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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历史与共和国历史联系紧密，新华社摄影记者完整地记录新中国成立以后各个时期的重要历史事件与瞬间，这些图片对于如何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至关重要。
这是新华社的奇迹：1950年起，从新闻摄影局到新闻摄影编辑部，无论这个国家发生了什么，编辑部从来没有停止一天发稿；无论发生了什么，中国照片档案馆保存了全部发稿照片和底片。
60年来，几代新华社摄影记者继承了新华人特殊的素质和品格：忠诚、无私、精神内守、看重荣誉，视路途上的困苦为必然，无论国内海外，和平之乡或战乱之地，所到之处，他们表现出的专业精神和独特气质令人心生敬意。正是一代又一代新华社记者不计得失的记录，才有了今天中国照片档案馆的五百万张照片的存储。
新华社照片不可能避开与中国政治、历史、文化的深远关系。遍布中国乃至世界多国的新华社摄影记者，拍摄了他们经历的历史瞬间，用一张张照片带出他们身处的时代。把这些照片连起来看，可以看到中国人几十年来的精神史和心灵史，看到文字难以代替的一部文献。在这里，新华社记者已然成为历史工作者。虽然在某些特定的年代，新华社照片有显而易见的无奈与庸常，有时，新华社记者不得不戴着枷锁跳舞。而今天，那些无奈已成为证据，曾经的枷锁也全变成美丽的印痕。
这些照片记载了国家几十年来的历史，是新华社的宝藏，更是中国乃至世界摄影的宝藏。这些照片记录了历史的发展也包括历史的挫折。我相信，将来，在把历史挫折变为历史智慧的时候，这些照片会站出来说话。
那些推动社会前进的重要人士
上周，在机场候机，我买了一本2011年第六期《读库》。飞机起飞前，徐百柯撰写的《教授们》我一口气读完了。“曾有那么一个时代，大学教授们矜持而有尊严。”那是一群用学术报国的知识分子，他们学富五车，气息独特——哲学史家冯友兰，考古之父李济，西方语言大家李赋宁，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奠基者赵元任，物理学家叶企孙，将现代物理学引向中国的地质学家丁文江，中国物理学之父吴大猷，中国四大经济学家之一何廉，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中国社会学的奠基者陶孟和，宋史泰斗邓广铭，历史学家雷海宗，社会学家潘光旦，著名作家、学者和教育家吴组缃，古文字学家徐中舒，化学大家傅鹰，古文字学家收藏家容庚，物理学家丁西林、体育教育家马约翰等等……有些人今天仍被频繁提及；有些虽然当时名播四方，后来却被隐姓埋名、乏人所知。
回到北京的办公室，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上中国照片档案馆查询这些教授的图片。文中提到的40位教授，我查到了34位。其中邓广铭的照片有一张是记者傅军拍摄的：“1957年，双反中的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邓广铭在学生的陪同下认真看批判自己的大字报。”
想起前年秋天，我也做了同样的工作，那时我正读章诒和写的《伶人往事》。书中，章诒和细数叶盛兰、叶盛长，程砚秋、奚啸伯、杨宝忠、言慧珠、尚小云和马连良八大名伶的喜乐悲愁，给不看戏的人看了一出人生大戏，“一阵风，留下了千古绝唱”，“细雨连芳草，都被他带将春去了”……在这些唱词背后，都站着一位曾经光华照人、为千万观众所喜爱的伶人。他们在台上尽情挥洒，张扬人间的恩怨情仇，却在自己的艺术鼎盛期身临大难。我马上去中国照片档案馆查找这些人的照片。五六十年代，新华社记者不仅为这八位大师拍摄了工作照、剧照、生活照，就连书中提及的一些琴师、友人、家人，档案馆中都有图片存留。
我常常被历史上的许多名字吸引。事件因与之相关的人而获得更多的意义，人名也只有放置在具体的细节中，才能活出一个个携带历史的生命。所以在中国照片档案馆，我常去找那些有名有姓的人。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召开。会议通过民主协商，选举产生了第一届人民政府，确定了国旗、国歌、国号等。有人说：“开了一个政协会，建立一个新国家。”出席会议的有中共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各人民团体以及少数民族、华侨、宗教界等方面代表662人。当我找到这次会议的代表名单时，所有的名字仍熠熠闪光——他们都是为中国民主革命贡献了心力和心血的仁人志士。我恨不能把他们的名字都一一抄写在这里，因为我前年曾用几天时间一个个查询，看看新华社摄影记者是否曾经记录过他们的工作、生活。每查询到一个早已离我们远去的大师的影像时，我内心的温暖和兴奋完全不能与人言。
如果说早年大部分新华社摄影记者拍摄国宝级人物都是为完成报道任务，有一些记者则是自觉地对这些人物进行持续报道。其中，女摄影记者牛畏予、叶华、陈娟美、顾德华、王子瑾和他们的后来人拍摄的中国各界杰出人物成千上万，连起来就是一幅长长的人物画卷。
