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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现在已经109岁了，住在纽约享受美好的生活。所以，对我来说，每天都是好日子！”2014年9月的一个晚上，顾严幼韵女士戴着老花镜，涂着鲜艳的红指甲，在寓所书桌的台灯下，为个人口述自传《109个春天：我的故事》的前言点上了句读——不是句号，她用了一个感叹号。
的确，作为复旦大学的第一届女生、复旦大学首位校花，上海总商会第一任会长严筱舫的孙女，早年以“84小姐”（汽车牌照84号）闻名大上海的名媛，严幼韵的一生波澜壮阔，真真堪得起一个浓墨重彩的“！”：1929年她与年轻的外交官杨光泩结婚，婚后不久陪同丈夫赴欧洲任职。1938年杨光泩出任中国驻菲律宾马尼拉总领事。在日军占领马尼拉，杨光泩与七名中国外交官惨遭日军杀害的日子里，严幼韵带领其他遇难官员的遗孀和孩子数十人，战胜重重困难，顽强自救，一直到抗战胜利。1945年，严幼韵携三个女儿到美国，不久进入联合国工作，担任联合国首批礼宾官。1959年她与著名外交家顾维钧结婚，从夫姓至今……
今年五月，复旦大学110周年校庆，作为在世最年长的校花，顾严幼韵收到了母校邀请函。顾及舟车劳顿，与母校同庚的顾严幼韵无法亲至。她委派二女儿，美中文化协会——百人会附属文化协会主席、美国通用汽车公司亚太区高级顾问和杨氏顾问公司总裁杨雪兰代为来华打理，并出席母亲口述自传《109个春天：我的故事》中文版新书发布会。杨雪兰笑言，人们最常问起母亲长寿的秘诀，它是——“不锻炼、不吃补药、最爱吃肥肉、不纠结往事，永远朝前看。”
杨雪兰口述：
“爱的福”小姐
1980年代，内地刚刚改革开放，我便从美国回到上海。舅舅带我去看一个朋友，那位老先生住在弄堂里，破破烂烂的三楼，灯光也很昏暗。天气很热，他穿着背心短裤，拼命扇扇子。舅舅介绍我说：“这是杨雪兰，严幼韵的女儿。”老人的脸一下子亮了起来说：“噢，你就是‘84’的女儿？！当年，我们可是天天站在沪江大学大门口，就为了看‘84’一眼！”
我那时才知道，五十多年过去了，母亲当年在上海滩是多么出名！当时外公的宅邸在静安寺路嘉道理公馆对面，晚上关起门来足足有八十多口人。母亲有自己的专车和司机，但她总爱自己开车上下学，后来转学到复旦也是如此。男同学看到她每每从校门口飞驰而过，远远望去只留下别克车的背影，就按照车牌号“84”叫她“84号小姐”，也有人将英语Eighty Four念成上海话“爱的福”称呼她。后来，据很多她上学时的同学回忆，如果母亲向哪位男生开口借笔记或作业，他们都感到“受宠若惊”。
母亲的家世，应该从她的祖父严信厚说起。严信厚是近现代非常有名的实业家，他曾在杭州胡雪岩开设的信源银楼任文书，得到胡雪岩赏识，被胡推荐给李鸿章。后来他经营盐业，积累了大量家财，在绘画、书法上都很有造诣，以画芦雁著名，现在宁波还有人专门研究他的字画。严信厚有两个女儿一个儿子，儿子严子均便是我的外祖父。严子均是一位开明商人，他将产业进一步扩大，母亲自小便生活在这样一个富有而宽松的家庭里。她与两个姐姐严彩韵、严莲韵都成为中国第一代接受高等教育的女性。外祖父对家中的男孩子非常严厉，对女孩子则十分宠爱，需要钱的时候随时给账房先生写个条子就能支取。
母亲的中学时代是在天津度过的，那时便是个锦衣玉食的大小姐。比如鹅肝冻，她现在尝也不要尝，就是小时候吃恶心了。因为家里有绸布庄，各种衣料随她挑，家里还有好几个裁缝，母亲同一件衣服从来不穿第二次！她特别在乎自己的妆容衣饰，但凡公开场合露面决不能有一点马虎，百岁之后也是如此。因为我和母亲体量相仿，她穿不了的衣服留给了我，质地都特别好，朋友打趣说拿出来都可以做古董了。
