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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传统社会时期，人口连系赋税徭役、社会稳定，是帝国统治末梢的基础。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持续动荡不安，区域发展极不平衡，随之带来人口增减剧烈、数量统计艰难等系列问题。透析近代以来人口增减变化，无疑是准确把握和认识近代社会发展本质的关键钥匙。本文拟通过解析地方志和相关人口统计资料，试图对近代以来江西人口数量变化情况予以梳理，探討其剧烈变化背后的成因，并进一步深化对近代全国人口增减变化和社会发展实质的认识。
关键词：近代;江西;人口;变化
明末清初，全国人口凋敝，出现了“江西填湖广”此类官方大规模移民行动。随后长期稳定发展，直至晚晴动乱前夕，全国人口数量长期稳定在上亿。晚清民国，全国人口又一次经历剧烈变化，一直持续到新中国成立后才有所恢复。近代以来人口数量的增减变化绝不仅仅是人口问题，更是深层次的社会变化和时代映射。对此，行龙老师就指出“近代中国人口问题是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殊社会性质紧密联系的”，[1]李乐在《关于中国近代人口史的综述》一文也提出“许多重大的社会运动和社会问题都与近代人口状态有十分密切关系”，[2]由此可见，近代人口问题研究的本质其实是对近代以来社会聚变和时代发展的剖析。江西自明末以来数历战乱，是近代全国人口数量变化剧烈的典型区域，探析近代以来江西人口数量变化情况，是深化对近代人口问题认识的必须，也是进一步加深对近代中国社会发展变化实质认识的关键。
一、清前期江西人口情况
明末清初，长期战乱与灾荒过后，出现了全国性社会凋敝、人口流失等惨景。加之南方汉人对“剪发令”“留头不留发”等民族政策极为不满，为稳固统治，清兵南征开始后便对南方地区展开了大肆杀戮，史有“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等惨案。
清兵抵达江西之后，南昌城不攻自下，江西北部其他各府州也几无抵抗，致使清兵一路望风披靡。顺治三年八月，金声桓攻下吉安，进抵赣州。赣州城破之后，清兵再次展开了大规模屠杀。史料记载“十月初四夜，清兵袭陷贛城，贛士民巷战，清兵屠之”。《赣州府志》也有记载：“赣当明季户籍十万八千，丙戌城破，存者三千户”，[3]比之四川仅剩一成人口也无过之。此外，清军还对赣州府其他州县人口进行屠杀。如赣县章水乡，“兵燹以来，十不存一”，即可为证。当然，这并不仅是指顺治三年屠杀行动，还包括自顺治三年至以后几年围绕赣州城发生的围城与屠杀。清前期，大量客家移民迁入以赣州为中心的章水、贡水流域，即是对大屠杀后死亡人口的补充。康熙年间“三藩之乱”对江西人口数量影响更为严重。史料记载：吴三桂分兵自长沙出江西，与耿精忠部合，陷江西三十余城。据估算，顺治年间江西人口损失近290万，“三藩之乱”导致的人口死亡又有310万。连年战乱，致使江西人口数量出现了剧烈变化，许多州县“十仅存三”，人口惨状可见一斑。
平定三藩、收复台湾后，清王朝在全国范围的统治逐步安定下来。进入18世纪以后，全国性人口增长速度加快。乾隆六年（1741）全国人口一举突破有史以来一亿大关。此后，人口增长势头愈加迅猛。“乾隆五十一年，各省通共大小男妇三万九千一百一十万二千四百八十六名口。”[4]这一时期江西人口增长同全国步调基本一致，乾隆十八年（1753），江西人口总数5055251;嘉庆二十五年（1820），江西人口总数23651735。从乾隆十八年至嘉庆二十五年计算，短短67年间全省增加了18596484人，平均每年增加高达277559人。
