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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栏的话：
2015年10月10日，中国致公党将迎来90周年华诞。近90年来，中国致公党高举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大旗，逐步坚定政治信仰、不断提升参政自信，致力为公、侨海报国，充分行使民主党派参政议政、民主监督职责，为构筑和谐政党关系、推进协商民主、共建政治文明做出了不懈努力和积极贡献。回顾中国致公党近90年的历程，是中国致公党不断进步、不断完善、不断成长的发展史；是中国致公党与中国共产党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亲密合作史；是中国致公党逐步提升参政水平，坚定参政自信，共建政治文明的参政史。为纪念中国致公党成立90周年，本刊联合致公党中央宣传部共同创办“纪事·中国致公党九十年”专栏，特刊发不同历史时期的致公党代表人物，以飨读者。
在致公党中央机关院内，摆放着唯一的一座雕像，便是司徒美堂。他一生经历了中国近现代史上几乎所有的重大历史事件，从反清复明到支持辛亥革命，从支持辛亥革命到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司徒美堂终其一生追求光明、进步，赢得“爱国旗帜、华侨楷模”之美誉。司徒美堂不仅是孙中山毕生最倚重的爱国侨领，更是深受海内外人士所敬仰的辛亥功臣。“华侨是革命之母”，便是孙中山彰显华侨于辛亥革命之功的肺腑之言。
一拳打出“安良堂”
1880年3月，年仅12岁的司徒美堂，从母亲手中接过告贷来的50块龙洋，从广东开平步行至香港，搭乘大火轮“加力”号，漂洋过海来到美国。经乡人介绍，司徒美堂在唐人街一家餐馆做杂工，工作之余还坚持练功，不断学习。当时，美国人经常欺负华侨，吃“霸王餐”不说还找茬儿讹钱。一日，几个美国地痞又来滋事，从小学过武术，一身好武艺的司徒美堂义愤填膺，以一对十，还一拳将一个美国人当场打死。第二天，司徒美堂便被警察带走，法官宣判司徒美堂死刑，这个消息震惊了整个美国。司徒美堂教训了美国人，这让总受欺负的华侨们大快人心，无不拍手叫好。为了保全司徒美堂性命，洪门致公堂发动华侨华工募捐凑钱为司徒美堂请了一个律师，他就是当时刚刚法律系毕业，后来的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罗斯福据理辩护，广大侨团也与美国人斗智斗勇，最终司徒美堂在被囚禁10个月后得以获释。从此，司徒美堂以“侠名”蜚声旅美侨界，而罗斯福也和司徒美堂结下了不解之缘。1885年，17岁的司徒美堂拜堂盟誓，加入了宗旨为“反清复明”的洪门致公堂。26岁时，司徒美堂在波士顿成立“安良堂”，自任总理，打出“锄强扶弱，除暴安良”的旗号，很快就成为洪门致公堂旗下的强势团体，遍布全美31个城市。司徒美堂本人也被尊为“大佬”。“忠诚救国，义气团结，侠义锄奸”的信条在司徒美堂身上得到充分体现。他说：“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人，因此只知爱中国。”
19世纪80年代后，美国曾多次颁布“排华法”，广大华侨社团纷纷向美国政府写信极力要求废除，但均杳无音讯。对于“排华法”司徒美堂感同身受，应广大华侨的要求，司徒美堂亲自给罗斯福总统写信，要求美国予以废除。1940年10月，罗斯福总统虽咨文国会请废“排华法”，但未果。1943年，司徒美堂再次给罗斯福总统写信要求废除。罗斯福在当年10月11日向国会提请的“许可中国人移居我国，并允许这里的中国居民成为美国公民”法案终于在美国国会终于通过，实行了50年的不平等“排华法”得以取消。通过一名华侨政党领袖推动美国的一项立法，在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廖承志说：“司徒美堂一生所走的道路反映了国外爱国侨胞自鸦片战争以来所走过的道路”，“所走的数十年如一日的爱国的道路，也是一千二百多万国外侨胞所走的历史道路”，是“美洲华侨的一面旗帜”
一直支持国内革命
