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二个四年四月十九日，就在震惊中外的戊戌变法即将拉开帷幕的4天之前，懦弱而激情的光绪皇帝亲拟谕旨，颁布由洋务派代表湖广总督张之洞编纂的《劝学篇》。这套原本源于张之洞着力廓清自己与维新派界限的“阵线”声明之所以威势赫赫，是因为其中《设学》一节中堪称金声玉振的八个字——“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由于变法失败后中国漫长而痛楚的复兴之路让人更加怀念变法的初衷，也由于豪气干云的谭嗣同太过壮烈，人们在悲愤中咀嚼这段历史时，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与变法首尾相连的这件大事。如果我们把眼光投向更为悠久的历史和更为遥远的未来，这“八字方针”的历史地位也许应被重新评判。
　　单纯从国土、产值、科学、技术、文化乃至帝王的作为来看，满清远不是中国历史中的“低能王朝”，它开国时给中华民族带来的嫁妆(土地)，使得有清一代中国的实际统治面积达到了历史的顶点。但悲剧在于它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名“接棒手”，全球化的飓风错乱了它悠然的步履。面对以铁路、电报和蒸汽机为行头，以自由、平等和科学为旗帜的蓬勃的资产阶级工业文明，制度的弱势暴露无遗。既要破旧立新，又要卫国保种，目的的多元性和手段的互斥性交织在一起——如何拿捏模仿学习“强盗老师”的先进因子与抵制排斥“老师强盗”的贪婪掠夺这二者之间的分寸，举国上下思潮混乱。战争的结局使得洋务派们深刻意识到，西学不能不学，弃则无以图强，中学不能不挺，废则无以立国。没有引进与吸纳，无法保持文明的先进性；没有坚守与传承，无法保持文明的独立性。正是在这样内忧外困的局势下，张之洞用“八字方针”为中国社会的栋梁们指出了一条治国之纲。虽然张本人有捍卫清朝的意愿，但随后的精英们在吸收其思想精髓的基础上，远远超越了他的边界，并赋予”八字方针”全新的意义。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毛泽东的“山沟里的马列主义”，邓小平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等，无不是在恪守中华文明精华基础上的变革创新，无不是在秉承与时俱进的原则中对传统和权威的扬弃。
　　中体西用的融合与区隔，对于认清历史、解释现状，为本土企业应对跨国公司的围追堵截，有着巨大的理论意义和广泛的工具价值。
　　2004年，跨国公司在中国设立研发机构达到高峰(超过600家)。经过上世纪80年代的开设办事处、90年代的合资建厂、21世纪初的研发机构植入，相当一批跨国公司全面成熟。它们雇用最优秀的大学毕业生和技术工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分销渠道，谙熟各种广告媒介，策略地处理与政府和社会的关系，它们把在世界市场上千锤百炼形成的管理经验和营销知识克隆到中国并迅速本土化，集成点状优势为系统优势，整合企业优势为价值链优势，以资本、技术、管理、人才、品牌、文化为依托，打造成一头头”经济大象”，具备了纵横奔驰的强大势能。
　　如何与大象共舞，中国市场国际化的特点就是本土企业在尚未进入成熟期时被迫进行“非对称”作战。中体西用的思想再一次寻找到了驰骋的舞台，它将是这个舞台上的剧本、道具和旋律。
　　剧本是纲，是演出(竞争)战略。本土企业需要坚持从中国市场演进规律的实际出发，在尊重普遍规律的前提下重视特殊性，不拘泥、不盲从、勇创新。道具是演出(竞争)工具，我们要尽快吸收跨国公司的管理哲学和管理工具，用先进的思想和技术武器把自己武装起来，打造体能，向跨国公司学习全局观和系统观。同时，注意不能靠技术模仿替代制度创新。旋律是演出(竞争)的指挥棒(控制节奏)和通感平台(企业文化)，关注跨国公司的动向以调节自己的舞步，与大象形成错位竞争，将中国传统文化优势与跨国公司的企业文化精华融为一体，兼收并蓄，形成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商业新文化——如此，中体西用则从政治斗争智慧演变为商业博弈思想，继而从商业博弈思想演变为企业竞争工具。
　　站在21世纪的入口审视19世纪末的风云，我们深信历史中孕育着未来，一个崭新的格局将在我们手中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