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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短文涉及龚乔明、田文的内容是二十年前我在美国东部康涅迪克州维斯连大学任教时触景生情写下的，英文原稿早已在大学文学刊物发表，差点被《纽约客》选载。在那之前的十几年，正被魔幻现实主义折腾的西藏文坛，很多的朋友，以传统情感和现实主义手法悲情四射抒发对英年早逝的文坛知己和挚友龚巧明、田文的怀念、追思。当时我没有机会太多情和煽情，有的只是默默把她们放在心灵一块平静的地方，希望在那里更长时间存活她们鲜活的情感生命和绚烂的倩影。很久以来，她们就像自己谢世的林芝深处的秋叶浑身印染斑斓的色彩，一会儿走进我的心灵牧场，说唱格萨尔般与我对话，感染我的情感和思想，一会儿又在半空中飘零飘落，任凭风雨把自己戏弄。
当我看到吴雨初把往昔经历，与不同民族间的相处、相融的经历以文学形式朴素表达时触动很大，启发很大。在漫长的思考和思念中我又不得不接受另一位非凡女性，又是原西藏文联的，又是作家的央珍的谢世，不同的是她在自己最为信赖和憧憬的北京，与我们不辞而别。悲痛过后，更多时间里留给自己的是体验大家一起时的欢乐时光。因为当时我并没有全面体验那个欢乐时光，还剩很多。因为当时没有觉着那时光有多欢乐，一切发生了，过去了，当我们不得不面对很多很多诸如龙冬他们要面对的“往后”，才蓦然回首，我们有那么多值得回忆和回味的东西。这当中我的应该叫文学的世界里出现了美国姑娘黛安娜，我的学生和小说的主人公，也是不得不提的人物。我不敢妄断她们，龚巧明、田文，还有央珍和林芝的、北京的或康州的秋叶一样达到了自己一生最完美的境界，但我肯定她们把自己最完美的东西永远留在了我们的记忆中。
当康州的秋步入深沉时候，黛安娜走进我的书里。
抬头望去，窗外的秋叶越发显得多姿、多彩。雪莲·古轮（中国现代史专家，海伦·斯诺的得力助手）说对了，过一段时间秋叶还要艳丽，可能说的是现在吧。草绿、蛋黄、朱红、咖啡色、橘子色、胡萝卜色，真是打破了我们原先那种对秋叶（枫叶？）单一赤红的感受。朱小苗（维斯连大学知名中文教授，美国人不善在名前挂太多头衔，这里就跟随美国人了）却伤感地说每当这个时候，秋叶呈现一生最美丽之时它正急促地走向衰亡，仿佛一夜间像一场梦似的什么都没了，就没了。甚至于那些绿色尚待发黄变红的叶子，一起就没了，夭折了，生命的绝唱。不管怎么样，黛安娜悄无声息地到来多少让我感到安慰和踏实。
来到维斯连大学不久我便忙着准备新学期的课，电话接二连三地响，无暇一一接应，只好把电话设置在留言上。到晚上一听，留言经常是五六个，七八个，我一一查听，分析筛选。黛安娜是因为她富有弹性的声音和音节间极短促的换气，还有她习惯性的说话时嘴一张一合发出“佳、佳”的声响，同其他几个重要留言一起保留下来了。她是这样说的：“我是黛安娜，喜欢写作，我和你的好友威廉……很熟，我想我是维斯连第一个对你感兴趣的人，想采访你，写篇关于你的有意思的东西，我相信这会很有意思，请给我个机会。”我曾一开始就对维拉（著名汉学家，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我的上司）说过在维斯连期间，我将不接受任何形式的采访，也不准备做什么演讲，只管写我的书，教我的书，担任一名称职的访问学者（后转变身份为客座教授）。当我对黛安娜的采访要求默认时维拉很有些奇怪地睁大眼睛，你决定了？我含含糊糊表示大家只是聊聊文学上的事而已。她说：“那只有这样了你得把握好自己，黛安娜漂亮、聪明、而且很有才华，可是这些美国小女孩想得很浪漫、随意的哟！”为此黛安娜后来很有些不以为然地说：“维拉像在保护一个未开化的大山深处孩子一样在保护我。”
