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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杰克·伦敦的自传《约翰·巴雷康》为后世研究者提供了话语研究的视觉。不管是杰克·伦敦的特殊的文化背景下的身份，还是杰克·伦敦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写作使用的各种主要话语，都引起了大家极大的兴趣，并对伦敦的种族、阶级以及性别、性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不断探究，意图了解杰克·伦敦文化身份的意义。本文主要根据《约翰·巴雷康》所提及的硬汉形象以及“反女性运动”来看性别权利的话语。
关键词：《约翰·巴雷康》 性别权利 话语 反女性化运动
长期以来，人们对自传文类的研究还停留在传统的意义之上，觉得《约翰·巴雷康》没有研究的价值，只是被简单当做杰克·伦敦传记或者研究杰克·伦敦的第一手资料，要么就被认为是禁酒运动的纪实文献，并没有对作品本身进行批判性解读。近年来，一些研究学者已经从传统的传记研究或者新批评文本研究开始向文化研究转化。
近几年，大众化文化市场对杰克·伦敦的身份塑造以及文学表达产生了非常重大的影响。在研究文化领域，有着强烈的自我宣传目的的《约翰·巴雷康》开始受到了普遍关注。比如在2004年出版的《作者有限责任》一书中，作者劳伦·格拉斯就对杰克·伦敦矛盾的禁酒态度进行了比喻性的解读。约翰·巴雷康是英国民间传说中流传已久的人物，这个形象一度被指代为每年收割的大麦，以及由大麦所酿造的啤酒或者威士忌，后来又被指代为酒劲或者酒力。英国著名的乡村诗人彭斯在他的诗歌中写过苏格兰高原的大麦——约翰·巴雷肯，春天旺盛的成长，夏天成为茂密的植物，秋天变得衰弱，而冬天则走向了死亡，之后经受了石磨的碾压之苦，粉身碎骨成为了烈酒，终于成为了苏格兰的英雄。他将巴雷康看成双重身份，即男性公共领域以及文学市场规则。他指出，杰克·伦敦从一开始厌恶酒精到最后酗酒成瘾，这其实是他自己在放弃自我与个性。《约翰·巴雷康》不管是写作内容还是写作策略，都是按照硬汉的权力话语来进行，并对故事进行选择与编排。《约翰·巴雷康》的自传性不仅提供了话语研究的视角，而且将伦敦所认同的硬汉权力话语内化了，并根据“反女性化”逻辑选择编排“事实”经历，从而解释真正的硬汉品质，通过将硬汉权力话语的生产，散播地更加隐蔽。
一 硬汉话语与反女性化运动
《约翰·巴雷康》站在酒精受害者的立场，以酒精受害者的身份讲述了自己与酒精半生的纠葛，并提出酒精对自己的生活产生的巨大影响。从表面看，文中讲述自己从小受到身边人的影响，喝酒成性，其实是想要开展一场禁酒运动，为了取得禁酒运动的胜利，文中还支持女性获得选举权。
禁酒运动其实是顺应美国前工业经济时代清教主义的道德观，该道德观将奉理智节欲作为一种美德，而将豪饮看作是一种非常懈怠、失去理性、放纵自己的失德行为。但是，清教文化又将理性称作男子气概的核心要素，而酒精是具有摧毁男人理智的一种元凶，必须予以清除，从而保留男人的气概。但是在《约翰·巴雷康》中，伦敦一方面觉得酒精可以摧毁一个人，对一个人的人生会造成非常大的影响，必须禁止；另一方面，又提出酒精其实是男人气概的表现，并且说喝酒其实是男人的标志。他认为，男人喝醉了酒进行争吵或者打斗都彰显了男性喜欢竞争的天性，豪饮狂饮代表了男性的一种敢于反抗传统，勇于挑战，最求洒脱的精神品质。而那些反对喝酒的男人却被讥笑为平庸之人，丧失了男子气概。
