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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农业生产经营者是农村劳动力资源重要组成部分，是乡村振兴的建设主体，是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拔寨的主导力量。但农业生产经营者数据在川西北地区有喜亦有忧，喜在年龄结构优势，忧在小学以下人口近八成的劣势。对此，本文从农业生产经营者视角解读川西北藏区深度贫困，界定农业生产经营者自我发展能力内涵特征，提出农业生产经营者自我发展能力提升的目标瞄准群体、选择路径、项目载体、性别意识以及制度资金保障建议。
〔关键词〕 川西北藏区 农业生产经营者 自我发展能力
〔中图分类号〕F32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694（2018）03—0070—10
距离2020年全面消除农村绝对贫困还剩不到三年时间，扶贫工作整体进入啃硬骨头、攻坚拔寨的冲刺阶段。深度贫困地区则是脱贫攻坚拔寨中的硬骨头，具有自然条件差、经济基础弱、贫困程度深的共同性特征。川西北藏区是全国深度贫困地区之四省藏区的四川藏区，也是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第二大藏族聚居区、农业生产经营者文化素质全省垫底地区。四川省第三次农业普查数据显示，2016年川西北藏区农业生产经营者中有30.5%的人口没有上过学（文盲人口），而同期全国4335万建卡贫困人口中文盲为15%。川西北藏区农业生产经营者文盲人口占比较全国建卡贫困人口文盲人口占比高约15个百分点。普查中的农业生产经营者涵盖在农业生产经营单位的从业者，其范围远大于建卡贫困户，据此可以推测农业生产经营者中建卡贫困人口的文盲率绝对高于30%。受教育程度虽然不是衡量农业生产经营者素质的唯一指标但却是极为重要的指标，未上过学是人口素质低下的表征指标。因而，川西北深度贫困地区的脱贫攻坚，还面临着贫困人口受教育程度低的短板。受教育程度低的农村人口更多依赖农业生产活动，依赖自然生态资源维持生计，缺乏生计转型的文化支撑；一旦传统生计资源组合发生变化，一旦自然生态资源禀赋利用受限，极易陷入生计转型贫困。而且，来自政府的补贴、社会资助以及生态岗位就业等只能让他们保持在相对低的一种生活状态，要实现社会流动还需要能力提升。这类深度贫困地区的扶贫，应将“五个一批”与对贫困主体的扶志扶智相结合，激发农业生产经营者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构建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
一、四川省第三次农业普查农业生产经营者数据透露的喜与忧
2017年12月30日，四川省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办公室与四川省统计局联合发布了第五号公告，公告内容是2016年四川省农业生产经营人员数量和结构，全省农业生产经营者为2429.13万人，其中男性占50.9%、女性占49.1%，35岁及以下占14.6%、55岁及以上38.1%，农业生产经营者呈现出劳动力高龄化特点。川西北生态经济区，农业生产经营者性别结构和年龄结构均不同于全省平，农业生产经营者年龄结构相对偏年轻，女性人口占比较全省平均水平低0.8个百分点，但未上学人口占比是全省的三倍多。
川西北生态经济区由甘孜藏族自治州和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组成，是全国重点生态功能区之一——川滇森林及生物多样性生态功能区的核心区和若尔盖高原湿地水源涵养区，也是全省四大连片贫困区之一。2016年，有农村常住人口141.58万人，其中农业生产经营者68.16万人（占农村常住人口的48.14%）。在这68.16万农业生产经营者中，男性51.7%、女性48.3%；从年龄结构上看，35岁以上人口占39.1%、55岁以上人口占13.5%、36～54岁人口占47.5%；从受教育程度上看，未上过学人口占30.5%、小学人口占49.1%、初中人口占15.5%、高中或中专人口占3.3%、大专及以上人口占1.7%。
数据属性可谓喜忧参半。喜的是在全省乃至于全国农业经营者普遍高龄化的背景下，川西北藏区农业经营者依然保持着年轻化结构，35岁以下人口占比接近四成（同期四川省只有14.6%，成都平原区11.4%，而川东北经济区只有10.9%），55岁以上人口只占13.5%（全省为38.1%，川东北为44.4%）。年轻，是川西北藏区农村发展最大的优势，年轻人接受能力强，易于接受农业生产新技术新知识新理念，也意味着蕴藏着农村劳动力转移潜力，是区域农村发展最大的动力。忧的是农业经营者文化资本（教育资本）难以满足乡村振兴和农村脱贫奔康的要求，难以支撑生态经济发展和立体生态屏障构建。从数据上看，未上过学的农业生产经营人口达到30.5%（接近三分之一），小学教育程度的接近五成（49.1%），两者合计79.6%（接近八成人口）。假设35岁及以下农业生产经营者均具有至少初中及以上水平，也只有20.5%的比例（而35岁及以下占比为39.1%，还有18.6%的35岁及以下人口为小学水平），也即36岁及以上农业生产经营者全部为没有上过学的人口。诚然，不能以是否上学作为评判农业生产经营者人力资本的主要指标，但未上过学也就意味着基本不具备读写能力，其农业生产经营技能更多依靠口口相传，对自然生态资源的依存度高。
再将川西北生态经济区农业生产经营者进一步细分，即普查所列的规模农业生产经营户、农业生产经营单位，数据更值得关注。本次普查所指的农业经营户是从事农、林、牧、渔业及農林牧渔服务业的农业经营户；规模农业经营户指具有较大农业经营规模，以商品化经营为主的农业经营户；农业生产经营单位，是以从事农业生产经营活动为主的法人单位和未注册单位，以及不以农业生产经营活动为主的法人单位或未注册单位中的农业产业活动单位。在36.89万户、68.16万人中，在规模农业生产经营户从业的为1.35万户、4.3万人，农业生产经营单位0.56万个、3.61万人，扣除这两类即为一般农业生产经营户34.98万、60.25万人，平均每个经营户是1.7个生产经营者。同期甘孜阿坝两州农村户为41.1万户，农业生产经营户占农村总户数的85%（也就是说，有85%的农户是农业生产经营户，加上规模以上经营户，比例为88.2%）。农业生产经营者、规模农业生产经营从业者以及农业生产经营单位从业者的性别结构、年龄结构和文化结构，同样存在较大差距。规模农业生产经营者具有年轻化、文化素质低、以牧业为主特点，结合规模农业生产经营户的标准，可以确定这部分群体为川西北藏区的牧区牧民，也是全省农业生产经营从业人员中受教育水平最低、最年轻的群体。 二、川西北藏区深度贫困的农业生产经营者视角
