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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曾经的玛格南元老级摄影师，塞尔吉奥·拉莱（Sergio Larrain，1931-2012）的作品极具神秘主义，个人生命经验也富有传奇色彩，至今依然不为大多数人所知。《塞尔吉奥·拉莱：流浪的摄影师》将这位隐遁半世纪的摄影师推进人们的视线里，书中精选了拉莱200多幅摄影作品，时间上跨越了他早期的成名作、职业生涯的高峰到后半生避世隐居所拍摄的照片，收录了他与朋友的往来信件、绘画作品、日记手稿等，阿格尼丝·塞壬（Agnès Sire）的编辑及序文、冈萨罗·雷瓦·基哈达（Gonzalo Leiva Quijada）的撰文介绍，使得这本画册是迄今为止最全面介绍拉莱的书籍。
摄影师塞尔吉奥·拉莱出生在拉丁美洲智利，是有着贵族血统的西班牙后裔。他的父亲老拉莱（Sergio Larrain García-Moreno）是一代文化名流—创办了智利天主教大学艺术学院、担任过建筑学院院长、荣获过智利国家建筑奖。他热衷收藏，光是他捐赠的前哥伦布时期的文物数量之大、涵盖之广，成就了智利前哥伦布时期艺术博物馆建馆时一半的馆藏。他的母亲梅丝黛（Mercedes Echenique Correa）也是当时有名的慈善家、社会活动组织者。
与这种浮华显赫的世家子弟的家庭背景格格不入的是，拉莱生性沉默内敛，并不向往优渥的生活。他在智利的传统教会学校完成小学和中学教育之后，18岁前往美国留学，半工半读买了人生中的第一台相机徕卡ⅢC，由此开启了他的摄影生涯。20岁时，家中最小的弟弟不幸夭折，不堪悲痛之情，于是全家去欧洲、中东旅行了一年，拉莱在美国的学业因此被中断。旅行期间他在意大利看画展读杂志，更是坚定了做回摄影师的初衷。他回国后沉浸于阅读诗歌和哲学，开始对东方哲学发生兴趣，并开始长时间地练习静坐冥想。
22岁拉莱所拍摄的圣地亚哥流浪儿童的照片令他一鸣惊人，其中4张照片被时任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摄影部主任爱德华·史泰钦买下作为馆藏。他还拍摄了第一批关于瓦尔帕莱索的照片，发表在杂志《O Cruzeiro》国际版，其中就有他早期的代表作《两个小女孩走下台阶》，这些对拉莱走上摄影职业化道路都助力不少，同时与家人对他的期望也越走越远。
26岁拉莱与哑剧艺术开拓者米莫斯剧院（Teatro de Mimos）合作，拍摄了15张超现实主义的照片；和画家希拉·希克斯（Sheila Hicks）前往智利南部旅行并拍摄，之后在智利国家美术馆的双人展上呈现了18张“壁画式照片”，至此拉莱的非具象的摄影美学基本成型，广获赞誉，他的作品开始各地巡展，每到一处都成为当地的文化事件，是年他28岁。也是这一年，他应布列松的邀请加入玛格南成为合作摄影师。两年后，他成为正式会员，是拉丁美洲第一位进入玛格南的摄影师。
初入玛格南期间，拉莱为了方便工作迁居巴黎两年，出色地完成了一系列的专题拍摄，如威尼斯电影节、法国艺术家聚集区的图片新闻、阿尔及利亚的战地报道等；与玛格南另一位摄影师英格·莫拉奇（Inge Morath）合作完成伊朗国王大婚的专题报道；与《生活》杂志编辑合作完成意大利黑手党的专题报道，险些遭遇追杀；1960年智利大地震的专题；火地群岛的专题，将智利和阿根廷最南端地区的原住民的生活状态呈现在世人面前等等。当然，这些马不停蹄的工作也回报给拉莱日渐声隆的职业荣誉。
经过几年的游荡之后，他遇到了来自利马的弗朗西斯卡·‘帕基塔’·特鲁埃尔（Francisca ‘Paquita’ Truel）相爱并结婚。30岁时迎来他第一个孩子的降生，家庭生活暂时趋向稳定。
除了完成玛格南的拍摄任务之外，拉莱的大部分个人作品都是记录关于智利（和拉丁美洲）的城市和人民的画面，那些微妙的片段、姿态、眼神、一个被遗弃的、隐秘的、地下的智利。他像是在建立一部影集，讲述一个受伤的、忧郁的国家，就好像他本人。