2010年我为上海分社老记者王子瑾写口述《新闻不仅仅是突发事件》，当我翻阅她从1960年到1985年拍摄的图片，惊讶地发现她留在照片档案馆的几千幅图片中，她拍摄的教育家、科学家、医学家、艺术家多达三百余人，对其中一些人物的拍摄更是有二三十年的跨度。上海城中，苏步青、谢希德、裘沛然、汤钊猷、吴孟超、杨乐、张广厚、彭加木、巴金、熊佛西、赵丹、白杨、张瑞芳、谢晋、俞振飞、周信芳、盖叫天、丰子恺、张乐平、王个簃等都被这个小个子的女记者一一记录。80岁的王子瑾这样陈述：“很多人认为，只有大题材、只有到很远的地方才能找到有意义的报道。但实际上，伟大的人就在我们身边，最好的故事就在你的鼻子底下……我们更多盯着那些英雄人物、模范人物、典型人物、红光亮人物……对那些真正的默默为国家做贡献的人物却报道得太少，‘中间人物’报道太少，对老百姓更是少。我长期采访那些不引人注意的科学家、教育家、医生、艺术家，就是因为我认为他们是推动社会前进很重要的人。”
我一次次走进中国照片的宝库
我1984年大学毕业后到摄影部从事编辑工作，从年轻时开始，就常泡在档案馆翻阅老照片。那时图片档案还没有电子化，要在贴着小片和说明的小本子上翻，那些小小的本子拿在手里备感亲切。当时每翻上一二十本小本子，我的鼻孔就会被灰尘搞黑。那时起我就喜欢看新华社老照片，隐约中感觉：摄影是记录更是记忆，这些饱含记忆的照片就是一部历史。
2006年，我参与了《摄影中国——中国摄影50年》一书的编撰工作，作为新华经典、新闻摄影、报道摄影等部分的策展人，我在中国照片档案馆数据管理系统阅读了近百万张老照片。进入新世纪，新华社照片档案基本全部实现了数字化。这是我第一次大规模地翻阅新华社照片。那三个月，我受到的震撼无法用语言表达。我惊讶于几十年来新华社摄影记者忠诚的态度、丰富的经历，更感慨于他们对中国革命战争时期和新中国发展时期如此饱满和专业的记录。尤其是那些靠近火线拍摄照片、用血肉创造影像的人，他们让我产生了一种感觉：“西方有一个卡帕，中国有一群卡帕。”追寻中国“卡帕”的足迹，成为我的心愿。
2008年，我开始为《摄影世界》撰写“口述新华”栏目，采访对象是新华社老一代的摄影记者，其中最早的是60年前参加抗战的摄影者。这些老摄影家年龄最大的86岁，年轻的也都在70多岁。关于他们和他们的职业生涯，公开的文字资料非常少。每采访一位老摄影家之前，我把更多的时间用在摄影者照片阅读和整理上。他们的图片深藏在档案馆里，对每一位老摄影家的图片我都看得极其认真，那些照片都会引起我内心的激动。做“口述新华”，目的就是为了尽可能多地从老摄影记者的个人视角保留历史细节，也让很多老照片重回人们的视线。
史学家傅斯年提倡“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 “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史学便是史料学。摄影记者的照片便是最好的史料。照片也是帮助老摄影记者追忆历史事实的最好工具。每次采访见面时，我会先把随身带的他们当年拍摄的几十甚至上百张照片纸样一张张摊开给他们看。
老摄影前辈面对照片，或是沉默、或是惊讶。他们会把照片拿在手里看很长时间，嘴里喃喃自语：“我还拍过这个？”“这是我拍的吗？”“是，这是我拍的。”几十年前，很多老摄影记者按新华社规定把全部资料都放在了照片档案馆，对于档案馆里到底存了他们什么照片、存了多少张照片，他们自己都不甚清楚。
《口述新华》第一个采访对象是袁克忠。2006年下半年，我在新华社档案库翻阅照片时，看到好几张战争照片，似乎就在炸弹爆炸的那一瞬按下快门；我还看到解放军进藏的照片——摄影者必须同样爬上高原雪山，才能拍下行进在对面雪山上的长长的队伍。在那些照片图说的下方，我看到一个名字：袁克忠。2007年11月20日，我与86岁的袁克忠相处了整整一个上午，听他讲战争摄影：“1946年，在永年战斗中，我与突击队一起冲锋，在城西关战斗中负伤，两三天之后，继续参加拍摄攻城战。在枪弹扫射中冲过一条狭窄吊桥时，我被炮弹激起的瓦片石屑击中双眼鲜血直流。但我顾不上其他，先跳进河里把相机捞出来……‘人在底片在。’很多在战场上摄影的人，为保护底片都受过伤，有人还牺牲了。……我是一个摄影记者，也是一个战士。在战争中受过多少次伤，连我自己也数不清了。”（《袁克忠：我永远是一名战地记者》）。采访后第八天，11月28日，我听到一个噩耗：袁克忠老人早晨去世了。
钱嗣杰在中国照片档案馆里留下的照片总共一万一千张，他自己手上一张没留。钱嗣杰的幸运在于，他做摄影记者40年，当那些震惊世界的事件发生时，他恰恰身置其中。40年间，从战争时期到和平年代，从国内到国外，钱嗣杰一次次出色完成摄影报道任务，因而一次次又被委以更为艰巨的任务，因此他的人生也由一个个颇为传奇的故事组成：辽沈战役、平津战役、刚解放参加少数民族慰问团、朝鲜战争交换战俘、与死神擦肩而过的万隆会议、第一个驻非洲、1965～1969年在毛泽东身边、长驻联合国、长驻东京……我把他每个阶段的重要照片拿到他面前，他的口述几乎就是看着照片完成的（《钱嗣杰：我这一生，值！》）。
年迈的、不善言辞的摄影者们，正是靠自己留下的照片回忆当年情形。因着照片，我得到了鲜活的细节、踏实的材料，老照片也使他们的谈话非常具体和生动。
2010年3月，我在新华社新闻大厦电梯口遇到新华社副总编辑、中国照片档案馆馆长王瑶，她对我说：“我想给新华社老摄影记者做图片典藏，把他们的经典照片用国际收藏标准做出来，留在中国照片档案馆。”当她把“新华典藏”的任务交给我时，我知道，我将又一次走进历史。
摄影部与波澜壮阔的中国历史
“新华典藏”是把老摄影家用性命留下来的经典之作进行精心挑选，通过银盐手工限量放大、摄影者亲笔签名等国际收藏标准的几道工序，最后交由中国照片档案馆永久保存。
新华社历史与共和国历史紧密联系，新华社图片对了解一个真实的中国历史至关重要。在这里，我早已不把摄影看成纯粹的摄影，相机镜头、光影关系全部靠后站，历史和社会发展之证据才是我更关心的。
