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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忘记老朋友”,这是周总理终生恪守的处世准则、做人规范。既然“哪怕他一生中只做过一件有益的事情”我们也不应忘记;那么,对于那些勋劳卓著、治绩辉煌的负责干部,那些赤诚相与、肝胆相照的党外朋友,当他们陷入逆境之时,还能坐视不顾吗?为此,十年动乱中,尽管他自己也处境艰难,且重病缠身,还是尽最大努力,保护了大批党内外的高级干部与知名人士,体现了一片革命真情,留下了许多动人佳话。
在红卫兵破“四旧”、乱抄家、乱揪斗的狂潮中,许多民主人士首当其冲,大难临头。他们大都是与中共長期风雨同舟的老朋友,为民族解放事业作出过很多贡献。周恩来日夜操劳,多方奔走,帮助他们摆脱困境。他把在上海遭到冲击的宋庆龄先生请到北京,并指派他的保卫人员担任安保工作;下令上海有关部门立即修复遭到破坏的宋家墓地;指示人民出版社重印《孙中山选集》,并亲自为新编的《宋庆龄文集》题写书名,以安慰在精神上饱受创伤的宋庆龄副主席。
1974年,住院治疗中的周总理,得知傅作义生命垂危,不顾医生劝阻,仍然亲自前往医院探望。总理拉着傅先生的手说:“您对和平解放北平是有功劳的。”处于弥留之际的傅作义,听了这一番话,心情十分激动,眼里闪现着晶莹的泪花。1975年8月24日,周总理拖着虚弱的病体,在北海公园散步,面对澄碧的湖水,长时间地凝望、沉思,然后转身向随行的医护人员问道:“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今天是老舍先生的忌日!” 九年前的这一天,人民艺术家老舍先生不堪“造反派”的污辱和毒打,投湖自尽。周总理闻讯后,异常痛心,满腔愤怒地跺着脚说:“把老舍先生弄到这步田地,叫我怎么向社会交代呀?!”深为没有保护好老舍自责。事发后第五天,他便亲自起草了一份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经毛主席批准,使一大批有功于人民的重要领导干部和爱国民主人士免遭迫害。
解放前,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因抨击官僚资本主义而被逮捕,周恩来四处奔走,将他营救出来。但蒋介石不准他出任公职、教书、讲演和发表文章,以致生活十分困苦。周恩来指示重庆《新华日报》全文刊载马寅初的著作《中国工业化与民主》,并致送最高稿酬,一时在国统区知识界传为佳话。1957年,马寅初因发表《新人口论》,被批为“中国的马尔萨斯”,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康生等人要把他划为右派,周总理出面回护,使他得以幸免。1972年,九十高龄的马寅初患直肠癌,经总理亲自批示,及时施行手术治疗,使其身体基本康复。而正是这一时刻,总理本人也不幸罹患癌症,却因未能及时治疗,留下了后患。马老从他与周恩来的几十年交往中,由衷地作出评价:“周恩来是最得人心的共产党员。”
周恩来多次强调,要帮助党外朋友解决具体实际问题。他曾亲自为宋庆龄、郭沫若、沈钧儒、马寅初、冯玉祥等爱国民主人士祝寿;亲自安排为司徒美堂先生制备衣物,以抵御北京寒冷的天气;为齐白石老人整修庭院;为老舍先生装修地板、求医治病……许多民主人士感动地说:“周总理不愧为‘周’总理!真周到。”老舍夫人胡絜青说:“总理善解人意,他懂得尊重人。在与演员合影时,大家出于尊重,把中间位置留给他,他却总是让给那些老艺术家。在他身上,你永远找不到强加于人、强迫命令、‘我说了算’的感觉。他永远是用商量的口吻同你说话。他对文学艺术上的一些见解,你可以接受,也可以不接受,不接受也不要紧。这就是周总理。所以,在文艺圈子里,他的朋友最多。”
周恩来长期主持我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建立了特殊的历史功勋。他在同党外人士交往中,一贯襟怀坦白,输诚相与。他说:“对党外人士要真诚和蔼,不要虚伪。只有把对方当作朋友,人家才会把你当作朋友。”他提倡共产党人要敢于交畏友和诤友,“要尊重人家的意见,让人家把话讲完,使党外人士在各种场合都敢于讲话,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他以自己的人格力量,影响、教育、团结了广大民主人士。许多党外朋友都把他视为披肝沥胆、最堪信任的知己,使中国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具有强大的号召力、凝聚力、亲和力,使各方面的盟友在潜移默化中接受共产党的主张,做到同甘共苦,并肩前进。
周恩来的品格带有浓重的伦理道德色彩。他待人处事,政治交往,富有人情味。在革命战争和路线斗争年代,他那不可多得的儒雅谦和的人文意蕴、同情心理,驱散了那种“冷面无情”、“只问目的,不择手段”的惨淡色彩。他的人格连着事业,连着生活,连着人心。