鸦片战争前江西人口快速增长的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小农经济发展势头猛烈，二是赋役制度改革。“三藩之乱”后，清政府实施大规模招垦政策，闽粤二省人口（以客家人为主流）由此大规模迁入江西，江西的荒田及山区得到开垦，自顺治18年至道光二年，江西荒地开垦面积长期保持在440顷以上，甚至有逐年递增的趋势，无疑是这一时期农业经济发展的最好印证。此外，根据地方志及家谱所见，地方大族在清中前期多次合修水利，对促进农业生产从而解决粮食问题也起了一定的作用。加之粮食生产水平的提高，水稻品种的特色、杂粮种植的推广以及耕作技术的进步，都大大促进了粮食产量的提高，为人口的增殖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条件。另外，清政府长期实行奖励耕织、轻徭薄赋等休养政策，特别是康熙五十一年（1712）实行“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和雍正年间推行“摊丁入亩”，取消人丁税，实行单一的土地税制以及乾隆时期进一步整顿保甲等系列积极赋役政策的推行，都极大刺激了人口增殖，并使大量隐匿户口涌现出来，人口数量从而急遽增长。
二、鸦片战争后江西人口发展情形
鸦片战争后，清政府统治日益腐朽，频繁战争更造成了严重的人口损失，其中长达十余年的太平天国运动，对于江西来说更是人口浩劫。据有关统计，1812年江西人口估计有23047000人，1851年约2428.6万人，太平天国运动前，江西人口呈缓增趋势。然而太平天国运动过后，1864年江西人口仅剩1256.6万人，损失高达 1172 万，流失比例约为48.3%。曹树基老师在此数据基础上分析认为江西的人口损失率比苏、浙、皖的损失率要低一些，并不在于江西境内的战争不够激烈，而是瘟疫、霍乱等因战争所引发的流行疾病传播范围相对较小。黄志繁老师也认为太平天国运动时期江西人口锐减很有可能与自然灾害、人口移民等因素有关。由于旱灾、水灾、蝗灾等自然灾害破坏，致使大量耕地抛荒，加之地方社会秩序的混乱和政治局势的动荡，基层百姓为求生存不得不进行人口迁移，这也很可能是战后江西人口数量锐减的重要原因。[5]清宣统年间（1909—1911）民政部曾进行人口调查，江西人口仅为16977029人。由此可见，太平天国战乱后江西人口依然没有恢复增长，反而继续呈下降趋势，从同治年间的2385万直降到宣统时期的1697万。当中既有国内战乱影响，也是外部势力侵略剥削的必然。
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和底层民众面临着封建统治阶级和帝国主义的双重剥削，小农经济日益难以维系，生活贫困加剧，特别是抗灾能力薄弱，如遇灾年，也往往会造成人员损失惨重。根据《江西历代水旱灾害辑录》数据统计，从14世纪到20世纪发生水旱灾害的393年中，19世纪共发生水灾22次，为历史最多;发生旱灾7次，其中有5次为特大旱灾。史料记载繁多，如：公元1854年（咸丰四年），广昌发生罕见的大洪水……淹毙人民以万计;公元1860年（咸丰十年），冬十月，长江出现一次罕见的后期洪水;公元1869年（同治八年），全省十三府夏大水，毁田庐无数;赣江夏四月水涨，南康淹民田以万计;公元1876年（光绪二年），南昌、临江、吉安、建昌、抚州等府夏五月大水。连年灾害，对江西人口发展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后，此等情形也未有根本改变，人口社会形势仍持续恶化。 三、民国时期江西人口发展概况
民国时期人口统计资料较之前代尤为丰富，社会各界对人口统计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也愈加重视。人口数量不仅是筹划其赋税征收和兵员征集的基本依据，也是议员选举时选民基础的根基，“所有施政之标准，端赖户口统计为依据”。另外，邮政部门也要依据各地人口情况划分邮路，制定邮政事业的发展规划，海关部门则要依据各地人口规模分析进出口贸易的变化与发展。[6]民国元年组织的人口统计曾被誉为“比较完备者”，民国时期的人口以清宣统三年统计为准，因为民国人口就是在这个基数上发展起来。民国元年各省所报人口数，多属清宣统年间的旧档照抄。1928年是江西人口下降最为剧烈时期，这一时期，江西除受地主阶级残酷压迫剥削、北伐战争等普遍原因影响外，也受茶业衰落的影响，致使人民生活贫困，增殖力很弱，人口增长极为缓慢。1928年以后，江西人口仍旧是处于下降的趋势，1935年江西每平方公里人口密度仅为94.6，[7]1911—1936年间，人口平均年增长率为-2.28‰，1936—1946年间为-20.87‰。
