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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企业领导者经常被恭维见识高人一筹的时候，要警惕权力支配下的假象已经出现了。
施展熊
施展熊
生於1944年，香港大寰(集团)有限公司主席。现任全国政协委员、香港政府策略发展委员会委员、香港第一届推委会委员、中国青少年基金会理事、香港中华总商会常务会董、香港福建同乡会永远名誉会长、广东省外商投资企业协会常务理事、中国自行车运动协会副主席、香港太平绅士。
Sze Chin Hung,
Born in 1944, he is the president of Hong Kong Link Group. He now serves as the committee member of CPPCC, committee member of Hong Kong Government’s Commission on Strategic Development, committee member of the 1st electoral committee of Hong Kong, director of China Youth Development Foundation, standing director of China General Chamber of Commerce of Hong Kong, permanent honorary chairman of Fujian Fellowship Association in Hong Kong, standing director of Foreign-Invested Enterprises Association of Guangdong Province, vice president of Chinese Cycling Association, “JP”.
这是一位在中国改革开放前期活跃在深圳的风云人物；
这是一位在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必须铭记的历史人物；
这是一位在中国产品及中国企业走向世界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人物。
作为一位成功的企业家，施展熊先生又经历了怎样的心路历程呢？为此，我们赴港对施展熊先生进行了专访。
背景之一： 施展熊先生之所以名扬海内外，主要是由於他当年成功地将深圳中华自行车集团建设成为全国产值最高的自行车生产基地，也是全球最大的自行车出口生产基地之一。创业艰难，创出名牌更是不容易。80年代初，国内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不久，深圳水贝地区刚刚被划为工业开发区，他就前去投资办厂。1984年，施展熊先生与深圳轻工业公司合作，成立了後来享有盛名的中华自行车有限公司。在随後的9年之内，创出了骄人的业绩：产品连续多年出口欧洲，成为远东最大的自行车生产商；每年创汇在一亿美元以上，连续五年力拔轻工业部出口企业排名头筹，先後被评为第四届全国十大最佳合资企业第一名（首次参评）、第五届全国十大最佳合资企业第二名、全国轻工业系统（销售额）200家工业企业排序第二名、中国100家最大机械工业企业、中国500家最大工业企业第135名、全国十大外商投资高营业额企业、全国十大外商投资高出口创汇企业、中国轻工业出口创汇十佳企业（第一名）。1993年，全年盈利更高达2.2亿美元。
记者：作为改革开放後第一批到国内投资的香港企业家，您怎样看待您在深圳中华自行车集团有限公司的经历，您对这麽多年来在国内的投资有哪些感想和体会？
施展熊：“深圳中华自行车”作为我在国内的第一个投资项目，曾经有过很辉煌的成就，但後来的发展却遇到过很大困难，现在还处在重组的过程中。从投资角度来看，我认为得失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它在我国改革开放初期所起到的作用。
“深圳中华自行车”在八十年代中後期，是深圳特区一个很典型的合资企业。到深圳访问的外国首脑和驻华使节乃至党和国家领导人，没有不到“深中华”的。因为它是中国企业成功走向世界的一个典型案例，它既是外国元首和金融巨子如世界银行副总裁赖理爵士等政要了解、认识中国企业的一个窗口，也是包括彭真等许多党和国家领导人了解特区、了解改革开放政策实效的一个窗口。它让许多外商和华人华侨看到在中国投资办企业的前景和希望，增强了到中国寻求发展的信心，也让中国政府对中国坚持走改革开放的道路有了正面的印象，坚定了信心。
在当时的情况下，“深中华”连年高度增长的出口业绩最有说服力。“深中华”成为了特区的一个发言人，它用实际成果在发言，它在不知不觉中起到了一种示范的榜样作用，它的表现在国际和国内都很有份量，吸引了各方面的领导人前来访问考察，只要到深圳的领导几乎没有不来“深中华”的，这在深圳成为了一项历史记录。
虽然到目前为止我一直都在做企业，“深圳中华自行车”不见得是我事业的最高峰，但最令我毕生难忘却的是“深中华”时期，这段经历在我一生中肯定是最有价值的。因为在中国，正是由於实行了改革开放政策，才有今天和平崛起的伟大历史机遇，而我能有幸参与到这个伟大历史进程中，尤其是亲身感受到了中国改革开放这条道路这麽多年来的不平凡经历，让我的人生变得无比丰富。
