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以为明末利玛窦、徐光启引进“西学”以后，“利徐之学”在清代曾经中断，似乎只在“鸦片战争”以后，晚至“戊戌”时期的康、梁一辈学者，才重新开始“西学”启蒙运动。然而，清中叶以降江南地区学术传承脉络证明：以钱熙祚、顾观光、张文虎、李善兰为核心的学者群体在1837年即通过抄录、校勘、刊刻“守山阁丛书”,研究和传承明末耶稣会士翻译的天文、地理、数学等著作，并为战后之“西学”复兴做了铺垫。“守山阁丛书”及一系列包含“西学”书目之丛书的刊刻与发行，证明江南地区的乾嘉学者有一种内在和纯学术的热情。如同笛卡尔、帕斯卡哲学提倡“几何学精神”一样，李善兰、伟烈亚力续译《几何原本》（1858）后九卷，接续利玛窦、徐光启的“所以然”的“metaphysical study”,表现了“西学”启蒙运动的延续性。19世纪30年代起，“守山阁丛书”刊刻实践，以及与之相关的墨海书馆、江南制造局、京师同文馆、广方言馆译书活动，是一种延续性事业，更是“戊戌变法”中“西学”宣传运动的基础。总之，“守山阁丛书”学人群体的学术自觉，并不能以“冲击—反应论”的模式来解释，而需要某种形式的“内在理路”来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