“爱的福”这个绰号后来连同母亲的相片还曾登上过《良友》杂志，标题就是“上海名媛严幼韵女士”母亲十八岁的时候，提亲的媒人踩坏了家里的门槛。她的观念是自己的夫婿必须赢得自己的爱慕与尊敬，是否有钱无所谓。外婆当时急坏了，冲她喊“你的生活如此奢华，怎能不在乎钱呢？！”母亲的回答更绝，只要是她心爱的人，她愿意出去工作养家。这些观念现在也要归入女性解放吧，当时就更显得离经叛道了。
与君生别离
母亲年轻时热衷社交，去大光明看电影，在俱乐部打打网球之外，每个周日下午去大华饭店跳舞是雷打不动的。我的父亲杨光泩与她结缘就在那里。父亲第一次见母亲时，她正驾着那辆“爱的福”轿车开得飞快。他很好奇，就一直跟在后面……父亲比母亲大几岁，在她一众追求者中显得比较成熟，而且他的舞跳得极好，更是一名网球场上的健将。父亲按照西式礼仪追逐母亲，给她送花，约她吃饭看戏，两人很快就坠入爱河。
1929年9月8日，父亲和母亲在大华饭店举行了隆重的婚礼。9个月前，蒋介石与宋美龄举行婚礼也在这里。婚礼由外交部长王正廷主持，近千人出席了婚礼。母亲的婚纱和伴娘的礼服都是由上海著名的法国设计师加内特女士设计的，她后来曾回忆说宽松的家庭氛围让她从小便追求西式的生活方式。比如她们姊妹几个可以烫头发，穿西式衣裙，甚至可以穿白皮鞋！（按照中国传统习俗，白色是孝服的颜色。）少女时代的她就看过许多场欧洲的时装秀，对每一季巴黎的时尚风潮都了如指掌。她最喜欢的穿衣风格是穿上亲自设计的中式领上装搭配时髦的裙子，所以她的婚纱也是中西合璧的样式。1930年代后，她随夫君外派异国他乡，才开始在公开场合都选择最传统的中式旗袍。
我的父亲杨光泩出生于1900年，16岁时考入清华学堂高等科，20岁毕业后留美，获国际公法哲学博士学位。1927年回清华任政治学、国际公法教授，不久进入外交界，1930年出任中国驻伦敦总领事及驻欧洲特派员，其级别为中华民国外交部一秘。他说一口流利的美式英语，特别的，俚语他也信手拈来。在穿衣打扮的品位上，他和母亲一样兼顾中西，公开场合多是穿西裤和皮鞋，中式上装。抗战爆发后，父亲被财政部长孔祥熙派往菲律宾，任中国驻马尼拉领事馆总领事，这个国家有许多华裔富商，国府希望他可以前往为抗战募集捐款。我们全家一起跟随父亲到了马尼拉。然而在那里，平静而优渥的生活就此结束了…… 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后，日本人开始轰炸菲律宾。1月2日，马尼拉沦陷。1月4日，我记得那天早上，全家都在用早餐。进来了3个日本宪兵，踢着正步，他们对父亲说：“你被捕了。”父亲好像早有准备，他平静地回到房间，带上早已收拾好的箱子，跟着他们走了。其实，麦克·阿瑟将军当初曾邀请父亲和我们全家一起撤到澳大利亚避难，但父亲说自己身为总领事，不能擅自撤退。当时还有一批在美国印制的法币，在运回国内中途滞留在总领事馆，父亲担心它们被日本人侵占，于是下令烧毁，这些举动可能激怒了日本人。
很长一段时间，我们都不知道父亲是死是活。日本人曾寄了一包东西给母亲，里面有父亲的眼镜、手表和剪下来的一绺头发，母亲收到后痛哭失声。但也有人说，日本人不会真的杀父亲，因为他毕竟是有豁免权的外交人员……直到战争结束后我们才知道，父亲早在1942年4月就已经遇害了。后来据当地目击者的讲述，当时父亲等七个人被带到田里，日本宪兵叫他们自己先挖好坑，然后就站在里面。父亲大义凛然，怒斥日本人无视国际公法，必将遭到严惩。几颗子弹没有一下子要了他的命，他还用手指指着心脏，让日本人往这打……
做最坏的准备，做最好的希望
