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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20世纪30年代，民国文人林语堂曾经回望过袁宏道。在时隔300多年再次“发现”袁宏道时，林语堂被袁宏道文章中那种精致的闲情所打动。此时，正是林语堂大力推动“闲适”和“幽默”文学之时，袁宏道那种清疏淡雅的文字，以及文字中处处透露出的文人闲适，让林语堂大为惊叹：“近来识得袁宏道，喜从中来乱狂呼。”袁宏道的清疏淡雅，正是其文人风骨与插花雅好在文字中的自然流露。
一
袁宏道在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写的尺牍《答李元善》中说：
近又著《瓶史》十三篇。瓶史者，记瓶花之目与说。陆羽《茶经》愚叟《牡丹志》之类，最为醒目，惜无力缮写。
从这段文字中可以看出，袁宏道在写《瓶史》时就已经有了要完成一部与陆羽《茶经》同样价值的著作。从400多年来人们的评价中可以看出，《瓶史》虽然不是中国最早论述插花的著作，但其影响力和重要性无疑是最大的，《瓶史》在花道界的价值完全可以与《茶经》在茶道界的地位相提并论。
《瓶史》分花目、品第、器具、择水、宜称、屏俗、花崇、洗沐、使令、好事、请赏、监戒12篇，加上小引，共计13篇。
在明代之前的宋元时代，文人记事喜欢以“史”为名，表明囊括所有、通论古今的意思，如宋代米芾著有《砚史》一卷，元代中期知名收藏家陆友仁以精于鉴赏书画、铜器等著称，编撰了《砚史》《墨史》《印史》等专著。袁宏道同样以《瓶史》之名概论插花之事。
《瓶史》于日本万治二年（1659年）随同《袁中郎集》一起传至日本，首先传播者是陈元赟。陈元赟（1587～1671年），武林（今浙江杭州）人，是明末清初的杰出诗人、学者和方技家（养生和医药专家）。居日本期间，陈元赟努力传播中国文化，首先把由“公安三袁”（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创立的公安派文学传播到了日本。
陈元赟酷爱公安派文学，便向日莲宗僧人元政介绍《袁中郞集》。元政（1623～1668年），又名草山上人，俗名石井吉兵卫，京都人，26岁时削发为日莲宗僧，住京都南草山瑞光寺，世称草山元政上人。万治二年，陈元赟与元政初识于名古屋，两人一见如故，成为忘年交。据日本人原念斋在《先哲丛谈》中记录说：
元政书曰：“数日前探市，得《袁中郎集》，乐府妙绝，不可复言，《广庄》诸篇识地高，《瓶史》风流，可见其人。”
大约40年后，即日本元禄九年（1696年），随着刻本《梨云斋类定袁中郎全集》在日本的传播，《瓶史》广为人知，并一再翻刻，其在日本的影响力日益扩大。在日本文化年间（指1804年到1817年的期间），日本刊印了几种适合本国人阅读的《瓶史》注释本，以日本人的眼光来解读《瓶史》的美学价值。时至今日，日本的插花艺术专刊《花道》，还时常引用《瓶史》中的论点，可见《瓶史》对日本花道的影响至深且巨。
二
日本著名花道家望月义想（1722～1804年）从阅读《袁中郎全集》起，便一发而不可收地开始聚焦研究《瓶史》，并最终以《瓶史》的理论而创立了独具特色的插花艺术风格——人称袁中郎流，与诸多同好一起把《瓶史》作为插花艺术的理论来学习并付诸实践，其弟子原溪岸、山和井因此著有《瓶史述要》。
日本学者的研究指出，于明代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首先在中国发行的花道书《瓶史》，于元禄九年（1696年）在日本正式编辑刊印。书中介绍了中国文人对瓶花的爱好，记录了插作瓶花的心得。作为文人爱好的瓶花，给日本江户时代的主流社会吹来了一股清新的花道风尚。在明和七年（1770年），日本又刊印了《瓶史述要》，向初学者解读《瓶史》的内容。文化六年（1809年）刊印了《瓶史国字解》;明治十四年（1881年）又研究了瓶史中的各种花材，刊印了《瓶史草木备考》，为宏道流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思想理论和美学基础。
明和七年刊印的《瓶史述要》，望月义想为之作序说：
余虽不才，亦好玩此技，作花隐已有经年，然余性愚且有癖，不得彼君子所玩之术，只是一头好读宏道之《瓶史》。至于插花，亦专以《瓶史》为准，渐学其风，自然与世之君子之风不同。从余游者将余之插花称之为宏道流，余也晓之，任其称。
望月义想原是常盘井御所花道古流的家元，担任御所的花事，本身就是一位造诣高深的花道师。袁宏道在《瓶史》一书中的花论让望月义想产生共鸣，于是醉心于袁中郎流。作为一种新创的花道流派，后人在此基础上通称其为宏道流，并一直延续到今。
以中国人的名字作为宏道流流派的称谓，且受到日本花道人士的支持，而宏道流的思想更是孕育了江户时代文人生活的主要内容，这在日本花道史上是十分罕见的。
三
根据当时日本的记录，以江户相模（相模系日本古代令制国之一，属东海道，其领域大约为现在的神奈川县）为中心的宏道流弟子就超过了3000人。另外，武士也受到汉籍和中国书画的影响，并受到知识分子的支持，肥后细川藩家把宏道流作为自家的发展方向而流传至今。
