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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如果衡量标准错了，那我们将为错误的目标而奋斗。过去30多年中，以GDP为主要内容的考核指标体系有其历史合理性。但在新的发展阶段，增进民生福祉显得更为重要。
“我每天起床后都会晨练一个半小时，做俯卧撑，打少林拳和练剑，晚上则打半个小时太极拳。”年逾古稀的黄有光神采奕奕，他得意地说，“每次做俯卧撑平均超过80个。”
黄有光不仅是位运动达人，更是位经济学家。因扩展了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肯尼斯·阿罗（Kenneth Arrow）的不可能性定理的适用范围，被阿罗赞为“离诺贝尔经济学奖最近的华裔经济学家”。
“你坚持运动一小时，其实可以少睡半个小时，而且还能提高工作效率，得到的快乐也更多。”黄有光在接受本刊记者电邮采访时称，“这种快乐对当下中国转型尤为重要，给民众增加快乐福祉应该成为未来政绩考核的一项重要指标。”
走出GDP迷思
GDP（即国内生产总值）亦是耄耋老人，今年恰逢其八十岁大寿。
1934年1月4日，美国商务部内外贸易局向国会金融委员会呈递《国民收入报告（1929—1932）》，开创性地编制了全国国民收入数据，这一天也被视为GDP的生日。
但直到1965年，GDP才受到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成为提供经济健康与否的最重要依据。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萨缪尔森和诺德豪斯在《经济学》教科书中把GDP称为“20世纪最伟大的发明之一”。
1992年，中国国务院发出《关于实施新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方案的通知》，正式开始在国内实行SNA体系（国民经济核算体系），GDP也成了我国一个最为重要的经济指标。
不过，近年来，“唯GDP论”饱受诟病，GDP成了考核政府政绩最核心甚至是唯一指标，在这种政绩观下，官员容易过分追求经济增长的高速度，却忽略了环境保护等一系列社会民生问题。
不过，风向似乎正在转好。今年8月份，福建省取消了34个县市GDP考核，占全省84个县市数量的40%；7月份，山西省统计局称，山西取消36个国家贫困县GDP和GDP增长率指标，占全省119个县市的30%；4月份，湖北省出台《湖北省县域经济工作考核办法》（试行），新考核办法在考核指标体系上更加强调“绿色发展”5项发展指标比重。
出生于福建的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认为，福建省此举是对关于加快“三农”、现代农业发展和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等部署要求的贯彻落实。“这是福建省深化改革的一个重要措施，也为加快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提供了制度保障，这种转变对全国而言是有推广价值的。”
这股淡化GDP考核之风实际上来自于中央高层。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纠正单纯以经济增长速度评定政绩的偏向。随后，中组部下发《关于改进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政绩考核工作的通知》：不能仅仅把GDP及增长率作为考核评价政绩的主要指标；对限制开发区域不再考核GDP；选人用人不能简单以GDP及增长率论英雄。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王一鸣认为，有了正确的“指挥棒”，才能引导干部树立正确的政绩观，真正把工作重心转向有质量、有效益、可持续的经济发展上来，转到民生改善、社会和谐和生态环境建设上来。
“GDP是总产量比较全面的衡量，在人均收入比较低的时候，这很重要。在环保与收入不平均等问题不严重时，其误导性也比较低。”黄有光说，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仍以GDP为导向的考核就容易带来大问题，主要是它忽视了环境品质恶化、收入不平均、人的快乐等重要问题。
“民众人均收入越高，追求更高收入的重要性就会越小。他们对其他因素的重要性就会关注得越多。肚子饿时，宁可毒死，不愿饿死；肚子饱了，就要讲环保与食品安全等。”黄有光用“肚子理论”诠释他对GDP的理解。
指标不必一刀切
GDP见证了中国冲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辉煌，但如今又面临着多重考验。当经济增长日益与民众生活幸福感受背离之际，官方也在逐渐改善甚至放弃以往片面追求GDP的考核模式。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创出的新名词——新常态（New Normal）成为时下热门词。中国经济新常态的背后表明昔日超常增长将告一段落。