川西北藏区是四川省面积最大的深度贫困地区。2015年有农村贫困人口23.7万人，贫困发生率16.9%，到2017年仍有11.2万农村贫困人口，是全省贫困发生率最高的地区，更是精准扶贫攻坚拔寨的攻坚区。这个区域具有生态资源富集、土地广袤、自然保护区占比高、农业生产经营活动多样等特点，是长江上游和黄河上游生态屏障的重点控制性区域，是全国五大牧区之一的川西北牧区、西南原始林的核心区域，拥有世界上海拔最高的泥碳沼泽地一若尔盖湿地，也是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偏低的深度贫困区。按照四川省第三次农业普查的定义，农业生产经营人员是指“在农业经营户或农业经营单位中从事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累计30天以上的人员数（包括兼业人员）”，农业生产经营活动包括种植业、林业、牧业、渔业以及为相关服务。农业生产经营者是职业意义上的农民，是农村常住劳动力资源主要组成部分，是重点生态功能区建设的主体，更是农村振兴农业发展农民富裕的依靠主体和建设主体。
1.农业生产经营者中女性群体文化水平低
女性占农业生产经营者的比重为48.3%，是农业发展农民富裕的重要力量，但川西北藏區农村女性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甘孜农村人口中有36.28%的15岁及以上人口为文盲半文盲人口，其中男性为30.48%，女性为42.37%；阿坝州农村人口中，文盲半文盲人口占15岁以上人口的比重男性为10.96%，女性为21.10%。理论上，农业生产经营者是处于劳动年龄段的人口或者刚退出劳动年龄段的低龄老人（54岁以下人口占86.6%），是农村常住人口中文化水平最高的群体，这部分群体的30.5%没有上过学（牧区达到39.6%）。在藏区，女性不仅负责家务劳动，还承担着较为繁重的农牧业生产活动，种地、砍柴、放牧、挤奶等，大部分都由女性从事。笔者在红原县、若尔盖县和松潘县半农半牧区调研时，采访过十多位年龄在27岁到64岁的女性农牧民，她们中仅有2位上过3年小学（其中1位35岁的女性自2016年起在红原县城丽湾酒店做客房服务员），其余全部在家做家务活、放牧、种地以及砍柴等，偶尔（节假日）去县城逛逛。红原县下哈拉玛村村书记在访谈中提到，“我们（红原）牧区女娃儿很辛苦，我们牧区传统就是媳妇（包括女娃子）以家务为主，挤牛奶、家务活、拾牛粪等都是女人的事，男人做这些是要被笑话的。说实话，我们这里的男娃很享福。我们（丈夫）内心其实也希望做些家务，但我们这里的传统习惯就是男的不做家务、不挤牛奶、不捡牛粪、不编织帐篷等。我们都不做家务活，我们大多数时间都是闲着”。尽管如此，她们基本不知道在她们村实施的退牧还草、草原生态保护奖励、天然林保护等工程，也不清楚全家耕地面积有多大、草地有多少亩、家里的林地面积有多大，但她们却是耕地草地森林的主要利用者。
2.生态保护与生态建设所施加的生计转型压力
川西北藏区有3个世界自然文化遗产地、14个国家和省级风景名胜区、3个国家5A级风景名胜区、38个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甘孜州27.9%的土地、阿坝州26.4%的土地是县级及以上自然保护区，自然保护区周边地区是贫困高发区，自然保护区类社区贫困现象突出，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社区的传统自然资源利用权受到严格限制乃至于禁止。
四川省13条生态红线保护区区块中，雅砻江源水源涵养红线区、大渡河源水源涵养红线区、黄河源水源涵养一生物多样性保护红线区、沙鲁里山生物多样性保护红线区、大雪山生物多样性一土壤保持红线区、岷山生物多样性保护一水源涵养红线区等7条红线保护区块也在这一地区。生态环境保护是主体任务，在保护的前提下发展，自然保护区面积不断扩大、生态保护红线区块的划定以及草原生态保护奖励制度等，都对农业生产经营者的行为形成了比较强的约束，传统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要做出改变和调整，对受教育水平较低的农业生产经营者是挑战。牧区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的女性人口、贫困人口、年龄偏大的群体普遍是小学及以下文化，长期的生存模式是就地取材解决生计。
3.农业生产经营者受教育程度对精准扶贫项目不适应
《关于支持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的实施意见》提出构建适应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需要的支撑保障体系，扶贫攻坚中要发挥贫困地区群众主动性创造性、激发深度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脱贫致富内生动力。川西北藏区提出了特色农业、全域旅游、生态建设等绿色产业，实施“山植树、路种花、河变湖（湿地）”工程，构建“山顶戴帽子、山腰挣票子、山下饱肚子”立体生态格局。通过产业带动、生态保护等，形成一个长效收入机制和发展路径。但近三成农业生产从业者没有上过学的教育背景使其在接受特色产业、发展项目等时存在着观念上的认识障碍，很难放弃既有生产模式并接受新的生产技术和新品种。对藏区的实际调查也表明，藏区贫困群体普遍缺乏知识和技能，缺乏对外界的认知和交流，女性群体对身边实施的扶贫项目、生态项目缺乏了解。贫困群体容易抱守传统的观念与生活方式，拒绝接受新的生产生活方式。