海外洪门素有爱国爱乡的民族情结，对国内的变革十分关注。1903年冬天，赴美洲宣传革命思想的孙中山在檀香山加入致公堂，被封为“洪棍”（即“元帅”）。美国旧金山华侨中，虽有90%参加洪门致公堂，但各分堂主张不一。为积累群众基础，凝聚革命力量，孙中山建议举行洪门总注册并重订致公堂新章程。1904年5月，受致公堂的委托，孙中山在檀香山为美洲致公堂起草了《重订致公堂新章要义》和新章程80条，把“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作为致公堂的纲领。新纲领的提出迈出了致公堂自我改造的关键性一步，逐渐走上了救国救民的正确道路。
“1904年（光绪三十年）我在波士顿致公堂会见孙中山先生。他使我在政治上顿开茅塞，初步懂得要在中国进行‘民有、民治、民享’的革命道理。”1904年10月，致公堂领袖司徒美堂在波士顿热情接待“革命大哥”孙中山，并以贵宾之礼将孙中山接到波士顿自己家中居住，一方面表达深重的敬仰之情，另一方面也是为孙中山的个人安全考虑（孙中山是朝廷钦犯）。
为进一步支持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斗争，司徒美堂力促致公堂联合同盟会成立“洪门筹饷局”，开展大规模的筹款活动，在短短三个月内就筹得美金14.4万元。自武昌首义到南京临时政府时期，仅旧金山洪门筹饷局一处就提供了20余万美金的资金。1911年春，广州起义失败后，“国内的同志曾向孙先生致电急需15万美金。孙先生手足无措、寝食难安。当时我想五块十块的叫洪门兄弟捐，必索革命同志于枯鱼之肆，缓不济急，于是就提议将在加拿大的多伦多、温哥华、维多利亚三地的四座致公堂大楼典押出去。大家一致赞成，立即把款项筹足了……华侨是渴望祖国富强独立的，也实在帮助了辛亥革命，所以，后来孙先生说：‘华侨是革命之母’，这是句真话。”
辛亥革命领导人之一谭人凤在《社团改进会意见书》中写道：“革命（辛亥革命）之成，实种于二百年于前之洪门会党”。“在运动之初，惟洪门兄弟能守秘密。发动之后，亦惟洪门兄弟能听指挥。”“人无论远近，事无论险夷，人人奋勇，个个当先，卒有武昌起义，各省响应，不数月而共和告成，军队之功，实亦洪门兄弟之功。”孙中山就任南京临时政府总统后，司徒美堂以美洲致公堂总理的身份，发动各地致公堂与孙中山通电300多封表示拥护。孙中山还致电司徒美堂，力邀其回国出任总统府临印官，司徒美堂婉辞且在回电中直抒胸臆：“吾乃不求做官，只图革命成功，建立民国，中华振兴。” 民国初建，国内政治风起云涌，各派政治势力纷纷成立政党。不少洪门致公堂的有识之士也在积极进行组党的努力。
1920年，司徒美堂便提出建立华侨政党的主张。1921年他从美国到香港联络当地洪门进行组党活动，虽然没有成功，回美后仍继续酝酿组党。对政党的名称，当时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称“民治党”为宜，意即要求“民主政治”；另一种认为称“致公党”更符合洪门会党“致和欲事，公义同谋”的初衷和传统。司徒美堂当时竭力主张后一种意见。1925年10月10日，五洲洪门第四次恳亲大会在旧金山举行并通过改堂为党的决议，组织华侨政党中国致公党并推举陈炯明、唐继尧为正、副总理。这次会议后来被追认为中国致公党第一次代表大会。致公党一大的召开，标志着华侨政治力量的新崛起。中国致公党正式成立后，司徒美堂被推举主持致公党美洲总支部的工作。从此，他带领致公党作为一支代表华侨的政治力量活跃在中国近代政治舞台上。
一心主张坚决“抗日”
“九·一八”事变后，“全美洲洪门总干部”成立，司徒美堂要求洪门兄弟“为民族独立，为国家争生存，输财出力，精诚团结，一德一心，共赴国难”。“一·二八”上海淞沪抗战打响，司徒美堂立即通电全美致公堂成员以实际行动支持抗战，并将捐款直接汇给蔡廷锴本人。“七七事变”爆发，司徒美堂立即发起成立“纽约华侨抗日救国筹饷总会”。19名执委中虽然年龄最大，但他积极奔走于美洲国家，宣传抗日救国。在美洲致公党爱国精神的感召下，檀香山、菲律宾、马来西亚的洪门分会纷纷提出“团结合作，贡献抗战”。1942年，为使侨资直接迅速用于抗战，司徒美堂在重庆创立华侨兴业银行，自任董事长，开办侨汇业务，为抗战吸纳了大量资金，为抗战取得胜利起到了重要作用。司徒美堂本人也成为捐献最多的17名华侨之一。《新华日报》对此有切实的评价：“旅美侨胞，洪门兄弟，在司徒美堂先生等侨领领导之下，数十年来，对民族解放事业素具热忱帮助，抗战以来呼吁团结，输财输力更不遗余力，老成谋国、劳绩昭著，吾人实深敬佩。”致公党也被中国共产党列入中国“愿意参加抗日救国事业的各党派、各团体”之中。