虽然我们所参与的只是整个改革开放事业中很微薄的一部分，但是它在投石问路的阶段激发出了一股很大的迴响，间接地成为了推动特区和中国改革开放大好局面的一分子。对於这样的一个事实，别人可能会忘记，我却是记忆犹新。听说当时深圳市委、市政府在给“外向型企业”定义时，有很多不同意见，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而正因为有了“深中华”的典型例子，让这个问题有了一个标桿示范，让大家能够达成共识，並出台了相应的政策。如果没有这样的政策，就不可能有往後深圳的巨变。你说还有什麽比这种经历更有价值的？任何个人的成就都不能够和它比拟！那麽我们在机缘巧合中扮演了这样一个参与创造历史的角色，我认为是人生中最大的收获。
这些年来我在国内的投资不但是在深圳特区，而且还发展到了上海和江苏。除了製造业外，还涉及其它产业。但是我个人认为，如果只是一种纯商业的事业，没有与国家和民族的事业联繫起来，已欠缺‘深中华’时期的意义。早期到国内去投资的心态是姑且一试，跟国家一起摸石头过河，根本没有考虑到赚钱不赚钱，不完全从投资环境的角度出发。因为如果从商业的传统角度出发，当时国内的投资环境、硬件基础设施等方面其实並不适合做国际业务的。
当然现在跟二十五年前相比，我们的硬件设施已经有了极大发展，营商的环境和法治环境也明显改善了，基本上已有法可依，政府部门的专业知识提高了，效率更快了。但整体而言，还有许多值得进一步规范的地方。现在的政府官员可能还应该学习早期领导们那种推动发展的热情和诚意。
背景之二：1993年底，欧共体反倾销条例生效，中华自行车厂已开始响起危机讯号，施展熊的事业连续遭遇沉重打击。作为贸易保护主义的一种形式，“反倾销”给中华自行车厂，给深圳乃至整个中国的外贸出口带来了新的课题。连续四、五场国际官司，来自欧共体、加拿大、墨西哥和美国等。以欧共体为例，官司每打一场，中国企业必输无疑。最让施展熊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加拿大的反倾销案从起诉到判决，只开了一次庭就草草裁决，中国的企业可以说连应诉的准备都谈不上。欧共体的官司准备了七、八个月，请了三、四个律师，花了超过300万美元的律师费，最後还是输得不清不楚，判决的理由很简单：就是认定你是计划经济的产物，就是要坚决打击你。因为，中华自行车的出口佔全国出口量的七、八成以上。其实，反倾销一直是摆在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的一个重大课题，这个课题今天还未被完全解读，更何况在当时的深圳，几乎无人能懂。1993年9月，历时两年的输欧共体自行车反倾销应诉中国被裁决败诉。一位国外律师在事後对施展熊竖起大拇指：“施先生，你们虽然输了，但是，没有看过中国的企业，打这种官司打得像你们这样漂亮！”接下来一场足以影响“深中华”命运的反倾销案在美国也提上议程。至此，“深中华”欧美两大出口市场都先後不保，业务急转直下，等到美国的反倾销案1996年胜诉时，“深中华”已受创甚深。1999年，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授予他“突出贡献”奖；中国外经贸部授予施展熊先生“反倾销先进个人”的荣誉，以表彰施展熊在反倾销过程中的傑出贡献。
记者：作为一个在国际市场上经历过大风大浪的企业家，您怎样看待中国企业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有哪些好的建议？
施展熊：“深中华”近99%以上的产品出口到欧美市场，为中国产品成规模进入西方市场做出了零的突破。但同时，我们也是最早受到国外反倾销打击和打击最多的一个企业，在当时这是中国企业外贸出口所遇到的新课题。也正因为我们切身遭受过最早的反倾销，又跟他们数度交过手，所以我们深有体会，知道他们想什麽，他们在做什麽，他们讲的和做的不是一回事；同时，我们也看到为什麽我们在很多地方毫无还手之力。因为当时我们在国际上的地位还不够份量，他们可以用种种手法来打压我们这些发展中国家，由於他们太熟悉、太懂得利用他们自己定下的遊戏规则。所以，我们在打欧共体官司的时候，虽然花了360万美元打一场官司，请了欧洲的大律师行，却仍然输了官司，而且输得没道理。所以我们对国家的发展、民族的振兴有着更殷切的期望。这一段切身之痛，也让我们更加体会到一个企业是小事情，没有一个强大的国家就不可能有强大的企业。这种打压，实质上是在打压另外一个国家的崛起。反倾销的应诉就是在挑战他们设定的遊戏规则，可以说我们完全无能为力。现在我们已经有反制的力量了，这就是差别。
所以“深中华”的过程，让我们亲眼看到国内的改革开放政策从一个口号变成现实，这条路是很坎坷艰难的。这对当时的特区政府领导来说，我想必定有更深切的体会。所以对改革开放初期的风风雨雨，我的心情跟深圳市领导心情一样，都在为深圳的前途忧心。
当然，现在中国已经是出口大国，跟外面接触很广泛了，国际地位也大不一样了，可是现在碰到的问题也比以前难度更大。以前对中国的产品进行贸易保护主义打击，都是用一些比较常见的手段，包括反倾销等。今天国际上所用的手段更复杂了。比如“中石油”到美国收购人家的石油企业，美国动用国会来否决你，这个就是另外一种更高更复杂层面的竞争，不是一般商业上的问题了，有很浓厚的政治色彩。甚至上升为国家之间全方位的较量，不能用一般的商业手段解决问题，这种政治商业战将来会发生得更多，难度更大。现在，我们的出口在世界上已经佔了相当大的份量，所以一般贸易上的小问题、小摩擦，不值得我们太注意了。我们应该从整体的经济和资源格局来考虑，因素非常复杂。
背景之三：施展熊现任香港大寰(集团)有限公司主席，他在全国多个地方发展房地产和其他业务，在美国、法国、马来西亚拥有公司，其名下企业的年营业额已达50亿元人民币。正是施展熊在深圳中华自行车的创业，推动了中国从一个“自行车王国”向一个“自行车强国”的转变，他成为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当之无愧的功臣。
记者：作为一名驰名海内外的企业家，您在几十年的经营管理中，创造了辉煌的业绩，取得了事业上的成功，请谈谈您对企业管理、企业文化方面的经验？
