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8月12日，阿根廷的金融市场上演了惊人一幕：股市、债市、汇率全面跳水。
　　该国主要股指Merval指数，盘中一度下跌超过38%，创史上最大单日跌幅。债市方面，据路透社报道，阿根廷以欧元计价的债券下跌近9美分，债券收益率上涨近3%。
　　汇率的下跌显得最是惨不忍睹：阿根廷比索兑美元一度跌约36%，达到61.99比索，刷新了盘中历史低点。人民币兑阿根廷比索汇率涨至7.3885比索，年内升值35%。
　　阿根廷怎么了？

云朵上的幸福

　　20世纪初，阿根廷曾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早在1890年，阿根廷的人均GDP就达到了世界第六。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43年间，阿根廷年均经济增长率高达6%，是当时世界上增长最快的国家。更为幸运的是，南美大陆幸免于两次世界大战的战火，这为阿根廷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和平环境。
　　与此同时，阿根廷的城市化水平突飞猛进。1920年，阿根廷有27.1%的人口生活在10万人以上的城市中，而英国和德国当年的水平仅分别为10.2%和10.1%，布宜诺斯艾利斯港成为西半球仅次于纽约的第二大港。

　　被时人视为劳工领袖和国家救星的庇隆，最终为国家的衰落埋下了祸根。

　　阿根廷历史学家胡安·巴莱斯特拉写道：“没有人可以预见到阿根廷人的伟大，甚至在任何人疯狂的梦境中也绝不会想到。我们发的电可以照亮整个国家，开放的经济使每个人富有，国库中的财富足以装饰整个首都，使它充满现代气息，成为‘美洲的巴黎’。”
　　然而，阿根廷的这种繁荣并非建立在发达的科技水平上，而是受惠于国际市场上大宗农产品价格的高涨，是一种“云朵上的幸福”。阿根廷完全没有摆脱对欧美国家的工业产品和能源物资的依赖。一战中欧洲各国自顾不暇，无力向阿根廷输出包括煤炭在内的各种物资，以至于布宜诺斯艾利斯街头的照明也成了问题。
　　阿根廷人对于国家经济的这种依赖特征，并非没有认识。1946年，胡安·庇隆当选总统后，开始实行“进口替代”的工业化战略，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力图实现经济独立。正是这位曾担任劳工部长、被时人视为劳工领袖和国家救星的庇隆，最终为国家的衰落埋下了祸根。
　　庇隆的“一五计划”，本质上是希望通过压低农产品收购价格，提高农产品出口价格，来赚取工农业之间的“剪刀差”，来为国家的工业化提供资金。对于迫切需要从农业大国转型为工业大国的阿根廷来说，这不失为一种可行的策略。然而，庇隆对民粹主义的纵容和助长，毁掉了这一切。

愚蠢的“正义”，国家的灾殃

　　20世纪30至40年代，伴随着阿根廷迅猛的城市化进程，大量农民潮水般涌入城市。他们失去了土地的羁绊后，一方面使得工业劳动力成本明显下降，一方面也成为了一股具有巨大政治潜能的力量。远离了家乡、远离了依靠，但是浑身有着使不完的气力—这是多么好的一伙“乌合之众”！
　　庇隆清醒地认识到这种力量，他渴望把它变成自己的民望。他的妻子曾这样评价他：“庇隆是一个天生领袖，他具有吸引大众的一切条件—英俊的相貌，雄辩的口才，出色的公众演讲能力，掌握大众心理学，还具有—般独裁者不具备的幽默感。”
　　庇隆没有辜负自己的口才和相貌，他煽动性的演说总能撩动大量劳工的心弦。1945年，当他被政敌投入监狱时，大约30万劳工在广场集会，高呼“还我庇隆”的口号，从早上一直等到午夜时分。“无衫汉”们的行动，迫使当局不得不释放庇隆。