人往往是在危难之中才会爆发出全部的潜能。我的母亲就是这样，之前她是个养尊处优的大小姐，失去父亲的支撑后，她并没有垮下来。在经历了最初几个星期的焦虑和不安之后，日子逐渐平静。我们把前面草坪挖开，种了绿叶空心菜、红薯、蚕豆、白菜和花生。在地下室养了一群鸡，鸡蛋就有了着落，偶尔也杀只鸡来改善伙食。日本人入侵马尼拉之前，她就把所有的现金都从银行取了出来，偶尔还可以通过远程物物交换从家中拿到一些钱。但是这些根本不够，一家的积蓄很快就山穷水尽了。可母亲从来不把不安的情绪带给我们，也始终保持着乐观的心态，空闲时她还常坐到钢琴前弹上一曲。虽然是战乱年代，但从我这个小孩子角度讲，好像也不觉得生活过得有多么险恶。
1944年下半年，从短波收音机里，我们听闻了太平洋战争出现了转机，盟军飞机也开始轰炸马尼拉的日军要塞。社会再次骚动起来，我的母亲有一句话：Prepare for the worst， hope for the best.（做最坏的准备，做最好的希望。）我们姊妹3人每人都有个自己做的布袋子，里面装着水和自家碾磨面粉做的饼干，味道很糟，但确保我们可以随时拿起就出门逃难。母亲时刻都在提防日本兵的不速造访，她把家中的地板、楼梯、房顶都设置了临时避难所，我们甚至要演练如何迅速地通过绳梯爬上房顶。母亲当时的体重一度不到90磅，却乐观地宣称自己重回了少女时代。
战后，在麦克·阿瑟将军的关照下，我们一家人坐船到了美国。刚到美国时，母亲也没有工作。当时正在筹建联合国，母亲努力争取进到了联合国礼宾司，成为一名礼宾官。她的同事几乎都来自欧洲，通常是拥有和皇室相处经验的国家。礼宾司负责联合国所有官方礼仪事宜以及安排相应的社交活动。母亲长袖善舞，但并不胜酒力，据她说常常会握着一杯姜麦酒度过整个酒会。她在那里工作了十三年多，曾经的外交官夫人的经历给了她信心，她从不失约于人，更鲜有过迟到、早退，正是她努力的工作才得以让姐姐和我可以在美国接受良好的教育。
1959年，母亲与顾维钧先生在纽约结婚，成为他的第三任妻子。婚后一年，她就跟随顾叔叔（我们都称他为叔叔）坐船前往欧洲。顾叔叔是荷兰海牙国际法庭的法官，一直到1966年退休，才回到纽约定居。他们搬到了公园大道1185 号的一栋公寓，现在母亲依然住在这里。母亲非常喜欢全身心地照顾维钧，使他更健康、更舒适、更开心。退休后的顾叔叔仍然非常忙碌。他一周五天、每天用几个小时的时间接受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史项目采访者的采访。此项目从1958 年开始，历时数年，最终他完成了长达十三卷的口述史项目。为此他还花了大量时间为采访做准备，温习日记和相关文件。
顾叔叔是个生活非常规律的人。比如他起床后先喝一杯热柠檬水，然后做运动，有条不紊地锻炼手臂、腿和背部。锻炼之后维钧开始阅读《纽约时报》。九点半左右开始用早餐。早餐是他一天当中的正餐，非常丰盛：一个橙子或西柚；一大碗玉米片，上面浇上蜂蜜和水果以及奶油；一枚四分钟的白煮蛋配一小盘鸭舌或凤爪；一个牛角面包；一杯12盎司的咖啡，加蜂蜜和奶油。早餐大约持续一个半小时，因为他吃得很慢。多年前有人推荐他“细嚼慢咽”，每一口饭都要嚼28 次。母亲知道顾叔叔有晚睡晚起的习惯，担心他的健康，每天凌晨3点一定起床，为他煮好牛奶放在保温杯中，还附上一张“不要忘记喝牛奶”的纸条放在床边。他曾谈到长寿秘诀时，总结了三条：“散步，少吃零食，太太照顾。”
母亲与顾叔叔一起生活了26年，一直到他98岁时无疾而终。母亲的生活一直以顾维钧为中心，因此有一段时间她非常悲伤、空虚。不过，想到在二十五年多的婚姻里两人相伴营造的幸福生活，她又感到少许宽慰。事实上，她终生都保持着乐观向上的精神，比如她一直想保留自己的牙齿、不想戴假牙，结果有一次去医院检查回来出了车祸，牙给撞掉了，但她反过来安慰我们说，“已经很幸运了，出租车可能会出更糟的事故。”自从母亲90岁后，我们便每年都为她举办盛大的生日派对。现如今，她的老朋友几乎都已辞世，但她似乎同年轻人打交道的能力比我还强，新牌友陪着她每周两次的麻将派对从没间断地延续了下来。