施展熊：以前我在“深中华”的时候，我们是每一个月出一张企业内部报刊的。当时“深中华”的企业报在国内同行中很有知名度，全国企业报界都知道。这份报办了约15年，在每一期上面我都会写一篇文章，谈关於企业日常管理的一些看法。以前这份报纸一出来，深圳市的很多单位都要我们加印。很多企业都通过我们的企业报来学习“深中华”，学习“深中华”的管理。我一直认为，现在的年代不管你是做哪一个行业，一个成功事业的负责人，必须要有五分专业、三分常识、二分感觉。做什麽事情今天都讲究专业，专业知识不够，你对现实的考虑就有很大的缺点。但是光有专业不一定就能成功，还要有三分的常识，比如我们在做研究工作，有时连饭都不能顾及，不解决吃饭问题也每天做研究工作20个小时甚至更多，把健康问题都忘了，几天以後你也就饿死了。所以常识可以让你在运用专业知识的时候，不会忘掉一般的常理。人是有灵性的，有时感觉也很重要。所以处事一定要依靠这些基本条件。
在企业的日常管理中，我们应该坚持的管理原则就是中国传统的方圆结合：既有原则，又要有灵活性。如果你没有办法把岗位担子挑起来，就必须做调整；对管理阶层，既要求有能力，但又不能完全只看能力，还要看品行。现在胡总书记讲的“以人为本”，办企业也是同一个道理。企业能够生存说明是社会的一种需要，我们就是在服务这个需要，有了这个立足点，才会有我们员工和老板的存在。所以整个企业的管理就是在贯穿这种功能。要求所有环节上的人员都起到作用，用人的依据就在这里。这个就是我在企业经营管理中的真实想法。
背景之四：在事业成功的同时，施展熊先生还担任着许多社会职务：全国政协委员、深圳市政协常委、香港推委会委员、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常务理事、广东省外商投资企业协会常务理事、深圳市外商投资企业协会副会长、深圳市总商会副会长、全国工商联常委、中国自行车运动协会副主席、香港中华总商会常务会董、香港政府策略发展委员会委员等等。在做好一名成功的企业家的同时，他也是一名为香港和祖国的发展积极建言献策的参政议政人士。
记者：您从1993年便开始担任全国政协委员、香港政府策略发展委员会委员等多个社会和政治职务，在参与国家和香港的政治中，对参政议政热情很高，您的最大动力是什麽？您怎样处理好参政议政和企业经营的协调平衡，对国家建设和香港的发展有哪些看法和想法？
施展熊：今天如果说对参与政治有热情的话，我相信和很多有参政机会的港澳商界人士一样，都有一个大的共同点，就是没有想要从中得到什麽。说得通俗一点，是因为一个强烈的爱国心。什麽原因呢？我们感觉国家能有今天这种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极为难得，作为一个中国人应该有一种民族认同的爱国心，应该为国家抓住这样的机遇做点自己的贡献。
尤其我们这一代人，出生在抗战末期，虽然没有亲身经历抗战是怎麽一回事，但从小就看到中国社会是怎麽样落後的，从纪录片中也经常看到战乱时期的中国是什麽样的。可以说我们也曾非常绝望过，我们担忧过国家怎麽办？所有人想都没有想到的是，中国会有今天这样一个蓬勃发展的局面出现，所以更加珍惜对中华民族来说这个极其难得的机遇。我们如果不抓住这次机会站起来，错过这次机遇，那麽民族的复兴可能就遥遥无期了，因为这个世界发展得太快了。而这正是我们爱国的最大根源所在。
一些很有眼光的政治家，像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先生在十年前就讲，未来能超越美国的就是中国，他还预测说中国二十年、五十年会怎麽样。从那时候我就感觉，原来我们大有希望啊！所以我对中国的发展与和平崛起充满了信心，也以能见证这种伟大的历史进程而感到自豪！
对国家发展走势的关注已成为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因此参政与经商如何协调已习以为常，並没有感觉太大的冲突。长期的工作经验让我学会工作中怎样处理轻重缓急的问题。
作为一个香港公民，我认为香港未来最大的扰攘是政治制度问题。虽然现在还不具备普选的条件，但从现在开始一直到实施普选的那一天，在这个过程中有待解决的矛盾仍然很多，你不能把“一国两制”的精神抛棄，也不可能把普选无限期地拖下去。如何要让这条路顺利走下去，马上照搬西方的普选的方法是不行的，跟中国的整体政治格局不协调，你必须为它盖一个特殊的车站，让有香港特色的普选列车能靠得进去。香港这个地方很敏感，许多外国势力会说三道四，是世界舆论的必争之地。所以我认为香港人搞政治，不把“一国两制”的大利益放在第一位，对香港政制的发展就是很大的困难。
你说民主政治是什麽？我曾经跟一些民主派讲，我说民主在我来说是一个信念，在你们来说是一个信仰。信念呢，有过程；信仰没过程。如果说想成为一个博士生是我的信念，我就必须要从小学、中学、大学一路读上去才行；信仰就不用了，你今天到教堂里面洗个礼，你就是信徒了。所以我们走的路不一样，並不代表大家对民主的看法有太大的分歧。民主不能成为信仰，世上並没有十全十美的民主，这个就是我们最大的分歧。但不管分歧有多大，我们共同把香港建设好，把国家建设好的心情应该是相同的！
记者：能否具体谈谈您对“一国两制”大前提下发展香港民主问题的见解？
施展熊：香港的民主进程要迎合“一国两制”的方式，应该是放在中国整体政治改革的大环境来考量的。把香港单方面的利益置於国家安全之上是不会被认同的。“一国两制”並不能将香港独立於国情之外。中国崛起，不但要克服自身的各种弱点，同时要承受大量国际间利益磨擦的冲击。因此而忧虑香港捲入其中者大有人在，香港也的确存在反对一党专政的政治势力。试看某些强国驻港使馆人员的数量竟与驻众多国际大国相较有过之而不及，足见香港何等备受“重视”！香港有些从政者，以将香港内部对立情况国际化自诩，主要是期望西方以某种方式介入。但是纵使霸道如布殊，亦不可能纳香港於其保护罩内。苟真如此，“一国两制”承诺的有效性也将堪虞。是故谋求引入外国势力的构思，只会令中央对香港政治动向的疑虑加深。台湾民进党持台独政纲取得政权，美、日甚至明言必要时在军事上联手护台,陈水扁犹叹时不我与,香港政客捨本遂末去寻求英、美撑腰，香港或有人不以为甚，国人闻者莫不横眉相对确属实情，如此明显的偏执，港人怎可委以重托。
