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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是……（的）”结构在王安忆小说中出现的频率很高。“是……（的）”结构的判断作用、强调功能是形成王安忆小说中抽象化语言和论说体语言的重要原因，进而形成了王安忆独有的“王安忆式的语言”。习惯性地使用“是……（的）”结构凸显一定的语言暗示、文体风格是王安忆的语言风格。
关键词：“是……（的）”结构 强调功能 王安忆式语言
汉语中经常使用“是……（的）”结构，口语中常用，书面语中也经常出现。在阅读、整理王安忆小说时，不仅被她小说的艺术形象所感动，而且被她的语言魅力所折服。王安忆（2000）在《文艺报》的访谈中说，“我眼中的历史是日常的”，基于作者这样的启迪，再去重新阅读王安忆的许多小说，猛然发现“是……（的）”结构出现的频率非常高，进而对探究一下“是……（的）”结构所体现的艺术特征有了浓厚的兴趣。本文例句主要来源于《桃之夭夭》和《香港的情与爱》。
一.王安忆小说语言研究综述
小鲍庄时期王安忆将具体化的语言风格发挥到了极致，在那之后，90年代开始，王安忆一直在探索不同的语言风格。正如王德威（2006）所说，“王安忆最为人诟病的地方，未嘗不就是她新风格的开始”本文将对1990年以来至今，王安忆小说语言研究中具有代表性的成果进行一番梳理。
抽象化语言。吴义勤（1992），最先敏锐的洞察到“三恋”之后王安忆开始以全新的文体势态创作，他认为王安忆的小说有玩弄叙述的色彩，语言中有许多作者自身的主观思辨。王安忆（1996），对自己小说语言的总结时，提出了“抽象化的语言”这一概念，她认为抽象化的语言带有时代感、不具有任何色彩，最质朴的语言便是最抽象的语言。白朝霞（2005），认为《长恨歌》最集中体现了这一特点，而叙述化的语言、风格的统一性等特征是形成抽象化语言这一特点的重要原因。李鲁平（2000）认为，王安忆以陌生化和游离的语言，让读者有一种抽象和反语言习惯的感觉，从而构建一个语言的世界。
论说体语言。“论说体”这一概念是侯书芸（2008）从王德威对王安忆小说语言风格的评论中借鉴来的。她认为王安忆小说的语言风格有论说体的味道，王安忆的话语密布在文本中，读者看到的往往已经是作者议论、解释加工过的文字，小说中具有浓厚的主观气息。陈思和（1988）认为，“繁复的比喻和过于抽象的议论，都使她的叙事语言脱离活生生的人间烟火，甚至全然排斥了作品的现实性和可能性，语言成了任灵魂存放的精神通道”。
地域化的韵味。徐莹（2003）认为，王安忆对上海不同阶层人民的心理，各个时期的风味都有其独特、深刻的理解，这种理解错落有致地密布在上海市民日常的琐碎生活中，这种理解也密布在人物之间对话声音中，她的作品中常常描写上海市民生活所说的“沪语”，而这些“沪语”为她的作品添加了一些方言学、民族学的韵味。
以上问题已经为许多研究王安忆小说的学者所关注，然而其小说中的“是……（的）”结构却很少有研究者关注。“是……（的）”结构具有判断作用、强调功能，对形成这抽象化语言和论说体语言具有重要的作用，更是从未有人探索过，下面本文即从这一角度进行探讨。
二.“是……（的）”结构的强调功能
1.“是……（的）”形成的判断功能
“是”主要用来表示判断和肯定这一功能是非常常见的，在《桃之夭夭》和《香港的情与爱》中，“是”主要是用来连接主语和宾语，形成“主语 是 宾语”这样的判断结构，主要有以下两种情况。
（一）宾语从某个方面对主语加以说明。例如：
（1）何民伟是这样一个负责任又有耐心的人。（王安忆《桃之夭夭》）
