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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国农村、农业和农民的生产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与此同时,空心村、老龄化、村庄布局凌乱、传统村落凋零、乡村文化衰落等诸多问题日益凸显。城乡发展不平衡、农村发展不充分已成为经济社会发展中最大的不平衡和最大的不充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迫切需要一大批基层组织引路人、产业发展推动人、乡风文明传承人、农业科技推广人和脱贫致富带头人。然而,与乡村振兴的内在需求相比,我国农业农村各类人才的发现培育、规模数量和作用发挥等都存在着较大的差距,成为制约乡村振兴的最大瓶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要推动乡村人才振兴,把人力资本开发放在首要位置,强化乡村振兴人才支撑,加快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让愿意留在乡村、建设家乡的人留得安心,让愿意上山下乡、回报乡村的人更有信心,激励各类人才在农村广阔天地大施所能、大展才华、大显身手,打造一支强大的乡村振兴人才队伍,在乡村形成人才、土地、资金、产业汇聚的良性循环。”这一重要论述,为破解乡村人才困境提供了思想指引。
农业生产水平的提高和农业机械化的推广,有效缩短了传统农作物的单位收种时间,把大量农村劳动力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传统种植模式中解放出来,使农业生产进入“机械模式”“懒人模式”,让更多的农村劳动力得以进入城市,成为推动城市发展的重要力量。城镇化进程不可逆,我国长期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体制,客观上导致了农业农村人才及劳动力的流失,成为我国乡村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根本原因。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7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2017年我国乡村常住人口57661万人,农民工总量达到28652万人,其中外出农民工17185万人。数据最能说明问题,在这些数据背后,土地抛荒、宅基地空置、空心村、“386061现象”的存在也就不足为奇。因此,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当前农业生产的从业者,主要是依赖于农业机械化基础上的“3860部队”,在许多地方、许多产业,甚至主要是50—70岁之间的老年农民在田间劳作,而广大的农村年轻人,一方面长期在城市务工难以割舍城市生活,另一方面主观上不再愿意从事传统的农业生产。
有专家认为,家庭农场、大户承包、股田制等土地集约利用模式的推广,最大限度地发挥了农业机械和体制机制的作用,会进一步解放农村劳动力。然而,机械毕竟代替不了人力,再高端的家庭农场,也摆脱不了农业生产对劳动力和管理者的依赖。大规模土地流转的经济效益和规模效益没有形成正比关系,最典型地说明了这个问题。譬如一对夫妻正常耕种10亩土地,每年可实现1万元的收益;而1000亩的家庭农场,其收益往往远低于理论上的100万元收益。其根本原因在于,农村劳动力的紧缺必然使农村劳动力成为卖方市场,拉高家庭农场、大户承包的生产经营成本。所以,高度机械化和土地集约化,并不能真正缓解和解决谁来种田的问题。10年后,当下这一批50—70岁老年农民无力耕作的时候,谁来农村种田?
针对这个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就地培养更多爱农业、懂技术、善经营的新型职业农民”,这是解决缺人种田、没人种田困境的根本出路。今年4月8日召开的全省农村工作会议也指出,要把解决好“谁来种地”的问题作为乡村振兴的当务之急,研究制定全省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规划,因地制宜、多管齐下,建立一支能够适应农业现代化需要的新型职业农民队伍。巾帼创业不让须眉
积极培养更多的新型农民,需要大力推广农业机械化,改变传统种植模式,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使农业产出更大的经济效益,增加农业对农民的吸引力,使越来越多的人爱农业;需要加大农业技术培训,提高新型农民科学种田的能力和水平;需要積极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有意识培育新型农民在开拓农产品市场、促进农产品流通、打造农产品品牌等方面的能力,使农业产生出更大的经济效益,使农民获得更大的经济收益,使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需要创造尊重返乡创业的社会环境,让返乡劳动者有获得感,让返乡创业者有自豪感,让务农成为体面的职业,真正实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使愿意留在乡村、建设家乡的人留得安心”的目标要求。