在新的发展时期，GDP是否就应该淡出考核视线了呢？
“我支持从对GDP的过分重视转移到对快乐与环保等的重视，但完全不看GDP也有些不妥。”早在2008年，黄有光就提出过一个指标——对环保负责的快乐国家指数。他将这一指数简称为“娥妮”（英文全称：Environmentally responsible happy nation index，缩写为ERHNI）。
“‘娥妮’主要为音译，但也取娥妮（美丽女孩）的美好意义，因为ERHNI是美好东西的指数。”黄有光对这项研究很是得意，“近十余年来，研究快乐的心理、社会与经济学者们比较一致的结论是：在温饱与小康之后，更高的消费并不能显著增加快乐，个人可以通过相对地位的提升而增加快乐。显然，我们不应该再用GDP作为唯一的政绩或成功指标。”
不过，从发展中国家长远战略来看，黄有光认为，快乐虽然是有价值的内容，但只能作为当年的考核，未来的快乐指数不好判断。因此，必须采用综合性指标，除了“娥妮”包括的快乐与环保，还须考虑一些其他因素，例如治安、公共卫生、交通等。
除了快乐国家指数，近来年，绿色GDP概念的提出亦深入人心。上世纪70年代，联合国和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在绿色GDP的研究和推广方面做了大量工作，部分国家推广绿色GDP取得了一定经验。
叶青亦认为提升民众的幸福感会越来越受到民众的关注。民众更加关心GDP的增长质量，增长过快不一定能够带来福利，相反可能会破坏生态。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宋学增博士在一篇最新的政府绩效管理报告中指出，面对考核压力，生态保护与经济增长的“较量”中，常常是生态‘败下阵’来。他告诉本刊记者，在考核指标的量化方面，新的考核指标要容纳绩效所包含的多维内涵，就需要加入其他指标，如效率、环境、社会发展、人文、公平、治理水平等。这无疑是对过去传统考核指标的一种改进。 然而，在全球经济仍在转型的过程中淡化GDP，是否所有省市都沿用同一标准呢？
黄有光认为，中国每个省份或县市都应该保留GDP，但GDP在考核体系中不应该是最主要的，还要加上包括环保、快乐等其他指标。这些指标的重要性或权数不必一刀切。污染比较严重的省市可以更重视环保指数，堵塞比较厉害的省市可以更重视交通指数。
2010年至2012年期间，宋学增等人承担了内蒙古自治区一项干部政绩考核评价指标体系的研究课题，他们走访了自治区12个盟市中的9个。宋学增表示，由于每个地区的自身条件不一样，所以一味追求经济增长率，很容易造成环境破坏、资源过度开发和债务增长等问题。政绩考核无论采用哪种方式，均要兼顾因地制宜、避免一刀切。从全国来看亦是如此。
无形资产指数化
不仅中国，世界各国也在反思GDP的考核导向。
一份法国《对我们生活的误测：为什么GDP增长不等于社会进步》的报告称：我们过度关注GDP可能将政策制定者导向错误的方向，“如果衡量标准错了，那我们将为错误的目标而奋斗。”
去年8月，美国商务部下属的经济分析局公布了新的GDP统计方式，将研发支出（R&D）、娱乐文化支出以及退休金等指标纳入新的GDP统计之中，在全球率先践行SNA-2008国民经济核算新标准体系。
在美国，这套国民账户核算体系每隔五年都要调整一次，至今已经调整十四次。
“美国调整GDP核算体系的意图很明显，要将长期以来无法被传统GDP所识别的无形资产‘有形化’和‘资本化’。” 中国社科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李雪松告诉记者，“这将真正体现出以创新经济为主导的新兴经济形态及技术密集型和服务型的新产业结构特征，凸显美国经济增长出现新的源泉。”
事实上，早在五年前，SNA-2008作为国民经济核算的国际统计标准已获得联合国通过。目前，美国正极力向其他国家推广SNA-2008标准体系。对于新国际标准，除美国外，欧盟和日本也提出了实施的时间表。
而对于正处在转型期的中国来说，该用何种考核体系在学界仍有争论。
在统计系统工作多年的叶青透露，目前，国家统计局已初步完成新的国民经济核算修订方案，其中一个重大变化是将知识产权产品的研发投入等计入GDP，这会导致GDP总量大增。上述方案将有望在明年实施。
“原有GDP考核方式严重制约了国家的创新。”叶青说，关于计算机等设备的不断创新升级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如果你购买了一台电脑，它的计算能力是你一年前所买电脑的四倍，但花费相同，那么它的价格实际上是降了。换言之，你过得更好了。GDP只和货币数量、汇率有关，而与商品质量、生活质量无关。”
不过，黄有光却认为对GDP的过分重视，主要问题并不在于忽视了创新，而是对环保、平等、食品安全等其他影响人们快乐的因素的忽视，“创新是一个重要问题，虽然两者间不是完全没有关系，但与对GDP的过分重视关系不大，如果创新率很高，但民众并不快乐，这同样不是一个好的社会。”