目前，藏区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以农田水利、土地整治、中低产田改造、高标准农田建设为主，以发展设施农业为策略，推动特色农业发展。在牧区实施现代草原畜牧业试点示范，推动标准化草地、人工饲草地、牲畜暖棚、标准化养殖小区建设、现代家庭牧场示范。这些扶贫工程对参与者都有一定的文化要求，要能接受这些发展措施、理解这些观念，最终形成发展的动力。但文盲和小学文化比重过高的农村人口，在接受这些观念、项目上存在一定的滞后，需要有特别的培训支持。
4.农业生产经营者参与生态产品供给不充分
生态保护与建设是川西北藏区的重点任务，关系到生态屏障建设、关系到生态保护红线区块保护、关系到生态产品供给能力建设、关系到国际旅游文化目的地建设、关系到精准扶贫和精准脱贫。生态保护与建设不仅是划出区块进行保护问题，而是涉及到区域产业结构调整、内生动力培训、生态资源可持续利用等，涉及到绿水青山转变为金山银山。生态保护与建设包括自然生态保护、森林湿地保护、森林产品的持续利用和开发、基因资源保护与利用、有害生物防治等，包括提升贫困人口从生态保护中的获得感。但农村人口（农业生产经营者）这种文盲半文盲的人口素质，难以理解生态建设项目的具体要求、难以按照生态建设项目进行规范化管理、难以最大程度从项目中受益。从既有调查来看，能够抓住生态建设与保护项目机遇并实现生计转型的群体都是个人能力较强的群体；能力偏弱的群体往往无法完成生计转型而成为脆弱的贫困群体。文化水平较低几乎是川西北藏区贫困群体的主要表征，也是生态建设项目获得感较低的群体。 三、川西北藏区农业生产经营者的自我发展能力
1.发展能力
能力，英文capacity，被阿玛蒂亚.森描述为反应个人拥有实现的各种功能性组合的潜力以及拥有不同生活方式中做出抉择的自由，潜力与自由被锁定为可行能力的核心要素。功能性组合则是一个人认为值得去做或达到的多种多样的事情或者状态。能力，影响个体对各种功能性组合的选择，决定个体能否将其拥有的禀赋资源转变为选择功能性组合的资本，决定个体能否抓住发展机遇。正如英国学者V.S.奈保尔在《印度：受伤的文明》中写道“发展并不平等地涉及所有人。对于一些人来说，发展让他们看见了一个新世界；对另一些人来说，则令他们更加受制于旧世界”。背后的逻辑之一是个体发展能力的迥异，因为个人在生活中改变事物的能力更重要。一个具有改变能力的人，更能顺势抓住机遇做出调整。而受教育程度能在一定程度上衡量能力强弱，受教育程度越高，实现各种功能性组合的潜力就越强，越能实现社会流动和自由发展。因而，教育是促进个人乃至家庭实现社会流动的最有力工具。一个长期从事农业生产劳动且生活在农村的文盲半文盲个体，其认知更多受限于所依存生产资料和居住环境，固守传统功能性组合，一旦其生存资源组合发生变化，就会面临诸多不适应而成为发展变迁（化）中的脆弱群体和长期贫困主体。川西北藏区的长期贫困与农业生产经营者受教育水平低难脱干系，受教育水平低影响生计策略调整和劳动力乡城迁移。文盲半文盲人口多、文化素质低、受教育水平低、思想观念保守等经常出现在四川藏区贫困文献研究中。
2.自我发展能力
笔者曾将贫困人口的自我发展能力定义为“一个人运用所学知识、技能，获取、利用社会资源，实现自身价值的能力”。这个定义稍显片面，未能涵盖个人内生动力，即贫困群众首先要“心热起来、行动起来”和要有“飞”的意识和“先飞”的行动。著名经济学家舒尔茨曾经指出，人类的未来并不完全取决于空间、能源和耕地，而是取决于人类智慧的开发。深度贫困地区农村发展和贫困人口脱贫，更多取决于农业生产经营者内生动力和内生活力，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大力度推进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中强调的那样，“没有内生动力，仅靠外部帮扶，帮扶再多，你不愿意飞，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內生动力是自我发展能力的基础和前提，是能否飞起来的前置条件。农业生产经营者自我发展能力，是经营者应具备的想飞会飞意愿，是经营者应具备的多种功能性组合能力，是经营者主动融入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能力，是经营者适应“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总体要求的能力。它要求经营者主动融入农村一二三产业发展的能力，参与农村生态保护与建设、社区治理和适应富裕生活的能力。其中，文化素质提升是核心，具备最基本的读写能力是关键，主动融入农村发展项目是基本要求。对此，应积极培育35岁及以下不识字的群体要具有认识一些汉字和藏文的能力，要具有签名的基本技能，还要具备适应新型居住形态（定居生活）的能力，更要具备从农民转变为市民（城镇人口）的社会适应能力。
3.自我发展能力提升的扶贫目标定位
自我发展能力提升是我国农村扶贫工作的重要目标。在“八七扶贫攻坚计划”中就强调“在解决温饱问题的同时，通过鼓励贫困县发展骨干企业，改变县财政困难，增强自我发展能力”。在《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中强调要“依靠贫困地区自身力量，来提高贫困农户自我积累、自我发展能力”。在《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中强调“要充分发挥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强化扶贫对象的主体地位，着力增强扶贫对象的自我发展能力”。在2015年11月2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中强调“注重扶贫先扶智，增强贫困人口自我发展能力”。在《国务院关于印发“十三五”脱贫攻坚规划的通知》（国发〔2016〕64号）中指出，要“坚持激发群众内生动力活力。坚持群众主体地位，保障贫困人口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充分调动贫困地区广大干部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发扬自强自立精神，依靠自身努力改变贫困落后面貌，实现光荣脱贫”。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扶贫开发会议上讲话时指出，脱贫致富终究要靠贫困群众用自己的辛勤劳动来实现。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要重视发挥广大基层干部群众的首创精神，让他们的心热起来、行动起来，靠辛勤劳动来改变贫困落后面貌。2017年6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座谈会上讲话指出，注重培育贫困群众发展生产和务工经商的基本技能，注重激发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众脱贫致富的内在活力，注重提高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众自我发展能力。2018年全国扶贫工作会议强调要“注重扶贫与扶志扶智相结合，让贫困群体想干、敢干、会干”。贫困群体首先要转变意识，要从“要我发展”转变为“我要发展”的“想干”，继而是敢干、能干和会干的自我发展能力。