以上两种反差的出现，其实是由于伦敦的基本身份认同。19世纪后期，工业化不断发展，加速了城市化进程，在竞争环境下，加速了丛林法则的发展。在农业社会的清教文化所推崇的理性、谨慎、克制的文明男人再也不适用工业社会富有竞争力以及进攻性的硬汉品质，这种硬汉才是新时代的男人的典范。不管是西奥多·罗斯福所提倡的“艰苦奋斗英雄”，还是妇孺皆知的西部牛仔公牛比尔，都反映了工业时代美国所推崇的男人的标准，即需要强健的体魄，坚强的意志力，富有激情与战斗力，敢于冒险，与传统的思想进行反抗精神等。
硬汉形象的出现不仅是工业社会发展的结果，也是新的经济秩序下两性之间进行权力较量的产物。这也是为什么在伦敦的作品中，总是看到阳刚之气与筋肉与血管喷张之感，曾经有人说，杰克·伦敦之前的美国小说可谓是为女性所创作的。杰克·伦敦的作品则一反常态，将工业社会中探险者为了获取财富，不畏千难万险、不怕狂风暴雨的硬汉精神刻画得入木三分。杰克·伦敦的作品同当时的社会这种冒险与勇敢的思潮有关，这就是为什么杰克·伦敦的作品受到了广大读者的喜欢，甚至有很多女性在自己的闺房里偷偷阅读杰克·伦敦的巨著。在19世纪后期，有大批的女性加入雇佣大军的队伍，这迅速打破了之前传统的女主内、男主外的家庭模式，女性开始向男性的地位发起挑战。而一些中产阶级女性为了争取自己的权益，经常自发组织一些大规模的社会活动，对男人的一些不轨的道德行为进行控诉，这大大威胁到男性传统的权威，其中禁酒运动就是其中之一。而男性为了抑制女性的崛起，向社会发起了非常浩大的“反女性化”运动，指责那些在文明社会中的男人文明有余、男性气魄不足，宣称男人应该保留自己原始的冲动与斗志，用这种硬汉的形象来撑起世界，拯救社会，并力求继续维持原有的两性分工模式，对女性的行为进行遏制。它还对男人好逸恶劳、好斗自私等行为是男人去创造社会的动力，鼓吹男性力量的伟大，以此来打击逐渐强大的女性力量，挫败她们的诉求，从而达到维护他们男性原有的中心地位、话语权以及控制力。
杰克·伦敦非常认同这种男性气质，并且依照这种硬汉标准生活。其在年少时迫于生活的压力加入蠔贼贼帮，最后又跟着流浪大军来到美国大陆流浪，青年时曾在远洋货船上当过水手，之后又加入到淘金热中去，在其终于获得了成功之后，依然扬帆于浩瀚的大海上，与海为伴，不断寻找新的挑战与刺激。硬汉话语一方面鼓励女性拥有选举权来支持禁酒运动，一方面又反对女性化，这种态度是存在很多矛盾的。他选择性地讲述了自己的成长史，并进行非常有意义的编排，用硬汉话语的逻辑代替了禁酒的逻辑，将禁酒叙事写成了硬汉的成长史，然后又积极参与到维护男性权利，实现某种意识形态的再生产。 二 《约翰·巴雷康》的反女性化逻辑
《约翰·巴雷康》在儿时的经历中通过再现母亲的道德育儿模式所带来的严重的后果，将反女性运动内化。《约翰·巴雷康》通过将母亲对孩子进行教育，扼杀了男孩的野性与本能，从女性最神圣的职责上进行攻击，从而总结，母亲其实就是扼杀男性最原始本性的真正元凶，从而起到反女性化的目的。《约翰·巴雷康》在文中就描述了这样的一位“好孩子”。他性格非常内向，胆小怕事，喜欢幻想，但是没有自己的主见，都是按照母亲的话来说话以及做事。在他与意大利少年发生冲突时，他不进行任何的反抗，因为母亲曾教导过他，如果自己进行反抗，意大利少年很可能将刀子架在自己的脖子上，想到此，他便开始焦躁不安。作者将孩子胆小怯弱的行为归罪于母亲，认为是母亲的教诲导致其如此，并采用了女性化暗喻的形式进行。
母亲的教育将小时的杰克·伦敦教育成一个实实在在的“好孩子”，勤劳、节俭，告诫杰克·伦敦要遵从清教主义的美德，唯有这样才能得到神的眷顾。在儿童时期的伦敦一直坚持勤俭节约的美德，但是自己却变得十分铿吝，人格都遭到扭曲。少年时期的伦敦一直坚守着母亲的教诲，甘愿在一个工厂接受日复一日的奴役，并且没有丝毫的怨言。但是如母亲所说的光明的前景根本就没有出现，取而代之的是整日在机器旁挥汗如雨，还有忍受屈辱与责骂，痛苦以及绝望。伦敦因此用“劳作牲口”等词来评价自己，以此来发泄自己对目前欺骗式教导的不满之情。