两年来，我日日与摄影部60年来编发的五百万张图片默然相对，看到的却是新华社图片构成的波澜壮阔的中国历史，那些鲜为人知的绝大多数瞬间都具有不容质疑的历史价值，是对中国历史中一次次重要事件的影像见证。过去，我常问：伟大的照片藏在哪里？现在，一次次打开深埋在中国照片档案馆里的照片，我知道了我的幸运：我常和伟大的照片相遇。
新华社新闻摄影事业可上溯到1946年的解放战争之初。1946年6月新华社山东野战军分社成立之始，新华社就拥有了第一批专职摄影记者。 1946年8月10日，一份摄影报道提示从延安新华社总社电传各分社：“凡遇敌机轰炸，要组织留影，除被毁情景外，最好能摄到飞机轰炸的姿态。有便即带北平两份，一交执行部新闻科，一转延安本社。”这是目前所知新华社最早的摄影报道提示。 随后，在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第二、第三、第四野战军，都有新华社分支机构的摄影记者和部队的新华社兼职摄影记者。
1950年，政务院新闻总署属下的新闻摄影局成立。新闻摄影局的工作任务是向全国和国外各报刊发布新闻照片。摄影局编辑记者有刚从战场上下来的各解放区经过战争考验的战地摄影者，有来自国统区和海外回来的摄影家，有刚从华东新闻学院和其他院校毕业的大学生。新闻摄影局给每个记者都发一条洁白臂章，上面印有“摄影记者”四个大字和单位的名称及图章，要求记者外出采访时佩戴，以警示自己珍惜荣誉、遵守纪律、接受人民监督。
1952年4月1日，新华社新闻摄影编辑部正式成立。新华社编委会确定摄影部的主要任务是：向全国和全世界收集和发布有关中国和外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其他一切引起共同兴趣的照片。
1949年开国大典，摄影记者陈正青在天安门上站的位置是周恩来亲自指定的。1950年6月，为疏通民族关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派出中央民族访问团到各少数民族地区访问，钱嗣杰、曹兴华、刘庆瑞、塔吉古勒、盛继润等摄影记者被派跟随采访。1950年10月25日，抗美援朝战争打响，新闻摄影局派出曹兴华、钱嗣杰、葛力群、袁苓、岳国芳、杨溥涛等组成的战地记者组，跨过鸭绿江，开赴朝鲜前线采访。
新华社摄影部1952年正式成立后，新中国每一次重大会议，如果只有一个记者在场，那定是新华社记者；每逢国家发生大事，最先得到消息和最先被派往的记者也是新华社记者。在摄影记者很少的年代，这样的情况持续了很多年。新华社被中央授予的最高和特殊的采访、编辑、发布新闻照片的职责和权力，新华社照片记录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史上的主要事件、重要活动和社会各方面的基本情况，留下了较为完整、系统的记录共和国发展历程的照片档案。
常常有人问我，你们选择什么样的照片进入“新华典藏”？回答是：那些有历史痕迹的照片，那些除去新闻的元素还能留下的照片，那些能够有助于解读某一段特殊历史的照片。在做“新华典藏”的过程中，通过大量阅读图片，我们看到建国后完整的中国历史的展现，也看到日常生活中活泼生动的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和劳动。而从建国到1978年，从中央到地方，从城市到乡间，对28年间的30多场运动，全国各地的新华社摄影者都留下了影像记录。以大跃进中大炼钢铁为例，在新华社的图片中可以看到数以百计的有关的报道：在家庭、在街道、在校园炼钢；农民、主妇、演员、作家、科学家、少数民族姑娘、外国友人炼钢，连中央领导深夜炼铁的身影也被记者拍摄到。
新华典藏从2010年3月启动，到2012年3月已经收藏了75位摄影前辈的近5000幅照片。目前，典藏还在做70多岁以上的摄影家在50到70年代拍摄的历史图片。作为这个项目的执行编辑，我这两年看到的历史图片达200多万张。
这两年来，我的工作除了去老摄影家家里请他们为典藏照片签名，就是趴在电脑前一张张翻阅老照片，我内心情感极其复杂。“新华典藏”从开始就已经太迟了！多少次，当我翻到一张刻着深刻历史痕迹的图片，找到摄影者的名字却发现他们已经故去，我不禁扼腕长叹，悲从中来！石少华、郑景康、张印泉、齐观山、陈正青、蒋齐生、叶华、郑小箴、刘东鳌、邹健东、李基禄、李九龄、丁峻、孙忠靖、唐茂林……他们曾为历史和中国摄影史贡献了无数经典照片，他们的名字和照片无数次地出现在我眼前。我为“新华典藏”失去了这些伟大的摄影记者的图片而深感遗憾。好在他们的照片被很好地保存下来了。对摄影家最好的纪念就是反复研读他们的照片。我一遍遍看他们的照片，我也相信他们留下来的照片，千年后还会和后人对话。
令我欣慰的是，我们在浩瀚的照片里发现一些不甚熟悉的名字：王纯德、盛继润、陈之平、哈斯叶提、塔吉古勒、纳一、安康、雪印、傅军、于肇、赵淮青……这些摄影者早在五六十年代就因各种原因调离新华社摄影部，他们的名字已被淡忘，作品也难得被翻阅。正是“新华典藏”，让很多在我们视线里已经消失很久的摄影者和他们的作品浮出海面。
“新华典藏”挑选过程近乎苛刻，我常想：这浩如烟海的照片啊！有哪些经得起历史的考验、被一遍遍反复使用？有哪些永远不会被人想起？又有哪些在一个时机复活时，会在人们心里炸响惊雷？有哪些摄影者会被后人淡忘，又有哪些摄影者同他们的图片一起载入史册，在历史的坐标中定格？
时间会告诉我们最终的答案。
关注世界的年轻的眼睛