1941年，司徒美堂被国民政府遴选为参政会的华侨参政员。虽然年过七旬，但司徒美堂仍坚持回国，准备途经香港赴重庆参加国民参政会议。因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被日寇侵占。日军驻港司令官井崎得知司徒美堂滞港便出面邀请司徒美堂负责组织香港帮会，出任香港地方维持会会长。遭到司徒美堂严词拒绝后，日寇准备暗中除掉司徒美堂。紧要关头，周恩来联络宋庆龄、廖承志及洪门人士展开了营救，最后使其顺利到达重庆。得知因日军占领，南洋130多万华侨难民归国后缺衣少食，只能靠政府救助后，司徒美堂提出了“以侨救侨”的系列建议，呈报国民政府农林部。在国民参政会上，他针对战时侨汇中断、侨眷生活困难的问题作了提案。还亲往广东韶关了解救侨工作，与广东省主席李汉魂商议救侨办法，并到加拿大募集难民生产自救的资金。当时的《华商报》对司徒美堂给予高度评价：司徒美堂是“九·一八”事变以来“主张抗日最坚决的一人”，全力以赴“提高侨胞的民族意识，督促并协助政府抗战”，“其目光的远大与爱国的忠诚，可以概见”。当年，司徒美堂被推举为联合国成立大会中国代表团的华侨顾问。
1947年5月1日，中国致公党三大在香港举行，并宣布加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开创了致公党参加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新纪元。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的口号。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纷纷公开发表声明自觉地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避居香港期间，由于司徒美堂身份特殊，成为国民党特务的重点监视对象，“五一”口号发布两个多月后内容才传达给司徒美堂。返美前夕，中共华南分局连贯同志为之设宴饯行，司徒美堂即席亲书“上毛主席致敬书”，表示衷心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并郑重表示：“新政协何时开幕，接到电召，当即回国参加”。返美后，司徒美堂在香港报纸刊登《拥护中国共产党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声明》：“今中共及民主党派所号召以四大家族除外之新政治协商会议，进行组织人民民主联合政府之主张，余认为乃解决国内政治问题唯一良好之方法，表示热诚拥护，并愿以八十有二之老年，为中国解放而努力。”因交通受阻，投递费时，司徒美堂向“毛主席致敬书”的信直到1949年1月20日才由毛主席作复，“中国人民解放斗争日益接近全国胜利，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团结全国人民及海外侨胞的力量，完全实现中国人民的独立解放事业，实为当务之急”，并热诚邀请司徒美堂“摒挡公务早日回国，莅临解放区参加会议”。
一扫“弱国”之闷气
1949年9月，81岁高龄的司徒美堂冲破孔祥熙等人的阻挠，不顾诽谤，毅然以美洲华侨代表的身份顺利抵京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成为与会者中年龄最大的代表。司徒美堂当选为全国政协第一届委员会委员，并出任第一届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兼华侨委员会委员。
在新政协大会上，司徒美堂以致公党的名义向大会递交了一份关于维护海外华侨权益的提案，开创了民主党派团体提案的先河，成为政协史上第一份党派团体提案。