“一国两制”中的两制，有人相信需要一道深的鸿沟来加以划分，而这条鸿沟就是以普选作基础，标示了专政与民主的对立性。他们似乎忽略了承托着“两制”是“一国”，“两制”的安全有赖“一国”是否安定。所以就理解“一国两制”而言，“两制”中的那份共同的“一国”感情，是维繫“一国两制”不可或缺的基本条件，这“国情”是现实的，而“国情”永远是以中国人民阶段性的共识为依归，无论是四海昇平或天下大乱，都应作如是观。“一国两制”的设计理念，不可能是为了製造“两制”对立，而“一国”则失落於无形。
民主於中国並非什麽新鲜事儿，90多年前，民国启建伊始，中国已是亚洲第一个奉行民主的国家，正如世界上许多仿效西方民主的国家一样，人民从未真正作过主，兵连祸结，老百姓生活惨不堪言。中华民族再次崛起於世界民族之林，这些都不是空喊民主口号所能取代的。最近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对包括美国、德国、中国等十七个国家进行了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76%的中国受访者觉得五年来他们取得巨大进步，並认为未来五年的日子会更好。这家报纸说这似乎在政治上也给中国带来好处，72%的中国人表示，对国家的现状很满意，这个比例在全世界17个接受调查的国家中是最高。香港政客漠视这个客观现实，甚至千方百计想利用欧美列强对华的遏制战略，干预香港事务，藉以威吓中国政府。泛民主派有人以此洋洋自得，好象这才称得上是他们的真正成就，这些举动无疑勾起中国人民200多年来受尽外侮的悲痛回忆，实在令人慨叹。我们不能忽略，中国人民曾几何时从西方列强身上，除了伤害外得过丝毫好处？身为香港人，我们不能不冷静反躬自问：究竟我们可以容许‘循序渐进’的弹性大些？还是国家面对香港在时机未成熟时进行普选的压力大些呢？中国崛起是在承受着历史上空前的全球利益冲突中进行的，也是人类历史上最国际化、规模最大的一次经济、政治、军事和资源大调整，关係错综复杂程度对中国的领导人是严格考验，但是中国的发展势头浩浩荡荡，势不可挡，这个中国人重新振兴的机遇是中华民族的百年使命，绝对不能丢失，否则过去老百姓饱受煎熬的日子又会重来。泛民主派人士会质疑香港普选怎会妨碍中国和平崛起和发展？甚至应该有正面的示范作用，这个善意的观点，事实上回答不了。一、香港的从政者不断煽动民意，走上街头争取政治权利，当香港民粹节节胜利之後，再下去会怎样呢？会否发生台湾的翻版？二、完全民选的特首和立法会倘若主张或通过不利於中华人民共和国尊严和主权完整的言行时，和立法会倘若主张或通过不利於中华人民共和国尊严和主权完整的言行时，怎麽办？三、香港政客热衷普选的真正目的是什麽呢？英国人在香港150年间把民主严控得密不透风时，这批“民主战士”去了那里？今天不惜与中央对幹，去“正义凛然”，究竟这厚薄之别如何解释？正如某政客所说“普选是香港的大局”，大陆同胞不禁要问，谁在主导香港的大局呢？香港从事民主化的活动者倘不准备与国家的大局相结合，难道不是失去根本的担当？市民终归要质疑不断鼓动他们上街不就是赤裸裸地挟民主之名行建立分治之实！“循序渐进”最大的寓意我想在於给香港市民充分时间认清国家在这极为关键的发展时刻，不能被反华势力有机可趁，藉香港製造颠覆的机会。香港有些人的民主诉求中带有浓厚的对抗性，恐怕会成为“一国两制”下民主进程的隐忧。
採访後记：採访施先生的过程，对於我们来说是聆听的过程，是受教育和启示的过程。他语言的严谨程度、谈吐的亲切程度、个人的谦虚程度令我们佩服。特别是他对於诸多问题的见解一针见血，富有思想内涵。通过访问，我们更被他的人格所吸引。
我们相信，大凡爱国者，都应该像施先生这样把自己的精力和人生最大的目标放在时代的背景下和祖国的命运中，经受时代的考验，接受祖国的检阅！
施展熊
施展熊
生於1944年，香港大寰(集团)有限公司主席。现任全国政协委员、香港政府策略发展委员会委员、香港第一届推委会委员、中国青少年基金会理事、香港中华总商会常务会董、香港福建同乡会永远名誉会长、广东省外商投资企业协会常务理事、中国自行车运动协会副主席、香港太平绅士。
Sze Chin Hung,
Born in 1944, he is the president of Hong Kong Link Group. He now serves as the committee member of CPPCC, committee member of Hong Kong Government’s Commission on Strategic Development, committee member of the 1st electoral committee of Hong Kong, director of China Youth Development Foundation, standing director of China General Chamber of Commerce of Hong Kong, permanent honorary chairman of Fujian Fellowship Association in Hong Kong, standing director of Foreign-Invested Enterprises Association of Guangdong Province, vice president of Chinese Cycling Association, “JP”.