　　获释后的庇隆立即来到广场，在玫瑰宫阳台上，他向呼喊他的名字并热切期待他出现的民众挥手致意，发表了富有鼓动性的演说。他激昂地談论“正义”—“在这个国家的土地上，我们所拥有的最好财富就是人民。”汹涌澎湃的街头政治，使他不仅重获自由，还获得了总统宝座。
　　但是他清楚地知道，美妙的词句只能起一时之用，通过调动民众的被剥夺感和仇富心理可以帮他获取权力，却不能帮他保有权力。想笼络人心还是要靠真金白银。于是，他以社会正义为名，“慷慨”地出台了大量脱离实际的社会福利政策，造成了严重的财政隐患。
　　“庇隆主义”的最突出特征，就是对工会的无原则的扶持和让步。庇隆执政后，阿根廷工会会员数量迅速增长，从1946年的88万人激增至1950年的200万、1954年的250万。1947年、1948年连续两年，工人的年均工资增长达到了25%，到1950年时，工资收入总额已经超过了GDP的50%。
　　工资占比畸高，使得资本积累非常困难，国家缺乏投入产业转型升级所需的资金。这就迫使庇隆政权不得不进一步加大“剪刀差”，冀图以农补工。而这又恶化了农业，让阿根廷本来具有比较优势的农产品出口产业也遭到了破坏。农民纷纷破产挤入城市，庇隆只能投入更多资金来收买他们，形成了恶性循环。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庇隆自以为是弄潮儿，可是历史证明他不过是被潮水卷上岸的鱼鳖。1954年，由于收买政策难以为继，庇隆发布了冻结工资增长的法令，然而，久已习惯工资飞涨的城市劳工阶层哪里能接受呢？他们纷纷走上街头抗议。次年，一次军事政变之后，庇隆黯然下台流亡海外。
　　庇隆时代虽然落幕，但是他遗留的恶果才刚刚开始显现，此后60多年来一直是紧紧缠着这个国家的毒蛇。

左右摇摆之中，出路在何方？

　　庇隆之后，阿根廷政权时而被奉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为圭臬的右派把持，时而为抱持庇隆主义的“左派”所掌握。但是，产业升级的历史机遇已经错过，因而无论“左”还是右，都无法根除阿根廷政治经济中的两大毒瘤—民粹主义和财政畸形。

　　债台高筑的阿根廷早已被视为主权国家中的著名“老赖”。

　　在当前，民粹主义在阿根廷政治生活中的主要表现形式与庇隆时代一样，仍然是无休无止的街头纷争。据国际劳工组织的数据，阿根廷是全球罢工次数最多的国家。2017年，阿根廷总共发生了778次罢工，其中53%是游行罢工。
　　频繁罢工的传统，不仅严重破坏了经济发展的秩序，而且造成了社会责任感的缺失。罢工者大部分并不关心政治、政策的长期效果，只看重自己短期的利益诉求是否被满足。
　　2018年6月25日，阿根廷各工会举行为期24小时的全国性大罢工，银行、运输、学校、交通系统几乎全线瘫痪，绝大多数的上班族因为没有交通而无法正常到达工作岗位。据估算，单单这一天的罢工就给阿根廷带来了高达10亿美元的经济损失。

　　街头政治也绑架了国家的决策议程，让福利政策无法回归到合理的水平，恶化了财政状况。即使推翻了庇隆，政变产生的军政府以及其后的历届民选政府，为了安抚民粹主义团体的情绪，只能被迫维持庇隆的高福利政策，滥印钞票、大借外债。到1982年债务危机前夕，阿根廷外债总量已经达到了GDP的51.96%。
　　当年的债务危机后，执政的梅内姆政府病急乱投医，希望用20世纪80年代名噪一时的芝加哥学派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来挽救阿根廷经济。这种饮鸩止渴的措施，一度提高了经济增长率，但也抬高了失业率。特别是，实行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捆住了阿根廷政府的手脚，现在连印钞票的路也走不通了，只能向列国乞求借款，维持财政开支。
　　一波改革红利释放完毕，阿根廷再度陷入经济困境，外债又从1992年的686亿美元一路攀升到2001年的1500亿美元，占GDP的比例从30%上升到56%。而这些借款没有投向产业发展，基本都投入了恶性膨胀的社会公共福利开支，连起码的财政紧缩政策都无法实施。
　　如今，对于国内外投资者而言，债台高筑的阿根廷早已被视为主权国家中的著名“老赖”。阿根廷货币比索，也在短短半个世纪内彻底崩溃了4次，每次都由政府回收再重新发行。
　　2015年年底当选成为现任总统的马克里，被认为是务实派。其在执政的三年多里采取了诸多改革色彩鲜明的举措，包括试行浮动汇率制、取消出口税、减少补贴、削减福利等等。不过，阿根廷的政治经济困局已经积重难返，通货膨胀和失业并存的困局，依然阴云不散。
　　这样，阿根廷现行的民主制度为庇隆式民粹主义的幽灵提供了表演的舞台。2019年8月11日，马克里在新一届总统选举的第一轮投票中，惨败于支持福利的费尔南德斯。这彻底摧垮了国际投资人对阿根廷国家信用的信心，结果就有了近日“股债汇三杀”的惨状，真可谓是哀哉痛哉！
　　政治家一旦做出不切实际的许诺，往往使得民众对于生活产生不切实际的预期。利用短视的诉求来煽动公众情绪，以此谋求权位，将吞噬国家、也吞噬自身，结果必然是灾难性的。庇隆已死，而阿根廷，路在何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