我按黛安娜留下的电话号码给她回话时她却不在，留了简短几句话：“我是通嘎，谢谢你的留言，今晚七点至九点我在办公室，你可以给我打电话。”刚留了言，想起那天晚上有个重要讲座，说好要出席，必须改时间。我正踌躇的时候我的学生威廉打来电话了解教室的事，我请他转告黛安娜，我的留言不算数，我不能如约等她的电话。第二天的电话又有黛安娜的留言，她希望我在星期四开课前安排个时间，或着给她回个电话。我再次拿起电话拨通黛安娜已经熟悉的分机时听到的又是留言。一次采访难道真有这么多反复、艰辛和曲折？后来发生黛安娜与龚巧明、田文截然不同的命运和命运轨迹正是由这些点点滴滴的不同造就的，有那么些因果因素吧，我想。
我们说好上课那天再敲定采访时间。这是我在维斯连大学的第一堂课，伴随着比较紧张的心情，有那么点小激动，真不知是因为第一次给美国学生上课，还是因为我就要见到非同一般的黛安娜的缘故。
我一边讲课，一边面对几位女学生，猜想哪一位该是黛安娜。快下课时，我向大声朗读、频频提问的女孩问她是不是黛安娜时，“我是黛安娜。”一边一位文静的女孩含笑从桌子后面作答。我有些不好意思地挠挠后脑勺说：“对不起，我总是这样……粗心。”
我们把第二天的采访时间定得很晚。秋叶一片一片在半空中旋转、翻滚、飘落，临近傍晚我认真清理了一下脑库。不清理则已，一清理好家伙，乱开了，充满传奇色彩的属于个人的美妙的、动情的、伤心的和忧郁的，还有贫穷、饥饿的……积堆如山。面对这些错综复杂、无头序的储备，不知从何下手，该拿哪块献给秋叶姑娘——黛安娜。一只纤细的手在我的心包上狠狠抓了一下，勾起我的件件往事，匆忙走出脑库，拉门上锁。我额头直冒汗，心脏蹦蹦急跳，心有余悸地琢磨着该如何给黛安娜打个电话，请求她的原谅，请求取消采访。
我这一生经历过两次女性比较正规的采访，就两次。分别是龚巧明和田文两位优秀的、英年早逝的才女。我对文学的追求，而且一直苦苦坚持写点东西，完全是缘于这两位，特别是龚巧明。我的性格中从来就不存在那种坚忍不拔，力争在某个领域拔尖儿争高的毅力和雄心，摄影、文学、经商，甚至多半儿本职工作都应该是短期行为。
1985年9月，一次偶然的机会龚巧明要对我进行采访，我欣然接受，细节和环节都很多，连着几天下来谈到我因家庭出生问题不能升入中学，十三岁就辍学，别无选择地开始了我的苦力劳动生涯。这个时候，龚巧明突然要赶赴林芝，采访驻地某部官兵，我们的采访被迫暂时中断，我们约好等她从林芝归来再续。没想到那一暂时中断竟成为永远的停止，她托马原留给我的那张充满歉意的字条便是她留给人间最后笔迹。我从她身上学到的不仅仅是文学，她比我大十几岁，她的学识、名头和秉性都大大地超出当时的和现在的我，可是她管我叫“通嘎啦，通嘎啦”的，从来就没有缺少尊重我这个不怎么起眼的含蓄的藏族小伙子，更没有在大庭广众说她如何培养我、造就我，教会我怎样区分散文与小说，让我无地自容。相反，在向她的朋友介绍我时总会说我是怎么教她喝酥油茶，使她的嘴唇不再干裂，在藏历新年那天领着她走进大昭寺，沿着光滑的石板地，转一圈儿囊廓（内圈儿），让她的心在这一年都感到安宁和平静。在龚巧明面前我从来没有也不懂得赞美她的各方面的才华和成就，甚至于从没有当面表达我对她手牵手把我引領到文学殿堂的感激之情。当我和马原作为她生前最为亲近的好友，站在她躺着的墓穴两边时，当人们一把一把地把黄土洒向那块黑色的平静的棺木时，我才恍然想起龚巧明就这样要走了，要走得远远的，永远不回来。我连向她表现自己成长和成就都没来得及就已经走了，我的鼻子真正地酸了，眼泪真正地夺眶而出了，真情流露了。 1987年我已就读于尼泊尔特利浦文大学和比索帕萨国际语言学院，一边攻读学位，一边拼命追赶西藏文学突飞猛进的潮流。暑期回到拉萨，在阳光明媚的街道上我碰到田文，我和田文莫名而默契地开始了对我非凡经历的采访。