杰克·伦敦回顾自己母亲对自己的教诲，把母亲从道德的神坛上拉了下来，这对树立他的硬汉形象是十分有利的。在自传中，杰克·伦敦甚至特意虚构了一桩自己少年时期的关于情爱的丑事。
杰克·伦敦10岁就开始干苦工，穷困无依的童年使他非常早熟，半工半读的生活使他摒弃了母亲所给他灌输的价值观。在硬汉话语反女性化背景下，我们不难理解伦敦的用意。在女性的文雅社会几乎是把情欲视为禁区，关于此的话题也是一种社会的禁忌。杰克·伦敦将皇后刻画成为一个成熟放荡，专门引诱少年的放荡的女人，第一次见面便向杰克·伦敦展开攻势，杰克·伦敦最终经受不住诱惑，投入皇后的怀抱。杰克·伦敦因此成为受害者，规避了一切道德的指责，并且通过此认清了女性的生物本质。他认为，女性更加直接，几乎就是“女妖”的化身，充当着硬汉形象的魔镜。
在不断丑化女性的同时，杰克·伦敦还在小说中构建了一个与“女人气”世界完全不一样的男性世界。在“反女性化”的背景下，男性更是将饮酒作为反抗女性坚持清教道德戒律，从而将男性天性好斗、率性而为的天性进行延续。伦敦还对酒肆仪式进行了大肆的渲染，不仅表明他自己对男性文化的支持，甚至还把自己作为维护男权话语的维权人。他一方面将自己的男人气概归功于九死，一方面又觉得“好孩子”能够最终成为技艺高超的水手以及好决斗的勇士、敢于冒险的冒险家，这些都要归功于自己摆脱了母亲对自己的教育控制。但是伦敦通过酒肆过于张扬男权，对女性力量进行了极大的贬低，这使得读者产生了误解。硬汉话语虽然极度宣扬男性本能，但是并不是那种醉汉般的，失去理智并且缺乏责任感的男性本能，而是经过“女人气”后成为真男人的，获得成功的理性人。
《约翰·巴雷康》作为一部戒酒小说，通过意象化的描写来展示人生的困惑与焦虑，喝酒与戒酒的矛盾闪回出个人生活的种种片段，这些仿佛佛偈般晦涩的哲学追问，所展示的是人的精神世界与内心的重重矛盾的心灵历程。
三 结语
杰克·伦敦的自传《约翰·巴雷康》反映了在男权社会中应对女性威胁时使用的权利话语的运作模式，从而达到“反女性化”的目的。《约翰·巴雷康》不管是写作内容还是写作策略，都是按照硬汉的权力话语来进行，并对故事进行选择与编排。不管是“好孩子”的形成，还是最后成熟为硬汉，这些都有助于强化男性的话语权，从而使得男性话语权更加自然化，隐藏在《约翰·巴雷康》的硬汉意识形态中。《约翰·巴雷康》所折射出来的性别意识形态有助于我们了解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在进行反女性文化运动的状况，有助于研究时代楷模自传的文化意义。
参考文献：
[1] 刘国屏：《开美国文学史上“硬汉”形象之先河——序〈杰克·伦敦中短篇小说精选〉》，《常德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1期。
[2] 李倩、任玲玲：《迷途的强者——谈杰克·伦敦笔下的马丁·伊登形象》，《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4期。
[3] 江歌、刘婧：《剖析杰克·伦敦与马丁·伊登的成长与心理历程的相似点——感悟杰克·伦敦的小说〈马丁·伊登〉》，《科技信息》，2011年第2期。
[4] Lears，T.J Jackson.No Place of Grace：Antimodernism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n Culture，1880-1920.1994.