新政协筹备会上，一些代表考虑到以往的传统，提出应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称后面加注“简称中华民国”的字样。司徒美堂站起来发言说：“我是参加辛亥革命的人，我尊重孙中山先生，但对于中华民国这四个字则绝无好感。理由是中华民国与‘民’无涉，最近22年来更给蒋介石CC派弄得天怒人怨，真是痛心疾首。我们试问，共产党领导的这次革命是不是跟辛亥革命不同？如果大家都认为不同，那么我们的国号应该叫中华人民共和国，抛掉又臭又坏的中华民国的烂招牌。仍然叫中华民国，何以昭告天下百姓？我们好像偷偷摸摸似的，革命胜利了，连国号也不敢改。我坚决反对什么简称，我坚决主张光明正大地用中华人民共和国！ ”
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住在北京西郊的香山双清别墅，在这里同许多党外人士共商建国大业。由于双清别墅地势较高，许多客人都乘吉普车上山。而来访的中国致公党创始人、著名华侨领袖司徒美堂能否顺利上山还是成了难题。考虑到司徒美堂已年过八旬，身躯病弱，不能乘车上坡。毛泽东急中生智提议，用担架抬老人上山。工作人员便在一把藤躺椅两边绑上两根木棍，做成一副简易的“轿子”。把司徒美堂抬到会客厅门口时，早已站在门前等候的毛泽东，立即走下台阶迎上前去，双手搀扶老人“下轿”。此事一时传为美谈。因为行走困难，周恩来特别吩咐大会秘书处准备了一把大藤椅，把司徒美堂抬进了会场。老人高兴地说：“这是特赐金銮殿乘舆啊！
开国大典那一天，他和张澜、何香凝等辛亥革命时期的老前辈都是被滑竿抬上天安门城楼的。司徒美堂晚年撰文说：“我还能看见中华民族有昂首挺胸的这一天，使人吐了一口憋在心里几十年的‘弱国之民’的闷气”。
1955年5月8日，司徒美堂因脑溢血在北京与世长辞，享年89岁。10日，司徒美堂公祭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及首都各界人士七百多人出席。灵前摆着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送的花圈。周恩来亲自主持公祭大会，遗体安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如此隆重的公祭仪式，解放后罕见。这是对于这位“洪门元老，一生爱国”的华侨老人的最高褒扬。
责任编辑 李肖含
2015年10月10日，中国致公党将迎来90周年华诞。近90年来，中国致公党高举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大旗，逐步坚定政治信仰、不断提升参政自信，致力为公、侨海报国，充分行使民主党派参政议政、民主监督职责，为构筑和谐政党关系、推进协商民主、共建政治文明做出了不懈努力和积极贡献。回顾中国致公党近90年的历程，是中国致公党不断进步、不断完善、不断成长的发展史；是中国致公党与中国共产党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亲密合作史；是中国致公党逐步提升参政水平，坚定参政自信，共建政治文明的参政史。为纪念中国致公党成立90周年，本刊联合致公党中央宣传部共同创办“纪事·中国致公党九十年”专栏，特刊发不同历史时期的致公党代表人物，以飨读者。
在致公党中央机关院内，摆放着唯一的一座雕像，便是司徒美堂。他一生经历了中国近现代史上几乎所有的重大历史事件，从反清复明到支持辛亥革命，从支持辛亥革命到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司徒美堂终其一生追求光明、进步，赢得“爱国旗帜、华侨楷模”之美誉。司徒美堂不仅是孙中山毕生最倚重的爱国侨领，更是深受海内外人士所敬仰的辛亥功臣。“华侨是革命之母”，便是孙中山彰显华侨于辛亥革命之功的肺腑之言。
一拳打出“安良堂”
1880年3月，年仅12岁的司徒美堂，从母亲手中接过告贷来的50块龙洋，从广东开平步行至香港，搭乘大火轮“加力”号，漂洋过海来到美国。经乡人介绍，司徒美堂在唐人街一家餐馆做杂工，工作之余还坚持练功，不断学习。当时，美国人经常欺负华侨，吃“霸王餐”不说还找茬儿讹钱。一日，几个美国地痞又来滋事，从小学过武术，一身好武艺的司徒美堂义愤填膺，以一对十，还一拳将一个美国人当场打死。第二天，司徒美堂便被警察带走，法官宣判司徒美堂死刑，这个消息震惊了整个美国。司徒美堂教训了美国人，这让总受欺负的华侨们大快人心，无不拍手叫好。