日本文化年间，望月义想指导弟子们对《瓶史》进行详细注解，最终刊印《瓶史国字解》（全4卷，前编与续编各2卷）;与此同时，他的高足桐谷鸟习也刊印了《袁中郎流插花图会》（全9卷，前编5卷，续编4卷），其中收录了336件插花作品，第一次向世人呈现宏道流风格的作品。在日本江户时代出版的200多卷花道书中，这13卷是极其特别的，可以说是在日本花道史上独放的异彩。望月义想非常喜欢竹，因此在《袁中郎流插花图会》中收录了他的一幅插竹的作品《竹》。
从今天的眼光来看，作为典型的古典插花流派，并受到日本美学观的影响，宏道流的插花风格与《瓶史》的要求并不完全相同，但《瓶史》是宏道流研究最多的著作，因此在宏道派流传至今的280年间留存了大量的文献。第一代家元望月義想，生性好学，擅长诗赋、书道、花道等，尤爱袁宏道诗文与《瓶史》。常以胆瓶集储时花，并换插之而无倦，被人称为“花癖子”。自读《瓶史》后，沉潜玩味，每与同行者谈论，叹曰：“插花之有《瓶史》，犹如礼乐有春秋。”望月义想于1804年（文化元年）9月去世，终年83岁。 宏道流以《瓶史》的插花精神為主体，在二代义达、三代义德、四代义泉、五代义宽、六代义耀、七代义琮的继承与发扬光大之下，现在作为八代的义瑄都完全继承了这个传统。
第八代家元望月义瑄，1978年6月16日作为宏道流七代望月义琮的长子出生在东京。6岁时的6月6日，义瑄开始接受花道辅导，拜七代家元为师;2002年毕业于明治学院大学经济学部，2006年获得副家元荷云斋袭名，并与父亲望月义琮一起参加台湾中华花艺成立20年庆祝活动。2016年，七代家元义琮去世，义瑄正式继承了梨云斋二十六世和宏道流第八代家元称号。在袭名仪式上，新任家元公开表演了金明竹插花，这已作为日本重要无形文化财产（日本人间宝）被列入保护名录。在演讲时，望月义瑄提到：“我感受到了自己继续传统宏道流的责任，与各代家元在各个时期对于宏道流的守护一样，我自己也会不辱热爱宏道流各位成员的期许，以及梨云斋的名号，不断提升保护传统花道流派的觉悟。”
四
望月义瑄酷爱古传经典花道样式，并十分重视现代花和西洋花之美，时刻关注花道作品的气质与品位。在弘扬日本传统文化的同时，尝试在更广泛范围内同其他领域的艺术家合作，如曾在东京体育馆举办的“世界兰花展”上进行示范表演，参加支持东日本大地震灾害重建的插花活动等。2021年，望月义瑄将在中国出版中日双语新著《宏道流花道》。
受《瓶史》影响，宏道流一直遵循着崇尚清雅、拒绝庸俗的文人精神。具体体现在对花材的选用、对花器的选择，以及如何对待花材和对插花者的规约等方面。
宏道流的花型包括有格花、新花和自由花。新花中又有盛花、投入花和挂花。这诸多花型既保留了传统，又汲取了中国文人的插花思想，还有适应现代居住环境插出的具有崭新创意的作品。
宏道流花道师创作活跃，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泛。宏道流根据其形态分为清操体、将离体、 润翠体、 邱壑体、 潇飒体、 惹雨体、幽寂体 、艳阳体 、杪茂体、 重阴体等。宏道流十体的命名和定位受到《瓶史》的启发，通过精彩的作品来展现袁宏道想要表达的意境，这在中国和日本的花道史上都极为难得。
2020年，也是宏道流创立280周年。在这一特殊的年份里，宏道流准备回归袁宏道的故国开课、交流，这是中日文化交流中的一件非常有意义的大事。启动仪式虽因疫情推迟，但目前相关活动和网课已经展开。
自中国明代起，在中日两国都出现了许多关于《瓶史》的版本，近年来随着中国插花风尚的兴起，更助推了《瓶史》的连续出版与注译。一本《瓶史》能够在中日两国不断刊印与出版，说明它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始终存在，这也是中国插花著作中独有的现象。在过去的两百多年间，宏道流至少出版了20多种关于《瓶史》和宏道流的著作，阅读中日两国名家对《瓶史》的评述，可以让我们对传统插花有更为深刻的理解。宏道流花道进入中国，也让我们有了一个全面了解流传到日本的文人花道现状的机会，体会日本文人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态度与钻研精神。
420年前，袁宏道写下的《瓶史》，雅人深致;
280年前，望月义想创立的宏道流，雅量高致;
让我们一起向两位中日插花史上的先贤致敬。
（本文插花作品均为日本宏道流本部提供）
Yuan Hongdao： Flower Arrangement
By Chun Dao
In 1600， Yuan Hongdao （1568-1610）， a scholar of the Ming Dynasty （1368-1644）， published a landmark classic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flower arranging. It caused a stir in China. Moreover， it was introduced to Japan. The year 2020 marks the 420th anniversary of the publishing of the book in China.