每每说到我充满近乎黑色幽默的经历时，她从那副宽宽的眼镜后面发笑，写到我的伤痛处她的泪水滴答滴答掉在笔记本上，全然不是心态和神经钢板一般的田文。她一根接一根抽烟，手不停地写，我们的采访常常搞到深夜，叶浓（田文的爱人）演出结束疲惫回家，向我们挥手，你们继续，我先休息了。我们这才草草收场停止采访。很多次我感到这样把自己放在田文文学工作的焦点（尽管只是一阵），真有些对不住叶浓，甚至幼稚地想到這种采访会不会影响他们的夫妻感情。采访进行到我的苦力劳动阶段时鬼使神差般地九月已经到了，我该回尼泊尔上学。我们只好停笔一段时间，我跟田文说，尼泊尔最多的是节日，明年寒假我要回来，专为完成我的采访。怎料那一次的中断竟是另一个永恒的停止。
那年春节和藏历新年正好差一个月，春节先，藏历新年后。我在加德满都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收看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时，惊愕地知道了田文在林芝发生意外的噩耗。回到拉萨，第一个去的地方便是西郊烈士陵园，见了龚巧明又见田文，她们的墓地只隔十来米。那些年，文学界和行将成为文学界的年轻人三三两两来看她们的有不少人，鲜花和汉族式的祭品围绕整座墓，以至于那里成了众矢之的，出大名了，好像在西藏从事文学事业先得到这里祭拜。这是我不愿意看到的，就像我不愿意听到田文的消失扯到与田文的人性、人情和人世毫不相干的地方一样。然而，很多年过去了，我再去龚巧明、田文平躺的地方，已然不是昔日景象，陵园内少见人影，她们的墓地周围杂草丛生，到处是被人扔弃的空瓶子、破塑料袋，一派萧条景象，我再次真正悲痛万分。
这是发生在西藏这块神奇土地上一个并不怎么神秘的故事。大家对龚巧明和田文这对好友像事先预约好了似的在另一个世界的相会，只觉得有些不可思议。她们曾在同一个办公室工作，她们面对面合用一张厚实的写字台，她们对西藏和西藏文化有着深刻的理解和满腔的热忱。在那个环境里她们又是一对相依为命、相濡以沫的知根知底的好友。这是有确凿证据的，我从龚巧明对田文的看法中理解到的。我和田文整夜守护在龚巧明遗体前时，田文亲口对我说：“阴间真是缺才子了！”她是略带抱怨地说的。她们同是秋天的时候在西藏一个叫林芝的不怎么起眼的山沟里秋叶飘零的时候匆匆结束了自己正值辉煌的生命。
九月的林芝，河沟两侧的山林染成血一样的鲜红。
而我拥有的比这个神奇更深入一层的同龚巧明和田文之间的生死至交，我暂且只能把它视为某种不无寓意的巧合，抛开神秘和猎奇，这也是我只能接受的唯一选择。因为它发生在西藏，我又把它当成我和龚巧明、田文之间私有的秘密。多少年来，我未曾向任何人透露过这个秘密，多少年来我未曾接受过任何女性，以任何形式对我充满幽默和恐慌经历的采访。可是这个时候，无意间我将要面对一次采访，恰又是一位异族女性。想当年，当龚巧明和田文这么巧合而离奇地走后，很多有着和她俩一样经历和才华的女性接连有些恐慌地走出西藏时，我的心暗暗感到孤寂和伤悲，心里既希望马丽华、冯丽、冯良等别走，别让这个地方变得太孤独和冷清，又担心眼看着所有的花朵都一个一个凋谢。
我这么想着，这么准备的时候天已很晚了，黛安娜和威廉已走进来了。采访在轻松、简捷、富于幽默的氛围中进行的。我们约好在一个月内分五次完成对我的采访。
当夜已经很深，采访要告一段落，这两个年轻人要离开我的办公室时，我才意识到黛安娜身上披了件深蓝色的很让我眼熟的鸭绒背心，下身是一条和她的腿一样细长的直筒牛仔裤，脚蹬一双黑皮鞋，协调、得体，这种装束在时下的美国已不多见，却在我的家乡拉萨街上一向很流行，真亲切。