四、农业生产经营者自我发展能力提升路径选择
1.自我发展能力提升的主体分类定位
自我发展能力提升对象以正在从事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的群体为主。按照第三次农业普查数据，川西北藏区农业生产经营者为68.16万人，以未上过学、小学和初中文化水平的群体为对象，合计是64.82万人（占总数的95.1%）。在这个群体中，重点群体和关键群体是：未上过学和具有小学文化程度的生产经营群体，大约是54.25万人（占农业生产经营者的79.6%）；年龄在45岁及以下未上过学和具有小学文化的群体；未上过学和具有小学文化的女性群体。其中，女性群体尤其值得关注，藏区农村女性是最直接的农业生产经营者和生态建设项目的直接参与者。这部分人的文化素质、生产技能直接关系到川西北地区农村脱贫攻坚和持续发展，关系到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及生态屏障的加快建设。应以农业生产经营者能力提升为关键，破解深度贫困地区“生态贫困一经济贫困一文化贫困一能力贫困”循环。
2.自我发展能力提升的方式选择 学校教育是极为重要的能力提升途径，且藏区“9+3”教育帮助了“9+3”教育主体的非农化和异地化就业。农业生产经营群体能力提升路径很难复制“9+3”和职业技术教育，只能针对生产经营群体的实际需求分步实施。
一是以农村发展项目为载体，为贫困群体参与赋权。在农村发展项目中设计农户自我发展能力建设子项目，让农户认识项目、了解项目、参与项目、监督项目。
二是以农村能人为引领，发挥农村社区能人的示范带动和引领效应，让社区贫困人口参与融入能人项目并在参与融入中提升自身经营能力。红原县下哈拉玛村农家乐从一家发展到5、6家，就是能人示范引领的典型；松潘县大寨乡水草坝村，依托经幡厂而带动大批村民进厂务工就业。
三是以农村女性为重点，设计女性能力提升项目。鉴于女性受教育水平低而教育投资的边际回报率高于男性的特点，在农村发展项目中设计针对女性发展的项目，提升女性在项目中的参与度、获得感，进而提升女性发展能力，有效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四是以农业经营者需求差异为着力点，提供差异化的技能培训支持。需求差异与经营者年龄分布相关，不同年龄段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因流动性不同而需求有别。35岁以下年龄段群体外出流动可能性更高，可重点实施非农就业技能培训；35岁以上群体（特别是女性群体），重点是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相关的培训以及集中社区适应能力提升培训。
五是以灵活性便捷性为原则，满足农业经营者的多样性需求。一方面在相对集中的村落举办农民夜校，以村寨能人为教员，用农民听得懂的语言宣传农村政策和村寨实施的工程，讲解农技、普及健康知识等；另一方面可依托田间地头，开办农民田间学校，为农业经营者提供农牧林相关生产技术。
3.在农村发展项目中设计自我发展能力提升子项目
依托农村发展项目提升发展能力已在世界银行相关项目中得到验证。世界银行第五期项目高度重视农民的能力建设，在4个分项目就有3个专门安排能力建设计划和资金。除常规实用技术培训、务工技能培训外，项目将农民参与管理能力建设纳入到农民能力建设的范围。通过培训、示范和实践活动，提高农民在参与社区发展规划、招投标、项目实施管理和监测等方面的能力以及农民认知社区资源和分析脆弱性的能力。相对于技术和技能培训，参与管理能力和社区可持续发展能力建设对农村未来发展的影响可能更加深远。在“干中学”中有助于提升参与农户的自我发展能力。建议在川西北藏区各类农村发展项目中设计能力提升子项目并给予专项资金支持，确保农业生产经营者特别是贫困群体能力参与到项目论证、项目规划、项目实施以及项目监督等各个环节，在参与项目中提升发展能力。
4.将社会性别意识引入农村发展项目
尽管川西北藏区农业生产经营活动女性化特征在统计数据上不显著，女性农业生产经营者占该群体的比重并未过半，但“女劳男逸”还在边继续，女性参与培训的机会却受制于女性家庭角色定位以及女性高文盲率而偏少。以若尔盖沙化土地治理为例，接受培训的对象为男性牧民，但项目实施过程中的参与者为女性，女性背土、整地、种沙障植物等等。同样的情形存在于农区以及半农半牧区。无论是女性农业生产经营者受教育水平、女性家庭角色还是从女性的脱贫主体作用，均建议在农村发展项目、农业生产经营相关培训中增强性别意识，有针对性地为女性提供参与项目的机会，为女性提供接受培訓的机会。同时，针对女性以家庭和农牧业活动为主的特点，因地制宜地提供适合女性的培训发展项目。
5.自我发展能力提升的制度资金保障
建议在项目规划编制过程中，充分征求项目实施区农户意见，确立能保障农户充分参与的项目实施规划，明确参与农户比重、提供的就业岗位、跟进的培训措施以及项目收益分成办法等；在项目实施中，按照规划对照检查农户参与情况，对农户参与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纠偏和修正，确保农户的参与权利和项目收益分成。对于招投标建设工程，将解决工程区劳动力就业数量等作为投标必备条件，确保工程区当地劳动力特别是贫困劳动力的就业。借助区内企业及其产业基地，对基地及其周边农户开展生态种养殖培训，提升农牧民的产业发展能力。可邀请本地能人，用老百姓理解的语言进行培训示范，提高本地劳动力的科学种植能力。
