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皇帝史”持续两千多年,总共约四百多个皇帝。论其长久性和完整性,在世界各国中是一个极其罕见的现象。好处是统一的局面多于分裂,纵是分裂后仍可复归统一,所谓“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是也。但肯定也有许多“副作用”,其副作用之一就是:长期在许多中国人头脑中形成为一个定式——必须有皇帝心里才踏实,最好是有个皇帝管着,当然,最好是由“好皇帝”管着。
　　可话又说回来,在封建时代,如果没有皇帝,没有皇帝管着,那不就成了无政府主义的局面,不就乱套了吗?从这个意义上说,好像是可以理解的。问题是:在某些人脑子里积淀和沿袭着一种“想皇帝,崇皇帝,没了皇帝恋皇帝”就不大好了。我在大学读书时,有一位家住北京东郊通县的同学告诉我说:直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帝制消除已三十多年后,他们那里有的人家死了人,棺材头上的金字上还写着:“大清顺天府通县……”云云,可见那些人家对帝制和皇帝怀恋之深。还有更可笑的,即使是偏居一隅的傀儡小皇帝,有不少人还是津津乐道。我小时候村里有在沦陷了的东北经商谋生的乡亲,回来探家时聊起那个在“新京”(长春)当伪满皇帝的爱新觉罗·溥仪时,还是不胜崇慕地夸说:“康德皇帝,那可是真龙天子!”
　　看来,在某些人的心底里,对皇帝的无比看重绝不仅是希望他来维系统一局面,病根儿还于那种或隐或显的“真龙天子”的感觉在作祟。
　　对这种现象,只采取模糊哲学称之为“皇帝情结”。
　　如果仔细分析一下,对于中国历史上比较有建树,所谓“文治成功”上确有一套,或为“开国盛世”,或为“中兴之主”,总而言之,能使广大臣民生活得较为好些,被盘剥被压榨得轻些,社会的经济文化状况处于良性运转期,不说是欣欣向荣起码也不是一塌糊涂。如此,后世乃至今日给以实事求是的评价,包括对有关皇帝本身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给予适当的肯定,也都是正常的,应该的。
　　但问题是,如果达到不分青红皂白,见皇帝就捧,“好皇帝”固好,不那么好的甚至是“坏皇帝”也来个“暗箱操作”,随心所欲地就给“平反”了,反正是一片“主子”“奴才”喳喳连声,全都是“天之圣明”。说康熙圣明还有的是理由:半个多世纪前连当时的一位伟人都说爱新觉罗·玄烨了不起;说乾隆圣明也有站得住脚的依据,早在民间广为流传的“乾隆下江南”给人的印象是一个典型的风流天子而不是暴君的形象。但过去有非议的雍正今天在不同形式的文艺作品中都同样甚至更加“圣明”,总的来说是彻头彻尾的“平反”了。在有的作品中,过去说雍正篡改遗诏之举没有了,据说是因为前说站不住脚。可新说“站得住脚”的根据也不充分。从前在民间流传的雍正被一位女侠(被冤杀者的后代)取走了首级、如今西陵雍正皇帝安的是一个金头之说,如今没有。其出发点当然也不是因传说之荒唐,还是为了维护皇帝“金玉之体”、“圣明”形象——天子被取走了首级,那还了得!
　　这还不足为奇,还有更出格的。有的影视作品中,在近代长达半个世纪伤痛的历史中难辞其咎的慈禧太后(实质上也是皇帝),竟一反往常,在朝议“大会”上发表慷慨陈词的演说,那副忧国忧民、感人肺腑的情态,令今之人也身愧难及!叹金瓯之不整,愤臣下之不争,好像与这位万万人之上、执掌实权的太后老佛爷没有责任!这就是一种“爱皇癖”的杜撰了。
　　出格之甚者,竟达到明明是公认的劣迹斑斑的“坏皇帝”,却偏偏要将其劣迹美化成“佳话”。明武宗正德皇帝(朱厚照)毕生游乐狎冶无度,倚重大奸臣刘瑾,加剧社会矛盾。在此期间,中原地区爆发刘六、刘七农民大起义,朝廷虽倾力镇压下去,却使民生更加凋蔽。这个朱厚照有一个突出的爱好,即去大同、宣府一带游玩,或带大队军马,自任统帅,千里抬摇,或便装简从,寻花问柳。有一出老戏曰《梅龙镇》(又名《游龙戏龙》)就是说的正德皇帝出京至宣府一带,在一家小店遇店家少女李凤姐,而极尽勾引调逗之能事,后来当这个乔装皇帝露出本色(便装之内的龙衣),唱着“左边也是龙,右边也是龙”,该李女大惊失色,慌不迭地下跪讨封。皇帝又唱道:“孤三宫六院都封尽,封你为闲游戏耍宫”。纵是一向轻薄戏谑之词,也使李女感功莫名:“谢主龙恩”。记得解放初期戏剧改革时,此剧因“表现统治者恣意污辱民女”、内容有糟粕而列为篇目不多的禁演剧目之中。好像“文革”前一直未再上演此剧。在当时的历史条件如此处理完全可以再议,但近些年来不仅恢复上演,却将正德这个“风流皇帝”渲染得有点“嗜痂为香”之嫌了。