为了保全司徒美堂性命，洪门致公堂发动华侨华工募捐凑钱为司徒美堂请了一个律师，他就是当时刚刚法律系毕业，后来的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罗斯福据理辩护，广大侨团也与美国人斗智斗勇，最终司徒美堂在被囚禁10个月后得以获释。从此，司徒美堂以“侠名”蜚声旅美侨界，而罗斯福也和司徒美堂结下了不解之缘。1885年，17岁的司徒美堂拜堂盟誓，加入了宗旨为“反清复明”的洪门致公堂。26岁时，司徒美堂在波士顿成立“安良堂”，自任总理，打出“锄强扶弱，除暴安良”的旗号，很快就成为洪门致公堂旗下的强势团体，遍布全美31个城市。司徒美堂本人也被尊为“大佬”。“忠诚救国，义气团结，侠义锄奸”的信条在司徒美堂身上得到充分体现。他说：“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人，因此只知爱中国。”
19世纪80年代后，美国曾多次颁布“排华法”，广大华侨社团纷纷向美国政府写信极力要求废除，但均杳无音讯。对于“排华法”司徒美堂感同身受，应广大华侨的要求，司徒美堂亲自给罗斯福总统写信，要求美国予以废除。1940年10月，罗斯福总统虽咨文国会请废“排华法”，但未果。1943年，司徒美堂再次给罗斯福总统写信要求废除。罗斯福在当年10月11日向国会提请的“许可中国人移居我国，并允许这里的中国居民成为美国公民”法案终于在美国国会终于通过，实行了50年的不平等“排华法”得以取消。通过一名华侨政党领袖推动美国的一项立法，在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廖承志说：“司徒美堂一生所走的道路反映了国外爱国侨胞自鸦片战争以来所走过的道路”，“所走的数十年如一日的爱国的道路，也是一千二百多万国外侨胞所走的历史道路”，是“美洲华侨的一面旗帜”
一直支持国内革命
海外洪门素有爱国爱乡的民族情结，对国内的变革十分关注。1903年冬天，赴美洲宣传革命思想的孙中山在檀香山加入致公堂，被封为“洪棍”（即“元帅”）。美国旧金山华侨中，虽有90%参加洪门致公堂，但各分堂主张不一。为积累群众基础，凝聚革命力量，孙中山建议举行洪门总注册并重订致公堂新章程。1904年5月，受致公堂的委托，孙中山在檀香山为美洲致公堂起草了《重订致公堂新章要义》和新章程80条，把“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作为致公堂的纲领。新纲领的提出迈出了致公堂自我改造的关键性一步，逐渐走上了救国救民的正确道路。
“1904年（光绪三十年）我在波士顿致公堂会见孙中山先生。他使我在政治上顿开茅塞，初步懂得要在中国进行‘民有、民治、民享’的革命道理。”1904年10月，致公堂领袖司徒美堂在波士顿热情接待“革命大哥”孙中山，并以贵宾之礼将孙中山接到波士顿自己家中居住，一方面表达深重的敬仰之情，另一方面也是为孙中山的个人安全考虑（孙中山是朝廷钦犯）。
为进一步支持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斗争，司徒美堂力促致公堂联合同盟会成立“洪门筹饷局”，开展大规模的筹款活动，在短短三个月内就筹得美金14.4万元。自武昌首义到南京临时政府时期，仅旧金山洪门筹饷局一处就提供了20余万美金的资金。1911年春，广州起义失败后，“国内的同志曾向孙先生致电急需15万美金。孙先生手足无措、寝食难安。当时我想五块十块的叫洪门兄弟捐，必索革命同志于枯鱼之肆，缓不济急，于是就提议将在加拿大的多伦多、温哥华、维多利亚三地的四座致公堂大楼典押出去。大家一致赞成，立即把款项筹足了……华侨是渴望祖国富强独立的，也实在帮助了辛亥革命，所以，后来孙先生说：‘华侨是革命之母’，这是句真话。”
辛亥革命领导人之一谭人凤在《社团改进会意见书》中写道：“革命（辛亥革命）之成，实种于二百年于前之洪门会党”。“在运动之初，惟洪门兄弟能守秘密。发动之后，亦惟洪门兄弟能听指挥。”“人无论远近，事无论险夷，人人奋勇，个个当先，卒有武昌起义，各省响应，不数月而共和告成，军队之功，实亦洪门兄弟之功。”孙中山就任南京临时政府总统后，司徒美堂以美洲致公堂总理的身份，发动各地致公堂与孙中山通电300多封表示拥护。孙中山还致电司徒美堂，力邀其回国出任总统府临印官，司徒美堂婉辞且在回电中直抒胸臆：“吾乃不求做官，只图革命成功，建立民国，中华振兴。” 民国初建，国内政治风起云涌，各派政治势力纷纷成立政党。不少洪门致公堂的有识之士也在积极进行组党的努力。