这是一位在中国改革开放前期活跃在深圳的风云人物；
这是一位在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必须铭记的历史人物；
这是一位在中国产品及中国企业走向世界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人物。
作为一位成功的企业家，施展熊先生又经历了怎样的心路历程呢？为此，我们赴港对施展熊先生进行了专访。
背景之一： 施展熊先生之所以名扬海内外，主要是由於他当年成功地将深圳中华自行车集团建设成为全国产值最高的自行车生产基地，也是全球最大的自行车出口生产基地之一。创业艰难，创出名牌更是不容易。80年代初，国内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不久，深圳水贝地区刚刚被划为工业开发区，他就前去投资办厂。1984年，施展熊先生与深圳轻工业公司合作，成立了後来享有盛名的中华自行车有限公司。在随後的9年之内，创出了骄人的业绩：产品连续多年出口欧洲，成为远东最大的自行车生产商；每年创汇在一亿美元以上，连续五年力拔轻工业部出口企业排名头筹，先後被评为第四届全国十大最佳合资企业第一名（首次参评）、第五届全国十大最佳合资企业第二名、全国轻工业系统（销售额）200家工业企业排序第二名、中国100家最大机械工业企业、中国500家最大工业企业第135名、全国十大外商投资高营业额企业、全国十大外商投资高出口创汇企业、中国轻工业出口创汇十佳企业（第一名）。1993年，全年盈利更高达2.2亿美元。
记者：作为改革开放後第一批到国内投资的香港企业家，您怎样看待您在深圳中华自行车集团有限公司的经历，您对这麽多年来在国内的投资有哪些感想和体会？
施展熊：“深圳中华自行车”作为我在国内的第一个投资项目，曾经有过很辉煌的成就，但後来的发展却遇到过很大困难，现在还处在重组的过程中。从投资角度来看，我认为得失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它在我国改革开放初期所起到的作用。
“深圳中华自行车”在八十年代中後期，是深圳特区一个很典型的合资企业。到深圳访问的外国首脑和驻华使节乃至党和国家领导人，没有不到“深中华”的。因为它是中国企业成功走向世界的一个典型案例，它既是外国元首和金融巨子如世界银行副总裁赖理爵士等政要了解、认识中国企业的一个窗口，也是包括彭真等许多党和国家领导人了解特区、了解改革开放政策实效的一个窗口。它让许多外商和华人华侨看到在中国投资办企业的前景和希望，增强了到中国寻求发展的信心，也让中国政府对中国坚持走改革开放的道路有了正面的印象，坚定了信心。
在当时的情况下，“深中华”连年高度增长的出口业绩最有说服力。“深中华”成为了特区的一个发言人，它用实际成果在发言，它在不知不觉中起到了一种示范的榜样作用，它的表现在国际和国内都很有份量，吸引了各方面的领导人前来访问考察，只要到深圳的领导几乎没有不来“深中华”的，这在深圳成为了一项历史记录。
虽然到目前为止我一直都在做企业，“深圳中华自行车”不见得是我事业的最高峰，但最令我毕生难忘却的是“深中华”时期，这段经历在我一生中肯定是最有价值的。因为在中国，正是由於实行了改革开放政策，才有今天和平崛起的伟大历史机遇，而我能有幸参与到这个伟大历史进程中，尤其是亲身感受到了中国改革开放这条道路这麽多年来的不平凡经历，让我的人生变得无比丰富。
虽然我们所参与的只是整个改革开放事业中很微薄的一部分，但是它在投石问路的阶段激发出了一股很大的迴响，间接地成为了推动特区和中国改革开放大好局面的一分子。对於这样的一个事实，别人可能会忘记，我却是记忆犹新。听说当时深圳市委、市政府在给“外向型企业”定义时，有很多不同意见，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而正因为有了“深中华”的典型例子，让这个问题有了一个标桿示范，让大家能够达成共识，並出台了相应的政策。如果没有这样的政策，就不可能有往後深圳的巨变。你说还有什麽比这种经历更有价值的？任何个人的成就都不能够和它比拟！那麽我们在机缘巧合中扮演了这样一个参与创造历史的角色，我认为是人生中最大的收获。
这些年来我在国内的投资不但是在深圳特区，而且还发展到了上海和江苏。除了製造业外，还涉及其它产业。但是我个人认为，如果只是一种纯商业的事业，没有与国家和民族的事业联繫起来，已欠缺‘深中华’时期的意义。早期到国内去投资的心态是姑且一试，跟国家一起摸石头过河，根本没有考虑到赚钱不赚钱，不完全从投资环境的角度出发。因为如果从商业的传统角度出发，当时国内的投资环境、硬件基础设施等方面其实並不适合做国际业务的。
当然现在跟二十五年前相比，我们的硬件设施已经有了极大发展，营商的环境和法治环境也明显改善了，基本上已有法可依，政府部门的专业知识提高了，效率更快了。但整体而言，还有许多值得进一步规范的地方。现在的政府官员可能还应该学习早期领导们那种推动发展的热情和诚意。