　　至于对一般感觉中的“好皇帝”再加溢美,以至隐恶扬善,隐失表功等,就更是俯拾皆是。譬如对唐玄宗李隆基,有所谓“开元盛世”向为人所称道,就连他娶子李瑁之妻杨玉环而“三千宠爱在一身”也少加指斥,而且多被诗歌和戏曲赞为千古爱情佳话。人们熟知者即有白居易的《长恨歌》,还有后世的不止一部剧作《长生殿》、《梧桐雨》等。这且不说,其实仅就李隆基的“盛世”,一般人的视线也多被长安城的辉煌灯火所障,事实本身并非没有纰漏和闪失。其实就在“安史之乱”之前,唐皇朝在表面隆盛之下的虚弱已有暴露。都城西面吐蕃已将叩门,汉人将领多已失色,幸赖突厥族将领代汉族将领王忠嗣为陇右节度使,于青海击败吐蕃,才使长安转危为安(在这之前,朝中已有迁都洛阳之议,可见形势是如何危急)。
　　至于人所公认的“好皇帝”,如有作为的开国皇帝那就更没得说了。在如今的影视屏幕上凡出现唐太宗李世民和明太祖朱元璋的镜头,除了雄才大略而外,就是嫔妃成群,尽道其排班“驾幸”之盛。好皇帝嘛,高规格的享受更加理所应当!制作者有充分理由说:这是反映的宫廷现实。但问题是它的倾向如趣味:“天经地义”,尽情玩味于“万岁”应享之规格,教人艳羡!这就不大对劲儿了。当然,那是历史条件所致,我们今天大可不必开什么现场批判会口诛笔伐,但也不必竭力渲染其“千倍”,何止“三陪”之隆盛。更不宜本末倒置喧宾夺主。不是吗?
　　话说回来,也不足怪,“坏皇帝”都恁般幸运,“好皇帝”当然要更加幸运!
　　其实,所谓“好皇帝”,也是一种相对的甚至是无奈的说法。以朱元璋而论,杀戮成癖、株连无辜造成了多少冤魂?纵是最最好的“好皇帝”李世民,不也是杀兄杀弟才上台的吗?好在这些都是宫廷内部的事,草民不必细究。如再细究,那还有几个“好皇帝”呢?
　　所以,我们才必须具有历史主义的观点,清楚认识到皇帝毕竟是皇帝,毕竟是封建时代的统治者,不然为什么我们要那样高度评价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帝制的伟大功绩?假如按照“嗜皇癖”那般尽情美化乃至“平反”下去,我们先人们为结束封建帝制前仆后继流血牺牲那不是多此一举了吗?
　　如再深问一步,封建皇帝的好运气是怎么来的?我想其一是因为一代代传下来的不少人头脑中的皇帝情结的惯性所致。在今天,这种影响远未清除。一些文艺作品除影视、小说外,传统戏曲亦不可小视。我是个京剧的爱好者,但我爱的是“国粹”的艺术尤其是唱腔,但对其很大一部分剧目包含的思想,却不敢十分恭维。其中值得商榷者不少,特别是皇权至上、君权神授、皇旨无所不对,纵有过错亦不可与臣下同样责罚等等。京剧中的《打龙袍》、《斩黄袍》等,这不是“好皇帝”之类的开明行为;至于残暴无道的“坏皇帝”,那根本就更谈不到了。这样的惯性流传至今,所以就像男人的长辨子一样很长时间内不能剪除。其二恐怕是社会转型期某些人的价值观有点混乱或失范所致。皇帝的无上威仪、无比享乐对一些认识模糊或以“役人”为乐荣华至上的人来说,无疑是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在一种极度艳羡的动机促使下进行“仿真”操作或满足心理上的追求,是很合乎不无扭曲的逻辑的。如此负性循环,便演化出一番光怪陆离的风景。
　　但似乎也有例外,“坏皇帝”中的秦二世胡亥和隋炀帝杨广至少似乎未见或少见“平反”性的文章与作品。秦二世只是一个混人而已,并无任何有价值的建树,但杨广则不然,其某些作为较之有的“好皇帝”不仅毫无逊色,还很有些可圈可点之处。也许他们都离今天太远,如是清朝皇帝,恐怕又是另一种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