下了当年的痕迹——于是，我情不白禁地移步上前，父亲也移步向我走来，近了近了，我激动得喊出了36年前对他的称呼：“大大……”弟弟也跟着叫了起来。我们父子仨紧紧地抱在一起，哽咽着，谁也说不出话来，只有泪水顺着各自的脸颊流到了一起……
失散36年的父子互诉离情
36年啊，人生能有几个36年?父亲已从身背鸟枪的黑发青年变成了头发花白的老人，两个儿子也从不谙人事的幼年走到了脸上刻满沧桑的中年。从见面的那一刻起，大儿子房仕德就在心里作了决定：他要动员弟弟和他一起将童年的苦难历史深深埋在心底，不告诉父亲，并要求家人也必须这样做。
这个经历了过多磨难的汉子，心地极其善良。他作出这个决定的理由是，自己能在有生之年见到失散的父亲，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他不想向命运强求更多；更重要的是，他不想让年已古稀的父亲因为过去的往事心灵上受到严重的创伤……弟弟赞同他的想法，两家人始终都没有将上述有关情况告诉房道龙。
在广州见面的当天晚上，父子三人倾诉了整整一夜。他们说一阵，哭一阵；哭一阵，说一阵……36年的人生悲喜，流淌在重逢后的父子心间；36年的人生坎坷，撞击着重逢后的父子心灵。
也就在这天晚上，房道龙第一次向失散了36年的长子房仕德和次子房仕胜诉说了当年自己离家出走的原因——
妻子(即房仕德和房仕胜的母亲)死后。房道龙去上海谋生，在那里，他认识了一个同乡，和他老家隔河相望的无为县二坝镇田沟村的一名女子。
这人后来成为他的第二任妻子[当时，房仕德记不住继母的名字，其实，她的继母叫陈莉莉]，即成龙的生母。当时，她的丈夫被日本人的炸弹炸死了，留下了两个女儿，母女三人在上海苦度日月。由于同命相怜，他们由相帮到相爱。房道龙本想与她在上海组成家庭，将丢在沈巷的两个儿子接去一起生活。谁知后妻在外国领事馆的一个亲戚牵连了他，他怕出事，先是独自躲回老家和两个儿子生活了半年，接着在后妻亲戚的帮助下逃到了香港。在香港，他改为母姓，更名为陈志平，在美国驻港领事馆找到了一份当厨师的工作。不久，后妻来到香港，为了生存，她也在这个领事馆里帮佣。而她与前夫所生的两个女儿则被留在了内地。
1954年，陈莉莉为他又生下一个儿子。儿子难产，妻子住院欠下了一大 笔医疗费。为了还债，陈志平曾想以1500元港币将这个儿子卖掉。为难之时，好友于占元向他伸出了援助之手，并劝他留下了这个儿子。他为这个儿子取名为陈港生。5岁吋，港生进南华小学念书，不料书未读成，却以专打欺负中国学生的洋学生而成为同学心目中的英雄。