背景之二：1993年底，欧共体反倾销条例生效，中华自行车厂已开始响起危机讯号，施展熊的事业连续遭遇沉重打击。作为贸易保护主义的一种形式，“反倾销”给中华自行车厂，给深圳乃至整个中国的外贸出口带来了新的课题。连续四、五场国际官司，来自欧共体、加拿大、墨西哥和美国等。以欧共体为例，官司每打一场，中国企业必输无疑。最让施展熊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加拿大的反倾销案从起诉到判决，只开了一次庭就草草裁决，中国的企业可以说连应诉的准备都谈不上。欧共体的官司准备了七、八个月，请了三、四个律师，花了超过300万美元的律师费，最後还是输得不清不楚，判决的理由很简单：就是认定你是计划经济的产物，就是要坚决打击你。因为，中华自行车的出口佔全国出口量的七、八成以上。其实，反倾销一直是摆在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的一个重大课题，这个课题今天还未被完全解读，更何况在当时的深圳，几乎无人能懂。1993年9月，历时两年的输欧共体自行车反倾销应诉中国被裁决败诉。一位国外律师在事後对施展熊竖起大拇指：“施先生，你们虽然输了，但是，没有看过中国的企业，打这种官司打得像你们这样漂亮！”接下来一场足以影响“深中华”命运的反倾销案在美国也提上议程。至此，“深中华”欧美两大出口市场都先後不保，业务急转直下，等到美国的反倾销案1996年胜诉时，“深中华”已受创甚深。1999年，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授予他“突出贡献”奖；中国外经贸部授予施展熊先生“反倾销先进个人”的荣誉，以表彰施展熊在反倾销过程中的傑出贡献。
记者：作为一个在国际市场上经历过大风大浪的企业家，您怎样看待中国企业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有哪些好的建议？
施展熊：“深中华”近99%以上的产品出口到欧美市场，为中国产品成规模进入西方市场做出了零的突破。但同时，我们也是最早受到国外反倾销打击和打击最多的一个企业，在当时这是中国企业外贸出口所遇到的新课题。也正因为我们切身遭受过最早的反倾销，又跟他们数度交过手，所以我们深有体会，知道他们想什麽，他们在做什麽，他们讲的和做的不是一回事；同时，我们也看到为什麽我们在很多地方毫无还手之力。因为当时我们在国际上的地位还不够份量，他们可以用种种手法来打压我们这些发展中国家，由於他们太熟悉、太懂得利用他们自己定下的遊戏规则。所以，我们在打欧共体官司的时候，虽然花了360万美元打一场官司，请了欧洲的大律师行，却仍然输了官司，而且输得没道理。所以我们对国家的发展、民族的振兴有着更殷切的期望。这一段切身之痛，也让我们更加体会到一个企业是小事情，没有一个强大的国家就不可能有强大的企业。这种打压，实质上是在打压另外一个国家的崛起。反倾销的应诉就是在挑战他们设定的遊戏规则，可以说我们完全无能为力。现在我们已经有反制的力量了，这就是差别。
所以“深中华”的过程，让我们亲眼看到国内的改革开放政策从一个口号变成现实，这条路是很坎坷艰难的。这对当时的特区政府领导来说，我想必定有更深切的体会。所以对改革开放初期的风风雨雨，我的心情跟深圳市领导心情一样，都在为深圳的前途忧心。
当然，现在中国已经是出口大国，跟外面接触很广泛了，国际地位也大不一样了，可是现在碰到的问题也比以前难度更大。以前对中国的产品进行贸易保护主义打击，都是用一些比较常见的手段，包括反倾销等。今天国际上所用的手段更复杂了。比如“中石油”到美国收购人家的石油企业，美国动用国会来否决你，这个就是另外一种更高更复杂层面的竞争，不是一般商业上的问题了，有很浓厚的政治色彩。甚至上升为国家之间全方位的较量，不能用一般的商业手段解决问题，这种政治商业战将来会发生得更多，难度更大。现在，我们的出口在世界上已经佔了相当大的份量，所以一般贸易上的小问题、小摩擦，不值得我们太注意了。我们应该从整体的经济和资源格局来考虑，因素非常复杂。
背景之三：施展熊现任香港大寰(集团)有限公司主席，他在全国多个地方发展房地产和其他业务，在美国、法国、马来西亚拥有公司，其名下企业的年营业额已达50亿元人民币。正是施展熊在深圳中华自行车的创业，推动了中国从一个“自行车王国”向一个“自行车强国”的转变，他成为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当之无愧的功臣。
记者：作为一名驰名海内外的企业家，您在几十年的经营管理中，创造了辉煌的业绩，取得了事业上的成功，请谈谈您对企业管理、企业文化方面的经验？