当前对此解释的主流观点认为：第一，战争的持续破坏，包括国共战争和抗日战争。侯杨方认为江西是革命战争的主战场，人口大幅度下降是其必然结果。在国内革命战争期间，国共双方军队均有大批军人死亡，据1983年换发烈士证的统计，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牺牲的革命烈士为238844人，其他被杀害或被迫逃亡的群众更是不可胜数。同时，被杀、跟随红军长征或外逃者大多是青壮年，苏区青壮年人口骤然减少，也使人口的自然增长极为缓慢。[8]再加上国民党军尤其是地主武装对革命根据地人口杀戮，也是人口减少的原因之一。第二，战争致使人口大量逃亡。江西人口向周边省区迁徙，这部分人数不在少数，如仅1930年游离到衢州、常山、杭州等地的赣民，即达2万多人。在抗日战争时期江西难民及流离人民为1360045人，占总人口9.55%。第三，疫病死亡。据红十字会1935年春在赣南工作的报告，“灾民多染虐痢或急性伤寒等症，呻吟道路，无人治疗，坐以待毙”。1936年《时报》记载赣南春瘟，“人畜死亡极众”。[9]
笔者认为近代江西人口数量下降除以上观点所提出的解释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增殖能力弱。以军阀为代表的地主资产阶级对人民的残酷剥削，致使贫困加剧，破坏了人口增殖条件。另外，万振凡老师提出血吸虫病瘟疫导致人口减少也值得关注。他提到民国年间鄱陽湖区域发生了大规模的血吸虫病瘟疫，因此毁灭村庄1362 个，绝户22658家，36万多人被“瘟神”夺去了生命。[10]血吸虫病对疫区主要有四大危害：一是导致大量人口死亡;二是身体、精神扭曲;三是生育率低下;四是造成社会贫困。[11]在当时医疗落后，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的情况下，血吸虫病对人口的增殖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以余江县为例，1919年到1949年，先后有29000多人死于血吸虫病，42个村庄濒临毁灭。
四、结语
近代以来，江西人口数量变化与社会发展、时代更替密切相关，受政局时事的极大影响，同时人口变化也深深影响到社会生活方方面面。对江西这一传统农业大省来说，人口剧烈变化影响尤其之大。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后江西人口持续锐减，造成了人口质量不高、文化教育落后等一系列严峻的社会问题，这也与近代以来全国人口发展和变化情形基本一致。透析江西近代以来人口发展变化历史沿革，不难发现，无论是全国还是区域性人口变化，都深受社会影响，同时也深刻体现出时代变化和历史发展。
参考文献
[1]行龙：《孙中山与中国近代人口问题》，《运城师专学报》1987年第3期。
[2]李乐：《关于中国近代人口史的综述》，《黑龙江史志》2014年第9期。
[3]同治《赣州府志》卷42《官师志》，第1571页b。
（清）刘锦藻：《皇朝续文献通考》卷25，清光绪三十一年乌程刘锦藻坚匏庵鉛印本，第466页a。
[4]黄志繁、杨金鹏：《太平天国战争后地方社会重建困境与近代江西经济衰落——以人口、捐输与厘金为中心》，《江西社会科学》2016年第6期。
[5]路遇、滕泽之：《中国人口通史》（下），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952页。
[6]程朝云：《抗日战争时期人口内迁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18页。
[7]马巨贤主编：《中国人口》（江西分册），第54页。
[8]《赣南春瘟》，《时报》（上海）1936年3月25日，第4版。
[9]万振凡：《民国血吸虫病流行时期鄱阳湖疫区社会生态论析》，《历史教学问题》2013年第2期。
[10]彭庆鸿、万振凡、万心：《疾病防治与地方文化变迁——以余江血防为中心的考察》，《地方文化研究》2019年第1期。
[11]万心、万振凡：《疾病防控与地域社会政治变迁——以余江血吸虫病防治为中心》，《盐城工学院学报》2019年第2期。