[5] 徐保华：《杰克·伦敦自传体小说〈约翰·巴雷肯〉的叙事分析》，《时代文学》（下半月），2012年第3期。
[6] 刘荡荡：《硬汉自传的威力——〈约翰·巴雷康〉与性别权力话语》，《英美文学研究论丛》，2011年第1期。
（潘莉，内蒙古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关键词：《约翰·巴雷康》 性别权利 话语 反女性化运动
长期以来，人们对自传文类的研究还停留在传统的意义之上，觉得《约翰·巴雷康》没有研究的价值，只是被简单当做杰克·伦敦传记或者研究杰克·伦敦的第一手资料，要么就被认为是禁酒运动的纪实文献，并没有对作品本身进行批判性解读。近年来，一些研究学者已经从传统的传记研究或者新批评文本研究开始向文化研究转化。
近几年，大众化文化市场对杰克·伦敦的身份塑造以及文学表达产生了非常重大的影响。在研究文化领域，有着强烈的自我宣传目的的《约翰·巴雷康》开始受到了普遍关注。比如在2004年出版的《作者有限责任》一书中，作者劳伦·格拉斯就对杰克·伦敦矛盾的禁酒态度进行了比喻性的解读。约翰·巴雷康是英国民间传说中流传已久的人物，这个形象一度被指代为每年收割的大麦，以及由大麦所酿造的啤酒或者威士忌，后来又被指代为酒劲或者酒力。英国著名的乡村诗人彭斯在他的诗歌中写过苏格兰高原的大麦——约翰·巴雷肯，春天旺盛的成长，夏天成为茂密的植物，秋天变得衰弱，而冬天则走向了死亡，之后经受了石磨的碾压之苦，粉身碎骨成为了烈酒，终于成为了苏格兰的英雄。他将巴雷康看成双重身份，即男性公共领域以及文学市场规则。他指出，杰克·伦敦从一开始厌恶酒精到最后酗酒成瘾，这其实是他自己在放弃自我与个性。《约翰·巴雷康》不管是写作内容还是写作策略，都是按照硬汉的权力话语来进行，并对故事进行选择与编排。《约翰·巴雷康》的自传性不仅提供了话语研究的视角，而且将伦敦所认同的硬汉权力话语内化了，并根据“反女性化”逻辑选择编排“事实”经历，从而解释真正的硬汉品质，通过将硬汉权力话语的生产，散播地更加隐蔽。
一 硬汉话语与反女性化运动
《约翰·巴雷康》站在酒精受害者的立场，以酒精受害者的身份讲述了自己与酒精半生的纠葛，并提出酒精对自己的生活产生的巨大影响。从表面看，文中讲述自己从小受到身边人的影响，喝酒成性，其实是想要开展一场禁酒运动，为了取得禁酒运动的胜利，文中还支持女性获得选举权。
禁酒运动其实是顺应美国前工业经济时代清教主义的道德观，该道德观将奉理智节欲作为一种美德，而将豪饮看作是一种非常懈怠、失去理性、放纵自己的失德行为。但是，清教文化又将理性称作男子气概的核心要素，而酒精是具有摧毁男人理智的一种元凶，必须予以清除，从而保留男人的气概。但是在《约翰·巴雷康》中，伦敦一方面觉得酒精可以摧毁一个人，对一个人的人生会造成非常大的影响，必须禁止；另一方面，又提出酒精其实是男人气概的表现，并且说喝酒其实是男人的标志。他认为，男人喝醉了酒进行争吵或者打斗都彰显了男性喜欢竞争的天性，豪饮狂饮代表了男性的一种敢于反抗传统，勇于挑战，最求洒脱的精神品质。而那些反对喝酒的男人却被讥笑为平庸之人，丧失了男子气概。
以上两种反差的出现，其实是由于伦敦的基本身份认同。19世纪后期，工业化不断发展，加速了城市化进程，在竞争环境下，加速了丛林法则的发展。在农业社会的清教文化所推崇的理性、谨慎、克制的文明男人再也不适用工业社会富有竞争力以及进攻性的硬汉品质，这种硬汉才是新时代的男人的典范。不管是西奥多·罗斯福所提倡的“艰苦奋斗英雄”，还是妇孺皆知的西部牛仔公牛比尔，都反映了工业时代美国所推崇的男人的标准，即需要强健的体魄，坚强的意志力，富有激情与战斗力，敢于冒险，与传统的思想进行反抗精神等。
