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忘记老朋友”，这是周总理终生恪守的处世准则、做人规范。既然“哪怕他一生中只做过一件有益的事情”我们也不应忘记；那么，对于那些勋劳卓著、治绩辉煌的负责干部，那些赤诚相与、肝胆相照的党外朋友，当他们陷入逆境之时，还能坐视不顾吗？为此，十年动乱中，尽管他自己也处境艰难，且重病缠身，还是尽最大努力，保护了大批党内外的高级干部与知名人士，体现了一片革命真情，留下了许多动人佳话。
　　在红卫兵破“四旧”、乱抄家、乱揪斗的狂潮中，许多民主人士首当其冲，大难临头。他们大都是与中共長期风雨同舟的老朋友，为民族解放事业作出过很多贡献。周恩来日夜操劳，多方奔走，帮助他们摆脱困境。他把在上海遭到冲击的宋庆龄先生请到北京，并指派他的保卫人员担任安保工作；下令上海有关部门立即修复遭到破坏的宋家墓地；指示人民出版社重印《孙中山选集》，并亲自为新编的《宋庆龄文集》题写书名，以安慰在精神上饱受创伤的宋庆龄副主席。
　　1974年,住院治疗中的周总理，得知傅作义生命垂危，不顾医生劝阻，仍然亲自前往医院探望。总理拉着傅先生的手说：“您对和平解放北平是有功劳的。”处于弥留之际的傅作义，听了这一番话，心情十分激动，眼里闪现着晶莹的泪花。1975年8月24日，周总理拖着虚弱的病体，在北海公园散步，面对澄碧的湖水，长时间地凝望、沉思，然后转身向随行的医护人员问道：“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今天是老舍先生的忌日!” 九年前的这一天，人民艺术家老舍先生不堪“造反派”的污辱和毒打，投湖自尽。周总理闻讯后，异常痛心，满腔愤怒地跺着脚说：“把老舍先生弄到这步田地，叫我怎么向社会交代呀?!”深为没有保护好老舍自责。事发后第五天，他便亲自起草了一份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经毛主席批准，使一大批有功于人民的重要领导干部和爱国民主人士免遭迫害。
　　解放前，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因抨击官僚资本主义而被逮捕，周恩来四处奔走，将他营救出来。但蒋介石不准他出任公职、教书、讲演和发表文章，以致生活十分困苦。周恩来指示重庆《新华日报》全文刊载马寅初的著作《中国工业化与民主》，并致送最高稿酬，一时在国统区知识界传为佳话。1957年，马寅初因发表《新人口论》，被批为“中国的马尔萨斯”，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康生等人要把他划为右派，周总理出面回护，使他得以幸免。1972年，九十高龄的马寅初患直肠癌，经总理亲自批示，及时施行手术治疗，使其身体基本康复。而正是这一时刻，总理本人也不幸罹患癌症，却因未能及时治疗，留下了后患。马老从他与周恩来的几十年交往中，由衷地作出评价：“周恩来是最得人心的共产党员。”
　　周恩来多次强调，要帮助党外朋友解决具体实际问题。他曾亲自为宋庆龄、郭沫若、沈钧儒、马寅初、冯玉祥等爱国民主人士祝寿；亲自安排为司徒美堂先生制备衣物，以抵御北京寒冷的天气；为齐白石老人整修庭院；为老舍先生装修地板、求医治病……许多民主人士感动地说:“周总理不愧为‘周’总理!真周到。”老舍夫人胡絜青说：“总理善解人意，他懂得尊重人。在与演员合影时，大家出于尊重，把中间位置留给他，他却总是让给那些老艺术家。在他身上，你永远找不到强加于人、强迫命令、‘我说了算’的感觉。他永远是用商量的口吻同你说话。他对文学艺术上的一些见解，你可以接受，也可以不接受，不接受也不要紧。这就是周总理。所以，在文艺圈子里，他的朋友最多。”
　　周恩来长期主持我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建立了特殊的历史功勋。他在同党外人士交往中，一贯襟怀坦白，输诚相与。他说：“对党外人士要真诚和蔼，不要虚伪。只有把对方当作朋友，人家才会把你当作朋友。”他提倡共产党人要敢于交畏友和诤友，“要尊重人家的意见，让人家把话讲完，使党外人士在各种场合都敢于讲话，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他以自己的人格力量，影响、教育、团结了广大民主人士。许多党外朋友都把他视为披肝沥胆、最堪信任的知己，使中国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具有强大的号召力、凝聚力、亲和力，使各方面的盟友在潜移默化中接受共产党的主张，做到同甘共苦,并肩前进。
　　周恩来的品格带有浓重的伦理道德色彩。他待人处事，政治交往，富有人情味。在革命战争和路线斗争年代，他那不可多得的儒雅谦和的人文意蕴、同情心理，驱散了那种“冷面无情”、“只问目的，不择手段”的惨淡色彩。他的人格连着事业，连着生活，连着人心。
　　凡是同周恩来有过接触的中外人士，不管立场、观念如何不同甚至对立，都会不由自主地为他的人格魅力所吸引、所折服。人们深深地体会到：他的人格力量，不仅成为民族的认识、历史的认识，也已成为世界的认识。作为一种精神力量，它超越了意识形态、超越了国界、超越了时空，与世界文明交融互汇。英国著名传记作家迪克·威尔逊说：“周恩来是中国‘上层社会’中的一个人，不仅在中国大陆，甚至在台湾、香港，以及其他国家，普遍受到非中共人士的爱戴和崇敬。”
　　（摘自《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