乡村振兴必须解决好谁来领路的问题。俗话说,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支部。村党组织书记作为村级发展的领导者、决策者、组织者和实施者,是乡村振兴的领路人和“关键少数”“牛鼻子”。
近年来,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不断创新创优,涌现出一批又一批优秀的村级带头人。然而结构老化、后继乏人,仍然是当前村党组织书记队伍能力建设的最大困境。根据《瞭望》周刊的调研:许多地方的老支部书记一干就是几十年;河北省2016年对13个乡镇276个村的解剖分析显示,55岁以上的村书记占46%,60岁以上的占26.9%。陕西镇安县154名村书记中,35岁以下的占2.6%,60岁以上的占31%。这种结构老化的现实困境,在我省基层党组织同样普遍存在。
由于年龄偏大,村支书文化知识水平普遍偏低,难以适应乡村振兴的新形势、新要求;有的村支书长期在一个位置上,思想因循守旧,缺乏开拓进取精神和推动发展的能力;有的村支部软弱涣散,组织运转不畅,缺乏凝聚力、战斗力、吸引力和感召力;有的支部多年不纳新,农村党员年龄结构偏高,组织活力和后备力量严重不足,长期选不到合格的村级带头人。近年来,大学生村官制度在增强村干部队伍活力、更新村级发展理念、倡导乡风文明上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有些大学生村官把村官经历当作过渡和跳板,把大量的时间用在各种考试复习和做表面文章上,难以真正沉下心去为乡村振兴贡献青春的力量。某县2014年招聘的50余名大学生村官中,目前仍然坚守在村官岗位上的不足10名,其余的早在前几年就陆续通过公务员或事业单位考试跳出了农村。 村级带头人结构老化、发展能力滞后、后备人才匮乏、大学生村官机制不完善等问题,使谁来领路成为乡村振兴的又一个人才困境。习近平总书记2017年12月在徐州马庄村党员活动室考察时指出:“农村要发展好,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有好班子和好带头人,希望大家在十九大精神指引下把村两委班子建设得更强。”他还强调,乡村振兴“要夯实基层党组织基础,通过第一书记、大学生村官、农村工作队等形式筑牢基层党组织”。习近平总书记是从村支书岗位上成长起来的人民领袖,他深知基层组织带头人对于一村、一地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引领作用。因此,选好什么样的人来为乡村振兴领路,非常必要、至关重要。
实践中,选优配强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关键少数”,要充分利用村级党组织换届选举时机,在党委考察的基础上,以“两推一选”“公推直选”等方式,选出素质高、能力强、群众公认度高的村级带头人;要进一步开拓视野,在本村人才匮乏的情况下,打破身份等界限,从返乡能人、退休干部、退伍军人乃至邻村能人中,广泛遴选村级带头人;要通过从机关干部中选派第一书记和挂钩结对等方式,对软弱涣散村进行重点帮扶,逐步化解矛盾,发现村级后备人才;要进一步健全大学生村官选聘管理制度,对大学生村官在岗在职时间、工作实绩业绩等进行刚性考核和刚性约束,真正使大学生村官在村履职期间,俯下身去,沉下心来,干在实处;要不断提高村级带头人队伍整体能力素质,以严管厚愛为抓手,稳定和提高村级带头人的工资待遇,加大从优秀村党组织书记中选拔公务员和镇级领导班子成员的力度,真正让会干事、能干事、有情怀、有实绩的村级带头人有奔头有出路。
文化是乡村的灵魂,文化兴则乡村兴。乡村文化是一个广义的概念,涵盖了乡村民俗、村居风貌、传统工艺、文化记忆、特色产业、乡情乡愁、家风乡风民风等内容。在中国几千年的农耕文明中,具有历史文化印记的村庄数不胜数,这样的村落不但传承着历史,也记录着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民风民俗信仰。
然而,随着农村的飞速发展,城镇化的快速推进,许多传统村落逐渐凋零,文化记忆慢慢消失,传统工艺濒临消亡,文化传承成为了让人痛心的断点。一方面,建筑坍塌、田野凌乱、乡愁难觅,传统记忆变成了沧海桑田。另一方面,经济社会的发展导致了许多传统工艺和民俗的逐渐消亡,比如元宵节的花灯,在60后、70后的记忆中,那是一盏盏纸糊的灯笼、一片片朦胧的烛光。工业化的生产线使元宵花灯批量化、卡通化、电子化、智能化,但在几代人的记忆中,那些在夜晚摇曳着的纸灯,才是真正抹不去的乡愁。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我工作的小镇有一个村的村民都以制作元宵花灯为生,走村串户、名扬四方,而如今还拾得起这门手艺的,不过寥寥数人。此外,乡风民俗作为维系中华民族文化基因的重要纽带,千百年来作出了重要贡献。然而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一些乡村违章建筑、违章种植随处可见,大量的村级公共空间被侵占,因寸毫差距导致的宅基地纠纷时有发生,陈规陋俗时有抬头,思想道德滑坡,邻里关系紧张。