雨夜里黛安娜和威廉一前一后走着，借着雨中微弱的灯光，我看见黛安娜充满活力的身上闪烁出药仙般蓝色的光环。我久久站在飘落的秋叶和丝丝细雨中，纷纷扬扬、琳琅满目的秋叶在我周围洒落一地，让这场清凉的秋雨酣畅地从头浇透我的身体。
上面是对龚乔明、田文的追思，美国姑娘黛安娜的走入，减轻了不少我的内心的苦痛和对她们的思念，思想上产生了轮回和再生的后续。后来发生了央珍啦的事情，虽然也是秋季的时候，却大大超乎我和大家的意料之外。不管怎么样，从文学层面讲，她把我从现实主义拉进超现实主义甚至魔幻现实主义的圈子里，她精心编辑的我的小说《白色》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就选载在《小说月报》上，让我登陆文学海岸，又无所事事远离文学。同时也有了我出国任教，接触美国，系统学习魔幻现实主义作品和理论的机会。这里有一段我对央珍的怀念话：
1985年的秋天，好像是龚巧明的追思会刚结束，马原、扎西达娃，还有田文等几个要好朋友来到拉萨河边，陪同龚巧明留下的先生和小女儿，在史前恐龙蛋般的鹅卵石堆中歪歪扭扭默默走去。夏日里少有的忧郁的天空，心情像天空一样沉重、郁闷。突然，人群后面看到一位亭亭玉立的女孩，清纯、青涩和青春，她没有被悲哀伤感感染，她甚至不怎么认识英年早逝的龚巧明。一道阳光通过眼睛照进阴冷的内心，少年的我向周围打听，得知她是刚分到西藏文联的大学生，北大毕业，西藏的高材生（现在是学霸），叫央珍。从此，西藏文联特别是西藏文学烙下北大央珍、藏族了不起的《无性别的神》女作家深深的印记。从此，我们的圈子多了央珍，大家成为知根知底的好朋友。此后虽然田文走了，其他不少有故事的不在西藏的文坛了。央珍的出现却给西藏的文坛带来了很多温存和缓冲。感谢央珍把我那篇濒危的《白色》救赎并伟大，《白色》的临危甚至差点死亡与它的古怪形式和表象有直接关系，它的成功归功于它的形式和表象，得益于央珍的开怀和远见。在我的眼里，她永远是走在拉萨河边浑身散发光芒的北大央珍！
很多年来，我们以不同的方式表达我们对文学的继承和发扬（确切地说是对西藏文学），而不随波逐流，正是因为我们从来不想或是反对以奇妙、超现实和超历史地反映、表现西藏，坚信了“吃了牛肉是不会变成牛”的理论。我们也坚信了生命和生命的意义，对生命存在的方式能够更加理性地去认知和体验。
责任编辑：邵星
当我看到吴雨初把往昔经历，与不同民族间的相处、相融的经历以文学形式朴素表达时触动很大，启发很大。在漫长的思考和思念中我又不得不接受另一位非凡女性，又是原西藏文联的，又是作家的央珍的谢世，不同的是她在自己最为信赖和憧憬的北京，与我们不辞而别。悲痛过后，更多时间里留给自己的是体验大家一起时的欢乐时光。因为当时我并没有全面体验那个欢乐时光，还剩很多。因为当时没有觉着那时光有多欢乐，一切发生了，过去了，当我们不得不面对很多很多诸如龙冬他们要面对的“往后”，才蓦然回首，我们有那么多值得回忆和回味的东西。这当中我的应该叫文学的世界里出现了美国姑娘黛安娜，我的学生和小说的主人公，也是不得不提的人物。我不敢妄断她们，龚巧明、田文，还有央珍和林芝的、北京的或康州的秋叶一样达到了自己一生最完美的境界，但我肯定她们把自己最完美的东西永远留在了我们的记忆中。
当康州的秋步入深沉时候，黛安娜走进我的书里。
抬头望去，窗外的秋叶越发显得多姿、多彩。雪莲·古轮（中国现代史专家，海伦·斯诺的得力助手）说对了，过一段时间秋叶还要艳丽，可能说的是现在吧。草绿、蛋黄、朱红、咖啡色、橘子色、胡萝卜色，真是打破了我们原先那种对秋叶（枫叶？）单一赤红的感受。朱小苗（维斯连大学知名中文教授，美国人不善在名前挂太多头衔，这里就跟随美国人了）却伤感地说每当这个时候，秋叶呈现一生最美丽之时它正急促地走向衰亡，仿佛一夜间像一场梦似的什么都没了，就没了。甚至于那些绿色尚待发黄变红的叶子，一起就没了，夭折了，生命的绝唱。不管怎么样，黛安娜悄无声息地到来多少让我感到安慰和踏实。