Yuan meant to write a book on flower arrangement that could rank side by side with the by Lu Yu， which is the world’s first professional book on tea plant and tea beverage. Yuan did it. In the past 420 years， it has been influential and significant in the field， even though it isn’t the earliest book on flower arrangement of ancient China.
In China， flower arrangement is a venerable art with records dating back to the early Zhou Dynasty （1046-221BC），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770-476BC）， and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476-221BC）—roughly between 11th century BC and 3rd century BC.
was introduced to Japan in 1659， by Chen Yuanyun （1587-1671）， a native of Hangzhou and poet， scholar and health specialist. He migrated to Japan. Among the things he brought to Japan was . Yuan Hongdao and his two brothers Yuan Zongdao and Yuan Zhongdao established Gong’an School of Literature， creating a literary style which was admired not only in China but also in Japan. As works of Yuan Hongdao were reprinted in Japan， became extremely popular. From 1804 to 1817， several annotated editions of the book were issued in Japan， designed to appeal to readers across the island country. Even now， Yuan’s ambitious work is often quoted by professionals of flower arrangement in Japan. A Japanese ikebana （Japanese word for flower arranging） master named Mochizuki Gisou （1722-1804） focused on while reading the . Gradually he developed a special ikebana style， which he named after Yuan Hongdao and called it Kohdoryu in 1740. In 1770 two disciples of Mochizuki published a book called with a preface by Mochizuki. The four-volume tome introduced Yuan’s book to the Japanese public. And a disciple of Mochizuki put out a 9-volume book with 336 illustrations of floral designs in Yuan’s classic. It was the first time Yuan’s flower arrangements were graphically introduced to readers of Japan. Mochizuki had more than 3，000 followers in the region where he resided. The books by Mochizuki’s disciples were extremely popular in the Edo period of Japan.