1920年，司徒美堂便提出建立华侨政党的主张。1921年他从美国到香港联络当地洪门进行组党活动，虽然没有成功，回美后仍继续酝酿组党。对政党的名称，当时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称“民治党”为宜，意即要求“民主政治”；另一种认为称“致公党”更符合洪门会党“致和欲事，公义同谋”的初衷和传统。司徒美堂当时竭力主张后一种意见。1925年10月10日，五洲洪门第四次恳亲大会在旧金山举行并通过改堂为党的决议，组织华侨政党中国致公党并推举陈炯明、唐继尧为正、副总理。这次会议后来被追认为中国致公党第一次代表大会。致公党一大的召开，标志着华侨政治力量的新崛起。中国致公党正式成立后，司徒美堂被推举主持致公党美洲总支部的工作。从此，他带领致公党作为一支代表华侨的政治力量活跃在中国近代政治舞台上。
一心主张坚决“抗日”
“九·一八”事变后，“全美洲洪门总干部”成立，司徒美堂要求洪门兄弟“为民族独立，为国家争生存，输财出力，精诚团结，一德一心，共赴国难”。“一·二八”上海淞沪抗战打响，司徒美堂立即通电全美致公堂成员以实际行动支持抗战，并将捐款直接汇给蔡廷锴本人。“七七事变”爆发，司徒美堂立即发起成立“纽约华侨抗日救国筹饷总会”。19名执委中虽然年龄最大，但他积极奔走于美洲国家，宣传抗日救国。在美洲致公党爱国精神的感召下，檀香山、菲律宾、马来西亚的洪门分会纷纷提出“团结合作，贡献抗战”。1942年，为使侨资直接迅速用于抗战，司徒美堂在重庆创立华侨兴业银行，自任董事长，开办侨汇业务，为抗战吸纳了大量资金，为抗战取得胜利起到了重要作用。司徒美堂本人也成为捐献最多的17名华侨之一。《新华日报》对此有切实的评价：“旅美侨胞，洪门兄弟，在司徒美堂先生等侨领领导之下，数十年来，对民族解放事业素具热忱帮助，抗战以来呼吁团结，输财输力更不遗余力，老成谋国、劳绩昭著，吾人实深敬佩。”致公党也被中国共产党列入中国“愿意参加抗日救国事业的各党派、各团体”之中。
1941年，司徒美堂被国民政府遴选为参政会的华侨参政员。虽然年过七旬，但司徒美堂仍坚持回国，准备途经香港赴重庆参加国民参政会议。因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被日寇侵占。日军驻港司令官井崎得知司徒美堂滞港便出面邀请司徒美堂负责组织香港帮会，出任香港地方维持会会长。遭到司徒美堂严词拒绝后，日寇准备暗中除掉司徒美堂。紧要关头，周恩来联络宋庆龄、廖承志及洪门人士展开了营救，最后使其顺利到达重庆。得知因日军占领，南洋130多万华侨难民归国后缺衣少食，只能靠政府救助后，司徒美堂提出了“以侨救侨”的系列建议，呈报国民政府农林部。在国民参政会上，他针对战时侨汇中断、侨眷生活困难的问题作了提案。还亲往广东韶关了解救侨工作，与广东省主席李汉魂商议救侨办法，并到加拿大募集难民生产自救的资金。当时的《华商报》对司徒美堂给予高度评价：司徒美堂是“九·一八”事变以来“主张抗日最坚决的一人”，全力以赴“提高侨胞的民族意识，督促并协助政府抗战”，“其目光的远大与爱国的忠诚，可以概见”。当年，司徒美堂被推举为联合国成立大会中国代表团的华侨顾问。
1947年5月1日，中国致公党三大在香港举行，并宣布加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开创了致公党参加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新纪元。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的口号。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纷纷公开发表声明自觉地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避居香港期间，由于司徒美堂身份特殊，成为国民党特务的重点监视对象，“五一”口号发布两个多月后内容才传达给司徒美堂。