农业生产经营者是农业农村农民“三农”问题之根本，川西北藏区脱贫攻坚的主体是农业生产经营者，脱贫攻坚的主要举措是农业生产经营者能力提升，路径是农业生产经营者个人禀赋和能力的全面增值，最终形成深度贫困地区精准脱贫和持续发展的良性机制。
（责任编辑 博农）
〔关键词〕 川西北藏区 农业生产经营者 自我发展能力
〔中图分类号〕F32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694（2018）03—0070—10
距离2020年全面消除农村绝对贫困还剩不到三年时间，扶贫工作整体进入啃硬骨头、攻坚拔寨的冲刺阶段。深度贫困地区则是脱贫攻坚拔寨中的硬骨头，具有自然条件差、经济基础弱、贫困程度深的共同性特征。川西北藏区是全国深度贫困地区之四省藏区的四川藏区，也是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第二大藏族聚居区、农业生产经营者文化素质全省垫底地区。四川省第三次农业普查数据显示，2016年川西北藏区农业生产经营者中有30.5%的人口没有上过学（文盲人口），而同期全国4335万建卡贫困人口中文盲为15%。川西北藏区农业生产经营者文盲人口占比较全国建卡贫困人口文盲人口占比高约15个百分点。普查中的农业生产经营者涵盖在农业生产经营单位的从业者，其范围远大于建卡贫困户，据此可以推测农业生产经营者中建卡贫困人口的文盲率绝对高于30%。受教育程度虽然不是衡量农业生产经营者素质的唯一指标但却是极为重要的指标，未上过学是人口素质低下的表征指标。因而，川西北深度贫困地区的脱贫攻坚，还面临着贫困人口受教育程度低的短板。受教育程度低的农村人口更多依赖农业生产活动，依赖自然生态资源维持生计，缺乏生计转型的文化支撑；一旦传统生计资源组合发生变化，一旦自然生态资源禀赋利用受限，极易陷入生计转型贫困。而且，来自政府的补贴、社会资助以及生态岗位就业等只能让他们保持在相对低的一种生活状态，要实现社会流动还需要能力提升。这类深度贫困地区的扶贫，应将“五个一批”与对贫困主体的扶志扶智相结合，激发农业生产经营者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构建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
一、四川省第三次农业普查农业生产经营者数据透露的喜与忧
2017年12月30日，四川省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办公室与四川省统计局联合发布了第五号公告，公告内容是2016年四川省农业生产经营人员数量和结构，全省农业生产经营者为2429.13万人，其中男性占50.9%、女性占49.1%，35岁及以下占14.6%、55岁及以上38.1%，农业生产经营者呈现出劳动力高龄化特点。川西北生态经济区，农业生产经营者性别结构和年龄结构均不同于全省平，农业生产经营者年龄结构相对偏年轻，女性人口占比较全省平均水平低0.8个百分点，但未上学人口占比是全省的三倍多。
川西北生态经济区由甘孜藏族自治州和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组成，是全国重点生态功能区之一——川滇森林及生物多样性生态功能区的核心区和若尔盖高原湿地水源涵养区，也是全省四大连片贫困区之一。2016年，有农村常住人口141.58万人，其中农业生产经营者68.16万人（占农村常住人口的48.14%）。在这68.16万农业生产经营者中，男性51.7%、女性48.3%；从年龄结构上看，35岁以上人口占39.1%、55岁以上人口占13.5%、36～54岁人口占47.5%；从受教育程度上看，未上过学人口占30.5%、小学人口占49.1%、初中人口占15.5%、高中或中专人口占3.3%、大专及以上人口占1.7%。
数据属性可谓喜忧参半。喜的是在全省乃至于全国农业经营者普遍高龄化的背景下，川西北藏区农业经营者依然保持着年轻化结构，35岁以下人口占比接近四成（同期四川省只有14.6%，成都平原区11.4%，而川东北经济区只有10.9%），55岁以上人口只占13.5%（全省为38.1%，川东北为44.4%）。年轻，是川西北藏区农村发展最大的优势，年轻人接受能力强，易于接受农业生产新技术新知识新理念，也意味着蕴藏着农村劳动力转移潜力，是区域农村发展最大的动力。忧的是农业经营者文化资本（教育资本）难以满足乡村振兴和农村脱贫奔康的要求，难以支撑生态经济发展和立体生态屏障构建。从数据上看，未上过学的农业生产经营人口达到30.5%（接近三分之一），小学教育程度的接近五成（49.1%），两者合计79.6%（接近八成人口）。假设35岁及以下农业生产经营者均具有至少初中及以上水平，也只有20.5%的比例（而35岁及以下占比为39.1%，还有18.6%的35岁及以下人口为小学水平），也即36岁及以上农业生产经营者全部为没有上过学的人口。诚然，不能以是否上学作为评判农业生产经营者人力资本的主要指标，但未上过学也就意味着基本不具备读写能力，其农业生产经营技能更多依靠口口相传，对自然生态资源的依存度高。
再将川西北生态经济区农业生产经营者进一步细分，即普查所列的规模农业生产经营户、农业生产经营单位，数据更值得关注。本次普查所指的农业经营户是从事农、林、牧、渔业及農林牧渔服务业的农业经营户；规模农业经营户指具有较大农业经营规模，以商品化经营为主的农业经营户；农业生产经营单位，是以从事农业生产经营活动为主的法人单位和未注册单位，以及不以农业生产经营活动为主的法人单位或未注册单位中的农业产业活动单位。在36.89万户、68.16万人中，在规模农业生产经营户从业的为1.35万户、4.3万人，农业生产经营单位0.56万个、3.61万人，扣除这两类即为一般农业生产经营户34.98万、60.25万人，平均每个经营户是1.7个生产经营者。同期甘孜阿坝两州农村户为41.1万户，农业生产经营户占农村总户数的85%（也就是说，有85%的农户是农业生产经营户，加上规模以上经营户，比例为88.2%）。农业生产经营者、规模农业生产经营从业者以及农业生产经营单位从业者的性别结构、年龄结构和文化结构，同样存在较大差距。规模农业生产经营者具有年轻化、文化素质低、以牧业为主特点，结合规模农业生产经营户的标准，可以确定这部分群体为川西北藏区的牧区牧民，也是全省农业生产经营从业人员中受教育水平最低、最年轻的群体。 二、川西北藏区深度贫困的农业生产经营者视角
