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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便衣警察》的一炮而红到《玉观音》的高收视率，海岩创下的不仅仅是8年来每年一部畅销小说、19个电视台滚动播出的巅峰传奇，而且，他同时还做着他的本职工作——锦江国际(集团)董事、副总裁、北京昆仑饭店有限公司董事长。用他的话说，他身上的故事要远比笔下的故事精彩……
机会总是从磨难开始
虽然过去了35年，但海岩现在仍然记得15岁那年，瘦弱的自己独自离家参军，那时候正值冬季，北方的天又灰暗又低沉。第一次出门，也没有人送行，年少的海岩心里满是伤感，这似乎注定了他的人生并没有一个顺利的开始。
那时的海岩还在青春期中没走出来，军队的严格纪律常让他透不过气来。一天下午，他训练特别累，人也压抑到了顶点，晚上睡觉时，发生了他到现在还觉得最可怕的事——他尿床了!第二天起来后，他一直在羞耻中不能自拔。当时，他连自杀的心都有了。
这样的事后来又上演了一次，那一次是站队列，连长在前面长篇大论，他站在前排不能换脚，最终实在憋不住，尿在棉裤里。怕人知道，棉裤结冰了他也不敢说，结果整个腿都肿了，长了冻疮。那个冬天是海岩觉得最灰暗的日子，每一天都像在煎熬，不过，这段日子也让海岩的性格变得更加坚强，而且养成了现在宠辱不惊的心态。
1973年退役后，海岩像那个年代所有的年轻人一样，对生活很是迷茫。他先后做过炊事员和汽修工，但他一直还觉得自己是个军人，于是一年后他报考进了北京市公安局，这警察一当就是10年。
1986年，中港合资以1亿美元合建昆仑饭店，这是我国第一家由中国人自己设计、建造和管理的五星级饭店，海岩就在这年被任命为酒店的副总经理，并参与了酒店的设计。
一直到现在，还是有人会疑惑地问他：海岩，你是个偏内向的人，可是你怎么做哪一行都如鱼得水，总能干出不错的成就呢?海岩开始也很疑惑，当年在部队时一说话就脸红，政治会上，他发言前举手喊个“报告”都得下半天的决心。后来，他对自己的得失作了总结：因为自己在人际关系上比较厚道和低调，大家都喜欢和他这样的人共事，所以，他总能得到别人的帮助和支持，也才能有如此多的机会供他发挥驰骋。
被写作改变的一生
海岩从小就爱看书，可是没赶上学习的好年代，上到小学四年级时就赶上了停课闹革命，中学时又正值上山下乡。复员后考进了公安局，每天下班后都无事可做，只要找到可以读的东西，他是拿起来就看。后来街上书报亭里的杂志越来越多，可海岩越看越不对劲了，觉得这些小说写得还真不咋的，不如自己也试着写点东西。于是，每天下班后，他开始在宿舍里正襟危坐地写，每天几页，45万字的《便衣警察》就这么给他写出，整个创作过程既艰辛又快乐。他到现在还记得，给《便衣警察》划上句号时，正好桌上的闹钟指到零点的位置，他竖起耳朵，四周除了日光灯的电流声外，一片万籁俱静，他一下控制不住地泪流满面。书中那些细节以及熟悉的主人公生活，包含着太多他对职业和生活的全身心体会。
《便衣警察》写完后，很多朋友看完都觉得非常精彩，鼓励海岩投稿试试。当时他住北京朝内大街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斜对面，经常骑车从出版社门口过。一个傍晚，他跑到出版社门口偷偷抄下了门牌号码，然后第二天炎热的午后，他骑着车把稿子投进了信箱。
可近半年过去了，迟迟没有消息，毕竟是写出来的45万字手稿啊!他按捺不住，找到出版社的现代文学编辑部，看到办公室地上的一堆信件中，他的大信封赫然在目，而且还没有拆。他强忍住心里的辛酸对一老编辑说：“我写了60章，你们随便看一章，哪怕30天看一页都成，一个月后我再来取。”
他的话还真应验了。一个月后，那位资深的老编辑亲自登门拜访告诉他书稿已经通过了三审，准备出版。当时出一本书大约需要两年的流程，而《便衣警察》只用了半年，第一版就印了30万册。
正是这部《便衣警察》，为海岩在写作道路上奠定了基础，因此进入了中国作家协会，并获得了首届金盾奖长篇小说奖、全国首届侦探小说佳作奖。1987年，《便衣警察》电视剧开播，满大街的《少年壮志不言愁》就此唱了起来。
一直到现在，海岩对外还是强调，写作只是他的一项爱好，只不过有点玩大了，但他也不得不承认，这项爱好早已经深刻地改变了自己的生活。
忘记我，记住我的小说
从1987年的《便衣警察》开始，到《你的生命如此多情》、《玉观音》、《拿什么拯救你，我的爱人》，每部小说改编的电视都让观众津津乐道。所以，自然有人发出了质疑：海岩你写了那么多故事，有多少是你亲身经历的呢?如果说《便衣警察》还有生活体验，那后面的呢?著名作家丛维熙就曾经当面问海岩：“你是不是也有个‘工作室’啊?”