陈志平的父亲，也就是成龙的祖父，当年就是村里有名的大力士。陈志平自幼随父习武，后来一直练武。到香港后，他结识了武术大师于占元。港生从小跟随父亲练武，父亲欲卖他时是于占元救下了他，因此，他认于占元为义父。陈志平见儿子港生学业上毫无长进，只好送他到好友于占元开设的戏剧学校学艺。7岁时，港生改名为元龙，开始了习武生涯。他肯吃苦，每日6时起床，跑步、游泳、习武、风雨无阻，除基本功外，还练拳舞刀，白天习武，晚上到荔园游乐场演戏。不久，元龙就成了戏班的七大台柱——“七小福”之一。8岁时，元龙初上银幕，先在《小黄天霸》中跑龙套，后在李翰祥执导的《梁山伯与祝英台》以及《金瓶五艳》中饰书童与郓哥。他在《秦香莲》中饰冬哥时，还表现出他演文戏的潜能。
在这期间，陈志平随妻去澳大利亚谋生，元龙留在香港由义父于占元照顾。
1971年，元龙结束了十年戏校生活，最初，他只为大明星做做替身，跑跑龙套。第二年，他主演了《顶天立地》、《广东小老虎》。李小龙逝世后，各大电影公司急于寻找功夫棒、身手好的演员来顶替李小龙的位置。元龙因武功出众被罗维电影公司看中，从此改艺名为成龙。
随着儿子成龙在事业上的成功，陈志平和妻子的生活也得到了一定的改善。但陈志平仍在我国驻澳大利亚大使馆里当厨师，他的妻子也仍在大使馆里当烫洗工，老两口一直干到退休。陈志平告诉孙子房武，他的小叔成龙曾给奶奶买过一只金表。奶奶舍不得戴在手腕上，只是在思念儿子时才拿出来戴在胳膊上，外面再罩上衣服。
“故乡的山，故乡的水，故乡有我童年的足迹……”为了寻梦，退休之后的陈志平几乎每隔两三年就回故乡小住一段，和这里的儿孙们共享天伦之乐。儿孙们给了他真挚的孝敬，家乡人给了他真挚的亲情，这一切都深深地慰藉着他的心灵。使他在浓浓亲情中安度着晚年……
1994年，房道龙老人又一次回到了自己的出生地——长江边上的房桥村。这一次，他做了一件他认为第一重要的大事：出钱资助，修缮《房氏宗谱》!也就在这次修谱中，房道龙把他的小儿子成龙也修进了《房氏宗谱》。
1998年一个春雨霏霏的日子，记者在和县沈巷镇镇政府有关负责同志的陪同下，来到房桥村。
在村民房淑江的家中，记者翻阅了《房氏宗谱》，上面果然载有：房道龙与原配生有两子房仕德、房仕胜；原配病逝后，在香港续弦生有一子房仕龙，现名成龙。家谱中还影印了父亲房道龙与儿子成龙的肖像。
房淑江告诉记者，这《房氏宗谱》是1994年房道龙回来探亲时出钱修的。那次回来，他还在招待所宴请了众乡亲，与乡亲们拍了许多合影照片。说话间有一位四十多岁的男性村民已从家中取来了房道龙与乡亲们的合影照片。房淑江边翻宗谱边向记者介绍，房桥村这支房氏后裔是从山东移居此地，唐代的宰相房玄龄是他们的祖先；据宗谱记载，成龙是19世，他本人是20世，按辈分他应叫成龙为叔叔。
73岁的房桥村村民房道伟告诉记者：“道龙比我年长10岁，他年轻时耍鸟枪玩武术在这一带很出名。后来，他全家搬到离这里有几里远的龙窝村居住，我和他来往就少了。前些年。他几次从国外回来探亲都来看我，我们谈得好不亲热哟!”
是啊，乡情浓浓，怎么能不亲热?!记者采访时，房道伟还连连念叨：“下次道龙回来，我可要劝他，房桥村的这一切，他该跟小儿子成龙好好说说啦!”