到32岁时，拉莱的作品和摄影美学日趋成熟。这一年，他出版了他的第一本书《手中的取景框》，蕴含了他对摄影的思考和美学追求—推崇画面的几何感；认为摄影是基于矩形的规则、黄金分割和不裁切图像—对智利和拉美摄影带来深远影响。这一年，诗人聂鲁达邀请拉莱去内格拉岛的家进行拍摄，成为摄影师在玛格南期间拍摄时间最长的一次摄影项目。8年之后，聂鲁达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沙上的屋子》中的照片成为拉莱最著名的配图作品之一。
与此同时，拉莱开始投入新的事业中：与一些艺术家联合创办了一家Tecni-Kalyis艺术工作室，和一批顶级艺术家展开合作；通过智利《民族报》每月增刊提供作品，为许多年轻摄影师提供职业发展的跳板。
多年来，由于拉莱脆弱的个性和内心的冲突，长期接受智利精神分析学家伊格纳西奥·马特-布兰科（Ignacio Matte-Blanco）的研究治疗，直到他35岁时，马特-布兰科离开智利。他开始转向圣地亚哥心理学研究所，希望找到新的办法来平复折磨他的恐惧和幻想，同时开始使用致幻剂来寻求自我、放纵本性。37岁时拉莱结识了奥斯卡·伊察索（Oscar Ichazo）—阿里卡学院的创始人、研究东方文化和神秘主义。这成为一个决定性的际遇，拉莱向朋友们宣布他遇到了一位“大师”，加入到阿里卡运动，并斩断了他与摄影的关系，全身心地开始他的精神探索。
41岁时拉莱决定独自去追寻他的精神探索，离开了阿里卡社区。他自行开发了一套修行方法，称之为“瑜伽”，其中包括精神分析、身体训练、瑜伽体式和冥想。有时为了筹措资金，他会参与一些摄影项目，并同Tecni-Kalyis艺术工作室保持联络。一年后，儿子胡安·何塞（Juan Jose）的出生彻底地改变了他的生活。他关闭了运转了10年的艺术工作室，切断他与外界的联系，独自抚养儿子。起初他住在圣地亚哥，后来搬到了中太平洋海岸住了几年后，在智利近北地区的小镇图拉约恩隐居起来。
从这开始，他很少出门甚至不去看牙医，只偶尔地去看望一些朋友和家人，与外界的联系主要依靠邮件。过着平静的生活，拉莱不愿重返摄影的浮华世界，一直持续到他生命的终止。
与其说拉莱是一位流浪的摄影师，他的流浪更像是一种自我放逐与心灵救赎。和同时代的罗伯特·弗兰克一样，在国际摄影舞台上两人很年轻时就扬名立万，都是以外国人的身份在美国获得资历的认可继而被推崇，他们也都需要更多的内心世界，同样在很年轻的时候就放弃了新闻摄影，决绝地去追寻心中认定更重要的东西。晚年时期的罗伯特·弗兰克拍摄了战争之后的黎巴嫩城市废墟（《COME AGAIN》STEIDL出版），拉莱则寄情于绘画和瑜伽，偶然信手拍摄的照片大多是投射在空气里的光，好像不成篇的曲，不为炫技与旋律，只是表明他触碰到禅悟的那个片刻、那个呼吸。
期待2015年拉莱的作品来中国。
摄影师塞尔吉奥·拉莱出生在拉丁美洲智利，是有着贵族血统的西班牙后裔。他的父亲老拉莱（Sergio Larrain García-Moreno）是一代文化名流—创办了智利天主教大学艺术学院、担任过建筑学院院长、荣获过智利国家建筑奖。他热衷收藏，光是他捐赠的前哥伦布时期的文物数量之大、涵盖之广，成就了智利前哥伦布时期艺术博物馆建馆时一半的馆藏。他的母亲梅丝黛（Mercedes Echenique Correa）也是当时有名的慈善家、社会活动组织者。
与这种浮华显赫的世家子弟的家庭背景格格不入的是，拉莱生性沉默内敛，并不向往优渥的生活。他在智利的传统教会学校完成小学和中学教育之后，18岁前往美国留学，半工半读买了人生中的第一台相机徕卡ⅢC，由此开启了他的摄影生涯。20岁时，家中最小的弟弟不幸夭折，不堪悲痛之情，于是全家去欧洲、中东旅行了一年，拉莱在美国的学业因此被中断。旅行期间他在意大利看画展读杂志，更是坚定了做回摄影师的初衷。他回国后沉浸于阅读诗歌和哲学，开始对东方哲学发生兴趣，并开始长时间地练习静坐冥想。
22岁拉莱所拍摄的圣地亚哥流浪儿童的照片令他一鸣惊人，其中4张照片被时任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摄影部主任爱德华·史泰钦买下作为馆藏。他还拍摄了第一批关于瓦尔帕莱索的照片，发表在杂志《O Cruzeiro》国际版，其中就有他早期的代表作《两个小女孩走下台阶》，这些对拉莱走上摄影职业化道路都助力不少，同时与家人对他的期望也越走越远。
