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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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6周年,进一步推动相关问题研究,2021年8月7日,由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南京大学历史学院主办,《日本侵华南京大屠杀研究》杂志社、国家记忆与国际和平研究院、南京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会承办,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南京师范大学抗日战争研究中心协办的“国际视野下的抗日战争及南京大屠杀研究”学术研讨会在线上举行。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副馆长凌曦主持开幕式并致欢迎词。来自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南京大学、武汉大学、南开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四川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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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6周年,进一步推动相关问题研究,2021年8月7日,由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南京大学历史学院主办,《日本侵华南京大屠杀研究》杂志社、国家记忆与国际和平研究院、南京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会承办,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南京师范大学抗日战争研究中心协办的“国际视野下的抗日战争及南京大屠杀研究”学术研讨会在线上举行。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副馆长凌曦主持开幕式并致欢迎词。来自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南京大学、武汉大学、南开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四川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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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8月,中共在洛川会议上提出了“全国军队总动员”和“全国人民总动员”的战时全面动员的政策。全面抗战初期,淡化了“阶级”观念,激发了农民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热情,中共战时全面动员取得了成效。但随着抗战困难时期的到来,陕甘宁边区部分地方出现了“过度动员”,使民众产生了疏离。为此,中共启动了新的动员模式,动员士绅阶层参加抗日政权,扩大抗日政权的阶级基础;动员党政军人员开展“自食其力”的生产运动,以减轻边区民众战时负担;动员农民参与减租减息,提高农民在基层社会的地位。通过这种新的动员模式,中共加强了对乡村
飞行失事发生率是衡量空军战力的主要指标之一。战时中国空军各类飞行失事事件频发,其根本原因是国民党空军编练指导思想混乱与训练成效不彰。为降低飞行失事发生率,航空委员会逐步改进飞行失事调查与审查制度,采用在实战中解决飞行失事的方针和改用美式训练模式,明定奖惩机制和加强纪律监督,提高航空器材的外购数量和自我修造能力,适应复杂自然环境和重视飞行员人身健康安全,加快完善配套设施和健全空军体系等。这些措施的推行确曾使战时中国空军飞行失事现象逐渐减少,但因受敌我空战总体实力变化和远东太平洋战场形势演变的牵引,及某些举措
阎锡山是西安事变重要的当事者。事变之前,阎锡山为防备外敌依情势向蒋介石和张学良求援,游走于二者之间。事变发生后,阎锡山因其地位、实力被推为调解中间人。但由于晋绥危机环伺、局势变幻不定,他处处谨慎行事,游移于事件的边缘。事变善后阶段,阎锡山依然态度暧昧、应对犹豫,最终被急于从速解决事变的蒋介石推出局外。阎锡山利益目标与政治性格中的内在矛盾导致他难以发挥关键作用。他在事变中从边缘人到局外人的角色嫗变,预示了其在抗日大局中也难当扛鼎之责。
1940年侵华日军731部队对浙江鄭县、衢县和金华发动细菌战,致使三地鼠疫流行,平民生命和财产遭受巨大伤亡和损失。对此,学术界利用中日双方档案文献,已有相当研究,确证这是侵华日军731部队有预谋的暴行。具体到1940年宁波鼠疫“敌机散毒”问题,学术界也有相当成果论证了侵华日军731部队“敌机散毒”的方式、时间、暴行伤害程度等,但对此次“敌机散毒”的确切时间、敌机散毒暴行实态、鼠疫暴发确切时间、华美医院的鼠疫因应等问题,尚未能根据第三方档案文献等展开论证。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馆藏华美医院1940年年报与书信、侵
近年,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收藏并展陈了一份南京保卫战第44号作战命令的原件。该件为南京卫戍军发布的作战命令中罕见的一份原件。其内容证明,唐生智在已经接奉蒋介石撤退令的情况下,采取了一面命令各部队继续坚守阵地、一面命令参谋人员安排有序撤退的临变举措,这为正确、公平评价唐生智在南京保卫战中的表现,提供了可靠的依据。“卫参作第44号命令”,在内容的完整性、时间的关键性及史料的启发性方面,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抗战胜利后,湖北省依据相关惩奸法令对境内大小汉奸进行审判和惩治。首先对汉奸进行集中逮捕,然后是零散逮捕,接着对汉奸进行审判,但由于“覆判”程序导致“从速严审”的初衷难以实现,而且因审判过程中“收缩”检举权和限期办结案件,审判出现“前紧后松”的局面。此外,在刑罚执行过程中,由于时局的变化,湖北省对被判刑的汉奸进行减刑和假释,使战后对汉奸的惩治过于宽松。
日本陆军密谋发动了九一八事变,日本海军在侵华问题上被陆军牵着鼻子走,处于被动局面。为了扭转战略被动局面,日本海军内部主张强硬侵华的“舰队派”开始与陆军积极配合,使得日本海军转而走到侵华的最前线。九一八事变中,海军在侵华战略上完成了与陆军步调的协调,进而迫使政府放弃所谓的“不扩大”方针,开始强硬登场,并以此为契机,退出《伦敦海军条约》。海军以支持陆军的北进换取陆军对其南进策略的支持,日本军队从而在整体上完成了全面侵华前的战略磨合。
抗日战争胜利之初,中国作为日本侵略受害国、交战国和战胜国,提出了归还被劫夺物资的正当要求。从确定归还劫物之基本原则及办法,到围绕归还劫物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和诸多具体归还案例,国民政府及下属机构、相关企业和诸多朝野人士,经过多方努力,对于部分被劫物资最终获得归还,以及揭露和清算日本侵华战争罪行,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战后中国在争取归还劫物问题上陷于困境的原因和教训是多方面的,应进行更为深入的专门研究。
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日本军政当局迅速成立华北宣抚班,将日本势力渗透于华北基层社会,沦陷区逐步形成了以宣抚班本部为中枢,以各地宣抚班为末梢的“宣抚势力圈”。伴随着华北“治安战”,华北宣抚班的组织结构也发生了变化,成为从属于华北日军的准军事组织。而在人事架构上,“满铁”出身的旧宣抚员群体逐渐为职业多元化的新宣抚员群体所替代。日本在华北沦陷区的“宣抚”工作具有临时性、无序性的特点。八路军持之以恒的群众工作,成为阻遏日伪势力深入华北沦陷区基层的关键因素,最终使华北宣抚班的“宣抚”工作流于形式。“宣抚”工作的成效还
一次大战后,日本陆海军高层已谋划以掠取资源,实现“自给自足经济圈”的扩张战略。但陆海军围绕“北进”“南进”存在扩张方向分歧,海军亲英美派也反对采取激进扩张行动,同时,苏、英、美三国实力强大,对日本亦构成遏制,因此该战略长期未能实施。不过,《德苏互不侵犯条约》使日本陆军被迫放弃“北进”。德军西线速胜导致日本陆、海军“南进”派得以击败亲英美派并掌权,进而确立“南进”以实现“自给自足经济圈”战略。德军突袭苏联则解除了“南进”派的后顾之忧。日本遂大举“南进”,并发动对美太平洋战争。由此可见,德国扩张攻势对日本“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