从过去的大时代走过来的老摄影家已经把摄影的一个高度放在那里，他们还留下一种职业水准与献身精神，这正是新华社摄影记者的核心价值所在。
今天的新华社摄影部，拥有无论是实践还是思考都处在前沿的一代年轻摄影者。他们素质优良，学术背景深厚，一入社便接受严格的教育。他们身上，已种下新华人严守纪律、团队精神、隐忍、担当、不事张扬，万人之海一身藏的种子。薪火相传的使命感，使他们以严肃的态度关注社会，坚持为记录工作、为文献工作，继续为历史留存证据。但时代与摄影的进步，又要求他们必须在摄影本体上进行多种可能性的探索。他们中，一些人为拥有更广阔的学术视野，自觉地进行新学科的学习，甚至到国外进修，为探索、建立自己的视觉体系而努力。现在，新华社摄影记者和国际雇员遍及世界各地。
2008年，汶川地震，新华社总社第一天就发布了对震灾摄影报道的指导原则：一、记者在第一时间到达第一现场，发出照片，要把事实真相告诉中国、告诉全世界；二、记者各自为战，每个人都要想办法到达不同的灾区现场。总社、解放军分社、四川、陕西、贵州、山西分社共数十名摄影记者先后出动，一个多月间，地震灾区每天有20多名新华社摄影记者进行着记录。
从唐山到汶川，两次地震，从“抗震不忘批邓”到“把真相告诉世界”，从“救灾不见灾”到“没有任何报道限制”，从唐山地震新华社稿库里一共只能查50多张照片到汶川地震新华社从5月12日到6月5日发出上万张照片，灾难新闻的变化不需赘言。
2008年，新华社经过多年打造的“国家摄影队”在奥运会整齐亮相，从赛场边到看台上，采编发3分钟之内完成。
越来越多的新华社驻外记者肩负着国家使命出现在各种新闻现场，他们的存在为人们从更多的角度看待和剖析新闻事件提供了可能。伊拉克、科索沃、阿富汗、利比亚、印尼海啸、海地地震、日本地震……在世界上几乎所有的热点地区都可以看到新华社摄影记者的身影。
年轻的摄影者被分期分批地派往国外几十个国家常驻，出国前都经过严格训练：采访、摄影、传输、国际知识、甚至语言、财务。
《年轻的眼睛——新华社驻外记者展》在参加第24届法国昂热国际独家新闻节时，新闻节主席勒布克说：“作为新闻节主席，我看过许许多多的照片。以前，中国记者拍摄的内容更多是各种仪式和活动，但现在这种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些年轻的记者从他们独特的视角打量着这个世界，并把他们的所见以一种精彩的方式展现在我们面前……现在谁也不能说中国没有好的摄影师了。”
2011年3月，新华社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一次合作，教科文组织邀请新华社摄影记者拍摄世界遗产照片。50位年轻的新华社摄影记者及国外雇员历时三个月，在全世界50个国家、110多处世界遗产地进行了跋涉之旅、心灵之旅。2011年6月，巴黎，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第35次会议开幕之际，这些记者拍摄的作品精华汇集为《用我们的眼睛带你看世界遗产》展览展出。
2011年8月，新华社与路透社共同实施了“走进非洲”联合采访行动，几位新华社摄影记者分别在埃塞俄比亚、塞内加尔、南苏丹、南非、喀麦隆、肯尼亚、科特迪瓦采访，关注了贫困地区的青年发展和用水安全等问题、艾滋病给当地人带来的挑战、孩童的生活境遇。10月，丽水国际摄影节，新华社展览《来自非洲的N个故事》亮相展厅……
新华社摄影记者的背后，有一个庞大的、由100多人组成的编辑队伍。默默付出的新华社编辑把为记者做事、为新闻事业贡献看作一种修养，并甘于平淡。好编辑是把摄影者放在心底深处的人。记者和编辑，不仅仅是简单的同事，而是兄弟姐妹，是一生的友人。
新华社的照片应该被更多人知晓
60年来，新华社记者深入到历史的现场，目击并拍摄。目前中国照片档案馆馆藏500万张图片，新华社摄影部的新闻发稿照片占其中的95%以上。
2010年12月，我在一次学术研讨会的发言中说：“我遗憾地发现，很多学者因没有更多机会看到新华社几百万张照片而造成做学问的偏颇。在中国照片档案馆500万张照片中你们会看到，革命发生过，战争发生过，灾难也发生过，（新华社记者对这些）全部都有记录。2010年新华社开始了‘新华典藏’的工作，……我们发现，新华社不仅存留了新闻照片，其中也有大量的纪实照片。有人说沙飞除了红色摄影之外，还有一个自由的灵魂。新华社同样有很多灵魂自由的摄影者。”
之后，时任中国照片档案馆馆长助理蔡毅发言：“我感谢一切为了中国的摄影资料的保存、传承、研究付出辛劳的人们……中国13亿人，拥有几千万台相机，几十万摄影从业者，而从事摄影史料研究的人为数极少，这么大一个国家只有几个人做这个事，是很可悲的。盛世应该修典啊！……如果一个国家社会财富积累飞速，人民生活富裕，但是文化文明跟不上，许多领域的研究出现空白，对自己民族经历的过程不总结不研究，其实是很可悲的……如果有更多的人在裸露的土地上耕耘，找到一张照片如同种下一棵树，一张一张照片地找，一棵树一棵树地栽，裸露的土地将会一点点地缩小。当中国摄影史研究枝繁叶茂硕果累累的时候，展现在世界摄影史上的将是一部恢宏的令世人震惊的中国战争摄影工作画卷，将会还原中国摄影在世界摄影史上的真实面貌和不可替代的位置。”
正如那次研讨会的评点嘉宾、传播学界著名学者展江所说，在摄影界和研究摄影的学者之间，官方的和学术界的或者民间的，中间存在着一些距离甚至鸿沟；档案图片与作为公共新闻产品的图片，当中可能也存在诸多的差异。
历史被新华社摄影记者收进了底片，经过漫长岁月，转化成了刻上一种历史记忆的视像。我想，如果研究历史和文化的学者有机会了解中国照片档案馆的收藏，了解新华社60年来的图片和图片背后的故事，会更好地认识历史事实，梳理出更接近真实的历史脉络的源流和趋向。