作者简介：周斌斌（1994—），男，江西鄱阳人，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中国史硕士。研究方向：区域社会史。杨镇陶（1994—），男，山西长子人，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中国史硕士。研究方向：历史地理学
关键词：近代;江西;人口;变化
明末清初，全国人口凋敝，出现了“江西填湖广”此类官方大规模移民行动。随后长期稳定发展，直至晚晴动乱前夕，全国人口数量长期稳定在上亿。晚清民国，全国人口又一次经历剧烈变化，一直持续到新中国成立后才有所恢复。近代以来人口数量的增减变化绝不仅仅是人口问题，更是深层次的社会变化和时代映射。对此，行龙老师就指出“近代中国人口问题是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殊社会性质紧密联系的”，[1]李乐在《关于中国近代人口史的综述》一文也提出“许多重大的社会运动和社会问题都与近代人口状态有十分密切关系”，[2]由此可见，近代人口问题研究的本质其实是对近代以来社会聚变和时代发展的剖析。江西自明末以来数历战乱，是近代全国人口数量变化剧烈的典型区域，探析近代以来江西人口数量变化情况，是深化对近代人口问题认识的必须，也是进一步加深对近代中国社会发展变化实质认识的关键。
一、清前期江西人口情况
明末清初，长期战乱与灾荒过后，出现了全国性社会凋敝、人口流失等惨景。加之南方汉人对“剪发令”“留头不留发”等民族政策极为不满，为稳固统治，清兵南征开始后便对南方地区展开了大肆杀戮，史有“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等惨案。
清兵抵达江西之后，南昌城不攻自下，江西北部其他各府州也几无抵抗，致使清兵一路望风披靡。顺治三年八月，金声桓攻下吉安，进抵赣州。赣州城破之后，清兵再次展开了大规模屠杀。史料记载“十月初四夜，清兵袭陷贛城，贛士民巷战，清兵屠之”。《赣州府志》也有记载：“赣当明季户籍十万八千，丙戌城破，存者三千户”，[3]比之四川仅剩一成人口也无过之。此外，清军还对赣州府其他州县人口进行屠杀。如赣县章水乡，“兵燹以来，十不存一”，即可为证。当然，这并不仅是指顺治三年屠杀行动，还包括自顺治三年至以后几年围绕赣州城发生的围城与屠杀。清前期，大量客家移民迁入以赣州为中心的章水、贡水流域，即是对大屠杀后死亡人口的补充。康熙年间“三藩之乱”对江西人口数量影响更为严重。史料记载：吴三桂分兵自长沙出江西，与耿精忠部合，陷江西三十余城。据估算，顺治年间江西人口损失近290万，“三藩之乱”导致的人口死亡又有310万。连年战乱，致使江西人口数量出现了剧烈变化，许多州县“十仅存三”，人口惨状可见一斑。
平定三藩、收复台湾后，清王朝在全国范围的统治逐步安定下来。进入18世纪以后，全国性人口增长速度加快。乾隆六年（1741）全国人口一举突破有史以来一亿大关。此后，人口增长势头愈加迅猛。“乾隆五十一年，各省通共大小男妇三万九千一百一十万二千四百八十六名口。”[4]这一时期江西人口增长同全国步调基本一致，乾隆十八年（1753），江西人口总数5055251;嘉庆二十五年（1820），江西人口总数23651735。从乾隆十八年至嘉庆二十五年计算，短短67年间全省增加了18596484人，平均每年增加高达277559人。
鸦片战争前江西人口快速增长的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小农经济发展势头猛烈，二是赋役制度改革。“三藩之乱”后，清政府实施大规模招垦政策，闽粤二省人口（以客家人为主流）由此大规模迁入江西，江西的荒田及山区得到开垦，自顺治18年至道光二年，江西荒地开垦面积长期保持在440顷以上，甚至有逐年递增的趋势，无疑是这一时期农业经济发展的最好印证。此外，根据地方志及家谱所见，地方大族在清中前期多次合修水利，对促进农业生产从而解决粮食问题也起了一定的作用。加之粮食生产水平的提高，水稻品种的特色、杂粮种植的推广以及耕作技术的进步，都大大促进了粮食产量的提高，为人口的增殖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条件。另外，清政府长期实行奖励耕织、轻徭薄赋等休养政策，特别是康熙五十一年（1712）实行“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和雍正年间推行“摊丁入亩”，取消人丁税，实行单一的土地税制以及乾隆时期进一步整顿保甲等系列积极赋役政策的推行，都极大刺激了人口增殖，并使大量隐匿户口涌现出来，人口数量从而急遽增长。