“工作室”是现在很流行的一种创作方式，就是请“枪手”来帮自己创作。海岩当然懂得这句话的含义，而对长辈客气的问话，他没有直接回答，只把自己写得变了形的手指伸出来，拿出涂改得乱七八糟的手稿，算是答案。他至今不会使用电脑写作，十多部书稿都是他一个字一个字地写出来的。
《便衣警察》之后，一次海岩和《红楼梦》作曲家王立平聊天。王立平说，有人将他的一把价值极高的小提琴带出了国外，一去不返，想请海岩找些国际刑警追回这把琴。就在这时，报上有消息说墨西哥某拍卖行以200万的高价拍卖了一把小提琴，于是海岩就虚构了一个缉私警追查走私小提琴的长篇小说。小说写完后，很快引来了姜文、冯小刚、米家山等一大帮有名的导演，最后由赵宝刚拍成了著名的《一场风花雪夜的事》。
王立平委托找琴，墨西哥拍卖小提琴，本来是互不相干的事，可海岩巧妙地将其合而为一。用他的话说，他从来不会浪费生活中得来的点滴信息，所有小说，就是从那些不起眼的细节中来的。
对于写作，海岩从来都很慎重，但决不保守。当年他刚开始写作时，就没有想过会有很多人喜欢看，能够坚持下来就是一种成功了。他说，如果哪天自己不写了，希望大家忘记他这个人，只要还能记得书本身，那就够了!
（赵 彬摘自《青年时代》）
机会总是从磨难开始
虽然过去了35年，但海岩现在仍然记得15岁那年，瘦弱的自己独自离家参军，那时候正值冬季，北方的天又灰暗又低沉。第一次出门，也没有人送行，年少的海岩心里满是伤感，这似乎注定了他的人生并没有一个顺利的开始。
那时的海岩还在青春期中没走出来，军队的严格纪律常让他透不过气来。一天下午，他训练特别累，人也压抑到了顶点，晚上睡觉时，发生了他到现在还觉得最可怕的事——他尿床了!第二天起来后，他一直在羞耻中不能自拔。当时，他连自杀的心都有了。
这样的事后来又上演了一次，那一次是站队列，连长在前面长篇大论，他站在前排不能换脚，最终实在憋不住，尿在棉裤里。怕人知道，棉裤结冰了他也不敢说，结果整个腿都肿了，长了冻疮。那个冬天是海岩觉得最灰暗的日子，每一天都像在煎熬，不过，这段日子也让海岩的性格变得更加坚强，而且养成了现在宠辱不惊的心态。
1973年退役后，海岩像那个年代所有的年轻人一样，对生活很是迷茫。他先后做过炊事员和汽修工，但他一直还觉得自己是个军人，于是一年后他报考进了北京市公安局，这警察一当就是10年。
1986年，中港合资以1亿美元合建昆仑饭店，这是我国第一家由中国人自己设计、建造和管理的五星级饭店，海岩就在这年被任命为酒店的副总经理，并参与了酒店的设计。
一直到现在，还是有人会疑惑地问他：海岩，你是个偏内向的人，可是你怎么做哪一行都如鱼得水，总能干出不错的成就呢?海岩开始也很疑惑，当年在部队时一说话就脸红，政治会上，他发言前举手喊个“报告”都得下半天的决心。后来，他对自己的得失作了总结：因为自己在人际关系上比较厚道和低调，大家都喜欢和他这样的人共事，所以，他总能得到别人的帮助和支持，也才能有如此多的机会供他发挥驰骋。
被写作改变的一生
海岩从小就爱看书，可是没赶上学习的好年代，上到小学四年级时就赶上了停课闹革命，中学时又正值上山下乡。复员后考进了公安局，每天下班后都无事可做，只要找到可以读的东西，他是拿起来就看。后来街上书报亭里的杂志越来越多，可海岩越看越不对劲了，觉得这些小说写得还真不咋的，不如自己也试着写点东西。于是，每天下班后，他开始在宿舍里正襟危坐地写，每天几页，45万字的《便衣警察》就这么给他写出，整个创作过程既艰辛又快乐。他到现在还记得，给《便衣警察》划上句号时，正好桌上的闹钟指到零点的位置，他竖起耳朵，四周除了日光灯的电流声外，一片万籁俱静，他一下控制不住地泪流满面。书中那些细节以及熟悉的主人公生活，包含着太多他对职业和生活的全身心体会。
