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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年来，中国政府在刺激内需、经济转型上可谓不遗余力，但是效果并不理想。放宽人口控制，恰恰是一个立竿见影、乘数效应高的刺激政策。其对经济的提振效应，不亚于当年的“4万亿”。今天不放松人口政策，实际上是经济慢性自杀。
“亡羊补牢，未为晚也”。这条中国古训，经历过时间的检验，相信也适用于今天的人口政策。
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在当时的经济、社会环境下，对于管理人口起到了一定的帮助，也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经济起飞，减轻了一定的负担。然而，当年的人口红利已经消耗殆尽，劳动力供应接近顶峰，更重要的是，二元结构所造成的农民进城打工者的人数已经大幅下降。这带来了近年工资的暴涨，弱化了制造业（尤其是出口制造业）这个传统增长引擎。在相当意义上，中国经济今天所出现的结构性困境，与人口结构上的逆转有着直接的关系。
中国的人口结构，有着三个比较明显的特征。首先是政策主导。人类历史上人口结构出现较大变化，往往和饥荒、疾病或战争关联。现代社会生活模式的改变及避孕手段的普及，也影响了出生率，但是像中国这样通过政策干预影响生育曲线、改变社会关系，则是史无前例的。在中国生育第二个孩子的决定不是来自家庭，甚至不是来自上帝，而是取决于政府。
其次是断崖式人口构造变化。由于独生子女政策是一项人为的决定，通过政府意志和手段推行，使得中国的人口增长率出现裂口，劳动力供应图更有断崖式的下跌，我们即将进入一段人造的来势凶猛的劳动力短缺期。
第三个特征是未富先老。中国经济在过去30年取得了骄人的成就，国人收入亦有大幅上升。然而，由于人口结构上的缺陷，除非人均生产率又一次飞跃，否则我们未等全民小康，便已进入老龄社会。而且由于倒金字塔的人口结构，整个社会将面临超高的供养比率，对家庭、社会和国家都是极其沉重的负担。
反对改变人口政策的第一个理由是，过去30年少生了4亿人口，创造了“一段较长时间的人口红利窗口”。这个是历史事实，但也恰恰是人口政策必须尽快改变的理由。上世纪50-70年代出生的人口能量，被接下来的30年改革开放政策所释放，中国的出口浪潮、消费浪潮、房地产浪潮折射着中国婴儿潮人群的生命周期，为经济的起飞提供了动力。然而，婴儿潮人群已经接近退休年龄，他们的人生周期开始从劳动转向养老，从储蓄转向消耗储蓄。在现代的医学条件下，80岁以上的超高龄人群在迅速增加，他们的医疗健康开支是60岁人群的8倍。中国每个劳动人口供养的60岁以上退休人口，至2030年将是目前比率的4倍。这是一个迫在眉睫的挑战。
反对改变人口政策的第二个理由是，人口增长对资源、环境的压力巨大，中国已经承受不了进一步人口增长了。此观点似是而非。的确，过去20年的经济起飞，建立在吞噬资源、污染环境之上，但无论放不放开人口政策，这种增长模式已经走到尽头了。我们需要改变的是生产模式、消费模式，令增长变得可持续，变得节省资源、环境友善。在此前提下，中国有空间适当放开人口控制。
中国的人口政策根本不是该不该放开的问题，而是不得不放开的问题。独生子女政策所造成的人口结构扭曲，在人类史上也是罕见的（战争时期除外），其后果也开始浮现出来。劳动人口减少和农民工进城放缓，乃近年工资飙升的最主要原因，而生产成本骤增又是民间投资消失的主要原因。这是目前中国经济困境的源头，是“中国制造”金字招牌褪色的诱因。
这只是经济长周期出现问题的开始。上海的出生率已经低过G7国家中最低的意大利，而全国的出生率仅有1.19%。如果人口政策长期不作出调整，我们的老龄抚养人口占社会总人口的比率会由目前的12.3%升到2030年的23.9%。中国劳动力供应于2017年由过剩转向短缺，至2030年，这个缺口可能超过5000万人。中国的总人口在2033年见顶之后将直线下滑，缩减到2050年12.9亿，2100年9.4亿。这个过程中，无论家庭收支负担、财政负担，以至社会伦理、家庭结构，都将面临严峻考验。笔者看来，今天不放松人口政策，实际上是经济慢性自杀。
劳动力供应属于经济长周期范畴。哪怕今天立即解除独生子女政策，对今后20年的劳工市场也不会有多少帮助，但是对之后的经济可持续发展又十分重要。至于其在道德、人权范畴内的意义，这里就不赘言。
其实，人口政策在目前的经济环境下，又是一个立竿见影、乘数效应高的刺激政策。5年来，中国政府在刺激内需、经济转型上，可谓不遗余力，但是效果并不理想。民间消费进展不大、民间投资更节节消退，不得已，北京只能通过基建投资来拉动增长。这种政策刺激的边际效果在递减，成本却在上升，更埋下地方财政和影子银行两大祸根。新一届政府将新城镇化当作经济转型、消费升级的核心。城镇化从中期看的确是撬动经济增长的杠杆，但是这个过程需要时间更需要资金来完成。城镇化成功与否，不在于修建道路、出售住宅，而在于新城镇如何产生就业机会。城镇化需要起爆点，需要初始动力。
笔者看来，放宽人口政策恰恰提供了一个提振内需的起爆点。目前中国每年有1600万人口出生，一旦全面放宽独生子女政策，今后十年在正常生育之外预计至少有5000万-8000万补偿性生育（即有进一步生育意愿但是受到政策限制的人士重新进入生育大军）。假定这批婴儿每人每年消费1万元，以三倍的乘数效应计，此政策对经济的提振效应，不亚于当年的“4万亿”，且效益更高，可持续性更好，无需政府出钱，不虞银行坏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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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羊补牢，未为晚也”。这条中国古训，经历过时间的检验，相信也适用于今天的人口政策。