宾语对主语加以说明，说明的方面多样而复杂，可以说明主语所具有的某方面特征、情况或出于某种状态，这样的“是……（的）”结构在现代汉语中最多。这些句子中，“是”的判断功能仍然存在，我们可以给主语补充一些词语，使主宾语相应，比如“何民伟的性格特征是负责任又有耐心”，但补足后不如原句简洁、生动。可见，这种“是”字句隐含了主语的某些内容，表达经济而又简练。在王安忆的小说中，这类“是……（的）”结构最多，尤其是《香港的情与爱》中。在其他作家小说中，“是……（的）”结构也主要是这种用法。
（二）用于说明和解释原因、交代目的等。有申辩的意味在里面。例如：
（2）女孩们凑了耳朵告诉，是因为家庭的情况，所以不要她。（王安忆《桃之夭夭》）
（3）她说她又爱又恨香港，爱是因为它可爱，恨是因为她是个新移民。（王安忆《香港的情与爱》）
判断结构中，“是”的以上用法基本上几位作家都是一样的。
2.“是……（的）”形成的强调功能
而更值得关注的是，在《桃之夭夭》和《香港的情与爱》中，王安忆很注意将“是……（的）”句承担起用来增强语气、表示强调的责任。在语言交际中，说话人如果要突显想要传达的重点，可以用“是……（的）”句来强调说明。所突显的部分其实就是句中的焦点，“是”的作用往往是用来指明它后面的成分是句子的焦点，“的”就起到圈定强调范围的作用。既是表达的焦点，不言而喻就，肯定了一方就否定了其他方面。
根据“是……（的）”中“是”位置的不同，把“是……（的）”强调句分为两种情况进行说明。
（一）“是 主语 谓语 （的）”。这类格式中的“是”往往放在主语之前，用来强调主语。例如：
（4）是她母亲最先看出她的成长。（王安忆《桃之夭夭》）
当谓语部分为“述语动词 宾语”时，后面的“的”常不出现，例（4）可以写成“是她母亲最先看出她的成长的”。如果是其他作家，可能就说成“母亲先看出她的成长”等，将“是”去掉，不对主语加以强调，这样的表达语言精简、概括性强，但是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却没法意识到强调所在，一览而过，许多后面情节的表达会显得突兀。 （二）“主语 是 谓语（ 的）”。这类格式往往用来突显谓语自身或者是谓语中的某个部分。
①强调整个谓语部分。在这类格式中，放在“是……的”之间的一般是动词性或形容词性成分，“的”一般用在句尾，经常用来强调整个谓语部分是对主语进行的某种评论、描写、叙述，在表达上带有讲述道理、企图让听话人信服的确定语气。例如：
（5）它的美还在于它的对比性：它是最海角天涯的，又是最近在眼前的；他是最荒无人烟的，又是最繁荣似锦的；它是最寂寞无声的，又是最热闹喧哗。（王安忆《香港的情与爱》）
例（5）中，用三组矛盾充满对比性的词来强调香港夜的不一样美。例（5）可以将“是……的”删除，但是依然保证原来的意思不发生变化。这些句子省略了“是……的”就变成了一般的主谓句了。不过“是……的”强调句，语气肯定，有说理的意味，意思是要使听话人相信确实有这回事，而一般的主谓句，则是以陈述事实为主。
②强调谓语中充当状语的成分。将谓语动词作为中心，“是……的”可以是对谓语动词前面状语部分进行强调，也可以是对谓语动词后的宾语进行强调。像时间、参与者、方式、等成分，都可以在谓语中充当状语。把“是”直接放在它们的前面就可以对这些成分进行强调。例如：
（6）他是一点一滴地添置的，有时候是一张床，有时候是一张桌子。（王安忆《香港的情与爱》）
（7）她肯定是在母亲离婚之后两年中出生的，她的父亲究竟是谁呢？（王安忆《桃之夭夭》）
《桃之夭夭》中表示判断关系的“是……的”结构很多，但是表示用来强调的频率不高，而这种强调谓语中充当状语的成分的强调句在表示强调中占据很多。在迟子建和严歌苓的小说中，她们很少对充当状语的成分进行强调。
表一