（本文作者陈小波为新华社领衔图片编辑。——编者注）
这是新华社的奇迹：1950年起，从新闻摄影局到新闻摄影编辑部，无论这个国家发生了什么，编辑部从来没有停止一天发稿；无论发生了什么，中国照片档案馆保存了全部发稿照片和底片。
60年来，几代新华社摄影记者继承了新华人特殊的素质和品格：忠诚、无私、精神内守、看重荣誉，视路途上的困苦为必然，无论国内海外，和平之乡或战乱之地，所到之处，他们表现出的专业精神和独特气质令人心生敬意。正是一代又一代新华社记者不计得失的记录，才有了今天中国照片档案馆的五百万张照片的存储。
新华社照片不可能避开与中国政治、历史、文化的深远关系。遍布中国乃至世界多国的新华社摄影记者，拍摄了他们经历的历史瞬间，用一张张照片带出他们身处的时代。把这些照片连起来看，可以看到中国人几十年来的精神史和心灵史，看到文字难以代替的一部文献。在这里，新华社记者已然成为历史工作者。虽然在某些特定的年代，新华社照片有显而易见的无奈与庸常，有时，新华社记者不得不戴着枷锁跳舞。而今天，那些无奈已成为证据，曾经的枷锁也全变成美丽的印痕。
这些照片记载了国家几十年来的历史，是新华社的宝藏，更是中国乃至世界摄影的宝藏。这些照片记录了历史的发展也包括历史的挫折。我相信，将来，在把历史挫折变为历史智慧的时候，这些照片会站出来说话。
那些推动社会前进的重要人士
上周，在机场候机，我买了一本2011年第六期《读库》。飞机起飞前，徐百柯撰写的《教授们》我一口气读完了。“曾有那么一个时代，大学教授们矜持而有尊严。”那是一群用学术报国的知识分子，他们学富五车，气息独特——哲学史家冯友兰，考古之父李济，西方语言大家李赋宁，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奠基者赵元任，物理学家叶企孙，将现代物理学引向中国的地质学家丁文江，中国物理学之父吴大猷，中国四大经济学家之一何廉，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中国社会学的奠基者陶孟和，宋史泰斗邓广铭，历史学家雷海宗，社会学家潘光旦，著名作家、学者和教育家吴组缃，古文字学家徐中舒，化学大家傅鹰，古文字学家收藏家容庚，物理学家丁西林、体育教育家马约翰等等……有些人今天仍被频繁提及；有些虽然当时名播四方，后来却被隐姓埋名、乏人所知。
回到北京的办公室，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上中国照片档案馆查询这些教授的图片。文中提到的40位教授，我查到了34位。其中邓广铭的照片有一张是记者傅军拍摄的：“1957年，双反中的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邓广铭在学生的陪同下认真看批判自己的大字报。”
想起前年秋天，我也做了同样的工作，那时我正读章诒和写的《伶人往事》。书中，章诒和细数叶盛兰、叶盛长，程砚秋、奚啸伯、杨宝忠、言慧珠、尚小云和马连良八大名伶的喜乐悲愁，给不看戏的人看了一出人生大戏，“一阵风，留下了千古绝唱”，“细雨连芳草，都被他带将春去了”……在这些唱词背后，都站着一位曾经光华照人、为千万观众所喜爱的伶人。他们在台上尽情挥洒，张扬人间的恩怨情仇，却在自己的艺术鼎盛期身临大难。我马上去中国照片档案馆查找这些人的照片。五六十年代，新华社记者不仅为这八位大师拍摄了工作照、剧照、生活照，就连书中提及的一些琴师、友人、家人，档案馆中都有图片存留。
我常常被历史上的许多名字吸引。事件因与之相关的人而获得更多的意义，人名也只有放置在具体的细节中，才能活出一个个携带历史的生命。所以在中国照片档案馆，我常去找那些有名有姓的人。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召开。会议通过民主协商，选举产生了第一届人民政府，确定了国旗、国歌、国号等。有人说：“开了一个政协会，建立一个新国家。”出席会议的有中共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各人民团体以及少数民族、华侨、宗教界等方面代表662人。当我找到这次会议的代表名单时，所有的名字仍熠熠闪光——他们都是为中国民主革命贡献了心力和心血的仁人志士。我恨不能把他们的名字都一一抄写在这里，因为我前年曾用几天时间一个个查询，看看新华社摄影记者是否曾经记录过他们的工作、生活。每查询到一个早已离我们远去的大师的影像时，我内心的温暖和兴奋完全不能与人言。
如果说早年大部分新华社摄影记者拍摄国宝级人物都是为完成报道任务，有一些记者则是自觉地对这些人物进行持续报道。其中，女摄影记者牛畏予、叶华、陈娟美、顾德华、王子瑾和他们的后来人拍摄的中国各界杰出人物成千上万，连起来就是一幅长长的人物画卷。
2010年我为上海分社老记者王子瑾写口述《新闻不仅仅是突发事件》，当我翻阅她从1960年到1985年拍摄的图片，惊讶地发现她留在照片档案馆的几千幅图片中，她拍摄的教育家、科学家、医学家、艺术家多达三百余人，对其中一些人物的拍摄更是有二三十年的跨度。上海城中，苏步青、谢希德、裘沛然、汤钊猷、吴孟超、杨乐、张广厚、彭加木、巴金、熊佛西、赵丹、白杨、张瑞芳、谢晋、俞振飞、周信芳、盖叫天、丰子恺、张乐平、王个簃等都被这个小个子的女记者一一记录。80岁的王子瑾这样陈述：“很多人认为，只有大题材、只有到很远的地方才能找到有意义的报道。但实际上，伟大的人就在我们身边，最好的故事就在你的鼻子底下……我们更多盯着那些英雄人物、模范人物、典型人物、红光亮人物……对那些真正的默默为国家做贡献的人物却报道得太少，‘中间人物’报道太少，对老百姓更是少。我长期采访那些不引人注意的科学家、教育家、医生、艺术家，就是因为我认为他们是推动社会前进很重要的人。”