习近平总书记在马庄村调研时指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不能光看农民口袋里票子有多少,更要看农民精神风貌怎么样。在市场经济背景下,由谁来传承乡村文化和精神文明,同样面临着人才困境。今年3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山东代表团审议时强调:“要推动乡村文化振兴,加强农村思想道德建设和公共文化建设,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深入挖掘优秀传统农耕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培育挖掘乡土文化人才,弘扬主旋律和社会正气,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改善农民精神风貌,提高乡村社会文明程度,焕发乡村文明新气象。”这为新形势下有效走出“谁来传承”的人才困境指明了方向。
具体来说,就是要积极培育挖掘乡土文化人才,建立具有历史价值的传统工艺名录和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民俗名录,建立非遗工作站,实施传统工艺和文化振兴工程,大力培养乡村非遗传承人,拓展非遗产品新市场,使历史文化的血脉永续传承。要支持乡村优秀戏曲、民间文化焕发新生,充分发挥乡村文化热心人和文艺骨干人才的作用,招募成立乡村文化剧团,依托乡村文化站、镇村纳凉晚会、村级春晚、三下乡文化演出等阵地舞台,广泛宣传优秀民间文化,积极弘扬社会主旋律和精神文明正能量。要把乡土文化人才计划纳入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立健全乡土人才培养激励机制,不断增强乡土文化繁荣发展的内生动力。要充分发挥村级带头人作用,建强村级堡垒,使村级道德讲堂等成为传播文明乡风的主阵地。要大力弘扬乡贤文化,下大力气培育新时代乡贤,把德高望重的老党员、老干部、老教师、群众公认的致富带头人等有助于乡村治理的人,纳入到乡贤群体中来,让新乡贤带头推进移风易俗,带头摒弃陈规陋习,带头培育良好家风、传播淳朴民风、弘扬文明乡风,引导乡村社会见贤思齐、见德思义。
“就地培养更多爱农业、懂技术、善经营的新型职业农民”,破解谁来种田的人才困境
农业生产水平的提高和农业机械化的推广,有效缩短了传统农作物的单位收种时间,把大量农村劳动力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传统种植模式中解放出来,使农业生产进入“机械模式”“懒人模式”,让更多的农村劳动力得以进入城市,成为推动城市发展的重要力量。城镇化进程不可逆,我国长期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体制,客观上导致了农业农村人才及劳动力的流失,成为我国乡村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根本原因。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7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2017年我国乡村常住人口57661万人,农民工总量达到28652万人,其中外出农民工17185万人。数据最能说明问题,在这些数据背后,土地抛荒、宅基地空置、空心村、“386061现象”的存在也就不足为奇。因此,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当前农业生产的从业者,主要是依赖于农业机械化基础上的“3860部队”,在许多地方、许多产业,甚至主要是50—70岁之间的老年农民在田间劳作,而广大的农村年轻人,一方面长期在城市务工难以割舍城市生活,另一方面主观上不再愿意从事传统的农业生产。
有专家认为,家庭农场、大户承包、股田制等土地集约利用模式的推广,最大限度地发挥了农业机械和体制机制的作用,会进一步解放农村劳动力。然而,机械毕竟代替不了人力,再高端的家庭农场,也摆脱不了农业生产对劳动力和管理者的依赖。大规模土地流转的经济效益和规模效益没有形成正比关系,最典型地说明了这个问题。譬如一对夫妻正常耕种10亩土地,每年可实现1万元的收益;而1000亩的家庭农场,其收益往往远低于理论上的100万元收益。其根本原因在于,农村劳动力的紧缺必然使农村劳动力成为卖方市场,拉高家庭农场、大户承包的生产经营成本。所以,高度机械化和土地集约化,并不能真正缓解和解决谁来种田的问题。10年后,当下这一批50—70岁老年农民无力耕作的时候,谁来农村种田?