川西北藏区是四川省面积最大的深度贫困地区。2015年有农村贫困人口23.7万人，贫困发生率16.9%，到2017年仍有11.2万农村贫困人口，是全省贫困发生率最高的地区，更是精准扶贫攻坚拔寨的攻坚区。这个区域具有生态资源富集、土地广袤、自然保护区占比高、农业生产经营活动多样等特点，是长江上游和黄河上游生态屏障的重点控制性区域，是全国五大牧区之一的川西北牧区、西南原始林的核心区域，拥有世界上海拔最高的泥碳沼泽地一若尔盖湿地，也是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偏低的深度贫困区。按照四川省第三次农业普查的定义，农业生产经营人员是指“在农业经营户或农业经营单位中从事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累计30天以上的人员数（包括兼业人员）”，农业生产经营活动包括种植业、林业、牧业、渔业以及为相关服务。农业生产经营者是职业意义上的农民，是农村常住劳动力资源主要组成部分，是重点生态功能区建设的主体，更是农村振兴农业发展农民富裕的依靠主体和建设主体。
1.农业生产经营者中女性群体文化水平低
女性占农业生产经营者的比重为48.3%，是农业发展农民富裕的重要力量，但川西北藏區农村女性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甘孜农村人口中有36.28%的15岁及以上人口为文盲半文盲人口，其中男性为30.48%，女性为42.37%；阿坝州农村人口中，文盲半文盲人口占15岁以上人口的比重男性为10.96%，女性为21.10%。理论上，农业生产经营者是处于劳动年龄段的人口或者刚退出劳动年龄段的低龄老人（54岁以下人口占86.6%），是农村常住人口中文化水平最高的群体，这部分群体的30.5%没有上过学（牧区达到39.6%）。在藏区，女性不仅负责家务劳动，还承担着较为繁重的农牧业生产活动，种地、砍柴、放牧、挤奶等，大部分都由女性从事。笔者在红原县、若尔盖县和松潘县半农半牧区调研时，采访过十多位年龄在27岁到64岁的女性农牧民，她们中仅有2位上过3年小学（其中1位35岁的女性自2016年起在红原县城丽湾酒店做客房服务员），其余全部在家做家务活、放牧、种地以及砍柴等，偶尔（节假日）去县城逛逛。红原县下哈拉玛村村书记在访谈中提到，“我们（红原）牧区女娃儿很辛苦，我们牧区传统就是媳妇（包括女娃子）以家务为主，挤牛奶、家务活、拾牛粪等都是女人的事，男人做这些是要被笑话的。说实话，我们这里的男娃很享福。我们（丈夫）内心其实也希望做些家务，但我们这里的传统习惯就是男的不做家务、不挤牛奶、不捡牛粪、不编织帐篷等。我们都不做家务活，我们大多数时间都是闲着”。尽管如此，她们基本不知道在她们村实施的退牧还草、草原生态保护奖励、天然林保护等工程，也不清楚全家耕地面积有多大、草地有多少亩、家里的林地面积有多大，但她们却是耕地草地森林的主要利用者。
2.生态保护与生态建设所施加的生计转型压力
川西北藏区有3个世界自然文化遗产地、14个国家和省级风景名胜区、3个国家5A级风景名胜区、38个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甘孜州27.9%的土地、阿坝州26.4%的土地是县级及以上自然保护区，自然保护区周边地区是贫困高发区，自然保护区类社区贫困现象突出，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社区的传统自然资源利用权受到严格限制乃至于禁止。
四川省13条生态红线保护区区块中，雅砻江源水源涵养红线区、大渡河源水源涵养红线区、黄河源水源涵养一生物多样性保护红线区、沙鲁里山生物多样性保护红线区、大雪山生物多样性一土壤保持红线区、岷山生物多样性保护一水源涵养红线区等7条红线保护区块也在这一地区。生态环境保护是主体任务，在保护的前提下发展，自然保护区面积不断扩大、生态保护红线区块的划定以及草原生态保护奖励制度等，都对农业生产经营者的行为形成了比较强的约束，传统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要做出改变和调整，对受教育水平较低的农业生产经营者是挑战。牧区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的女性人口、贫困人口、年龄偏大的群体普遍是小学及以下文化，长期的生存模式是就地取材解决生计。
3.农业生产经营者受教育程度对精准扶贫项目不适应
《关于支持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的实施意见》提出构建适应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需要的支撑保障体系，扶贫攻坚中要发挥贫困地区群众主动性创造性、激发深度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脱贫致富内生动力。川西北藏区提出了特色农业、全域旅游、生态建设等绿色产业，实施“山植树、路种花、河变湖（湿地）”工程，构建“山顶戴帽子、山腰挣票子、山下饱肚子”立体生态格局。通过产业带动、生态保护等，形成一个长效收入机制和发展路径。但近三成农业生产从业者没有上过学的教育背景使其在接受特色产业、发展项目等时存在着观念上的认识障碍，很难放弃既有生产模式并接受新的生产技术和新品种。对藏区的实际调查也表明，藏区贫困群体普遍缺乏知识和技能，缺乏对外界的认知和交流，女性群体对身边实施的扶贫项目、生态项目缺乏了解。贫困群体容易抱守传统的观念与生活方式，拒绝接受新的生产生活方式。
目前，藏区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以农田水利、土地整治、中低产田改造、高标准农田建设为主，以发展设施农业为策略，推动特色农业发展。在牧区实施现代草原畜牧业试点示范，推动标准化草地、人工饲草地、牲畜暖棚、标准化养殖小区建设、现代家庭牧场示范。这些扶贫工程对参与者都有一定的文化要求，要能接受这些发展措施、理解这些观念，最终形成发展的动力。但文盲和小学文化比重过高的农村人口，在接受这些观念、项目上存在一定的滞后，需要有特别的培训支持。
4.农业生产经营者参与生态产品供给不充分