In 1809， a reference book was published to help the reader understand Yuan’s professional book on floral design. In 1881， a book of illustrations was published to demonstrate what ikebana materials were mentioned in Yuan’s book.
Now， Mochizuki Gisen， the eighth-generation descendant of Mochizuki Gisou， is in full charge of Kohdoryu， which Mochizuki Gisou created 280 years ago. Born in June 1978， Mochizuki Gisen began at the age of 6 to take lessons on flower arrangements based on Yuan’s book from his father. In 2016， his father passed away and the young master took over the Kohdoryu School.
Mochizuki Gisen not only carries on the tradition of Kohdoryu but also develops the family’s floral design on the basis of Yuan Hongdao’s classic. Like his forefathers inspired by the book， the young master has introduced new ideas into flower arranging.
The year 2020 marks the 280th anniversary of the birth of Kohdoryu. Mochizuki Gisen had planned to give a series of lectures on floral designs in China. The launching ceremony has been delayed due to the outbreak of the Covid pandemic， but some events and online courses have started already. In 2021， a book of flower arrangements by Mochizuki Gisen is scheduled to launch in China. The text will be in both Chinese and Japanese.
Since the Ming Dynasty， has been reprinted many times in both China and Japan. As flower arranging is increasingly popular again in China， the original classic has seen new reprints and annotated editions. The fact that the book has been published in both China and Japan over the last 400 years and more says a lot about the value and significance of the book. Over the past 280 years， the Kohdoryu School has published 20 plus books about Kohdoryu and about floral designs.
As Kohdoryu School comes to China， Chinese practitioners of flower arranging have a chance to understand how Yuan’s book inspired Japanese ikebana masters and how Japanese people studied Chinese culture and developed their own culture.
一
袁宏道在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写的尺牍《答李元善》中说：