针对这个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就地培养更多爱农业、懂技术、善经营的新型职业农民”,这是解决缺人种田、没人种田困境的根本出路。今年4月8日召开的全省农村工作会议也指出,要把解决好“谁来种地”的问题作为乡村振兴的当务之急,研究制定全省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规划,因地制宜、多管齐下,建立一支能够适应农业现代化需要的新型职业农民队伍。
积极培养更多的新型农民,需要大力推广农业机械化,改变传统种植模式,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使农业产出更大的经济效益,增加农业对农民的吸引力,使越来越多的人爱农业;需要加大农业技术培训,提高新型农民科学种田的能力和水平;需要積极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有意识培育新型农民在开拓农产品市场、促进农产品流通、打造农产品品牌等方面的能力,使农业产生出更大的经济效益,使农民获得更大的经济收益,使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需要创造尊重返乡创业的社会环境,让返乡劳动者有获得感,让返乡创业者有自豪感,让务农成为体面的职业,真正实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使愿意留在乡村、建设家乡的人留得安心”的目标要求。
“在十九大精神指引下把村两委班子建设得更强”,破解发展谁来领路的人才困境
乡村振兴必须解决好谁来领路的问题。俗话说,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支部。村党组织书记作为村级发展的领导者、决策者、组织者和实施者,是乡村振兴的领路人和“关键少数”“牛鼻子”。
近年来,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不断创新创优,涌现出一批又一批优秀的村级带头人。然而结构老化、后继乏人,仍然是当前村党组织书记队伍能力建设的最大困境。根据《瞭望》周刊的调研:许多地方的老支部书记一干就是几十年;河北省2016年对13个乡镇276个村的解剖分析显示,55岁以上的村书记占46%,60岁以上的占26.9%。陕西镇安县154名村书记中,35岁以下的占2.6%,60岁以上的占31%。这种结构老化的现实困境,在我省基层党组织同样普遍存在。
由于年龄偏大,村支书文化知识水平普遍偏低,难以适应乡村振兴的新形势、新要求;有的村支书长期在一个位置上,思想因循守旧,缺乏开拓进取精神和推动发展的能力;有的村支部软弱涣散,组织运转不畅,缺乏凝聚力、战斗力、吸引力和感召力;有的支部多年不纳新,农村党员年龄结构偏高,组织活力和后备力量严重不足,长期选不到合格的村级带头人。近年来,大学生村官制度在增强村干部队伍活力、更新村级发展理念、倡导乡风文明上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有些大学生村官把村官经历当作过渡和跳板,把大量的时间用在各种考试复习和做表面文章上,难以真正沉下心去为乡村振兴贡献青春的力量。某县2014年招聘的50余名大学生村官中,目前仍然坚守在村官岗位上的不足10名,其余的早在前几年就陆续通过公务员或事业单位考试跳出了农村。 村级带头人结构老化、发展能力滞后、后备人才匮乏、大学生村官机制不完善等问题,使谁来领路成为乡村振兴的又一个人才困境。习近平总书记2017年12月在徐州马庄村党员活动室考察时指出:“农村要发展好,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有好班子和好带头人,希望大家在十九大精神指引下把村两委班子建设得更强。”他还强调,乡村振兴“要夯实基层党组织基础,通过第一书记、大学生村官、农村工作队等形式筑牢基层党组织”。习近平总书记是从村支书岗位上成长起来的人民领袖,他深知基层组织带头人对于一村、一地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引领作用。因此,选好什么样的人来为乡村振兴领路,非常必要、至关重要。