龙爸爸去世后，祭祀活动同时在地球两边进行
得知父亲去世的消息后，房仕德、房仕胜两兄弟非常悲伤。他们最大的遗憾就是没能陪父亲走完生命里的最后一段时光，“去年国庆节我还按他留下的号码打过电话去澳大利亚，想问问他的身体情况，但一直打不通；有一次虽然打通了，但那边一开口就是英语，我也听不懂。”兄弟俩急着要为父亲送上最后一程，却苦于联系不上成龙而无法成行。万般无奈之下，他们只好求助新闻媒体。然而，令两兄弟气愤的是，有些人对他们的身世表示怀疑，甚至认为他们另有所图。对此，年近古稀的房仕德淡然地说：“能从当初的两个苦孩子熬到现在儿孙满堂，我觉得值了，很多事情也看开了。”
“现在我们家的生活不能说有多好吧，比比别人也不差些。我每个月有1000多块钱的退休工资，完全够我和老伴生活了。孩子们也都成家立业了，个个都有一份比较稳定的工作，我还图什么?”房仕德说。虽然与三弟成龙在生活上有着很大的差距，但自己很满足目前的生活。“我从来没觉得成龙是我弟弟，我就应该怎么怎么样了。”
房道龙生前曾几次回老家小住，每次都会说起成龙，家人也曾当面问过他成龙会不会回家看看，房道龙的回答简单得很，就是成龙很忙，顾不上。“现在父亲去世了，我们全家人最大的希望就是三弟能抽出时间回家看看。虽然我们不是一母所生，但兄弟情分是假不了的。”
事实上，在房仕德、房仕胜哥俩与父亲房道龙相认之后，2002年2月20日，成龙在曼谷和影迷聚餐时。首度坦承了自己的身世，他承认了自己的本名其实不是“陈港生”，而是“房仕龙”!族谱上还写着他的名字。他父亲在逃难要饭时不想让人家知道自己姓房，才改姓了陈。2004年初，成龙让其儿子陈祖名认祖归宗并在媒体亮相。更名为房祖名。成龙自己也准备有朝一日改回“房”姓。
由于迟迟没有等到成龙的电话，房仕德、房仕胜兄弟决定在家里为父亲举行祭祀活动。成龙得知消息后，在澳大利亚堪培拉为父亲举行葬礼的同时，专门派人赶往芜湖。参加安徽房氏族人对房道龙的祭祀活动。此外，成龙还透露，稍后会将父母的骨灰送回安徽乡下安葬，好让父母认祖归宗。
成龙兄弟团圆的日子不远了!
(责编 陶仁勘)
成龙父亲房道龙的葬礼。
地球那边，成龙在澳大利亚向父亲最后告别，把父亲与已经去世
的母亲合葬在一起。
地球这边，成龙终于派助手一行5人去安徽老家，与同父异母的
大哥房仕德、二哥房仕胜进行祭祀活动。
至此，成龙的身世之谜公之于众。
10年前，本刊记者开始探究成龙身世之谜
在安徽芜湖市裕溪镇(与芜湖市区仅一江之隔)邮电所的职工宿舍区，记者找到了房仕德的家。57岁的房仕德是邮电所的一名退休工人，从外貌上看，他十分瘦弱，似乎有病。得知记者的来意之后，不善言辞的他连忙打电话叫回了在本镇小学当教师的小儿子，也就是成龙的小侄儿房武。
在房武的劝说之下，房仕德才向记者谈起了自己的身世——
父亲扛鸟枪出去没有回家，此后一直杳无音信
我记事时，记得自己家住龙窝村，家里有三间草屋。1948年，母亲丢下我和弟弟离开了人世。那年，我7岁，弟弟还不到3岁。记得母亲先是投水自杀，被救起后的当天夜里就断气死了。听大人说，母亲是得了治不好的妇科病，病痛折磨得她投水自杀了——就是不投水也活不了多久。
母亲死后，父亲把我送到舅舅家寄养，把弟弟送到姨奶奶家寄养，自己跑到上海打工。第二年，父亲从上海回来，把我和弟弟接回家中，我们父子三人在一起生活了几个月。那段日子，父亲在码头上扛包挣钱养我们，空闲时，他扛鸟枪带我们去打鸟。谁知有一天，他扛鸟枪出去没有回家，此后一直杳无音信。后来听村里人说，他逃到香港去了。
父亲走后，我和弟弟天天傍晚站在村口翘首盼望着父亲身背鸟枪的身影出现在田埂的土路上，天黑了，远处传来野兽的叫声，我和弟弟才哭着回到黑黢黢的家中，用父亲在家时买的柴火和米做点半生不熟的饭吃。不几天，米吃完了，没有办法，我只好领着3岁的弟弟去亲戚家要吃的。谁知亲戚们的脸全变了，见到我和弟弟，全躲开了，只有舅爹爹让我们进他的家，给我和弟弟一点儿吃的。可舅爹爹家也很穷，他自己一家人都无法活命，哪里还顾得上我们兄弟俩?!