施展熊：以前我在“深中华”的时候，我们是每一个月出一张企业内部报刊的。当时“深中华”的企业报在国内同行中很有知名度，全国企业报界都知道。这份报办了约15年，在每一期上面我都会写一篇文章，谈关於企业日常管理的一些看法。以前这份报纸一出来，深圳市的很多单位都要我们加印。很多企业都通过我们的企业报来学习“深中华”，学习“深中华”的管理。我一直认为，现在的年代不管你是做哪一个行业，一个成功事业的负责人，必须要有五分专业、三分常识、二分感觉。做什麽事情今天都讲究专业，专业知识不够，你对现实的考虑就有很大的缺点。但是光有专业不一定就能成功，还要有三分的常识，比如我们在做研究工作，有时连饭都不能顾及，不解决吃饭问题也每天做研究工作20个小时甚至更多，把健康问题都忘了，几天以後你也就饿死了。所以常识可以让你在运用专业知识的时候，不会忘掉一般的常理。人是有灵性的，有时感觉也很重要。所以处事一定要依靠这些基本条件。
在企业的日常管理中，我们应该坚持的管理原则就是中国传统的方圆结合：既有原则，又要有灵活性。如果你没有办法把岗位担子挑起来，就必须做调整；对管理阶层，既要求有能力，但又不能完全只看能力，还要看品行。现在胡总书记讲的“以人为本”，办企业也是同一个道理。企业能够生存说明是社会的一种需要，我们就是在服务这个需要，有了这个立足点，才会有我们员工和老板的存在。所以整个企业的管理就是在贯穿这种功能。要求所有环节上的人员都起到作用，用人的依据就在这里。这个就是我在企业经营管理中的真实想法。
背景之四：在事业成功的同时，施展熊先生还担任着许多社会职务：全国政协委员、深圳市政协常委、香港推委会委员、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常务理事、广东省外商投资企业协会常务理事、深圳市外商投资企业协会副会长、深圳市总商会副会长、全国工商联常委、中国自行车运动协会副主席、香港中华总商会常务会董、香港政府策略发展委员会委员等等。在做好一名成功的企业家的同时，他也是一名为香港和祖国的发展积极建言献策的参政议政人士。
记者：您从1993年便开始担任全国政协委员、香港政府策略发展委员会委员等多个社会和政治职务，在参与国家和香港的政治中，对参政议政热情很高，您的最大动力是什麽？您怎样处理好参政议政和企业经营的协调平衡，对国家建设和香港的发展有哪些看法和想法？
施展熊：今天如果说对参与政治有热情的话，我相信和很多有参政机会的港澳商界人士一样，都有一个大的共同点，就是没有想要从中得到什麽。说得通俗一点，是因为一个强烈的爱国心。什麽原因呢？我们感觉国家能有今天这种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极为难得，作为一个中国人应该有一种民族认同的爱国心，应该为国家抓住这样的机遇做点自己的贡献。
尤其我们这一代人，出生在抗战末期，虽然没有亲身经历抗战是怎麽一回事，但从小就看到中国社会是怎麽样落後的，从纪录片中也经常看到战乱时期的中国是什麽样的。可以说我们也曾非常绝望过，我们担忧过国家怎麽办？所有人想都没有想到的是，中国会有今天这样一个蓬勃发展的局面出现，所以更加珍惜对中华民族来说这个极其难得的机遇。我们如果不抓住这次机会站起来，错过这次机遇，那麽民族的复兴可能就遥遥无期了，因为这个世界发展得太快了。而这正是我们爱国的最大根源所在。
一些很有眼光的政治家，像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先生在十年前就讲，未来能超越美国的就是中国，他还预测说中国二十年、五十年会怎麽样。从那时候我就感觉，原来我们大有希望啊！所以我对中国的发展与和平崛起充满了信心，也以能见证这种伟大的历史进程而感到自豪！
对国家发展走势的关注已成为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因此参政与经商如何协调已习以为常，並没有感觉太大的冲突。长期的工作经验让我学会工作中怎样处理轻重缓急的问题。
作为一个香港公民，我认为香港未来最大的扰攘是政治制度问题。虽然现在还不具备普选的条件，但从现在开始一直到实施普选的那一天，在这个过程中有待解决的矛盾仍然很多，你不能把“一国两制”的精神抛棄，也不可能把普选无限期地拖下去。如何要让这条路顺利走下去，马上照搬西方的普选的方法是不行的，跟中国的整体政治格局不协调，你必须为它盖一个特殊的车站，让有香港特色的普选列车能靠得进去。香港这个地方很敏感，许多外国势力会说三道四，是世界舆论的必争之地。所以我认为香港人搞政治，不把“一国两制”的大利益放在第一位，对香港政制的发展就是很大的困难。
你说民主政治是什麽？我曾经跟一些民主派讲，我说民主在我来说是一个信念，在你们来说是一个信仰。信念呢，有过程；信仰没过程。如果说想成为一个博士生是我的信念，我就必须要从小学、中学、大学一路读上去才行；信仰就不用了，你今天到教堂里面洗个礼，你就是信徒了。所以我们走的路不一样，並不代表大家对民主的看法有太大的分歧。民主不能成为信仰，世上並没有十全十美的民主，这个就是我们最大的分歧。但不管分歧有多大，我们共同把香港建设好，把国家建设好的心情应该是相同的！