凡是同周恩来有过接触的中外人士,不管立场、观念如何不同甚至对立,都会不由自主地为他的人格魅力所吸引、所折服。人们深深地体会到:他的人格力量,不仅成为民族的认识、历史的认识,也已成为世界的认识。作为一种精神力量,它超越了意识形态、超越了国界、超越了时空,与世界文明交融互汇。英国著名传记作家迪克·威尔逊说:“周恩来是中国‘上层社会’中的一个人,不仅在中国大陆,甚至在台湾、香港,以及其他国家,普遍受到非中共人士的爱戴和崇敬。”
(摘自《十月》)
在红卫兵破“四旧”、乱抄家、乱揪斗的狂潮中,许多民主人士首当其冲,大难临头。他们大都是与中共長期风雨同舟的老朋友,为民族解放事业作出过很多贡献。周恩来日夜操劳,多方奔走,帮助他们摆脱困境。他把在上海遭到冲击的宋庆龄先生请到北京,并指派他的保卫人员担任安保工作;下令上海有关部门立即修复遭到破坏的宋家墓地;指示人民出版社重印《孙中山选集》,并亲自为新编的《宋庆龄文集》题写书名,以安慰在精神上饱受创伤的宋庆龄副主席。
1974年,住院治疗中的周总理,得知傅作义生命垂危,不顾医生劝阻,仍然亲自前往医院探望。总理拉着傅先生的手说:“您对和平解放北平是有功劳的。”处于弥留之际的傅作义,听了这一番话,心情十分激动,眼里闪现着晶莹的泪花。1975年8月24日,周总理拖着虚弱的病体,在北海公园散步,面对澄碧的湖水,长时间地凝望、沉思,然后转身向随行的医护人员问道:“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今天是老舍先生的忌日!” 九年前的这一天,人民艺术家老舍先生不堪“造反派”的污辱和毒打,投湖自尽。周总理闻讯后,异常痛心,满腔愤怒地跺着脚说:“把老舍先生弄到这步田地,叫我怎么向社会交代呀?!”深为没有保护好老舍自责。事发后第五天,他便亲自起草了一份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经毛主席批准,使一大批有功于人民的重要领导干部和爱国民主人士免遭迫害。
解放前,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因抨击官僚资本主义而被逮捕,周恩来四处奔走,将他营救出来。但蒋介石不准他出任公职、教书、讲演和发表文章,以致生活十分困苦。周恩来指示重庆《新华日报》全文刊载马寅初的著作《中国工业化与民主》,并致送最高稿酬,一时在国统区知识界传为佳话。1957年,马寅初因发表《新人口论》,被批为“中国的马尔萨斯”,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康生等人要把他划为右派,周总理出面回护,使他得以幸免。1972年,九十高龄的马寅初患直肠癌,经总理亲自批示,及时施行手术治疗,使其身体基本康复。而正是这一时刻,总理本人也不幸罹患癌症,却因未能及时治疗,留下了后患。马老从他与周恩来的几十年交往中,由衷地作出评价:“周恩来是最得人心的共产党员。”
周恩来多次强调,要帮助党外朋友解决具体实际问题。他曾亲自为宋庆龄、郭沫若、沈钧儒、马寅初、冯玉祥等爱国民主人士祝寿;亲自安排为司徒美堂先生制备衣物,以抵御北京寒冷的天气;为齐白石老人整修庭院;为老舍先生装修地板、求医治病……许多民主人士感动地说:“周总理不愧为‘周’总理!真周到。”老舍夫人胡絜青说:“总理善解人意,他懂得尊重人。在与演员合影时,大家出于尊重,把中间位置留给他,他却总是让给那些老艺术家。在他身上,你永远找不到强加于人、强迫命令、‘我说了算’的感觉。他永远是用商量的口吻同你说话。他对文学艺术上的一些见解,你可以接受,也可以不接受,不接受也不要紧。这就是周总理。所以,在文艺圈子里,他的朋友最多。”
周恩来长期主持我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建立了特殊的历史功勋。他在同党外人士交往中,一贯襟怀坦白,输诚相与。他说:“对党外人士要真诚和蔼,不要虚伪。只有把对方当作朋友,人家才会把你当作朋友。”他提倡共产党人要敢于交畏友和诤友,“要尊重人家的意见,让人家把话讲完,使党外人士在各种场合都敢于讲话,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他以自己的人格力量,影响、教育、团结了广大民主人士。许多党外朋友都把他视为披肝沥胆、最堪信任的知己,使中国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具有强大的号召力、凝聚力、亲和力,使各方面的盟友在潜移默化中接受共产党的主张,做到同甘共苦,并肩前进。
周恩来的品格带有浓重的伦理道德色彩。他待人处事,政治交往,富有人情味。在革命战争和路线斗争年代,他那不可多得的儒雅谦和的人文意蕴、同情心理,驱散了那种“冷面无情”、“只问目的,不择手段”的惨淡色彩。他的人格连着事业,连着生活,连着人心。
凡是同周恩来有过接触的中外人士,不管立场、观念如何不同甚至对立,都会不由自主地为他的人格魅力所吸引、所折服。人们深深地体会到:他的人格力量,不仅成为民族的认识、历史的认识,也已成为世界的认识。作为一种精神力量,它超越了意识形态、超越了国界、超越了时空,与世界文明交融互汇。英国著名传记作家迪克·威尔逊说:“周恩来是中国‘上层社会’中的一个人,不仅在中国大陆,甚至在台湾、香港,以及其他国家,普遍受到非中共人士的爱戴和崇敬。”
(摘自《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