来到维斯连大学不久我便忙着准备新学期的课，电话接二连三地响，无暇一一接应，只好把电话设置在留言上。到晚上一听，留言经常是五六个，七八个，我一一查听，分析筛选。黛安娜是因为她富有弹性的声音和音节间极短促的换气，还有她习惯性的说话时嘴一张一合发出“佳、佳”的声响，同其他几个重要留言一起保留下来了。她是这样说的：“我是黛安娜，喜欢写作，我和你的好友威廉……很熟，我想我是维斯连第一个对你感兴趣的人，想采访你，写篇关于你的有意思的东西，我相信这会很有意思，请给我个机会。”我曾一开始就对维拉（著名汉学家，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我的上司）说过在维斯连期间，我将不接受任何形式的采访，也不准备做什么演讲，只管写我的书，教我的书，担任一名称职的访问学者（后转变身份为客座教授）。当我对黛安娜的采访要求默认时维拉很有些奇怪地睁大眼睛，你决定了？我含含糊糊表示大家只是聊聊文学上的事而已。她说：“那只有这样了你得把握好自己，黛安娜漂亮、聪明、而且很有才华，可是这些美国小女孩想得很浪漫、随意的哟！”为此黛安娜后来很有些不以为然地说：“维拉像在保护一个未开化的大山深处孩子一样在保护我。”
我按黛安娜留下的电话号码给她回话时她却不在，留了简短几句话：“我是通嘎，谢谢你的留言，今晚七点至九点我在办公室，你可以给我打电话。”刚留了言，想起那天晚上有个重要讲座，说好要出席，必须改时间。我正踌躇的时候我的学生威廉打来电话了解教室的事，我请他转告黛安娜，我的留言不算数，我不能如约等她的电话。第二天的电话又有黛安娜的留言，她希望我在星期四开课前安排个时间，或着给她回个电话。我再次拿起电话拨通黛安娜已经熟悉的分机时听到的又是留言。一次采访难道真有这么多反复、艰辛和曲折？后来发生黛安娜与龚巧明、田文截然不同的命运和命运轨迹正是由这些点点滴滴的不同造就的，有那么些因果因素吧，我想。
我们说好上课那天再敲定采访时间。这是我在维斯连大学的第一堂课，伴随着比较紧张的心情，有那么点小激动，真不知是因为第一次给美国学生上课，还是因为我就要见到非同一般的黛安娜的缘故。
我一边讲课，一边面对几位女学生，猜想哪一位该是黛安娜。快下课时，我向大声朗读、频频提问的女孩问她是不是黛安娜时，“我是黛安娜。”一边一位文静的女孩含笑从桌子后面作答。我有些不好意思地挠挠后脑勺说：“对不起，我总是这样……粗心。”
我们把第二天的采访时间定得很晚。秋叶一片一片在半空中旋转、翻滚、飘落，临近傍晚我认真清理了一下脑库。不清理则已，一清理好家伙，乱开了，充满传奇色彩的属于个人的美妙的、动情的、伤心的和忧郁的，还有贫穷、饥饿的……积堆如山。面对这些错综复杂、无头序的储备，不知从何下手，该拿哪块献给秋叶姑娘——黛安娜。一只纤细的手在我的心包上狠狠抓了一下，勾起我的件件往事，匆忙走出脑库，拉门上锁。我额头直冒汗，心脏蹦蹦急跳，心有余悸地琢磨着该如何给黛安娜打个电话，请求她的原谅，请求取消采访。
我这一生经历过两次女性比较正规的采访，就两次。分别是龚巧明和田文两位优秀的、英年早逝的才女。我对文学的追求，而且一直苦苦坚持写点东西，完全是缘于这两位，特别是龚巧明。我的性格中从来就不存在那种坚忍不拔，力争在某个领域拔尖儿争高的毅力和雄心，摄影、文学、经商，甚至多半儿本职工作都应该是短期行为。