的确，作为复旦大学的第一届女生、复旦大学首位校花，上海总商会第一任会长严筱舫的孙女，早年以“84小姐”（汽车牌照84号）闻名大上海的名媛，严幼韵的一生波澜壮阔，真真堪得起一个浓墨重彩的“！”：1929年她与年轻的外交官杨光泩结婚，婚后不久陪同丈夫赴欧洲任职。1938年杨光泩出任中国驻菲律宾马尼拉总领事。在日军占领马尼拉，杨光泩与七名中国外交官惨遭日军杀害的日子里，严幼韵带领其他遇难官员的遗孀和孩子数十人，战胜重重困难，顽强自救，一直到抗战胜利。1945年，严幼韵携三个女儿到美国，不久进入联合国工作，担任联合国首批礼宾官。1959年她与著名外交家顾维钧结婚，从夫姓至今……
今年五月，复旦大学110周年校庆，作为在世最年长的校花，顾严幼韵收到了母校邀请函。顾及舟车劳顿，与母校同庚的顾严幼韵无法亲至。她委派二女儿，美中文化协会——百人会附属文化协会主席、美国通用汽车公司亚太区高级顾问和杨氏顾问公司总裁杨雪兰代为来华打理，并出席母亲口述自传《109个春天：我的故事》中文版新书发布会。杨雪兰笑言，人们最常问起母亲长寿的秘诀，它是——“不锻炼、不吃补药、最爱吃肥肉、不纠结往事，永远朝前看。”
杨雪兰口述：
“爱的福”小姐
1980年代，内地刚刚改革开放，我便从美国回到上海。舅舅带我去看一个朋友，那位老先生住在弄堂里，破破烂烂的三楼，灯光也很昏暗。天气很热，他穿着背心短裤，拼命扇扇子。舅舅介绍我说：“这是杨雪兰，严幼韵的女儿。”老人的脸一下子亮了起来说：“噢，你就是‘84’的女儿？！当年，我们可是天天站在沪江大学大门口，就为了看‘84’一眼！”
我那时才知道，五十多年过去了，母亲当年在上海滩是多么出名！当时外公的宅邸在静安寺路嘉道理公馆对面，晚上关起门来足足有八十多口人。母亲有自己的专车和司机，但她总爱自己开车上下学，后来转学到复旦也是如此。男同学看到她每每从校门口飞驰而过，远远望去只留下别克车的背影，就按照车牌号“84”叫她“84号小姐”，也有人将英语Eighty Four念成上海话“爱的福”称呼她。后来，据很多她上学时的同学回忆，如果母亲向哪位男生开口借笔记或作业，他们都感到“受宠若惊”。
母亲的家世，应该从她的祖父严信厚说起。严信厚是近现代非常有名的实业家，他曾在杭州胡雪岩开设的信源银楼任文书，得到胡雪岩赏识，被胡推荐给李鸿章。后来他经营盐业，积累了大量家财，在绘画、书法上都很有造诣，以画芦雁著名，现在宁波还有人专门研究他的字画。严信厚有两个女儿一个儿子，儿子严子均便是我的外祖父。严子均是一位开明商人，他将产业进一步扩大，母亲自小便生活在这样一个富有而宽松的家庭里。她与两个姐姐严彩韵、严莲韵都成为中国第一代接受高等教育的女性。外祖父对家中的男孩子非常严厉，对女孩子则十分宠爱，需要钱的时候随时给账房先生写个条子就能支取。
母亲的中学时代是在天津度过的，那时便是个锦衣玉食的大小姐。比如鹅肝冻，她现在尝也不要尝，就是小时候吃恶心了。因为家里有绸布庄，各种衣料随她挑，家里还有好几个裁缝，母亲同一件衣服从来不穿第二次！她特别在乎自己的妆容衣饰，但凡公开场合露面决不能有一点马虎，百岁之后也是如此。因为我和母亲体量相仿，她穿不了的衣服留给了我，质地都特别好，朋友打趣说拿出来都可以做古董了。
“爱的福”这个绰号后来连同母亲的相片还曾登上过《良友》杂志，标题就是“上海名媛严幼韵女士”母亲十八岁的时候，提亲的媒人踩坏了家里的门槛。她的观念是自己的夫婿必须赢得自己的爱慕与尊敬，是否有钱无所谓。外婆当时急坏了，冲她喊“你的生活如此奢华，怎能不在乎钱呢？！”母亲的回答更绝，只要是她心爱的人，她愿意出去工作养家。这些观念现在也要归入女性解放吧，当时就更显得离经叛道了。