我一次次走进中国照片的宝库
我1984年大学毕业后到摄影部从事编辑工作，从年轻时开始，就常泡在档案馆翻阅老照片。那时图片档案还没有电子化，要在贴着小片和说明的小本子上翻，那些小小的本子拿在手里备感亲切。当时每翻上一二十本小本子，我的鼻孔就会被灰尘搞黑。那时起我就喜欢看新华社老照片，隐约中感觉：摄影是记录更是记忆，这些饱含记忆的照片就是一部历史。
2006年，我参与了《摄影中国——中国摄影50年》一书的编撰工作，作为新华经典、新闻摄影、报道摄影等部分的策展人，我在中国照片档案馆数据管理系统阅读了近百万张老照片。进入新世纪，新华社照片档案基本全部实现了数字化。这是我第一次大规模地翻阅新华社照片。那三个月，我受到的震撼无法用语言表达。我惊讶于几十年来新华社摄影记者忠诚的态度、丰富的经历，更感慨于他们对中国革命战争时期和新中国发展时期如此饱满和专业的记录。尤其是那些靠近火线拍摄照片、用血肉创造影像的人，他们让我产生了一种感觉：“西方有一个卡帕，中国有一群卡帕。”追寻中国“卡帕”的足迹，成为我的心愿。
2008年，我开始为《摄影世界》撰写“口述新华”栏目，采访对象是新华社老一代的摄影记者，其中最早的是60年前参加抗战的摄影者。这些老摄影家年龄最大的86岁，年轻的也都在70多岁。关于他们和他们的职业生涯，公开的文字资料非常少。每采访一位老摄影家之前，我把更多的时间用在摄影者照片阅读和整理上。他们的图片深藏在档案馆里，对每一位老摄影家的图片我都看得极其认真，那些照片都会引起我内心的激动。做“口述新华”，目的就是为了尽可能多地从老摄影记者的个人视角保留历史细节，也让很多老照片重回人们的视线。
史学家傅斯年提倡“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 “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史学便是史料学。摄影记者的照片便是最好的史料。照片也是帮助老摄影记者追忆历史事实的最好工具。每次采访见面时，我会先把随身带的他们当年拍摄的几十甚至上百张照片纸样一张张摊开给他们看。
老摄影前辈面对照片，或是沉默、或是惊讶。他们会把照片拿在手里看很长时间，嘴里喃喃自语：“我还拍过这个？”“这是我拍的吗？”“是，这是我拍的。”几十年前，很多老摄影记者按新华社规定把全部资料都放在了照片档案馆，对于档案馆里到底存了他们什么照片、存了多少张照片，他们自己都不甚清楚。
《口述新华》第一个采访对象是袁克忠。2006年下半年，我在新华社档案库翻阅照片时，看到好几张战争照片，似乎就在炸弹爆炸的那一瞬按下快门；我还看到解放军进藏的照片——摄影者必须同样爬上高原雪山，才能拍下行进在对面雪山上的长长的队伍。在那些照片图说的下方，我看到一个名字：袁克忠。2007年11月20日，我与86岁的袁克忠相处了整整一个上午，听他讲战争摄影：“1946年，在永年战斗中，我与突击队一起冲锋，在城西关战斗中负伤，两三天之后，继续参加拍摄攻城战。在枪弹扫射中冲过一条狭窄吊桥时，我被炮弹激起的瓦片石屑击中双眼鲜血直流。但我顾不上其他，先跳进河里把相机捞出来……‘人在底片在。’很多在战场上摄影的人，为保护底片都受过伤，有人还牺牲了。……我是一个摄影记者，也是一个战士。在战争中受过多少次伤，连我自己也数不清了。”（《袁克忠：我永远是一名战地记者》）。采访后第八天，11月28日，我听到一个噩耗：袁克忠老人早晨去世了。
钱嗣杰在中国照片档案馆里留下的照片总共一万一千张，他自己手上一张没留。钱嗣杰的幸运在于，他做摄影记者40年，当那些震惊世界的事件发生时，他恰恰身置其中。40年间，从战争时期到和平年代，从国内到国外，钱嗣杰一次次出色完成摄影报道任务，因而一次次又被委以更为艰巨的任务，因此他的人生也由一个个颇为传奇的故事组成：辽沈战役、平津战役、刚解放参加少数民族慰问团、朝鲜战争交换战俘、与死神擦肩而过的万隆会议、第一个驻非洲、1965～1969年在毛泽东身边、长驻联合国、长驻东京……我把他每个阶段的重要照片拿到他面前，他的口述几乎就是看着照片完成的（《钱嗣杰：我这一生，值！》）。
年迈的、不善言辞的摄影者们，正是靠自己留下的照片回忆当年情形。因着照片，我得到了鲜活的细节、踏实的材料，老照片也使他们的谈话非常具体和生动。
2010年3月，我在新华社新闻大厦电梯口遇到新华社副总编辑、中国照片档案馆馆长王瑶，她对我说：“我想给新华社老摄影记者做图片典藏，把他们的经典照片用国际收藏标准做出来，留在中国照片档案馆。”当她把“新华典藏”的任务交给我时，我知道，我将又一次走进历史。
摄影部与波澜壮阔的中国历史
“新华典藏”是把老摄影家用性命留下来的经典之作进行精心挑选，通过银盐手工限量放大、摄影者亲笔签名等国际收藏标准的几道工序，最后交由中国照片档案馆永久保存。
新华社历史与共和国历史紧密联系，新华社图片对了解一个真实的中国历史至关重要。在这里，我早已不把摄影看成纯粹的摄影，相机镜头、光影关系全部靠后站，历史和社会发展之证据才是我更关心的。
两年来，我日日与摄影部60年来编发的五百万张图片默然相对，看到的却是新华社图片构成的波澜壮阔的中国历史，那些鲜为人知的绝大多数瞬间都具有不容质疑的历史价值，是对中国历史中一次次重要事件的影像见证。过去，我常问：伟大的照片藏在哪里？现在，一次次打开深埋在中国照片档案馆里的照片，我知道了我的幸运：我常和伟大的照片相遇。