“‘十三五’将是中国绿色经济高速成长的阶段。中国领导层正在转变执政理念。不再单纯以GDP作为政绩考核已是大势所趋。”黄有光说。（支点杂志2014年11月刊）
“我每天起床后都会晨练一个半小时，做俯卧撑，打少林拳和练剑，晚上则打半个小时太极拳。”年逾古稀的黄有光神采奕奕，他得意地说，“每次做俯卧撑平均超过80个。”
黄有光不仅是位运动达人，更是位经济学家。因扩展了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肯尼斯·阿罗（Kenneth Arrow）的不可能性定理的适用范围，被阿罗赞为“离诺贝尔经济学奖最近的华裔经济学家”。
“你坚持运动一小时，其实可以少睡半个小时，而且还能提高工作效率，得到的快乐也更多。”黄有光在接受本刊记者电邮采访时称，“这种快乐对当下中国转型尤为重要，给民众增加快乐福祉应该成为未来政绩考核的一项重要指标。”
走出GDP迷思
GDP（即国内生产总值）亦是耄耋老人，今年恰逢其八十岁大寿。
1934年1月4日，美国商务部内外贸易局向国会金融委员会呈递《国民收入报告（1929—1932）》，开创性地编制了全国国民收入数据，这一天也被视为GDP的生日。
但直到1965年，GDP才受到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成为提供经济健康与否的最重要依据。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萨缪尔森和诺德豪斯在《经济学》教科书中把GDP称为“20世纪最伟大的发明之一”。
1992年，中国国务院发出《关于实施新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方案的通知》，正式开始在国内实行SNA体系（国民经济核算体系），GDP也成了我国一个最为重要的经济指标。
不过，近年来，“唯GDP论”饱受诟病，GDP成了考核政府政绩最核心甚至是唯一指标，在这种政绩观下，官员容易过分追求经济增长的高速度，却忽略了环境保护等一系列社会民生问题。
不过，风向似乎正在转好。今年8月份，福建省取消了34个县市GDP考核，占全省84个县市数量的40%；7月份，山西省统计局称，山西取消36个国家贫困县GDP和GDP增长率指标，占全省119个县市的30%；4月份，湖北省出台《湖北省县域经济工作考核办法》（试行），新考核办法在考核指标体系上更加强调“绿色发展”5项发展指标比重。
出生于福建的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认为，福建省此举是对关于加快“三农”、现代农业发展和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等部署要求的贯彻落实。“这是福建省深化改革的一个重要措施，也为加快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提供了制度保障，这种转变对全国而言是有推广价值的。”
这股淡化GDP考核之风实际上来自于中央高层。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纠正单纯以经济增长速度评定政绩的偏向。随后，中组部下发《关于改进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政绩考核工作的通知》：不能仅仅把GDP及增长率作为考核评价政绩的主要指标；对限制开发区域不再考核GDP；选人用人不能简单以GDP及增长率论英雄。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王一鸣认为，有了正确的“指挥棒”，才能引导干部树立正确的政绩观，真正把工作重心转向有质量、有效益、可持续的经济发展上来，转到民生改善、社会和谐和生态环境建设上来。
“GDP是总产量比较全面的衡量，在人均收入比较低的时候，这很重要。在环保与收入不平均等问题不严重时，其误导性也比较低。”黄有光说，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仍以GDP为导向的考核就容易带来大问题，主要是它忽视了环境品质恶化、收入不平均、人的快乐等重要问题。
“民众人均收入越高，追求更高收入的重要性就会越小。他们对其他因素的重要性就会关注得越多。肚子饿时，宁可毒死，不愿饿死；肚子饱了，就要讲环保与食品安全等。”黄有光用“肚子理论”诠释他对GDP的理解。
指标不必一刀切
GDP见证了中国冲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辉煌，但如今又面临着多重考验。当经济增长日益与民众生活幸福感受背离之际，官方也在逐渐改善甚至放弃以往片面追求GDP的考核模式。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创出的新名词——新常态（New Normal）成为时下热门词。中国经济新常态的背后表明昔日超常增长将告一段落。
在新的发展时期，GDP是否就应该淡出考核视线了呢？