二、鸦片战争后江西人口发展情形
鸦片战争后，清政府统治日益腐朽，频繁战争更造成了严重的人口损失，其中长达十余年的太平天国运动，对于江西来说更是人口浩劫。据有关统计，1812年江西人口估计有23047000人，1851年约2428.6万人，太平天国运动前，江西人口呈缓增趋势。然而太平天国运动过后，1864年江西人口仅剩1256.6万人，损失高达 1172 万，流失比例约为48.3%。曹树基老师在此数据基础上分析认为江西的人口损失率比苏、浙、皖的损失率要低一些，并不在于江西境内的战争不够激烈，而是瘟疫、霍乱等因战争所引发的流行疾病传播范围相对较小。黄志繁老师也认为太平天国运动时期江西人口锐减很有可能与自然灾害、人口移民等因素有关。由于旱灾、水灾、蝗灾等自然灾害破坏，致使大量耕地抛荒，加之地方社会秩序的混乱和政治局势的动荡，基层百姓为求生存不得不进行人口迁移，这也很可能是战后江西人口数量锐减的重要原因。[5]清宣统年间（1909—1911）民政部曾进行人口调查，江西人口仅为16977029人。由此可见，太平天国战乱后江西人口依然没有恢复增长，反而继续呈下降趋势，从同治年间的2385万直降到宣统时期的1697万。当中既有国内战乱影响，也是外部势力侵略剥削的必然。
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和底层民众面临着封建统治阶级和帝国主义的双重剥削，小农经济日益难以维系，生活贫困加剧，特别是抗灾能力薄弱，如遇灾年，也往往会造成人员损失惨重。根据《江西历代水旱灾害辑录》数据统计，从14世纪到20世纪发生水旱灾害的393年中，19世纪共发生水灾22次，为历史最多;发生旱灾7次，其中有5次为特大旱灾。史料记载繁多，如：公元1854年（咸丰四年），广昌发生罕见的大洪水……淹毙人民以万计;公元1860年（咸丰十年），冬十月，长江出现一次罕见的后期洪水;公元1869年（同治八年），全省十三府夏大水，毁田庐无数;赣江夏四月水涨，南康淹民田以万计;公元1876年（光绪二年），南昌、临江、吉安、建昌、抚州等府夏五月大水。连年灾害，对江西人口发展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后，此等情形也未有根本改变，人口社会形势仍持续恶化。 三、民国时期江西人口发展概况
民国时期人口统计资料较之前代尤为丰富，社会各界对人口统计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也愈加重视。人口数量不仅是筹划其赋税征收和兵员征集的基本依据，也是议员选举时选民基础的根基，“所有施政之标准，端赖户口统计为依据”。另外，邮政部门也要依据各地人口情况划分邮路，制定邮政事业的发展规划，海关部门则要依据各地人口规模分析进出口贸易的变化与发展。[6]民国元年组织的人口统计曾被誉为“比较完备者”，民国时期的人口以清宣统三年统计为准，因为民国人口就是在这个基数上发展起来。民国元年各省所报人口数，多属清宣统年间的旧档照抄。1928年是江西人口下降最为剧烈时期，这一时期，江西除受地主阶级残酷压迫剥削、北伐战争等普遍原因影响外，也受茶业衰落的影响，致使人民生活贫困，增殖力很弱，人口增长极为缓慢。1928年以后，江西人口仍旧是处于下降的趋势，1935年江西每平方公里人口密度仅为94.6，[7]1911—1936年间，人口平均年增长率为-2.28‰，1936—1946年间为-20.87‰。