新华社新闻摄影事业可上溯到1946年的解放战争之初。1946年6月新华社山东野战军分社成立之始，新华社就拥有了第一批专职摄影记者。 1946年8月10日，一份摄影报道提示从延安新华社总社电传各分社：“凡遇敌机轰炸，要组织留影，除被毁情景外，最好能摄到飞机轰炸的姿态。有便即带北平两份，一交执行部新闻科，一转延安本社。”这是目前所知新华社最早的摄影报道提示。 随后，在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第二、第三、第四野战军，都有新华社分支机构的摄影记者和部队的新华社兼职摄影记者。
1950年，政务院新闻总署属下的新闻摄影局成立。新闻摄影局的工作任务是向全国和国外各报刊发布新闻照片。摄影局编辑记者有刚从战场上下来的各解放区经过战争考验的战地摄影者，有来自国统区和海外回来的摄影家，有刚从华东新闻学院和其他院校毕业的大学生。新闻摄影局给每个记者都发一条洁白臂章，上面印有“摄影记者”四个大字和单位的名称及图章，要求记者外出采访时佩戴，以警示自己珍惜荣誉、遵守纪律、接受人民监督。
1952年4月1日，新华社新闻摄影编辑部正式成立。新华社编委会确定摄影部的主要任务是：向全国和全世界收集和发布有关中国和外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其他一切引起共同兴趣的照片。
1949年开国大典，摄影记者陈正青在天安门上站的位置是周恩来亲自指定的。1950年6月，为疏通民族关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派出中央民族访问团到各少数民族地区访问，钱嗣杰、曹兴华、刘庆瑞、塔吉古勒、盛继润等摄影记者被派跟随采访。1950年10月25日，抗美援朝战争打响，新闻摄影局派出曹兴华、钱嗣杰、葛力群、袁苓、岳国芳、杨溥涛等组成的战地记者组，跨过鸭绿江，开赴朝鲜前线采访。
新华社摄影部1952年正式成立后，新中国每一次重大会议，如果只有一个记者在场，那定是新华社记者；每逢国家发生大事，最先得到消息和最先被派往的记者也是新华社记者。在摄影记者很少的年代，这样的情况持续了很多年。新华社被中央授予的最高和特殊的采访、编辑、发布新闻照片的职责和权力，新华社照片记录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史上的主要事件、重要活动和社会各方面的基本情况，留下了较为完整、系统的记录共和国发展历程的照片档案。
常常有人问我，你们选择什么样的照片进入“新华典藏”？回答是：那些有历史痕迹的照片，那些除去新闻的元素还能留下的照片，那些能够有助于解读某一段特殊历史的照片。在做“新华典藏”的过程中，通过大量阅读图片，我们看到建国后完整的中国历史的展现，也看到日常生活中活泼生动的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和劳动。而从建国到1978年，从中央到地方，从城市到乡间，对28年间的30多场运动，全国各地的新华社摄影者都留下了影像记录。以大跃进中大炼钢铁为例，在新华社的图片中可以看到数以百计的有关的报道：在家庭、在街道、在校园炼钢；农民、主妇、演员、作家、科学家、少数民族姑娘、外国友人炼钢，连中央领导深夜炼铁的身影也被记者拍摄到。
新华典藏从2010年3月启动，到2012年3月已经收藏了75位摄影前辈的近5000幅照片。目前，典藏还在做70多岁以上的摄影家在50到70年代拍摄的历史图片。作为这个项目的执行编辑，我这两年看到的历史图片达200多万张。
这两年来，我的工作除了去老摄影家家里请他们为典藏照片签名，就是趴在电脑前一张张翻阅老照片，我内心情感极其复杂。“新华典藏”从开始就已经太迟了！多少次，当我翻到一张刻着深刻历史痕迹的图片，找到摄影者的名字却发现他们已经故去，我不禁扼腕长叹，悲从中来！石少华、郑景康、张印泉、齐观山、陈正青、蒋齐生、叶华、郑小箴、刘东鳌、邹健东、李基禄、李九龄、丁峻、孙忠靖、唐茂林……他们曾为历史和中国摄影史贡献了无数经典照片，他们的名字和照片无数次地出现在我眼前。我为“新华典藏”失去了这些伟大的摄影记者的图片而深感遗憾。好在他们的照片被很好地保存下来了。对摄影家最好的纪念就是反复研读他们的照片。我一遍遍看他们的照片，我也相信他们留下来的照片，千年后还会和后人对话。
令我欣慰的是，我们在浩瀚的照片里发现一些不甚熟悉的名字：王纯德、盛继润、陈之平、哈斯叶提、塔吉古勒、纳一、安康、雪印、傅军、于肇、赵淮青……这些摄影者早在五六十年代就因各种原因调离新华社摄影部，他们的名字已被淡忘，作品也难得被翻阅。正是“新华典藏”，让很多在我们视线里已经消失很久的摄影者和他们的作品浮出海面。
“新华典藏”挑选过程近乎苛刻，我常想：这浩如烟海的照片啊！有哪些经得起历史的考验、被一遍遍反复使用？有哪些永远不会被人想起？又有哪些在一个时机复活时，会在人们心里炸响惊雷？有哪些摄影者会被后人淡忘，又有哪些摄影者同他们的图片一起载入史册，在历史的坐标中定格？
时间会告诉我们最终的答案。
关注世界的年轻的眼睛
从过去的大时代走过来的老摄影家已经把摄影的一个高度放在那里，他们还留下一种职业水准与献身精神，这正是新华社摄影记者的核心价值所在。