《便衣警察》写完后，很多朋友看完都觉得非常精彩，鼓励海岩投稿试试。当时他住北京朝内大街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斜对面，经常骑车从出版社门口过。一个傍晚，他跑到出版社门口偷偷抄下了门牌号码，然后第二天炎热的午后，他骑着车把稿子投进了信箱。
可近半年过去了，迟迟没有消息，毕竟是写出来的45万字手稿啊!他按捺不住，找到出版社的现代文学编辑部，看到办公室地上的一堆信件中，他的大信封赫然在目，而且还没有拆。他强忍住心里的辛酸对一老编辑说：“我写了60章，你们随便看一章，哪怕30天看一页都成，一个月后我再来取。”
他的话还真应验了。一个月后，那位资深的老编辑亲自登门拜访告诉他书稿已经通过了三审，准备出版。当时出一本书大约需要两年的流程，而《便衣警察》只用了半年，第一版就印了30万册。
正是这部《便衣警察》，为海岩在写作道路上奠定了基础，因此进入了中国作家协会，并获得了首届金盾奖长篇小说奖、全国首届侦探小说佳作奖。1987年，《便衣警察》电视剧开播，满大街的《少年壮志不言愁》就此唱了起来。
一直到现在，海岩对外还是强调，写作只是他的一项爱好，只不过有点玩大了，但他也不得不承认，这项爱好早已经深刻地改变了自己的生活。
忘记我，记住我的小说
从1987年的《便衣警察》开始，到《你的生命如此多情》、《玉观音》、《拿什么拯救你，我的爱人》，每部小说改编的电视都让观众津津乐道。所以，自然有人发出了质疑：海岩你写了那么多故事，有多少是你亲身经历的呢?如果说《便衣警察》还有生活体验，那后面的呢?著名作家丛维熙就曾经当面问海岩：“你是不是也有个‘工作室’啊?”
“工作室”是现在很流行的一种创作方式，就是请“枪手”来帮自己创作。海岩当然懂得这句话的含义，而对长辈客气的问话，他没有直接回答，只把自己写得变了形的手指伸出来，拿出涂改得乱七八糟的手稿，算是答案。他至今不会使用电脑写作，十多部书稿都是他一个字一个字地写出来的。
《便衣警察》之后，一次海岩和《红楼梦》作曲家王立平聊天。王立平说，有人将他的一把价值极高的小提琴带出了国外，一去不返，想请海岩找些国际刑警追回这把琴。就在这时，报上有消息说墨西哥某拍卖行以200万的高价拍卖了一把小提琴，于是海岩就虚构了一个缉私警追查走私小提琴的长篇小说。小说写完后，很快引来了姜文、冯小刚、米家山等一大帮有名的导演，最后由赵宝刚拍成了著名的《一场风花雪夜的事》。
王立平委托找琴，墨西哥拍卖小提琴，本来是互不相干的事，可海岩巧妙地将其合而为一。用他的话说，他从来不会浪费生活中得来的点滴信息，所有小说，就是从那些不起眼的细节中来的。
对于写作，海岩从来都很慎重，但决不保守。当年他刚开始写作时，就没有想过会有很多人喜欢看，能够坚持下来就是一种成功了。他说，如果哪天自己不写了，希望大家忘记他这个人，只要还能记得书本身，那就够了!
（赵 彬摘自《青年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