近又著《瓶史》十三篇。瓶史者，记瓶花之目与说。陆羽《茶经》愚叟《牡丹志》之类，最为醒目，惜无力缮写。
从这段文字中可以看出，袁宏道在写《瓶史》时就已经有了要完成一部与陆羽《茶经》同样价值的著作。从400多年来人们的评价中可以看出，《瓶史》虽然不是中国最早论述插花的著作，但其影响力和重要性无疑是最大的，《瓶史》在花道界的价值完全可以与《茶经》在茶道界的地位相提并论。
《瓶史》分花目、品第、器具、择水、宜称、屏俗、花崇、洗沐、使令、好事、请赏、监戒12篇，加上小引，共计13篇。
在明代之前的宋元时代，文人记事喜欢以“史”为名，表明囊括所有、通论古今的意思，如宋代米芾著有《砚史》一卷，元代中期知名收藏家陆友仁以精于鉴赏书画、铜器等著称，编撰了《砚史》《墨史》《印史》等专著。袁宏道同样以《瓶史》之名概论插花之事。
《瓶史》于日本万治二年（1659年）随同《袁中郎集》一起传至日本，首先传播者是陈元赟。陈元赟（1587～1671年），武林（今浙江杭州）人，是明末清初的杰出诗人、学者和方技家（养生和医药专家）。居日本期间，陈元赟努力传播中国文化，首先把由“公安三袁”（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创立的公安派文学传播到了日本。
陈元赟酷爱公安派文学，便向日莲宗僧人元政介绍《袁中郞集》。元政（1623～1668年），又名草山上人，俗名石井吉兵卫，京都人，26岁时削发为日莲宗僧，住京都南草山瑞光寺，世称草山元政上人。万治二年，陈元赟与元政初识于名古屋，两人一见如故，成为忘年交。据日本人原念斋在《先哲丛谈》中记录说：
元政书曰：“数日前探市，得《袁中郎集》，乐府妙绝，不可复言，《广庄》诸篇识地高，《瓶史》风流，可见其人。”
大约40年后，即日本元禄九年（1696年），随着刻本《梨云斋类定袁中郎全集》在日本的传播，《瓶史》广为人知，并一再翻刻，其在日本的影响力日益扩大。在日本文化年间（指1804年到1817年的期间），日本刊印了几种适合本国人阅读的《瓶史》注释本，以日本人的眼光来解读《瓶史》的美学价值。时至今日，日本的插花艺术专刊《花道》，还时常引用《瓶史》中的论点，可见《瓶史》对日本花道的影响至深且巨。
二
日本著名花道家望月义想（1722～1804年）从阅读《袁中郎全集》起，便一发而不可收地开始聚焦研究《瓶史》，并最终以《瓶史》的理论而创立了独具特色的插花艺术风格——人称袁中郎流，与诸多同好一起把《瓶史》作为插花艺术的理论来学习并付诸实践，其弟子原溪岸、山和井因此著有《瓶史述要》。
日本学者的研究指出，于明代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首先在中国发行的花道书《瓶史》，于元禄九年（1696年）在日本正式编辑刊印。书中介绍了中国文人对瓶花的爱好，记录了插作瓶花的心得。作为文人爱好的瓶花，给日本江户时代的主流社会吹来了一股清新的花道风尚。在明和七年（1770年），日本又刊印了《瓶史述要》，向初学者解读《瓶史》的内容。文化六年（1809年）刊印了《瓶史国字解》;明治十四年（1881年）又研究了瓶史中的各种花材，刊印了《瓶史草木备考》，为宏道流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思想理论和美学基础。
明和七年刊印的《瓶史述要》，望月义想为之作序说：
余虽不才，亦好玩此技，作花隐已有经年，然余性愚且有癖，不得彼君子所玩之术，只是一头好读宏道之《瓶史》。至于插花，亦专以《瓶史》为准，渐学其风，自然与世之君子之风不同。从余游者将余之插花称之为宏道流，余也晓之，任其称。
望月义想原是常盘井御所花道古流的家元，担任御所的花事，本身就是一位造诣高深的花道师。袁宏道在《瓶史》一书中的花论让望月义想产生共鸣，于是醉心于袁中郎流。作为一种新创的花道流派，后人在此基础上通称其为宏道流，并一直延续到今。
以中国人的名字作为宏道流流派的称谓，且受到日本花道人士的支持，而宏道流的思想更是孕育了江户时代文人生活的主要内容，这在日本花道史上是十分罕见的。
三
根据当时日本的记录，以江户相模（相模系日本古代令制国之一，属东海道，其领域大约为现在的神奈川县）为中心的宏道流弟子就超过了3000人。另外，武士也受到汉籍和中国书画的影响，并受到知识分子的支持，肥后细川藩家把宏道流作为自家的发展方向而流传至今。
日本文化年间，望月义想指导弟子们对《瓶史》进行详细注解，最终刊印《瓶史国字解》（全4卷，前编与续编各2卷）;与此同时，他的高足桐谷鸟习也刊印了《袁中郎流插花图会》（全9卷，前编5卷，续编4卷），其中收录了336件插花作品，第一次向世人呈现宏道流风格的作品。在日本江户时代出版的200多卷花道书中，这13卷是极其特别的，可以说是在日本花道史上独放的异彩。望月义想非常喜欢竹，因此在《袁中郎流插花图会》中收录了他的一幅插竹的作品《竹》。