一开始，我和弟弟太小，实在想不明白，父亲为什么要丢下我们逃到香港去?亲戚们为什么不理我们?后来，从大人嘴里知道父亲逃港是叛逃，是反革命行为，我和弟弟是他的儿子，当然受到牵连；亲戚们也受到了牵连，他们自身难保，害怕继续倒霉，哪里还敢公开接纳我和弟弟。
饿极了，每到村里人吃饭的时候，我和弟弟就扒在人家门口，馋馋地望着人家吃饭，好心的邻人看不过去就从口里省下一点儿给我和弟弟充饥。那时，村里人都缺口粮，日子长了，我和弟弟在村里难要到饭了。没有办法，白天我就带弟弟去外村要饭，晚上带他回家睡觉。后来，弟弟长大了一些，能认得回家的路了，我们就分头要饭，这样可以吃得稍微饱一点儿。
1954年的一场大水冲走了我和弟弟的安身之所——我家的三间草房，从此，我和弟弟只好露宿街头和村口。开头几年，姨奶奶还用破布旧棉花给我和弟弟缝一套棉衣，后来，她也无力帮助我和弟弟了，我和弟弟只得从垃圾堆里捡来破麻袋和破布围在身上抵挡寒风。日子久了，身上长满了虱子，晚上偎在草堆里就是不冷，虱子也咬得我俩无法睡觉。肚子又饿，虱子义咬，我和弟弟常常偎在一起哭泣到天亮；哭累了，天亮时打个盹儿起来再去要饭。
有三次，我差点儿见了阎王
第一次是，我借用一个渔民的腰盆(形似猪腰的木盆，一人坐在里面双手划桨，可在水上漂泊)，带着讨饭碗，准备划到一条江轮上去要饭。谁知腰盆快要接近轮船时，从轮船上掉下一根很粗的木头，木头从我的鼻梁尖落下，腰盆被打翻了，我的讨饭碗也落入了江中。我吓得连忙游到轮船上，一手抓着操纵杆一手抓住腰盆沿，把腰盆翻过来，小心翼翼地爬上去，使尽全身力气划回岸边。上岸后，我感到饥寒交迫。双腿发软，一下子瘫倒在地上，回想起刚才惊险的一幕，禁不住泪流满面：唉，逃命做什么，被木头砸死了多好，省得受罪……我哭啊哭啊，不知过了多久，我哭累了，想一想，不好，小弟还在等着我讨饭带给他吃，于是挣扎着爬起来，噙着泪水又去乞讨。
第二次是，我的腿上害了大痈疮，没有钱买药，又睡在脏地上，蚊子叮苍蝇咬，疮面越害越大，直到腿上的肉一块块地烂掉，露出白花花的骨头。那段日子，是弟弟讨饭带给我吃。他人小，为了能多时一点儿饭，人家让他说什么，他就说什么。有人故意问他：“你大大(即爸爸)回来过吗?说呀，说了我就给你饭吃。”弟弟一听，连忙说回来过，人家要是再问下去，他就顺着问话人的口气乱编。每当讨到了吃的，他就飞快地跑到我身边，让我先吃。到了晚上，弟弟看着我这条只剩下白花花骨头的腿，常常哭着对我说：“哥啊，你可不能死啊……你死了，叫我一个人怎么活啊……没有你陪着，我一个人不敢在外面睡觉……我怕狼把我叼去……要死，我和你一起去死……”为了救我，只有七八岁的弟弟去向父亲的亲友磕头，求他们救救我这个快要不行的哥哥。弟弟的诚心终于打动了我们的一个表姑，她把我送到镇上的一个医疗所，花了二元五角钱，买了一些药，弟弟每天按时将药搽在我的病腿上，渐渐地，疮口长出了新肉，接着又慢慢愈合了。为这二元五角钱，我和弟弟一直记着表姑的恩。
第三次，记得是1958年。那年，我已经17岁了。由于饥饿，我长得又瘦又矮，看上去只有10来岁，可我已经懂事，讨饭时总是不好意思张口，因此经常挨饿。弟弟人小心大，比我灵活，常常讨饭分给我吃。说起弟弟，我的心头至今仍在抽搐：娘死时，他太小，没有人照顾，后又跟着我讨饭，身体极弱，10来岁时，他的小便仍然失禁，下身围着的那块破布从来没有干过。这年春天，我和弟弟身上的虱子成团，虱子吸血使我们的脸色蜡黄蜡黄。晚上，我们被虱子咬得无法入睡，常常相拥着哭泣到天明。天亮后，弟弟眨一会儿眼就去讨饭。我呢，出去常常讨不到饭——人家见我这么大，不愿给。那年春天，我和弟弟躲在生产队的一间空屋里过夜。