生态保护与建设是川西北藏区的重点任务，关系到生态屏障建设、关系到生态保护红线区块保护、关系到生态产品供给能力建设、关系到国际旅游文化目的地建设、关系到精准扶贫和精准脱贫。生态保护与建设不仅是划出区块进行保护问题，而是涉及到区域产业结构调整、内生动力培训、生态资源可持续利用等，涉及到绿水青山转变为金山银山。生态保护与建设包括自然生态保护、森林湿地保护、森林产品的持续利用和开发、基因资源保护与利用、有害生物防治等，包括提升贫困人口从生态保护中的获得感。但农村人口（农业生产经营者）这种文盲半文盲的人口素质，难以理解生态建设项目的具体要求、难以按照生态建设项目进行规范化管理、难以最大程度从项目中受益。从既有调查来看，能够抓住生态建设与保护项目机遇并实现生计转型的群体都是个人能力较强的群体；能力偏弱的群体往往无法完成生计转型而成为脆弱的贫困群体。文化水平较低几乎是川西北藏区贫困群体的主要表征，也是生态建设项目获得感较低的群体。 三、川西北藏区农业生产经营者的自我发展能力
1.发展能力
能力，英文capacity，被阿玛蒂亚.森描述为反应个人拥有实现的各种功能性组合的潜力以及拥有不同生活方式中做出抉择的自由，潜力与自由被锁定为可行能力的核心要素。功能性组合则是一个人认为值得去做或达到的多种多样的事情或者状态。能力，影响个体对各种功能性组合的选择，决定个体能否将其拥有的禀赋资源转变为选择功能性组合的资本，决定个体能否抓住发展机遇。正如英国学者V.S.奈保尔在《印度：受伤的文明》中写道“发展并不平等地涉及所有人。对于一些人来说，发展让他们看见了一个新世界；对另一些人来说，则令他们更加受制于旧世界”。背后的逻辑之一是个体发展能力的迥异，因为个人在生活中改变事物的能力更重要。一个具有改变能力的人，更能顺势抓住机遇做出调整。而受教育程度能在一定程度上衡量能力强弱，受教育程度越高，实现各种功能性组合的潜力就越强，越能实现社会流动和自由发展。因而，教育是促进个人乃至家庭实现社会流动的最有力工具。一个长期从事农业生产劳动且生活在农村的文盲半文盲个体，其认知更多受限于所依存生产资料和居住环境，固守传统功能性组合，一旦其生存资源组合发生变化，就会面临诸多不适应而成为发展变迁（化）中的脆弱群体和长期贫困主体。川西北藏区的长期贫困与农业生产经营者受教育水平低难脱干系，受教育水平低影响生计策略调整和劳动力乡城迁移。文盲半文盲人口多、文化素质低、受教育水平低、思想观念保守等经常出现在四川藏区贫困文献研究中。
2.自我发展能力
笔者曾将贫困人口的自我发展能力定义为“一个人运用所学知识、技能，获取、利用社会资源，实现自身价值的能力”。这个定义稍显片面，未能涵盖个人内生动力，即贫困群众首先要“心热起来、行动起来”和要有“飞”的意识和“先飞”的行动。著名经济学家舒尔茨曾经指出，人类的未来并不完全取决于空间、能源和耕地，而是取决于人类智慧的开发。深度贫困地区农村发展和贫困人口脱贫，更多取决于农业生产经营者内生动力和内生活力，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大力度推进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中强调的那样，“没有内生动力，仅靠外部帮扶，帮扶再多，你不愿意飞，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內生动力是自我发展能力的基础和前提，是能否飞起来的前置条件。农业生产经营者自我发展能力，是经营者应具备的想飞会飞意愿，是经营者应具备的多种功能性组合能力，是经营者主动融入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能力，是经营者适应“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总体要求的能力。它要求经营者主动融入农村一二三产业发展的能力，参与农村生态保护与建设、社区治理和适应富裕生活的能力。其中，文化素质提升是核心，具备最基本的读写能力是关键，主动融入农村发展项目是基本要求。对此，应积极培育35岁及以下不识字的群体要具有认识一些汉字和藏文的能力，要具有签名的基本技能，还要具备适应新型居住形态（定居生活）的能力，更要具备从农民转变为市民（城镇人口）的社会适应能力。
3.自我发展能力提升的扶贫目标定位
自我发展能力提升是我国农村扶贫工作的重要目标。在“八七扶贫攻坚计划”中就强调“在解决温饱问题的同时，通过鼓励贫困县发展骨干企业，改变县财政困难，增强自我发展能力”。在《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中强调要“依靠贫困地区自身力量，来提高贫困农户自我积累、自我发展能力”。在《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中强调“要充分发挥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强化扶贫对象的主体地位，着力增强扶贫对象的自我发展能力”。在2015年11月2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中强调“注重扶贫先扶智，增强贫困人口自我发展能力”。在《国务院关于印发“十三五”脱贫攻坚规划的通知》（国发〔2016〕64号）中指出，要“坚持激发群众内生动力活力。坚持群众主体地位，保障贫困人口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充分调动贫困地区广大干部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发扬自强自立精神，依靠自身努力改变贫困落后面貌，实现光荣脱贫”。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扶贫开发会议上讲话时指出，脱贫致富终究要靠贫困群众用自己的辛勤劳动来实现。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要重视发挥广大基层干部群众的首创精神，让他们的心热起来、行动起来，靠辛勤劳动来改变贫困落后面貌。2017年6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座谈会上讲话指出，注重培育贫困群众发展生产和务工经商的基本技能，注重激发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众脱贫致富的内在活力，注重提高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众自我发展能力。2018年全国扶贫工作会议强调要“注重扶贫与扶志扶智相结合，让贫困群体想干、敢干、会干”。贫困群体首先要转变意识，要从“要我发展”转变为“我要发展”的“想干”，继而是敢干、能干和会干的自我发展能力。