从今天的眼光来看，作为典型的古典插花流派，并受到日本美学观的影响，宏道流的插花风格与《瓶史》的要求并不完全相同，但《瓶史》是宏道流研究最多的著作，因此在宏道派流传至今的280年间留存了大量的文献。第一代家元望月義想，生性好学，擅长诗赋、书道、花道等，尤爱袁宏道诗文与《瓶史》。常以胆瓶集储时花，并换插之而无倦，被人称为“花癖子”。自读《瓶史》后，沉潜玩味，每与同行者谈论，叹曰：“插花之有《瓶史》，犹如礼乐有春秋。”望月义想于1804年（文化元年）9月去世，终年83岁。 宏道流以《瓶史》的插花精神為主体，在二代义达、三代义德、四代义泉、五代义宽、六代义耀、七代义琮的继承与发扬光大之下，现在作为八代的义瑄都完全继承了这个传统。
第八代家元望月义瑄，1978年6月16日作为宏道流七代望月义琮的长子出生在东京。6岁时的6月6日，义瑄开始接受花道辅导，拜七代家元为师;2002年毕业于明治学院大学经济学部，2006年获得副家元荷云斋袭名，并与父亲望月义琮一起参加台湾中华花艺成立20年庆祝活动。2016年，七代家元义琮去世，义瑄正式继承了梨云斋二十六世和宏道流第八代家元称号。在袭名仪式上，新任家元公开表演了金明竹插花，这已作为日本重要无形文化财产（日本人间宝）被列入保护名录。在演讲时，望月义瑄提到：“我感受到了自己继续传统宏道流的责任，与各代家元在各个时期对于宏道流的守护一样，我自己也会不辱热爱宏道流各位成员的期许，以及梨云斋的名号，不断提升保护传统花道流派的觉悟。”
四
望月义瑄酷爱古传经典花道样式，并十分重视现代花和西洋花之美，时刻关注花道作品的气质与品位。在弘扬日本传统文化的同时，尝试在更广泛范围内同其他领域的艺术家合作，如曾在东京体育馆举办的“世界兰花展”上进行示范表演，参加支持东日本大地震灾害重建的插花活动等。2021年，望月义瑄将在中国出版中日双语新著《宏道流花道》。
受《瓶史》影响，宏道流一直遵循着崇尚清雅、拒绝庸俗的文人精神。具体体现在对花材的选用、对花器的选择，以及如何对待花材和对插花者的规约等方面。
宏道流的花型包括有格花、新花和自由花。新花中又有盛花、投入花和挂花。这诸多花型既保留了传统，又汲取了中国文人的插花思想，还有适应现代居住环境插出的具有崭新创意的作品。
宏道流花道师创作活跃，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泛。宏道流根据其形态分为清操体、将离体、 润翠体、 邱壑体、 潇飒体、 惹雨体、幽寂体 、艳阳体 、杪茂体、 重阴体等。宏道流十体的命名和定位受到《瓶史》的启发，通过精彩的作品来展现袁宏道想要表达的意境，这在中国和日本的花道史上都极为难得。
2020年，也是宏道流创立280周年。在这一特殊的年份里，宏道流准备回归袁宏道的故国开课、交流，这是中日文化交流中的一件非常有意义的大事。启动仪式虽因疫情推迟，但目前相关活动和网课已经展开。
自中国明代起，在中日两国都出现了许多关于《瓶史》的版本，近年来随着中国插花风尚的兴起，更助推了《瓶史》的连续出版与注译。一本《瓶史》能够在中日两国不断刊印与出版，说明它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始终存在，这也是中国插花著作中独有的现象。在过去的两百多年间，宏道流至少出版了20多种关于《瓶史》和宏道流的著作，阅读中日两国名家对《瓶史》的评述，可以让我们对传统插花有更为深刻的理解。宏道流花道进入中国，也让我们有了一个全面了解流传到日本的文人花道现状的机会，体会日本文人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态度与钻研精神。
420年前，袁宏道写下的《瓶史》，雅人深致;
280年前，望月义想创立的宏道流，雅量高致;
让我们一起向两位中日插花史上的先贤致敬。
（本文插花作品均为日本宏道流本部提供）
Yuan Hongdao： Flower Arrangement
By Chun Dao
In 1600， Yuan Hongdao （1568-1610）， a scholar of the Ming Dynasty （1368-1644）， published a landmark classic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flower arranging. It caused a stir in China. Moreover， it was introduced to Japan. The year 2020 marks the 420th anniversary of the publishing of the book in China.