一天，弟弟出去要饭了，我一个人坐在屋角里想心事：弟弟大了，能独自讨饭了，我呢，反而要他讨饭养活；这人不人鬼不鬼的日子何日是个头?活下去，我感到实在不是滋味，不如像娘那样，一了百了……我发现屋里有一根草绳，再看了一眼只有一人多高的横梁，找到了自尽的办法。可当我拿起草绳往横梁上挂时，我突然想起了父亲，禁不住痛哭起来，我边哭边喃喃自语：“大大，你和娘生下了我们，却又不把我们养大成人；就是小鸡，也要老鸡带着觅食啊!可你，丢下我和弟弟自己跑到香港，让我和弟弟替你受罪，你真是太狠心了!这罪，我已整整受了10年!我实在是受不了了……大大，你知道吗?你这一跑，给 你的两个年幼的儿子带来的是怎样的灾难?你让我们吃尽了人间的苦，受尽了人间的难……我不想活啦……我要去找娘，我要去找娘……”我用绳子套住了脖子，双脚一蹬，踢倒了垫脚的土坯。就在这时，弟弟回来了，他见我这样，连忙扑上来一把抱住我的双脚，大声哭喊着：“哥哥呀，你不能死!哥哥，我讨饭养活你呀!哥哥，大大在香港，我俩一定要等他回来，一定要等他回来呀!”就这样，我被弟弟救了下来。
人们常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我觉得这话有一定的道理。最后救我们弟兄俩的还是党和政府。
1958年，政府在我们龙窝村办起了鱼苗养殖场，我和弟弟进场当了工人，从此有了正常的工资收入，过上了比当地农民还要好的生活。
1962年，经人介绍，我和当地的一个农村姑娘结婚成家……
在原国务院副总理吴学谦的帮助下父亲终于找到了我和弟弟
1966年，鱼苗场被撤销后，房仕德和弟弟房仕胜(他俩小时没有名字，人们称大的为大化，称小的为小化；参加工作后，他们按辈分取了大名)分开了，哥哥房仕德被分到繁昌县小煤窑工作，弟弟房仕胜被分到广德县养殖场工作，虽都在皖南，但两地相距有好几百里。
1976年，房仕德调回离家近的裕溪镇邮电所工作。弟弟房仕胜至今仍在广德。
房仕德告诉记者，他的父亲房道龙，是这样找到他和弟弟的——
1978年的一天，我原来工作单位——繁昌县煤窑场的政工组长打电话到邮电所找我，让我立即去煤窑场拿东西。我去了，拿到的却是一封内容只有18个字的信：房道龙寻找芜湖沈巷龙窝村的大化和小化。
短短的一封信让我惊奇不已：天哪!这不是我父亲的名字吗?是他写的信?他还活在世上?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政工组长见我心存疑惑，便将事情的原委告诉了我。原来，父亲当时在我国驻澳大利亚大使馆当厨师，国务院吴总理吴学谦访问澳大利亚时与父亲有过接触，父亲写下这封信，请吴学谦副总理捎回国帮助寻找我和弟弟的下落。这封信几经辗转，先是落到和县，可县里一查，龙窝村早在办鱼苗场时就撤销了，村民已被分散到皖南八县，没有人知道大化和小化这两个孩子的下落。后来，这信又转回到芜湖市外事办，外事办的人在皖南一个县一个县地查找，终于在煤窑场找到了我的下落。
听完政工组长的介绍，我再一次盯着信纸上的18个字，反反复复地看了十几遍：他要寻找大化和小化，大化和小化不正是我和弟弟的小名么?没有错，是父亲写来的信!父亲还活着!他寻找我和弟弟来了!往事涌上心头，我顾不上在场的政工组长，情不自禁地失声痛哭起来。
我连忙把这一喜讯告诉了弟弟。按着信封上的地址，我给父亲回了一封长信。很快，父亲来信了，说是仅凭我写的那封信，他还不能认定我就是他的儿子大化，他要我写出他离开家之前的情况，并附上照片寄给他。我又给他写了一封信，在信中，我回忆了他背鸟枪带我和弟弟打鸟的情景，回忆了母亲去世后，他把我和弟弟送到亲戚家抚养的情况，并附上了我和弟弟的两家合影。不久，父亲又来信了，他说，看了我这封信，他认定我和弟弟就是他丢失多年的儿子大化和小化!