今天的新华社摄影部，拥有无论是实践还是思考都处在前沿的一代年轻摄影者。他们素质优良，学术背景深厚，一入社便接受严格的教育。他们身上，已种下新华人严守纪律、团队精神、隐忍、担当、不事张扬，万人之海一身藏的种子。薪火相传的使命感，使他们以严肃的态度关注社会，坚持为记录工作、为文献工作，继续为历史留存证据。但时代与摄影的进步，又要求他们必须在摄影本体上进行多种可能性的探索。他们中，一些人为拥有更广阔的学术视野，自觉地进行新学科的学习，甚至到国外进修，为探索、建立自己的视觉体系而努力。现在，新华社摄影记者和国际雇员遍及世界各地。
2008年，汶川地震，新华社总社第一天就发布了对震灾摄影报道的指导原则：一、记者在第一时间到达第一现场，发出照片，要把事实真相告诉中国、告诉全世界；二、记者各自为战，每个人都要想办法到达不同的灾区现场。总社、解放军分社、四川、陕西、贵州、山西分社共数十名摄影记者先后出动，一个多月间，地震灾区每天有20多名新华社摄影记者进行着记录。
从唐山到汶川，两次地震，从“抗震不忘批邓”到“把真相告诉世界”，从“救灾不见灾”到“没有任何报道限制”，从唐山地震新华社稿库里一共只能查50多张照片到汶川地震新华社从5月12日到6月5日发出上万张照片，灾难新闻的变化不需赘言。
2008年，新华社经过多年打造的“国家摄影队”在奥运会整齐亮相，从赛场边到看台上，采编发3分钟之内完成。
越来越多的新华社驻外记者肩负着国家使命出现在各种新闻现场，他们的存在为人们从更多的角度看待和剖析新闻事件提供了可能。伊拉克、科索沃、阿富汗、利比亚、印尼海啸、海地地震、日本地震……在世界上几乎所有的热点地区都可以看到新华社摄影记者的身影。
年轻的摄影者被分期分批地派往国外几十个国家常驻，出国前都经过严格训练：采访、摄影、传输、国际知识、甚至语言、财务。
《年轻的眼睛——新华社驻外记者展》在参加第24届法国昂热国际独家新闻节时，新闻节主席勒布克说：“作为新闻节主席，我看过许许多多的照片。以前，中国记者拍摄的内容更多是各种仪式和活动，但现在这种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些年轻的记者从他们独特的视角打量着这个世界，并把他们的所见以一种精彩的方式展现在我们面前……现在谁也不能说中国没有好的摄影师了。”
2011年3月，新华社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一次合作，教科文组织邀请新华社摄影记者拍摄世界遗产照片。50位年轻的新华社摄影记者及国外雇员历时三个月，在全世界50个国家、110多处世界遗产地进行了跋涉之旅、心灵之旅。2011年6月，巴黎，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第35次会议开幕之际，这些记者拍摄的作品精华汇集为《用我们的眼睛带你看世界遗产》展览展出。
2011年8月，新华社与路透社共同实施了“走进非洲”联合采访行动，几位新华社摄影记者分别在埃塞俄比亚、塞内加尔、南苏丹、南非、喀麦隆、肯尼亚、科特迪瓦采访，关注了贫困地区的青年发展和用水安全等问题、艾滋病给当地人带来的挑战、孩童的生活境遇。10月，丽水国际摄影节，新华社展览《来自非洲的N个故事》亮相展厅……
新华社摄影记者的背后，有一个庞大的、由100多人组成的编辑队伍。默默付出的新华社编辑把为记者做事、为新闻事业贡献看作一种修养，并甘于平淡。好编辑是把摄影者放在心底深处的人。记者和编辑，不仅仅是简单的同事，而是兄弟姐妹，是一生的友人。
新华社的照片应该被更多人知晓
60年来，新华社记者深入到历史的现场，目击并拍摄。目前中国照片档案馆馆藏500万张图片，新华社摄影部的新闻发稿照片占其中的95%以上。
2010年12月，我在一次学术研讨会的发言中说：“我遗憾地发现，很多学者因没有更多机会看到新华社几百万张照片而造成做学问的偏颇。在中国照片档案馆500万张照片中你们会看到，革命发生过，战争发生过，灾难也发生过，（新华社记者对这些）全部都有记录。2010年新华社开始了‘新华典藏’的工作，……我们发现，新华社不仅存留了新闻照片，其中也有大量的纪实照片。有人说沙飞除了红色摄影之外，还有一个自由的灵魂。新华社同样有很多灵魂自由的摄影者。”
之后，时任中国照片档案馆馆长助理蔡毅发言：“我感谢一切为了中国的摄影资料的保存、传承、研究付出辛劳的人们……中国13亿人，拥有几千万台相机，几十万摄影从业者，而从事摄影史料研究的人为数极少，这么大一个国家只有几个人做这个事，是很可悲的。盛世应该修典啊！……如果一个国家社会财富积累飞速，人民生活富裕，但是文化文明跟不上，许多领域的研究出现空白，对自己民族经历的过程不总结不研究，其实是很可悲的……如果有更多的人在裸露的土地上耕耘，找到一张照片如同种下一棵树，一张一张照片地找，一棵树一棵树地栽，裸露的土地将会一点点地缩小。当中国摄影史研究枝繁叶茂硕果累累的时候，展现在世界摄影史上的将是一部恢宏的令世人震惊的中国战争摄影工作画卷，将会还原中国摄影在世界摄影史上的真实面貌和不可替代的位置。”
正如那次研讨会的评点嘉宾、传播学界著名学者展江所说，在摄影界和研究摄影的学者之间，官方的和学术界的或者民间的，中间存在着一些距离甚至鸿沟；档案图片与作为公共新闻产品的图片，当中可能也存在诸多的差异。
历史被新华社摄影记者收进了底片，经过漫长岁月，转化成了刻上一种历史记忆的视像。我想，如果研究历史和文化的学者有机会了解中国照片档案馆的收藏，了解新华社60年来的图片和图片背后的故事，会更好地认识历史事实，梳理出更接近真实的历史脉络的源流和趋向。
（本文作者陈小波为新华社领衔图片编辑。——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