四、农业生产经营者自我发展能力提升路径选择
1.自我发展能力提升的主体分类定位
自我发展能力提升对象以正在从事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的群体为主。按照第三次农业普查数据，川西北藏区农业生产经营者为68.16万人，以未上过学、小学和初中文化水平的群体为对象，合计是64.82万人（占总数的95.1%）。在这个群体中，重点群体和关键群体是：未上过学和具有小学文化程度的生产经营群体，大约是54.25万人（占农业生产经营者的79.6%）；年龄在45岁及以下未上过学和具有小学文化的群体；未上过学和具有小学文化的女性群体。其中，女性群体尤其值得关注，藏区农村女性是最直接的农业生产经营者和生态建设项目的直接参与者。这部分人的文化素质、生产技能直接关系到川西北地区农村脱贫攻坚和持续发展，关系到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及生态屏障的加快建设。应以农业生产经营者能力提升为关键，破解深度贫困地区“生态贫困一经济贫困一文化贫困一能力贫困”循环。
2.自我发展能力提升的方式选择 学校教育是极为重要的能力提升途径，且藏区“9+3”教育帮助了“9+3”教育主体的非农化和异地化就业。农业生产经营群体能力提升路径很难复制“9+3”和职业技术教育，只能针对生产经营群体的实际需求分步实施。
一是以农村发展项目为载体，为贫困群体参与赋权。在农村发展项目中设计农户自我发展能力建设子项目，让农户认识项目、了解项目、参与项目、监督项目。
二是以农村能人为引领，发挥农村社区能人的示范带动和引领效应，让社区贫困人口参与融入能人项目并在参与融入中提升自身经营能力。红原县下哈拉玛村农家乐从一家发展到5、6家，就是能人示范引领的典型；松潘县大寨乡水草坝村，依托经幡厂而带动大批村民进厂务工就业。
三是以农村女性为重点，设计女性能力提升项目。鉴于女性受教育水平低而教育投资的边际回报率高于男性的特点，在农村发展项目中设计针对女性发展的项目，提升女性在项目中的参与度、获得感，进而提升女性发展能力，有效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四是以农业经营者需求差异为着力点，提供差异化的技能培训支持。需求差异与经营者年龄分布相关，不同年龄段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因流动性不同而需求有别。35岁以下年龄段群体外出流动可能性更高，可重点实施非农就业技能培训；35岁以上群体（特别是女性群体），重点是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相关的培训以及集中社区适应能力提升培训。
五是以灵活性便捷性为原则，满足农业经营者的多样性需求。一方面在相对集中的村落举办农民夜校，以村寨能人为教员，用农民听得懂的语言宣传农村政策和村寨实施的工程，讲解农技、普及健康知识等；另一方面可依托田间地头，开办农民田间学校，为农业经营者提供农牧林相关生产技术。
3.在农村发展项目中设计自我发展能力提升子项目
依托农村发展项目提升发展能力已在世界银行相关项目中得到验证。世界银行第五期项目高度重视农民的能力建设，在4个分项目就有3个专门安排能力建设计划和资金。除常规实用技术培训、务工技能培训外，项目将农民参与管理能力建设纳入到农民能力建设的范围。通过培训、示范和实践活动，提高农民在参与社区发展规划、招投标、项目实施管理和监测等方面的能力以及农民认知社区资源和分析脆弱性的能力。相对于技术和技能培训，参与管理能力和社区可持续发展能力建设对农村未来发展的影响可能更加深远。在“干中学”中有助于提升参与农户的自我发展能力。建议在川西北藏区各类农村发展项目中设计能力提升子项目并给予专项资金支持，确保农业生产经营者特别是贫困群体能力参与到项目论证、项目规划、项目实施以及项目监督等各个环节，在参与项目中提升发展能力。
4.将社会性别意识引入农村发展项目
尽管川西北藏区农业生产经营活动女性化特征在统计数据上不显著，女性农业生产经营者占该群体的比重并未过半，但“女劳男逸”还在边继续，女性参与培训的机会却受制于女性家庭角色定位以及女性高文盲率而偏少。以若尔盖沙化土地治理为例，接受培训的对象为男性牧民，但项目实施过程中的参与者为女性，女性背土、整地、种沙障植物等等。同样的情形存在于农区以及半农半牧区。无论是女性农业生产经营者受教育水平、女性家庭角色还是从女性的脱贫主体作用，均建议在农村发展项目、农业生产经营相关培训中增强性别意识，有针对性地为女性提供参与项目的机会，为女性提供接受培訓的机会。同时，针对女性以家庭和农牧业活动为主的特点，因地制宜地提供适合女性的培训发展项目。
5.自我发展能力提升的制度资金保障
建议在项目规划编制过程中，充分征求项目实施区农户意见，确立能保障农户充分参与的项目实施规划，明确参与农户比重、提供的就业岗位、跟进的培训措施以及项目收益分成办法等；在项目实施中，按照规划对照检查农户参与情况，对农户参与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纠偏和修正，确保农户的参与权利和项目收益分成。对于招投标建设工程，将解决工程区劳动力就业数量等作为投标必备条件，确保工程区当地劳动力特别是贫困劳动力的就业。借助区内企业及其产业基地，对基地及其周边农户开展生态种养殖培训，提升农牧民的产业发展能力。可邀请本地能人，用老百姓理解的语言进行培训示范，提高本地劳动力的科学种植能力。
农业生产经营者是农业农村农民“三农”问题之根本，川西北藏区脱贫攻坚的主体是农业生产经营者，脱贫攻坚的主要举措是农业生产经营者能力提升，路径是农业生产经营者个人禀赋和能力的全面增值，最终形成深度贫困地区精准脱贫和持续发展的良性机制。
（责任编辑 博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