与君生别离
母亲年轻时热衷社交，去大光明看电影，在俱乐部打打网球之外，每个周日下午去大华饭店跳舞是雷打不动的。我的父亲杨光泩与她结缘就在那里。父亲第一次见母亲时，她正驾着那辆“爱的福”轿车开得飞快。他很好奇，就一直跟在后面……父亲比母亲大几岁，在她一众追求者中显得比较成熟，而且他的舞跳得极好，更是一名网球场上的健将。父亲按照西式礼仪追逐母亲，给她送花，约她吃饭看戏，两人很快就坠入爱河。
1929年9月8日，父亲和母亲在大华饭店举行了隆重的婚礼。9个月前，蒋介石与宋美龄举行婚礼也在这里。婚礼由外交部长王正廷主持，近千人出席了婚礼。母亲的婚纱和伴娘的礼服都是由上海著名的法国设计师加内特女士设计的，她后来曾回忆说宽松的家庭氛围让她从小便追求西式的生活方式。比如她们姊妹几个可以烫头发，穿西式衣裙，甚至可以穿白皮鞋！（按照中国传统习俗，白色是孝服的颜色。）少女时代的她就看过许多场欧洲的时装秀，对每一季巴黎的时尚风潮都了如指掌。她最喜欢的穿衣风格是穿上亲自设计的中式领上装搭配时髦的裙子，所以她的婚纱也是中西合璧的样式。1930年代后，她随夫君外派异国他乡，才开始在公开场合都选择最传统的中式旗袍。
我的父亲杨光泩出生于1900年，16岁时考入清华学堂高等科，20岁毕业后留美，获国际公法哲学博士学位。1927年回清华任政治学、国际公法教授，不久进入外交界，1930年出任中国驻伦敦总领事及驻欧洲特派员，其级别为中华民国外交部一秘。他说一口流利的美式英语，特别的，俚语他也信手拈来。在穿衣打扮的品位上，他和母亲一样兼顾中西，公开场合多是穿西裤和皮鞋，中式上装。抗战爆发后，父亲被财政部长孔祥熙派往菲律宾，任中国驻马尼拉领事馆总领事，这个国家有许多华裔富商，国府希望他可以前往为抗战募集捐款。我们全家一起跟随父亲到了马尼拉。然而在那里，平静而优渥的生活就此结束了…… 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后，日本人开始轰炸菲律宾。1月2日，马尼拉沦陷。1月4日，我记得那天早上，全家都在用早餐。进来了3个日本宪兵，踢着正步，他们对父亲说：“你被捕了。”父亲好像早有准备，他平静地回到房间，带上早已收拾好的箱子，跟着他们走了。其实，麦克·阿瑟将军当初曾邀请父亲和我们全家一起撤到澳大利亚避难，但父亲说自己身为总领事，不能擅自撤退。当时还有一批在美国印制的法币，在运回国内中途滞留在总领事馆，父亲担心它们被日本人侵占，于是下令烧毁，这些举动可能激怒了日本人。
很长一段时间，我们都不知道父亲是死是活。日本人曾寄了一包东西给母亲，里面有父亲的眼镜、手表和剪下来的一绺头发，母亲收到后痛哭失声。但也有人说，日本人不会真的杀父亲，因为他毕竟是有豁免权的外交人员……直到战争结束后我们才知道，父亲早在1942年4月就已经遇害了。后来据当地目击者的讲述，当时父亲等七个人被带到田里，日本宪兵叫他们自己先挖好坑，然后就站在里面。父亲大义凛然，怒斥日本人无视国际公法，必将遭到严惩。几颗子弹没有一下子要了他的命，他还用手指指着心脏，让日本人往这打……
做最坏的准备，做最好的希望
人往往是在危难之中才会爆发出全部的潜能。我的母亲就是这样，之前她是个养尊处优的大小姐，失去父亲的支撑后，她并没有垮下来。在经历了最初几个星期的焦虑和不安之后，日子逐渐平静。我们把前面草坪挖开，种了绿叶空心菜、红薯、蚕豆、白菜和花生。在地下室养了一群鸡，鸡蛋就有了着落，偶尔也杀只鸡来改善伙食。日本人入侵马尼拉之前，她就把所有的现金都从银行取了出来，偶尔还可以通过远程物物交换从家中拿到一些钱。但是这些根本不够，一家的积蓄很快就山穷水尽了。可母亲从来不把不安的情绪带给我们，也始终保持着乐观的心态，空闲时她还常坐到钢琴前弹上一曲。虽然是战乱年代，但从我这个小孩子角度讲，好像也不觉得生活过得有多么险恶。