当前对此解释的主流观点认为：第一，战争的持续破坏，包括国共战争和抗日战争。侯杨方认为江西是革命战争的主战场，人口大幅度下降是其必然结果。在国内革命战争期间，国共双方军队均有大批军人死亡，据1983年换发烈士证的统计，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牺牲的革命烈士为238844人，其他被杀害或被迫逃亡的群众更是不可胜数。同时，被杀、跟随红军长征或外逃者大多是青壮年，苏区青壮年人口骤然减少，也使人口的自然增长极为缓慢。[8]再加上国民党军尤其是地主武装对革命根据地人口杀戮，也是人口减少的原因之一。第二，战争致使人口大量逃亡。江西人口向周边省区迁徙，这部分人数不在少数，如仅1930年游离到衢州、常山、杭州等地的赣民，即达2万多人。在抗日战争时期江西难民及流离人民为1360045人，占总人口9.55%。第三，疫病死亡。据红十字会1935年春在赣南工作的报告，“灾民多染虐痢或急性伤寒等症，呻吟道路，无人治疗，坐以待毙”。1936年《时报》记载赣南春瘟，“人畜死亡极众”。[9]
笔者认为近代江西人口数量下降除以上观点所提出的解释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增殖能力弱。以军阀为代表的地主资产阶级对人民的残酷剥削，致使贫困加剧，破坏了人口增殖条件。另外，万振凡老师提出血吸虫病瘟疫导致人口减少也值得关注。他提到民国年间鄱陽湖区域发生了大规模的血吸虫病瘟疫，因此毁灭村庄1362 个，绝户22658家，36万多人被“瘟神”夺去了生命。[10]血吸虫病对疫区主要有四大危害：一是导致大量人口死亡;二是身体、精神扭曲;三是生育率低下;四是造成社会贫困。[11]在当时医疗落后，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的情况下，血吸虫病对人口的增殖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以余江县为例，1919年到1949年，先后有29000多人死于血吸虫病，42个村庄濒临毁灭。
四、结语
近代以来，江西人口数量变化与社会发展、时代更替密切相关，受政局时事的极大影响，同时人口变化也深深影响到社会生活方方面面。对江西这一传统农业大省来说，人口剧烈变化影响尤其之大。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后江西人口持续锐减，造成了人口质量不高、文化教育落后等一系列严峻的社会问题，这也与近代以来全国人口发展和变化情形基本一致。透析江西近代以来人口发展变化历史沿革，不难发现，无论是全国还是区域性人口变化，都深受社会影响，同时也深刻体现出时代变化和历史发展。
参考文献
[1]行龙：《孙中山与中国近代人口问题》，《运城师专学报》1987年第3期。
[2]李乐：《关于中国近代人口史的综述》，《黑龙江史志》2014年第9期。
[3]同治《赣州府志》卷42《官师志》，第1571页b。
（清）刘锦藻：《皇朝续文献通考》卷25，清光绪三十一年乌程刘锦藻坚匏庵鉛印本，第466页a。
[4]黄志繁、杨金鹏：《太平天国战争后地方社会重建困境与近代江西经济衰落——以人口、捐输与厘金为中心》，《江西社会科学》2016年第6期。
[5]路遇、滕泽之：《中国人口通史》（下），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952页。
[6]程朝云：《抗日战争时期人口内迁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18页。
[7]马巨贤主编：《中国人口》（江西分册），第54页。
[8]《赣南春瘟》，《时报》（上海）1936年3月25日，第4版。
[9]万振凡：《民国血吸虫病流行时期鄱阳湖疫区社会生态论析》，《历史教学问题》2013年第2期。
[10]彭庆鸿、万振凡、万心：《疾病防治与地方文化变迁——以余江血防为中心的考察》，《地方文化研究》2019年第1期。
[11]万心、万振凡：《疾病防控与地域社会政治变迁——以余江血吸虫病防治为中心》，《盐城工学院学报》2019年第2期。
作者简介：周斌斌（1994—），男，江西鄱阳人，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中国史硕士。研究方向：区域社会史。杨镇陶（1994—），男，山西长子人，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中国史硕士。研究方向：历史地理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