1985年9月，一次偶然的机会龚巧明要对我进行采访，我欣然接受，细节和环节都很多，连着几天下来谈到我因家庭出生问题不能升入中学，十三岁就辍学，别无选择地开始了我的苦力劳动生涯。这个时候，龚巧明突然要赶赴林芝，采访驻地某部官兵，我们的采访被迫暂时中断，我们约好等她从林芝归来再续。没想到那一暂时中断竟成为永远的停止，她托马原留给我的那张充满歉意的字条便是她留给人间最后笔迹。我从她身上学到的不仅仅是文学，她比我大十几岁，她的学识、名头和秉性都大大地超出当时的和现在的我，可是她管我叫“通嘎啦，通嘎啦”的，从来就没有缺少尊重我这个不怎么起眼的含蓄的藏族小伙子，更没有在大庭广众说她如何培养我、造就我，教会我怎样区分散文与小说，让我无地自容。相反，在向她的朋友介绍我时总会说我是怎么教她喝酥油茶，使她的嘴唇不再干裂，在藏历新年那天领着她走进大昭寺，沿着光滑的石板地，转一圈儿囊廓（内圈儿），让她的心在这一年都感到安宁和平静。在龚巧明面前我从来没有也不懂得赞美她的各方面的才华和成就，甚至于从没有当面表达我对她手牵手把我引領到文学殿堂的感激之情。当我和马原作为她生前最为亲近的好友，站在她躺着的墓穴两边时，当人们一把一把地把黄土洒向那块黑色的平静的棺木时，我才恍然想起龚巧明就这样要走了，要走得远远的，永远不回来。我连向她表现自己成长和成就都没来得及就已经走了，我的鼻子真正地酸了，眼泪真正地夺眶而出了，真情流露了。 1987年我已就读于尼泊尔特利浦文大学和比索帕萨国际语言学院，一边攻读学位，一边拼命追赶西藏文学突飞猛进的潮流。暑期回到拉萨，在阳光明媚的街道上我碰到田文，我和田文莫名而默契地开始了对我非凡经历的采访。每每说到我充满近乎黑色幽默的经历时，她从那副宽宽的眼镜后面发笑，写到我的伤痛处她的泪水滴答滴答掉在笔记本上，全然不是心态和神经钢板一般的田文。她一根接一根抽烟，手不停地写，我们的采访常常搞到深夜，叶浓（田文的爱人）演出结束疲惫回家，向我们挥手，你们继续，我先休息了。我们这才草草收场停止采访。很多次我感到这样把自己放在田文文学工作的焦点（尽管只是一阵），真有些对不住叶浓，甚至幼稚地想到這种采访会不会影响他们的夫妻感情。采访进行到我的苦力劳动阶段时鬼使神差般地九月已经到了，我该回尼泊尔上学。我们只好停笔一段时间，我跟田文说，尼泊尔最多的是节日，明年寒假我要回来，专为完成我的采访。怎料那一次的中断竟是另一个永恒的停止。
那年春节和藏历新年正好差一个月，春节先，藏历新年后。我在加德满都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收看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时，惊愕地知道了田文在林芝发生意外的噩耗。回到拉萨，第一个去的地方便是西郊烈士陵园，见了龚巧明又见田文，她们的墓地只隔十来米。那些年，文学界和行将成为文学界的年轻人三三两两来看她们的有不少人，鲜花和汉族式的祭品围绕整座墓，以至于那里成了众矢之的，出大名了，好像在西藏从事文学事业先得到这里祭拜。这是我不愿意看到的，就像我不愿意听到田文的消失扯到与田文的人性、人情和人世毫不相干的地方一样。然而，很多年过去了，我再去龚巧明、田文平躺的地方，已然不是昔日景象，陵园内少见人影，她们的墓地周围杂草丛生，到处是被人扔弃的空瓶子、破塑料袋，一派萧条景象，我再次真正悲痛万分。
这是发生在西藏这块神奇土地上一个并不怎么神秘的故事。大家对龚巧明和田文这对好友像事先预约好了似的在另一个世界的相会，只觉得有些不可思议。她们曾在同一个办公室工作，她们面对面合用一张厚实的写字台，她们对西藏和西藏文化有着深刻的理解和满腔的热忱。在那个环境里她们又是一对相依为命、相濡以沫的知根知底的好友。这是有确凿证据的，我从龚巧明对田文的看法中理解到的。我和田文整夜守护在龚巧明遗体前时，田文亲口对我说：“阴间真是缺才子了！”她是略带抱怨地说的。她们同是秋天的时候在西藏一个叫林芝的不怎么起眼的山沟里秋叶飘零的时候匆匆结束了自己正值辉煌的生命。