1985年，我和父亲在信中约定，他来广州，我和弟弟去广州和他见面。失散36年的父子就要见面了，我和弟弟的心情真是难以形容：父亲，就是这个父亲，他在我们最需要父母照顾的年龄丢弃了我们，使我们受到牵连，尝尽了人间的辛酸。现在，我们就要去见他——他就是我和弟弟小时候，天天傍晚在村口跟巴巴等候的亲人；他就是我和弟弟在乞讨的日子里，依偎着睡在街头寒风中梦里常常见到的亲人；他就是我少年时因生活所迫欲自杀时出现在我眼前的亲人!是的，他是我的父亲，我的血管里流动着他的血，还有，他曾经养育了我8年，养育了弟弟3年。尽管，他在我们需要他的时候走了，让我们吃尽了苦，受尽了罪，可血毕竟浓于水!36年了，我们就要见到父亲了!
到了广州，在火车站的出口处，我的大儿子一眼就从人群里认出了他的爷爷——一个头发花白的老人(此前父亲寄来过照片)。我和弟弟一下子愣在那里，眼睛直直地盯着眼前这个头发花白的陌生老人；老人也站在那里，呆呆地望着我和弟弟。这就是36年前带我和弟弟打鸟的大大么?可怎么看也看不出当年的样子；再细细一看，我终于发现他的眼睛和眉毛还留下了当年的痕迹——于是，我情不白禁地移步上前，父亲也移步向我走来，近了近了，我激动得喊出了36年前对他的称呼：“大大……”弟弟也跟着叫了起来。我们父子仨紧紧地抱在一起，哽咽着，谁也说不出话来，只有泪水顺着各自的脸颊流到了一起……
失散36年的父子互诉离情
36年啊，人生能有几个36年?父亲已从身背鸟枪的黑发青年变成了头发花白的老人，两个儿子也从不谙人事的幼年走到了脸上刻满沧桑的中年。从见面的那一刻起，大儿子房仕德就在心里作了决定：他要动员弟弟和他一起将童年的苦难历史深深埋在心底，不告诉父亲，并要求家人也必须这样做。
这个经历了过多磨难的汉子，心地极其善良。他作出这个决定的理由是，自己能在有生之年见到失散的父亲，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他不想向命运强求更多；更重要的是，他不想让年已古稀的父亲因为过去的往事心灵上受到严重的创伤……弟弟赞同他的想法，两家人始终都没有将上述有关情况告诉房道龙。
在广州见面的当天晚上，父子三人倾诉了整整一夜。他们说一阵，哭一阵；哭一阵，说一阵……36年的人生悲喜，流淌在重逢后的父子心间；36年的人生坎坷，撞击着重逢后的父子心灵。
也就在这天晚上，房道龙第一次向失散了36年的长子房仕德和次子房仕胜诉说了当年自己离家出走的原因——
妻子(即房仕德和房仕胜的母亲)死后。房道龙去上海谋生，在那里，他认识了一个同乡，和他老家隔河相望的无为县二坝镇田沟村的一名女子。
这人后来成为他的第二任妻子[当时，房仕德记不住继母的名字，其实，她的继母叫陈莉莉]，即成龙的生母。当时，她的丈夫被日本人的炸弹炸死了，留下了两个女儿，母女三人在上海苦度日月。由于同命相怜，他们由相帮到相爱。房道龙本想与她在上海组成家庭，将丢在沈巷的两个儿子接去一起生活。谁知后妻在外国领事馆的一个亲戚牵连了他，他怕出事，先是独自躲回老家和两个儿子生活了半年，接着在后妻亲戚的帮助下逃到了香港。在香港，他改为母姓，更名为陈志平，在美国驻港领事馆找到了一份当厨师的工作。不久，后妻来到香港，为了生存，她也在这个领事馆里帮佣。而她与前夫所生的两个女儿则被留在了内地。
