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减少社会转型时期的各种犯罪问题，就要在维护社会不同阶层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种权利方面有大的变革和进步，而不是仅仅通过增加警力来打击日益严重的社会犯罪。
　　
　　作为成本的犯罪
　　
　　社会转型时期犯罪率上升并不是我国社会发展过程中所独有的问题。发达国家在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和文化财富的同时，也普遍出现了"经济发展、治安混乱、犯罪猖獗"的社会现象。这一现象的产生，是经济、文化、制度等多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并不是经济发展单一作用的结果。在巨大的社会转型期，犯罪增加几乎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美国学者路易斯·谢利在《犯罪与现代化》一书中，通过大量的资料考察了19世纪的英国、法国、德国和瑞典以及20世纪初期的苏联的犯罪情况，发现绝大多数国家都难以避免犯罪的增长，随着现代化的开始，这些原来犯罪率很低的国家突然受到了惊人的犯罪增长的痛苦折磨，犯罪对城市秩序和社会发展形成了严重威胁。
　　据联合国从1970年至1985年对犯罪进行的调查的结论来看，在选取的70余个国家中，1975年各国平均犯罪率为330件/10万人口，到1980年增长为380件/10万人口。从1986年至1990年期间的调查结果来看，犯罪数逐年递增，5年间累计增加23.2%。英国内政部2001年的一项研究表明暴力犯罪及侵财犯罪在除美国之外的所有发达国家出现上升趋势。
　　
　　走出怪圈的希望
　　
　　研究表明，经济发展本身并不是必然导致犯罪率增加的直接因素，但经济运行的平稳程度与犯罪率之间有一定的相关性。
　　针对犯罪现象的增加，政府是大有可为的。不少国家积极采取预防和控制措施，取得了明显效果。自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美国的侵财犯罪一直低于英国、加拿大和法国。美国城市研究所的研究认为，社会、经济因素相关因素包括年轻人人口比例变化、劳动力市场的变化和政策因素包括强制控制政策、监狱和看守所的扩建及警务革新等的变化带来犯罪率的持续下降。
　　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中，并不是所有国家的犯罪率都呈上升趋势。也有极少数国家如日本、瑞士犯罪情况平稳甚至下降。日本从1955年来，经济发展较快，国民生产总产值和个人收入均呈上升趋势，而犯罪率却呈下降趋势。瑞士是富裕程度高但犯罪率低的又一发达国家。
　　犯罪社会学的"紧张理论"认为，犯罪是行为人由于不能通过合法手段取得社会地位和物质财富而产生的沮丧和气愤的产物。改革以来，我国社会的犯罪率居高不下。为解决居高不下的社会犯罪问题，我们所投入的解决犯罪问题的资源并没有起到很好的作用。1998年后犯罪率甚至出现了快速上升的趋势，维护稳定甚至成为许多地方政府最重要的工作。改革、发展与稳定一直是我们首先要处理好的关系，但它们之间的关系并没有真正有效地处理好。
　　我国正经历社会、经济、思想和文化等多方面的深刻变革，制度建设和完善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公民在享有社会保障、医疗、住房、教育等权利方面还存在不公平现象，这种不公平对不同社会群体产生了严重的影响，从而导致了犯罪率增加。要减少社会转型时期的各种犯罪问题，就要在维护社会不同阶层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种权利方面有大的变革和进步，而不仅仅简单地靠通过增加警力来打击日益严重的社会犯罪。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将公平正义作为首要的价值观，去指导我们制定公共社会政策，让社会发展的成果为所有的国民所共享，这是减少犯罪、实现社会和谐的最根本的途径和方法。(上海政法学院社会学系主任，城市安全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博士、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