硬汉形象的出现不仅是工业社会发展的结果，也是新的经济秩序下两性之间进行权力较量的产物。这也是为什么在伦敦的作品中，总是看到阳刚之气与筋肉与血管喷张之感，曾经有人说，杰克·伦敦之前的美国小说可谓是为女性所创作的。杰克·伦敦的作品则一反常态，将工业社会中探险者为了获取财富，不畏千难万险、不怕狂风暴雨的硬汉精神刻画得入木三分。杰克·伦敦的作品同当时的社会这种冒险与勇敢的思潮有关，这就是为什么杰克·伦敦的作品受到了广大读者的喜欢，甚至有很多女性在自己的闺房里偷偷阅读杰克·伦敦的巨著。在19世纪后期，有大批的女性加入雇佣大军的队伍，这迅速打破了之前传统的女主内、男主外的家庭模式，女性开始向男性的地位发起挑战。而一些中产阶级女性为了争取自己的权益，经常自发组织一些大规模的社会活动，对男人的一些不轨的道德行为进行控诉，这大大威胁到男性传统的权威，其中禁酒运动就是其中之一。而男性为了抑制女性的崛起，向社会发起了非常浩大的“反女性化”运动，指责那些在文明社会中的男人文明有余、男性气魄不足，宣称男人应该保留自己原始的冲动与斗志，用这种硬汉的形象来撑起世界，拯救社会，并力求继续维持原有的两性分工模式，对女性的行为进行遏制。它还对男人好逸恶劳、好斗自私等行为是男人去创造社会的动力，鼓吹男性力量的伟大，以此来打击逐渐强大的女性力量，挫败她们的诉求，从而达到维护他们男性原有的中心地位、话语权以及控制力。
杰克·伦敦非常认同这种男性气质，并且依照这种硬汉标准生活。其在年少时迫于生活的压力加入蠔贼贼帮，最后又跟着流浪大军来到美国大陆流浪，青年时曾在远洋货船上当过水手，之后又加入到淘金热中去，在其终于获得了成功之后，依然扬帆于浩瀚的大海上，与海为伴，不断寻找新的挑战与刺激。硬汉话语一方面鼓励女性拥有选举权来支持禁酒运动，一方面又反对女性化，这种态度是存在很多矛盾的。他选择性地讲述了自己的成长史，并进行非常有意义的编排，用硬汉话语的逻辑代替了禁酒的逻辑，将禁酒叙事写成了硬汉的成长史，然后又积极参与到维护男性权利，实现某种意识形态的再生产。 二 《约翰·巴雷康》的反女性化逻辑
《约翰·巴雷康》在儿时的经历中通过再现母亲的道德育儿模式所带来的严重的后果，将反女性运动内化。《约翰·巴雷康》通过将母亲对孩子进行教育，扼杀了男孩的野性与本能，从女性最神圣的职责上进行攻击，从而总结，母亲其实就是扼杀男性最原始本性的真正元凶，从而起到反女性化的目的。《约翰·巴雷康》在文中就描述了这样的一位“好孩子”。他性格非常内向，胆小怕事，喜欢幻想，但是没有自己的主见，都是按照母亲的话来说话以及做事。在他与意大利少年发生冲突时，他不进行任何的反抗，因为母亲曾教导过他，如果自己进行反抗，意大利少年很可能将刀子架在自己的脖子上，想到此，他便开始焦躁不安。作者将孩子胆小怯弱的行为归罪于母亲，认为是母亲的教诲导致其如此，并采用了女性化暗喻的形式进行。
母亲的教育将小时的杰克·伦敦教育成一个实实在在的“好孩子”，勤劳、节俭，告诫杰克·伦敦要遵从清教主义的美德，唯有这样才能得到神的眷顾。在儿童时期的伦敦一直坚持勤俭节约的美德，但是自己却变得十分铿吝，人格都遭到扭曲。少年时期的伦敦一直坚守着母亲的教诲，甘愿在一个工厂接受日复一日的奴役，并且没有丝毫的怨言。但是如母亲所说的光明的前景根本就没有出现，取而代之的是整日在机器旁挥汗如雨，还有忍受屈辱与责骂，痛苦以及绝望。伦敦因此用“劳作牲口”等词来评价自己，以此来发泄自己对目前欺骗式教导的不满之情。
杰克·伦敦回顾自己母亲对自己的教诲，把母亲从道德的神坛上拉了下来，这对树立他的硬汉形象是十分有利的。在自传中，杰克·伦敦甚至特意虚构了一桩自己少年时期的关于情爱的丑事。