“我支持从对GDP的过分重视转移到对快乐与环保等的重视，但完全不看GDP也有些不妥。”早在2008年，黄有光就提出过一个指标——对环保负责的快乐国家指数。他将这一指数简称为“娥妮”（英文全称：Environmentally responsible happy nation index，缩写为ERHNI）。
“‘娥妮’主要为音译，但也取娥妮（美丽女孩）的美好意义，因为ERHNI是美好东西的指数。”黄有光对这项研究很是得意，“近十余年来，研究快乐的心理、社会与经济学者们比较一致的结论是：在温饱与小康之后，更高的消费并不能显著增加快乐，个人可以通过相对地位的提升而增加快乐。显然，我们不应该再用GDP作为唯一的政绩或成功指标。”
不过，从发展中国家长远战略来看，黄有光认为，快乐虽然是有价值的内容，但只能作为当年的考核，未来的快乐指数不好判断。因此，必须采用综合性指标，除了“娥妮”包括的快乐与环保，还须考虑一些其他因素，例如治安、公共卫生、交通等。
除了快乐国家指数，近来年，绿色GDP概念的提出亦深入人心。上世纪70年代，联合国和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在绿色GDP的研究和推广方面做了大量工作，部分国家推广绿色GDP取得了一定经验。
叶青亦认为提升民众的幸福感会越来越受到民众的关注。民众更加关心GDP的增长质量，增长过快不一定能够带来福利，相反可能会破坏生态。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宋学增博士在一篇最新的政府绩效管理报告中指出，面对考核压力，生态保护与经济增长的“较量”中，常常是生态‘败下阵’来。他告诉本刊记者，在考核指标的量化方面，新的考核指标要容纳绩效所包含的多维内涵，就需要加入其他指标，如效率、环境、社会发展、人文、公平、治理水平等。这无疑是对过去传统考核指标的一种改进。 然而，在全球经济仍在转型的过程中淡化GDP，是否所有省市都沿用同一标准呢？
黄有光认为，中国每个省份或县市都应该保留GDP，但GDP在考核体系中不应该是最主要的，还要加上包括环保、快乐等其他指标。这些指标的重要性或权数不必一刀切。污染比较严重的省市可以更重视环保指数，堵塞比较厉害的省市可以更重视交通指数。
2010年至2012年期间，宋学增等人承担了内蒙古自治区一项干部政绩考核评价指标体系的研究课题，他们走访了自治区12个盟市中的9个。宋学增表示，由于每个地区的自身条件不一样，所以一味追求经济增长率，很容易造成环境破坏、资源过度开发和债务增长等问题。政绩考核无论采用哪种方式，均要兼顾因地制宜、避免一刀切。从全国来看亦是如此。
无形资产指数化
不仅中国，世界各国也在反思GDP的考核导向。
一份法国《对我们生活的误测：为什么GDP增长不等于社会进步》的报告称：我们过度关注GDP可能将政策制定者导向错误的方向，“如果衡量标准错了，那我们将为错误的目标而奋斗。”
去年8月，美国商务部下属的经济分析局公布了新的GDP统计方式，将研发支出（R&D）、娱乐文化支出以及退休金等指标纳入新的GDP统计之中，在全球率先践行SNA-2008国民经济核算新标准体系。
在美国，这套国民账户核算体系每隔五年都要调整一次，至今已经调整十四次。
“美国调整GDP核算体系的意图很明显，要将长期以来无法被传统GDP所识别的无形资产‘有形化’和‘资本化’。” 中国社科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李雪松告诉记者，“这将真正体现出以创新经济为主导的新兴经济形态及技术密集型和服务型的新产业结构特征，凸显美国经济增长出现新的源泉。”
事实上，早在五年前，SNA-2008作为国民经济核算的国际统计标准已获得联合国通过。目前，美国正极力向其他国家推广SNA-2008标准体系。对于新国际标准，除美国外，欧盟和日本也提出了实施的时间表。
而对于正处在转型期的中国来说，该用何种考核体系在学界仍有争论。
在统计系统工作多年的叶青透露，目前，国家统计局已初步完成新的国民经济核算修订方案，其中一个重大变化是将知识产权产品的研发投入等计入GDP，这会导致GDP总量大增。上述方案将有望在明年实施。
“原有GDP考核方式严重制约了国家的创新。”叶青说，关于计算机等设备的不断创新升级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如果你购买了一台电脑，它的计算能力是你一年前所买电脑的四倍，但花费相同，那么它的价格实际上是降了。换言之，你过得更好了。GDP只和货币数量、汇率有关，而与商品质量、生活质量无关。”
不过，黄有光却认为对GDP的过分重视，主要问题并不在于忽视了创新，而是对环保、平等、食品安全等其他影响人们快乐的因素的忽视，“创新是一个重要问题，虽然两者间不是完全没有关系，但与对GDP的过分重视关系不大，如果创新率很高，但民众并不快乐，这同样不是一个好的社会。”
“‘十三五’将是中国绿色经济高速成长的阶段。中国领导层正在转变执政理念。不再单纯以GDP作为政绩考核已是大势所趋。”黄有光说。（支点杂志2014年11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