记者：能否具体谈谈您对“一国两制”大前提下发展香港民主问题的见解？
施展熊：香港的民主进程要迎合“一国两制”的方式，应该是放在中国整体政治改革的大环境来考量的。把香港单方面的利益置於国家安全之上是不会被认同的。“一国两制”並不能将香港独立於国情之外。中国崛起，不但要克服自身的各种弱点，同时要承受大量国际间利益磨擦的冲击。因此而忧虑香港捲入其中者大有人在，香港也的确存在反对一党专政的政治势力。试看某些强国驻港使馆人员的数量竟与驻众多国际大国相较有过之而不及，足见香港何等备受“重视”！香港有些从政者，以将香港内部对立情况国际化自诩，主要是期望西方以某种方式介入。但是纵使霸道如布殊，亦不可能纳香港於其保护罩内。苟真如此，“一国两制”承诺的有效性也将堪虞。是故谋求引入外国势力的构思，只会令中央对香港政治动向的疑虑加深。台湾民进党持台独政纲取得政权，美、日甚至明言必要时在军事上联手护台,陈水扁犹叹时不我与,香港政客捨本遂末去寻求英、美撑腰，香港或有人不以为甚，国人闻者莫不横眉相对确属实情，如此明显的偏执，港人怎可委以重托。
“一国两制”中的两制，有人相信需要一道深的鸿沟来加以划分，而这条鸿沟就是以普选作基础，标示了专政与民主的对立性。他们似乎忽略了承托着“两制”是“一国”，“两制”的安全有赖“一国”是否安定。所以就理解“一国两制”而言，“两制”中的那份共同的“一国”感情，是维繫“一国两制”不可或缺的基本条件，这“国情”是现实的，而“国情”永远是以中国人民阶段性的共识为依归，无论是四海昇平或天下大乱，都应作如是观。“一国两制”的设计理念，不可能是为了製造“两制”对立，而“一国”则失落於无形。
民主於中国並非什麽新鲜事儿，90多年前，民国启建伊始，中国已是亚洲第一个奉行民主的国家，正如世界上许多仿效西方民主的国家一样，人民从未真正作过主，兵连祸结，老百姓生活惨不堪言。中华民族再次崛起於世界民族之林，这些都不是空喊民主口号所能取代的。最近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对包括美国、德国、中国等十七个国家进行了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76%的中国受访者觉得五年来他们取得巨大进步，並认为未来五年的日子会更好。这家报纸说这似乎在政治上也给中国带来好处，72%的中国人表示，对国家的现状很满意，这个比例在全世界17个接受调查的国家中是最高。香港政客漠视这个客观现实，甚至千方百计想利用欧美列强对华的遏制战略，干预香港事务，藉以威吓中国政府。泛民主派有人以此洋洋自得，好象这才称得上是他们的真正成就，这些举动无疑勾起中国人民200多年来受尽外侮的悲痛回忆，实在令人慨叹。我们不能忽略，中国人民曾几何时从西方列强身上，除了伤害外得过丝毫好处？身为香港人，我们不能不冷静反躬自问：究竟我们可以容许‘循序渐进’的弹性大些？还是国家面对香港在时机未成熟时进行普选的压力大些呢？中国崛起是在承受着历史上空前的全球利益冲突中进行的，也是人类历史上最国际化、规模最大的一次经济、政治、军事和资源大调整，关係错综复杂程度对中国的领导人是严格考验，但是中国的发展势头浩浩荡荡，势不可挡，这个中国人重新振兴的机遇是中华民族的百年使命，绝对不能丢失，否则过去老百姓饱受煎熬的日子又会重来。泛民主派人士会质疑香港普选怎会妨碍中国和平崛起和发展？甚至应该有正面的示范作用，这个善意的观点，事实上回答不了。一、香港的从政者不断煽动民意，走上街头争取政治权利，当香港民粹节节胜利之後，再下去会怎样呢？会否发生台湾的翻版？二、完全民选的特首和立法会倘若主张或通过不利於中华人民共和国尊严和主权完整的言行时，和立法会倘若主张或通过不利於中华人民共和国尊严和主权完整的言行时，怎麽办？三、香港政客热衷普选的真正目的是什麽呢？英国人在香港150年间把民主严控得密不透风时，这批“民主战士”去了那里？今天不惜与中央对幹，去“正义凛然”，究竟这厚薄之别如何解释？正如某政客所说“普选是香港的大局”，大陆同胞不禁要问，谁在主导香港的大局呢？香港从事民主化的活动者倘不准备与国家的大局相结合，难道不是失去根本的担当？市民终归要质疑不断鼓动他们上街不就是赤裸裸地挟民主之名行建立分治之实！“循序渐进”最大的寓意我想在於给香港市民充分时间认清国家在这极为关键的发展时刻，不能被反华势力有机可趁，藉香港製造颠覆的机会。香港有些人的民主诉求中带有浓厚的对抗性，恐怕会成为“一国两制”下民主进程的隐忧。
採访後记：採访施先生的过程，对於我们来说是聆听的过程，是受教育和启示的过程。他语言的严谨程度、谈吐的亲切程度、个人的谦虚程度令我们佩服。特别是他对於诸多问题的见解一针见血，富有思想内涵。通过访问，我们更被他的人格所吸引。
我们相信，大凡爱国者，都应该像施先生这样把自己的精力和人生最大的目标放在时代的背景下和祖国的命运中，经受时代的考验，接受祖国的检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