实践中,选优配强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关键少数”,要充分利用村级党组织换届选举时机,在党委考察的基础上,以“两推一选”“公推直选”等方式,选出素质高、能力强、群众公认度高的村级带头人;要进一步开拓视野,在本村人才匮乏的情况下,打破身份等界限,从返乡能人、退休干部、退伍军人乃至邻村能人中,广泛遴选村级带头人;要通过从机关干部中选派第一书记和挂钩结对等方式,对软弱涣散村进行重点帮扶,逐步化解矛盾,发现村级后备人才;要进一步健全大学生村官选聘管理制度,对大学生村官在岗在职时间、工作实绩业绩等进行刚性考核和刚性约束,真正使大学生村官在村履职期间,俯下身去,沉下心来,干在实处;要不断提高村级带头人队伍整体能力素质,以严管厚愛为抓手,稳定和提高村级带头人的工资待遇,加大从优秀村党组织书记中选拔公务员和镇级领导班子成员的力度,真正让会干事、能干事、有情怀、有实绩的村级带头人有奔头有出路。
“培育挖掘乡土文化人才,弘扬主旋律和社会正气,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破解文化谁来传承的人才困境
文化是乡村的灵魂,文化兴则乡村兴。乡村文化是一个广义的概念,涵盖了乡村民俗、村居风貌、传统工艺、文化记忆、特色产业、乡情乡愁、家风乡风民风等内容。在中国几千年的农耕文明中,具有历史文化印记的村庄数不胜数,这样的村落不但传承着历史,也记录着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民风民俗信仰。
然而,随着农村的飞速发展,城镇化的快速推进,许多传统村落逐渐凋零,文化记忆慢慢消失,传统工艺濒临消亡,文化传承成为了让人痛心的断点。一方面,建筑坍塌、田野凌乱、乡愁难觅,传统记忆变成了沧海桑田。另一方面,经济社会的发展导致了许多传统工艺和民俗的逐渐消亡,比如元宵节的花灯,在60后、70后的记忆中,那是一盏盏纸糊的灯笼、一片片朦胧的烛光。工业化的生产线使元宵花灯批量化、卡通化、电子化、智能化,但在几代人的记忆中,那些在夜晚摇曳着的纸灯,才是真正抹不去的乡愁。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我工作的小镇有一个村的村民都以制作元宵花灯为生,走村串户、名扬四方,而如今还拾得起这门手艺的,不过寥寥数人。此外,乡风民俗作为维系中华民族文化基因的重要纽带,千百年来作出了重要贡献。然而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一些乡村违章建筑、违章种植随处可见,大量的村级公共空间被侵占,因寸毫差距导致的宅基地纠纷时有发生,陈规陋俗时有抬头,思想道德滑坡,邻里关系紧张。
习近平总书记在马庄村调研时指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不能光看农民口袋里票子有多少,更要看农民精神风貌怎么样。在市场经济背景下,由谁来传承乡村文化和精神文明,同样面临着人才困境。今年3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山东代表团审议时强调:“要推动乡村文化振兴,加强农村思想道德建设和公共文化建设,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深入挖掘优秀传统农耕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培育挖掘乡土文化人才,弘扬主旋律和社会正气,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改善农民精神风貌,提高乡村社会文明程度,焕发乡村文明新气象。”这为新形势下有效走出“谁来传承”的人才困境指明了方向。
具体来说,就是要积极培育挖掘乡土文化人才,建立具有历史价值的传统工艺名录和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民俗名录,建立非遗工作站,实施传统工艺和文化振兴工程,大力培养乡村非遗传承人,拓展非遗产品新市场,使历史文化的血脉永续传承。要支持乡村优秀戏曲、民间文化焕发新生,充分发挥乡村文化热心人和文艺骨干人才的作用,招募成立乡村文化剧团,依托乡村文化站、镇村纳凉晚会、村级春晚、三下乡文化演出等阵地舞台,广泛宣传优秀民间文化,积极弘扬社会主旋律和精神文明正能量。要把乡土文化人才计划纳入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立健全乡土人才培养激励机制,不断增强乡土文化繁荣发展的内生动力。要充分发挥村级带头人作用,建强村级堡垒,使村级道德讲堂等成为传播文明乡风的主阵地。要大力弘扬乡贤文化,下大力气培育新时代乡贤,把德高望重的老党员、老干部、老教师、群众公认的致富带头人等有助于乡村治理的人,纳入到乡贤群体中来,让新乡贤带头推进移风易俗,带头摒弃陈规陋习,带头培育良好家风、传播淳朴民风、弘扬文明乡风,引导乡村社会见贤思齐、见德思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