1944年下半年，从短波收音机里，我们听闻了太平洋战争出现了转机，盟军飞机也开始轰炸马尼拉的日军要塞。社会再次骚动起来，我的母亲有一句话：Prepare for the worst， hope for the best.（做最坏的准备，做最好的希望。）我们姊妹3人每人都有个自己做的布袋子，里面装着水和自家碾磨面粉做的饼干，味道很糟，但确保我们可以随时拿起就出门逃难。母亲时刻都在提防日本兵的不速造访，她把家中的地板、楼梯、房顶都设置了临时避难所，我们甚至要演练如何迅速地通过绳梯爬上房顶。母亲当时的体重一度不到90磅，却乐观地宣称自己重回了少女时代。
战后，在麦克·阿瑟将军的关照下，我们一家人坐船到了美国。刚到美国时，母亲也没有工作。当时正在筹建联合国，母亲努力争取进到了联合国礼宾司，成为一名礼宾官。她的同事几乎都来自欧洲，通常是拥有和皇室相处经验的国家。礼宾司负责联合国所有官方礼仪事宜以及安排相应的社交活动。母亲长袖善舞，但并不胜酒力，据她说常常会握着一杯姜麦酒度过整个酒会。她在那里工作了十三年多，曾经的外交官夫人的经历给了她信心，她从不失约于人，更鲜有过迟到、早退，正是她努力的工作才得以让姐姐和我可以在美国接受良好的教育。
1959年，母亲与顾维钧先生在纽约结婚，成为他的第三任妻子。婚后一年，她就跟随顾叔叔（我们都称他为叔叔）坐船前往欧洲。顾叔叔是荷兰海牙国际法庭的法官，一直到1966年退休，才回到纽约定居。他们搬到了公园大道1185 号的一栋公寓，现在母亲依然住在这里。母亲非常喜欢全身心地照顾维钧，使他更健康、更舒适、更开心。退休后的顾叔叔仍然非常忙碌。他一周五天、每天用几个小时的时间接受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史项目采访者的采访。此项目从1958 年开始，历时数年，最终他完成了长达十三卷的口述史项目。为此他还花了大量时间为采访做准备，温习日记和相关文件。
顾叔叔是个生活非常规律的人。比如他起床后先喝一杯热柠檬水，然后做运动，有条不紊地锻炼手臂、腿和背部。锻炼之后维钧开始阅读《纽约时报》。九点半左右开始用早餐。早餐是他一天当中的正餐，非常丰盛：一个橙子或西柚；一大碗玉米片，上面浇上蜂蜜和水果以及奶油；一枚四分钟的白煮蛋配一小盘鸭舌或凤爪；一个牛角面包；一杯12盎司的咖啡，加蜂蜜和奶油。早餐大约持续一个半小时，因为他吃得很慢。多年前有人推荐他“细嚼慢咽”，每一口饭都要嚼28 次。母亲知道顾叔叔有晚睡晚起的习惯，担心他的健康，每天凌晨3点一定起床，为他煮好牛奶放在保温杯中，还附上一张“不要忘记喝牛奶”的纸条放在床边。他曾谈到长寿秘诀时，总结了三条：“散步，少吃零食，太太照顾。”
母亲与顾叔叔一起生活了26年，一直到他98岁时无疾而终。母亲的生活一直以顾维钧为中心，因此有一段时间她非常悲伤、空虚。不过，想到在二十五年多的婚姻里两人相伴营造的幸福生活，她又感到少许宽慰。事实上，她终生都保持着乐观向上的精神，比如她一直想保留自己的牙齿、不想戴假牙，结果有一次去医院检查回来出了车祸，牙给撞掉了，但她反过来安慰我们说，“已经很幸运了，出租车可能会出更糟的事故。”自从母亲90岁后，我们便每年都为她举办盛大的生日派对。现如今，她的老朋友几乎都已辞世，但她似乎同年轻人打交道的能力比我还强，新牌友陪着她每周两次的麻将派对从没间断地延续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