1954年，陈莉莉为他又生下一个儿子。儿子难产，妻子住院欠下了一大 笔医疗费。为了还债，陈志平曾想以1500元港币将这个儿子卖掉。为难之时，好友于占元向他伸出了援助之手，并劝他留下了这个儿子。他为这个儿子取名为陈港生。5岁吋，港生进南华小学念书，不料书未读成，却以专打欺负中国学生的洋学生而成为同学心目中的英雄。
陈志平的父亲，也就是成龙的祖父，当年就是村里有名的大力士。陈志平自幼随父习武，后来一直练武。到香港后，他结识了武术大师于占元。港生从小跟随父亲练武，父亲欲卖他时是于占元救下了他，因此，他认于占元为义父。陈志平见儿子港生学业上毫无长进，只好送他到好友于占元开设的戏剧学校学艺。7岁时，港生改名为元龙，开始了习武生涯。他肯吃苦，每日6时起床，跑步、游泳、习武、风雨无阻，除基本功外，还练拳舞刀，白天习武，晚上到荔园游乐场演戏。不久，元龙就成了戏班的七大台柱——“七小福”之一。8岁时，元龙初上银幕，先在《小黄天霸》中跑龙套，后在李翰祥执导的《梁山伯与祝英台》以及《金瓶五艳》中饰书童与郓哥。他在《秦香莲》中饰冬哥时，还表现出他演文戏的潜能。
在这期间，陈志平随妻去澳大利亚谋生，元龙留在香港由义父于占元照顾。
1971年，元龙结束了十年戏校生活，最初，他只为大明星做做替身，跑跑龙套。第二年，他主演了《顶天立地》、《广东小老虎》。李小龙逝世后，各大电影公司急于寻找功夫棒、身手好的演员来顶替李小龙的位置。元龙因武功出众被罗维电影公司看中，从此改艺名为成龙。
随着儿子成龙在事业上的成功，陈志平和妻子的生活也得到了一定的改善。但陈志平仍在我国驻澳大利亚大使馆里当厨师，他的妻子也仍在大使馆里当烫洗工，老两口一直干到退休。陈志平告诉孙子房武，他的小叔成龙曾给奶奶买过一只金表。奶奶舍不得戴在手腕上，只是在思念儿子时才拿出来戴在胳膊上，外面再罩上衣服。
“故乡的山，故乡的水，故乡有我童年的足迹……”为了寻梦，退休之后的陈志平几乎每隔两三年就回故乡小住一段，和这里的儿孙们共享天伦之乐。儿孙们给了他真挚的孝敬，家乡人给了他真挚的亲情，这一切都深深地慰藉着他的心灵。使他在浓浓亲情中安度着晚年……
1994年，房道龙老人又一次回到了自己的出生地——长江边上的房桥村。这一次，他做了一件他认为第一重要的大事：出钱资助，修缮《房氏宗谱》!也就在这次修谱中，房道龙把他的小儿子成龙也修进了《房氏宗谱》。
1998年一个春雨霏霏的日子，记者在和县沈巷镇镇政府有关负责同志的陪同下，来到房桥村。
在村民房淑江的家中，记者翻阅了《房氏宗谱》，上面果然载有：房道龙与原配生有两子房仕德、房仕胜；原配病逝后，在香港续弦生有一子房仕龙，现名成龙。家谱中还影印了父亲房道龙与儿子成龙的肖像。
房淑江告诉记者，这《房氏宗谱》是1994年房道龙回来探亲时出钱修的。那次回来，他还在招待所宴请了众乡亲，与乡亲们拍了许多合影照片。说话间有一位四十多岁的男性村民已从家中取来了房道龙与乡亲们的合影照片。房淑江边翻宗谱边向记者介绍，房桥村这支房氏后裔是从山东移居此地，唐代的宰相房玄龄是他们的祖先；据宗谱记载，成龙是19世，他本人是20世，按辈分他应叫成龙为叔叔。
73岁的房桥村村民房道伟告诉记者：“道龙比我年长10岁，他年轻时耍鸟枪玩武术在这一带很出名。后来，他全家搬到离这里有几里远的龙窝村居住，我和他来往就少了。前些年。他几次从国外回来探亲都来看我，我们谈得好不亲热哟!”