杰克·伦敦10岁就开始干苦工，穷困无依的童年使他非常早熟，半工半读的生活使他摒弃了母亲所给他灌输的价值观。在硬汉话语反女性化背景下，我们不难理解伦敦的用意。在女性的文雅社会几乎是把情欲视为禁区，关于此的话题也是一种社会的禁忌。杰克·伦敦将皇后刻画成为一个成熟放荡，专门引诱少年的放荡的女人，第一次见面便向杰克·伦敦展开攻势，杰克·伦敦最终经受不住诱惑，投入皇后的怀抱。杰克·伦敦因此成为受害者，规避了一切道德的指责，并且通过此认清了女性的生物本质。他认为，女性更加直接，几乎就是“女妖”的化身，充当着硬汉形象的魔镜。
在不断丑化女性的同时，杰克·伦敦还在小说中构建了一个与“女人气”世界完全不一样的男性世界。在“反女性化”的背景下，男性更是将饮酒作为反抗女性坚持清教道德戒律，从而将男性天性好斗、率性而为的天性进行延续。伦敦还对酒肆仪式进行了大肆的渲染，不仅表明他自己对男性文化的支持，甚至还把自己作为维护男权话语的维权人。他一方面将自己的男人气概归功于九死，一方面又觉得“好孩子”能够最终成为技艺高超的水手以及好决斗的勇士、敢于冒险的冒险家，这些都要归功于自己摆脱了母亲对自己的教育控制。但是伦敦通过酒肆过于张扬男权，对女性力量进行了极大的贬低，这使得读者产生了误解。硬汉话语虽然极度宣扬男性本能，但是并不是那种醉汉般的，失去理智并且缺乏责任感的男性本能，而是经过“女人气”后成为真男人的，获得成功的理性人。
《约翰·巴雷康》作为一部戒酒小说，通过意象化的描写来展示人生的困惑与焦虑，喝酒与戒酒的矛盾闪回出个人生活的种种片段，这些仿佛佛偈般晦涩的哲学追问，所展示的是人的精神世界与内心的重重矛盾的心灵历程。
三 结语
杰克·伦敦的自传《约翰·巴雷康》反映了在男权社会中应对女性威胁时使用的权利话语的运作模式，从而达到“反女性化”的目的。《约翰·巴雷康》不管是写作内容还是写作策略，都是按照硬汉的权力话语来进行，并对故事进行选择与编排。不管是“好孩子”的形成，还是最后成熟为硬汉，这些都有助于强化男性的话语权，从而使得男性话语权更加自然化，隐藏在《约翰·巴雷康》的硬汉意识形态中。《约翰·巴雷康》所折射出来的性别意识形态有助于我们了解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在进行反女性文化运动的状况，有助于研究时代楷模自传的文化意义。
参考文献：
[1] 刘国屏：《开美国文学史上“硬汉”形象之先河——序〈杰克·伦敦中短篇小说精选〉》，《常德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1期。
[2] 李倩、任玲玲：《迷途的强者——谈杰克·伦敦笔下的马丁·伊登形象》，《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4期。
[3] 江歌、刘婧：《剖析杰克·伦敦与马丁·伊登的成长与心理历程的相似点——感悟杰克·伦敦的小说〈马丁·伊登〉》，《科技信息》，2011年第2期。
[4] Lears，T.J Jackson.No Place of Grace：Antimodernism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n Culture，1880-1920.1994.
[5] 徐保华：《杰克·伦敦自传体小说〈约翰·巴雷肯〉的叙事分析》，《时代文学》（下半月），2012年第3期。
[6] 刘荡荡：《硬汉自传的威力——〈约翰·巴雷康〉与性别权力话语》，《英美文学研究论丛》，2011年第1期。
（潘莉，内蒙古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