九月的林芝，河沟两侧的山林染成血一样的鲜红。
而我拥有的比这个神奇更深入一层的同龚巧明和田文之间的生死至交，我暂且只能把它视为某种不无寓意的巧合，抛开神秘和猎奇，这也是我只能接受的唯一选择。因为它发生在西藏，我又把它当成我和龚巧明、田文之间私有的秘密。多少年来，我未曾向任何人透露过这个秘密，多少年来我未曾接受过任何女性，以任何形式对我充满幽默和恐慌经历的采访。可是这个时候，无意间我将要面对一次采访，恰又是一位异族女性。想当年，当龚巧明和田文这么巧合而离奇地走后，很多有着和她俩一样经历和才华的女性接连有些恐慌地走出西藏时，我的心暗暗感到孤寂和伤悲，心里既希望马丽华、冯丽、冯良等别走，别让这个地方变得太孤独和冷清，又担心眼看着所有的花朵都一个一个凋谢。
我这么想着，这么准备的时候天已很晚了，黛安娜和威廉已走进来了。采访在轻松、简捷、富于幽默的氛围中进行的。我们约好在一个月内分五次完成对我的采访。
当夜已经很深，采访要告一段落，这两个年轻人要离开我的办公室时，我才意识到黛安娜身上披了件深蓝色的很让我眼熟的鸭绒背心，下身是一条和她的腿一样细长的直筒牛仔裤，脚蹬一双黑皮鞋，协调、得体，这种装束在时下的美国已不多见，却在我的家乡拉萨街上一向很流行，真亲切。
雨夜里黛安娜和威廉一前一后走着，借着雨中微弱的灯光，我看见黛安娜充满活力的身上闪烁出药仙般蓝色的光环。我久久站在飘落的秋叶和丝丝细雨中，纷纷扬扬、琳琅满目的秋叶在我周围洒落一地，让这场清凉的秋雨酣畅地从头浇透我的身体。
上面是对龚乔明、田文的追思，美国姑娘黛安娜的走入，减轻了不少我的内心的苦痛和对她们的思念，思想上产生了轮回和再生的后续。后来发生了央珍啦的事情，虽然也是秋季的时候，却大大超乎我和大家的意料之外。不管怎么样，从文学层面讲，她把我从现实主义拉进超现实主义甚至魔幻现实主义的圈子里，她精心编辑的我的小说《白色》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就选载在《小说月报》上，让我登陆文学海岸，又无所事事远离文学。同时也有了我出国任教，接触美国，系统学习魔幻现实主义作品和理论的机会。这里有一段我对央珍的怀念话：
1985年的秋天，好像是龚巧明的追思会刚结束，马原、扎西达娃，还有田文等几个要好朋友来到拉萨河边，陪同龚巧明留下的先生和小女儿，在史前恐龙蛋般的鹅卵石堆中歪歪扭扭默默走去。夏日里少有的忧郁的天空，心情像天空一样沉重、郁闷。突然，人群后面看到一位亭亭玉立的女孩，清纯、青涩和青春，她没有被悲哀伤感感染，她甚至不怎么认识英年早逝的龚巧明。一道阳光通过眼睛照进阴冷的内心，少年的我向周围打听，得知她是刚分到西藏文联的大学生，北大毕业，西藏的高材生（现在是学霸），叫央珍。从此，西藏文联特别是西藏文学烙下北大央珍、藏族了不起的《无性别的神》女作家深深的印记。从此，我们的圈子多了央珍，大家成为知根知底的好朋友。此后虽然田文走了，其他不少有故事的不在西藏的文坛了。央珍的出现却给西藏的文坛带来了很多温存和缓冲。感谢央珍把我那篇濒危的《白色》救赎并伟大，《白色》的临危甚至差点死亡与它的古怪形式和表象有直接关系，它的成功归功于它的形式和表象，得益于央珍的开怀和远见。在我的眼里，她永远是走在拉萨河边浑身散发光芒的北大央珍！
很多年来，我们以不同的方式表达我们对文学的继承和发扬（确切地说是对西藏文学），而不随波逐流，正是因为我们从来不想或是反对以奇妙、超现实和超历史地反映、表现西藏，坚信了“吃了牛肉是不会变成牛”的理论。我们也坚信了生命和生命的意义，对生命存在的方式能够更加理性地去认知和体验。
责任编辑：邵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