是啊，乡情浓浓，怎么能不亲热?!记者采访时，房道伟还连连念叨：“下次道龙回来，我可要劝他，房桥村的这一切，他该跟小儿子成龙好好说说啦!”
龙爸爸去世后，祭祀活动同时在地球两边进行
得知父亲去世的消息后，房仕德、房仕胜两兄弟非常悲伤。他们最大的遗憾就是没能陪父亲走完生命里的最后一段时光，“去年国庆节我还按他留下的号码打过电话去澳大利亚，想问问他的身体情况，但一直打不通；有一次虽然打通了，但那边一开口就是英语，我也听不懂。”兄弟俩急着要为父亲送上最后一程，却苦于联系不上成龙而无法成行。万般无奈之下，他们只好求助新闻媒体。然而，令两兄弟气愤的是，有些人对他们的身世表示怀疑，甚至认为他们另有所图。对此，年近古稀的房仕德淡然地说：“能从当初的两个苦孩子熬到现在儿孙满堂，我觉得值了，很多事情也看开了。”
“现在我们家的生活不能说有多好吧，比比别人也不差些。我每个月有1000多块钱的退休工资，完全够我和老伴生活了。孩子们也都成家立业了，个个都有一份比较稳定的工作，我还图什么?”房仕德说。虽然与三弟成龙在生活上有着很大的差距，但自己很满足目前的生活。“我从来没觉得成龙是我弟弟，我就应该怎么怎么样了。”
房道龙生前曾几次回老家小住，每次都会说起成龙，家人也曾当面问过他成龙会不会回家看看，房道龙的回答简单得很，就是成龙很忙，顾不上。“现在父亲去世了，我们全家人最大的希望就是三弟能抽出时间回家看看。虽然我们不是一母所生，但兄弟情分是假不了的。”
事实上，在房仕德、房仕胜哥俩与父亲房道龙相认之后，2002年2月20日，成龙在曼谷和影迷聚餐时。首度坦承了自己的身世，他承认了自己的本名其实不是“陈港生”，而是“房仕龙”!族谱上还写着他的名字。他父亲在逃难要饭时不想让人家知道自己姓房，才改姓了陈。2004年初，成龙让其儿子陈祖名认祖归宗并在媒体亮相。更名为房祖名。成龙自己也准备有朝一日改回“房”姓。
由于迟迟没有等到成龙的电话，房仕德、房仕胜兄弟决定在家里为父亲举行祭祀活动。成龙得知消息后，在澳大利亚堪培拉为父亲举行葬礼的同时，专门派人赶往芜湖。参加安徽房氏族人对房道龙的祭祀活动。此外，成龙还透露，稍后会将父母的骨灰送回安徽乡下安葬，好让父母认祖归宗。
成龙兄弟团圆的日子不远了!
(责编 陶仁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