26岁拉莱与哑剧艺术开拓者米莫斯剧院（Teatro de Mimos）合作，拍摄了15张超现实主义的照片；和画家希拉·希克斯（Sheila Hicks）前往智利南部旅行并拍摄，之后在智利国家美术馆的双人展上呈现了18张“壁画式照片”，至此拉莱的非具象的摄影美学基本成型，广获赞誉，他的作品开始各地巡展，每到一处都成为当地的文化事件，是年他28岁。也是这一年，他应布列松的邀请加入玛格南成为合作摄影师。两年后，他成为正式会员，是拉丁美洲第一位进入玛格南的摄影师。
初入玛格南期间，拉莱为了方便工作迁居巴黎两年，出色地完成了一系列的专题拍摄，如威尼斯电影节、法国艺术家聚集区的图片新闻、阿尔及利亚的战地报道等；与玛格南另一位摄影师英格·莫拉奇（Inge Morath）合作完成伊朗国王大婚的专题报道；与《生活》杂志编辑合作完成意大利黑手党的专题报道，险些遭遇追杀；1960年智利大地震的专题；火地群岛的专题，将智利和阿根廷最南端地区的原住民的生活状态呈现在世人面前等等。当然，这些马不停蹄的工作也回报给拉莱日渐声隆的职业荣誉。
经过几年的游荡之后，他遇到了来自利马的弗朗西斯卡·‘帕基塔’·特鲁埃尔（Francisca ‘Paquita’ Truel）相爱并结婚。30岁时迎来他第一个孩子的降生，家庭生活暂时趋向稳定。
除了完成玛格南的拍摄任务之外，拉莱的大部分个人作品都是记录关于智利（和拉丁美洲）的城市和人民的画面，那些微妙的片段、姿态、眼神、一个被遗弃的、隐秘的、地下的智利。他像是在建立一部影集，讲述一个受伤的、忧郁的国家，就好像他本人。
到32岁时，拉莱的作品和摄影美学日趋成熟。这一年，他出版了他的第一本书《手中的取景框》，蕴含了他对摄影的思考和美学追求—推崇画面的几何感；认为摄影是基于矩形的规则、黄金分割和不裁切图像—对智利和拉美摄影带来深远影响。这一年，诗人聂鲁达邀请拉莱去内格拉岛的家进行拍摄，成为摄影师在玛格南期间拍摄时间最长的一次摄影项目。8年之后，聂鲁达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沙上的屋子》中的照片成为拉莱最著名的配图作品之一。
与此同时，拉莱开始投入新的事业中：与一些艺术家联合创办了一家Tecni-Kalyis艺术工作室，和一批顶级艺术家展开合作；通过智利《民族报》每月增刊提供作品，为许多年轻摄影师提供职业发展的跳板。
多年来，由于拉莱脆弱的个性和内心的冲突，长期接受智利精神分析学家伊格纳西奥·马特-布兰科（Ignacio Matte-Blanco）的研究治疗，直到他35岁时，马特-布兰科离开智利。他开始转向圣地亚哥心理学研究所，希望找到新的办法来平复折磨他的恐惧和幻想，同时开始使用致幻剂来寻求自我、放纵本性。37岁时拉莱结识了奥斯卡·伊察索（Oscar Ichazo）—阿里卡学院的创始人、研究东方文化和神秘主义。这成为一个决定性的际遇，拉莱向朋友们宣布他遇到了一位“大师”，加入到阿里卡运动，并斩断了他与摄影的关系，全身心地开始他的精神探索。
41岁时拉莱决定独自去追寻他的精神探索，离开了阿里卡社区。他自行开发了一套修行方法，称之为“瑜伽”，其中包括精神分析、身体训练、瑜伽体式和冥想。有时为了筹措资金，他会参与一些摄影项目，并同Tecni-Kalyis艺术工作室保持联络。一年后，儿子胡安·何塞（Juan Jose）的出生彻底地改变了他的生活。他关闭了运转了10年的艺术工作室，切断他与外界的联系，独自抚养儿子。起初他住在圣地亚哥，后来搬到了中太平洋海岸住了几年后，在智利近北地区的小镇图拉约恩隐居起来。
从这开始，他很少出门甚至不去看牙医，只偶尔地去看望一些朋友和家人，与外界的联系主要依靠邮件。过着平静的生活，拉莱不愿重返摄影的浮华世界，一直持续到他生命的终止。
与其说拉莱是一位流浪的摄影师，他的流浪更像是一种自我放逐与心灵救赎。和同时代的罗伯特·弗兰克一样，在国际摄影舞台上两人很年轻时就扬名立万，都是以外国人的身份在美国获得资历的认可继而被推崇，他们也都需要更多的内心世界，同样在很年轻的时候就放弃了新闻摄影，决绝地去追寻心中认定更重要的东西。晚年时期的罗伯特·弗兰克拍摄了战争之后的黎巴嫩城市废墟（《COME AGAIN》STEIDL出版），拉莱则寄情于绘画和瑜伽，偶然信手拍摄的照片大多是投射在空气里的光，好像不成篇的曲，不为炫技与旋律，只是表明他触碰到禅悟的那个片刻、那个呼吸。
期待2015年拉莱的作品来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