返美前夕，中共华南分局连贯同志为之设宴饯行，司徒美堂即席亲书“上毛主席致敬书”，表示衷心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并郑重表示：“新政协何时开幕，接到电召，当即回国参加”。返美后，司徒美堂在香港报纸刊登《拥护中国共产党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声明》：“今中共及民主党派所号召以四大家族除外之新政治协商会议，进行组织人民民主联合政府之主张，余认为乃解决国内政治问题唯一良好之方法，表示热诚拥护，并愿以八十有二之老年，为中国解放而努力。”因交通受阻，投递费时，司徒美堂向“毛主席致敬书”的信直到1949年1月20日才由毛主席作复，“中国人民解放斗争日益接近全国胜利，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团结全国人民及海外侨胞的力量，完全实现中国人民的独立解放事业，实为当务之急”，并热诚邀请司徒美堂“摒挡公务早日回国，莅临解放区参加会议”。
一扫“弱国”之闷气
1949年9月，81岁高龄的司徒美堂冲破孔祥熙等人的阻挠，不顾诽谤，毅然以美洲华侨代表的身份顺利抵京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成为与会者中年龄最大的代表。司徒美堂当选为全国政协第一届委员会委员，并出任第一届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兼华侨委员会委员。
在新政协大会上，司徒美堂以致公党的名义向大会递交了一份关于维护海外华侨权益的提案，开创了民主党派团体提案的先河，成为政协史上第一份党派团体提案。
新政协筹备会上，一些代表考虑到以往的传统，提出应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称后面加注“简称中华民国”的字样。司徒美堂站起来发言说：“我是参加辛亥革命的人，我尊重孙中山先生，但对于中华民国这四个字则绝无好感。理由是中华民国与‘民’无涉，最近22年来更给蒋介石CC派弄得天怒人怨，真是痛心疾首。我们试问，共产党领导的这次革命是不是跟辛亥革命不同？如果大家都认为不同，那么我们的国号应该叫中华人民共和国，抛掉又臭又坏的中华民国的烂招牌。仍然叫中华民国，何以昭告天下百姓？我们好像偷偷摸摸似的，革命胜利了，连国号也不敢改。我坚决反对什么简称，我坚决主张光明正大地用中华人民共和国！ ”
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住在北京西郊的香山双清别墅，在这里同许多党外人士共商建国大业。由于双清别墅地势较高，许多客人都乘吉普车上山。而来访的中国致公党创始人、著名华侨领袖司徒美堂能否顺利上山还是成了难题。考虑到司徒美堂已年过八旬，身躯病弱，不能乘车上坡。毛泽东急中生智提议，用担架抬老人上山。工作人员便在一把藤躺椅两边绑上两根木棍，做成一副简易的“轿子”。把司徒美堂抬到会客厅门口时，早已站在门前等候的毛泽东，立即走下台阶迎上前去，双手搀扶老人“下轿”。此事一时传为美谈。因为行走困难，周恩来特别吩咐大会秘书处准备了一把大藤椅，把司徒美堂抬进了会场。老人高兴地说：“这是特赐金銮殿乘舆啊！
开国大典那一天，他和张澜、何香凝等辛亥革命时期的老前辈都是被滑竿抬上天安门城楼的。司徒美堂晚年撰文说：“我还能看见中华民族有昂首挺胸的这一天，使人吐了一口憋在心里几十年的‘弱国之民’的闷气”。
1955年5月8日，司徒美堂因脑溢血在北京与世长辞，享年89岁。10日，司徒美堂公祭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及首都各界人士七百多人出席。灵前摆着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送的花圈。周恩来亲自主持公祭大会，遗体安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如此隆重的公祭仪式，解放后罕见。这是对于这位“洪门元老，一生爱国”的华侨老人的最高褒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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