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在当时的经济、社会环境下，对于管理人口起到了一定的帮助，也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经济起飞，减轻了一定的负担。然而，当年的人口红利已经消耗殆尽，劳动力供应接近顶峰，更重要的是，二元结构所造成的农民进城打工者的人数已经大幅下降。这带来了近年工资的暴涨，弱化了制造业（尤其是出口制造业）这个传统增长引擎。在相当意义上，中国经济今天所出现的结构性困境，与人口结构上的逆转有着直接的关系。
中国的人口结构，有着三个比较明显的特征。首先是政策主导。人类历史上人口结构出现较大变化，往往和饥荒、疾病或战争关联。现代社会生活模式的改变及避孕手段的普及，也影响了出生率，但是像中国这样通过政策干预影响生育曲线、改变社会关系，则是史无前例的。在中国生育第二个孩子的决定不是来自家庭，甚至不是来自上帝，而是取决于政府。
其次是断崖式人口构造变化。由于独生子女政策是一项人为的决定，通过政府意志和手段推行，使得中国的人口增长率出现裂口，劳动力供应图更有断崖式的下跌，我们即将进入一段人造的来势凶猛的劳动力短缺期。
第三个特征是未富先老。中国经济在过去30年取得了骄人的成就，国人收入亦有大幅上升。然而，由于人口结构上的缺陷，除非人均生产率又一次飞跃，否则我们未等全民小康，便已进入老龄社会。而且由于倒金字塔的人口结构，整个社会将面临超高的供养比率，对家庭、社会和国家都是极其沉重的负担。
反对改变人口政策的第一个理由是，过去30年少生了4亿人口，创造了“一段较长时间的人口红利窗口”。这个是历史事实，但也恰恰是人口政策必须尽快改变的理由。上世纪50-70年代出生的人口能量，被接下来的30年改革开放政策所释放，中国的出口浪潮、消费浪潮、房地产浪潮折射着中国婴儿潮人群的生命周期，为经济的起飞提供了动力。然而，婴儿潮人群已经接近退休年龄，他们的人生周期开始从劳动转向养老，从储蓄转向消耗储蓄。在现代的医学条件下，80岁以上的超高龄人群在迅速增加，他们的医疗健康开支是60岁人群的8倍。中国每个劳动人口供养的60岁以上退休人口，至2030年将是目前比率的4倍。这是一个迫在眉睫的挑战。
反对改变人口政策的第二个理由是，人口增长对资源、环境的压力巨大，中国已经承受不了进一步人口增长了。此观点似是而非。的确，过去20年的经济起飞，建立在吞噬资源、污染环境之上，但无论放不放开人口政策，这种增长模式已经走到尽头了。我们需要改变的是生产模式、消费模式，令增长变得可持续，变得节省资源、环境友善。在此前提下，中国有空间适当放开人口控制。
中国的人口政策根本不是该不该放开的问题，而是不得不放开的问题。独生子女政策所造成的人口结构扭曲，在人类史上也是罕见的（战争时期除外），其后果也开始浮现出来。劳动人口减少和农民工进城放缓，乃近年工资飙升的最主要原因，而生产成本骤增又是民间投资消失的主要原因。这是目前中国经济困境的源头，是“中国制造”金字招牌褪色的诱因。
这只是经济长周期出现问题的开始。上海的出生率已经低过G7国家中最低的意大利，而全国的出生率仅有1.19%。如果人口政策长期不作出调整，我们的老龄抚养人口占社会总人口的比率会由目前的12.3%升到2030年的23.9%。中国劳动力供应于2017年由过剩转向短缺，至2030年，这个缺口可能超过5000万人。中国的总人口在2033年见顶之后将直线下滑，缩减到2050年12.9亿，2100年9.4亿。这个过程中，无论家庭收支负担、财政负担，以至社会伦理、家庭结构，都将面临严峻考验。笔者看来，今天不放松人口政策，实际上是经济慢性自杀。
劳动力供应属于经济长周期范畴。哪怕今天立即解除独生子女政策，对今后20年的劳工市场也不会有多少帮助，但是对之后的经济可持续发展又十分重要。至于其在道德、人权范畴内的意义，这里就不赘言。
其实，人口政策在目前的经济环境下，又是一个立竿见影、乘数效应高的刺激政策。5年来，中国政府在刺激内需、经济转型上，可谓不遗余力，但是效果并不理想。民间消费进展不大、民间投资更节节消退，不得已，北京只能通过基建投资来拉动增长。这种政策刺激的边际效果在递减，成本却在上升，更埋下地方财政和影子银行两大祸根。新一届政府将新城镇化当作经济转型、消费升级的核心。城镇化从中期看的确是撬动经济增长的杠杆，但是这个过程需要时间更需要资金来完成。城镇化成功与否，不在于修建道路、出售住宅，而在于新城镇如何产生就业机会。城镇化需要起爆点，需要初始动力。
笔者看来，放宽人口政策恰恰提供了一个提振内需的起爆点。目前中国每年有1600万人口出生，一旦全面放宽独生子女政策，今后十年在正常生育之外预计至少有5000万-8000万补偿性生育（即有进一步生育意愿但是受到政策限制的人士重新进入生育大军）。假定这批婴儿每人每年消费1万元，以三倍的乘数效应计，此政策对经济的提振效应，不亚于当年的“4万亿”，且效益更高，可持续性更好，无需政府出钱，不虞银行坏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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