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地理中的“色与戒”
　　1926年，北大教授张竞生利用寒假征稿，收集各大学生的性经历，出版了一本《性史》。最近，这部性学著作得以重印。
　　因这本书，张竞生和提倡人体模特作画的刘海粟以及谱写“靡靡之音”《毛毛雨》的黎锦晖被并称为“三大文妖”。张竞生提倡的“天乳运动”、“女性情欲解放”引发社会轰动，各地甚至动用警察的力量与“新女性”抗衡。
　　杨振宁曾说：“中国人耻于谈钱，却是世界上最爱钱的民族；羞于谈性，却制造了第一人口大国。”
　　中国文化里，情欲是一码，公开谈论情欲又是一码。《性史》在90年前的喧哗于众触痛了传统文化最无法忍受的那根神经，甚至在近一个世纪后的今天我们看到《色戒》们的命运不是被禁、被删，就是被排斥在主流语境之外。
　　但，它们提过的问题，不因整个主流社会的避讳、压抑而消失，它反而随着时代，变得更加危险、尖锐，甚至充满罪恶：东莞的扫黄、海南校长开房事件、法官集体嫖宿、青少年性教育缺失、性犯罪的低龄化……
　　赤裸裸的“情欲”和光明正大的谈论性，在本质上与生殖和情欲无关，而是成为一种纯粹的文化折射：在被禁锢的国民心灵上寻找赤裸裸的裂口，从桎梏、统治着我们言行的一些世俗道德“绳索”上用反叛和挑逗慰藉着我们——无论我们的惊慌愤怒还是兴奋好奇，折射出来的统统是传统文化和社会规则里的禁忌与压抑，是人性的桎梏与不自由。
　　《性史》的意义恰在于此：我们看的不是张竞生的赤裸，而是张竞生的文化战争。
　　母亲偶像到情欲偶像：
　　脱下文化的外衣
　　文化领域里的穿与脱总折射着社会观念、经济水平、政治动向的微妙变化。1979年袁运生在首都机场创作的壁画作品《泼水节——生命的赞歌》中出现了三位裸体少女，引起轩然大波。
　　当时正在内地投资的霍英东说：“我每次到北京，都要先看看这幅画还在不在。如果在，我的心就比较踏实。”
　　一幅原本普通的壁画，被赋予了政策风向标的特殊含义。同样，当年张竞生这部中国人最早的性学报告中，也把读者的焦点引导到了一个长久以来被视为禁忌的领域：女性性象。成为当时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一环。
　　文学作品似乎最能说明问题。在此之后，无论丁玲、萧红、张爱玲的小说，林白、陈染、张抗抗、王安忆等人的女性写作，还是《废都》的被禁和木子美、卫慧、棉棉等下半身作家的走红，无不展示出中国女性形象的转变和意识的觉醒。
　　控制与反控制经历了长达百年的中国文化拉锯战下，当新世纪的中国又一次面临着一场新的性革命：台湾政界璩美凤一脚踢开政治阴谋和性文化的受害者身份转而利用性形象进行谋取名利；先锋艺术家炮制了全新的刘胡兰雕像，乳房坚挺，无比性感；作家诗人纷纷为潘金莲正名；电影屏幕上轰动的王佳芝与田小娥成为万人瞩目的明星；叱咤江湖的木子美一跃成为女权代言人……
　　正如著名性社会学家李银河说的那样，性的开放是经济发展的结果，经济发展为性的开放提供了可能性。中国社会渐渐走向多元，中国人也开始接受和实践着各种新的性观念。
　　当所有性的资源都围绕四个字配置：自我，快乐。人们看到的是社会的宽容、技术的进步、女性观念的更新。脱下衣服不过是另一种意义上的脱下枷锁，赤裸的谈论其实更能丈量出文明的尺度——最后，性仅仅成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