Yuan meant to write a book on flower arrangement that could rank side by side with the by Lu Yu， which is the world’s first professional book on tea plant and tea beverage. Yuan did it. In the past 420 years， it has been influential and significant in the field， even though it isn’t the earliest book on flower arrangement of ancient China.
In China， flower arrangement is a venerable art with records dating back to the early Zhou Dynasty （1046-221BC），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770-476BC）， and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476-221BC）—roughly between 11th century BC and 3rd century BC.
was introduced to Japan in 1659， by Chen Yuanyun （1587-1671）， a native of Hangzhou and poet， scholar and health specialist. He migrated to Japan. Among the things he brought to Japan was . Yuan Hongdao and his two brothers Yuan Zongdao and Yuan Zhongdao established Gong’an School of Literature， creating a literary style which was admired not only in China but also in Japan. As works of Yuan Hongdao were reprinted in Japan， became extremely popular. From 1804 to 1817， several annotated editions of the book were issued in Japan， designed to appeal to readers across the island country. Even now， Yuan’s ambitious work is often quoted by professionals of flower arrangement in Japan. A Japanese ikebana （Japanese word for flower arranging） master named Mochizuki Gisou （1722-1804） focused on while reading the . Gradually he developed a special ikebana style， which he named after Yuan Hongdao and called it Kohdoryu in 1740. In 1770 two disciples of Mochizuki published a book called with a preface by Mochizuki. The four-volume tome introduced Yuan’s book to the Japanese public. And a disciple of Mochizuki put out a 9-volume book with 336 illustrations of floral designs in Yuan’s classic. It was the first time Yuan’s flower arrangements were graphically introduced to readers of Japan. Mochizuki had more than 3，000 followers in the region where he resided. The books by Mochizuki’s disciples were extremely popular in the Edo period of Japan.
In 1809， a reference book was published to help the reader understand Yuan’s professional book on floral design. In 1881， a book of illustrations was published to demonstrate what ikebana materials were mentioned in Yuan’s book.
Now， Mochizuki Gisen， the eighth-generation descendant of Mochizuki Gisou， is in full charge of Kohdoryu， which Mochizuki Gisou created 280 years ago. Born in June 1978， Mochizuki Gisen began at the age of 6 to take lessons on flower arrangements based on Yuan’s book from his father. In 2016， his father passed away and the young master took over the Kohdoryu School.
Mochizuki Gisen not only carries on the tradition of Kohdoryu but also develops the family’s floral design on the basis of Yuan Hongdao’s classic. Like his forefathers inspired by the book， the young master has introduced new ideas into flower arranging.
The year 2020 marks the 280th anniversary of the birth of Kohdoryu. Mochizuki Gisen had planned to give a series of lectures on floral designs in China. The launching ceremony has been delayed due to the outbreak of the Covid pandemic， but some events and online courses have started already. In 2021， a book of flower arrangements by Mochizuki Gisen is scheduled to launch in China. The text will be in both Chinese and Japanese.
Since the Ming Dynasty， has been reprinted many times in both China and Japan. As flower arranging is increasingly popular again in China， the original classic has seen new reprints and annotated editions. The fact that the book has been published in both China and Japan over the last 400 years and more says a lot about the value and significance of the book. Over the past 280 years， the Kohdoryu School has published 20 plus books about Kohdoryu and about floral designs.
As Kohdoryu School comes to China， Chinese practitioners of flower arranging have a chance to understand how Yuan’s book inspired Japanese ikebana masters and how Japanese people studied Chinese culture and developed their own cultu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