总的来说，对两部小说进行数据分析，统计出表判断和表强调的频率.《桃之夭夭》的写实风格近乎细碎烦琐，王安忆多使用表判断的“是……（的）”结构，将概念的外延深长，融入进她个人独特的感性体验，突显出小说中有血有肉的生命本身。而在《香港的情与爱》中，通过数据可以明显地看出，“是……（的）”这一结构运用的更加频繁，这与小说本身富有哲理性有关联，小说中多是世俗性贴近人物性格的小哲理。通过与《桃之夭夭》对比发现，王安忆使用了较多表强调的结构，强调一些抽象性的哲理韵味，这也就是90年代以后，随着文学的转型与突变，人们渐渐看到一个理智、深不可测的王安忆的原因。
三.“是……（的）”结构构成“王安忆式的语言”
表二
与同时代不同地域语言区女作家迟子建的小说对比，通过数据显示，王安忆使用“是……（的）”结构明显高于迟子建。迟子建是黑土的言说者，而王安忆则是海派的代言人，即使同是对都市女性生命、情感的书写，也有着不同的语言风格。迟子建善于构建充满温暖和爱的精神家园，而王安忆则以“是……（的）”结构构成的“王安忆式的语言”书写都市人物质欲望的实现与失落。
与同时期同为上海的女作家严歌苓作对比，通过数据显示，王安忆使用“是……（的）”结构明显高于严歌苓，甚至迟子建使用“是……（的）”结构的频率有时会比严歌苓高。严歌苓与王安忆在小说语言上有很大的不同，嚴歌苓的语言是刚柔并用、非常凝练而又不失诙谐幽默的，王安忆的语言则是质朴的、论说性的，繁复的，因此严歌苓的小说不像王安忆的小说，她很少使用“是……（的）”结构去加以判断、强调、说理。
齐沪扬（1988）说，“在传统的小说中，语言的线条性和逻辑性是十分明显的。然而，这种表达方式无法“充分表现人们的心理状态和社会的复杂状态”。在王安忆的小说中，她以最通俗而无含义的语言，通过“是……（的）”结构的肯定、判断、解释、议论、强调作用，同时融入进她个人独特的感性体验，赋予概念以更为丰富的外延，给人陌生化、议论性的感觉，将人们的心理状态和社会的千秋百态以“王安忆式”的抽象化语言呈现在读者面前。例如：
（8）公寓是有表情的，酒店则没有。公寓的起居是有细节的，酒店确是没有。公寓是注重过程的，酒店是目的性的。（王安忆《香港的情与爱》）
例（8）中，“是……（的）”结构用来表示对公寓和酒店进行判断、下定义，而此处的酒店和公寓都成了一种符号，给人有一种陌生、抽象的感觉，他们都被给予了两种跟不同的人的内涵。
“是……（的）”结构聚集在一起，连接在一起，给人以纵横铺排的气势，形成王安忆独有的叙述性的语言。例如：
（9）逢佳的诗意是孩子气的，是那种贪嘴肥胖孩子的孩子气；凯弟则是女人气的，优雅和梦幻。凯弟是骨头里的销魂，逢佳是肉里的销魂。（王安忆《香港的情与爱》）
例（9）这段文字中，充分展现了王安忆式的描述手法，“诗意”和“性感”在读者的心中本来已经有一种只可意会的想象，王安忆通过“是……（的）”结构将它们用来解释更加抽象的“孩子气”、“肉里的浅薄”等。这些用来解释和被解释的词语都给人虚无缥缈的感觉，但是将它们定义在一起，却给人一种陌生却更为熟悉的恰到好处的真实感。作者又在对比映衬中叙述和推理，解释和被解释的词语又有了更加饱满的韵味，这样就使整段文字充满了情调，又有理性的深度感觉，也呈现出作者心中最完美的想要表达状态。
“是……（的）”结构正是形成王安忆小说具有抽象化和论说性的原因之一。通过“是……（的）”结构的判断、解说、议论作用，王安忆能够将自己的感受以最直白、最简单、最客观的语言方式在小说中呈现出来，形成了对人物、景物、心理、对话、故事等的间接描写，既保持了叙事与人物的距离，给人以抽离感和生疏感，文本中又充斥着主观性的语调，使得陌生化的语言被凸显的具有更恰如其分的真实感。“是……（的）”结构能够调动人们的大脑去思索语言的所指，人们的阅读速度就会受到影响，只有将眼前的语言障碍解决了，才可能会有进一步的阅读行为。而阅读障碍解决的过程，正是这种“王安忆式语言”自身美感在读者心中慢慢展现的过程。 四.结语
“是……（的）”结构不仅仅在王安忆的小说中出现的频率较高，访谈中也经常出现。访谈《我与写作》中，说起经验写作时，她说：“经验是很有限的，是不够用的”，谈到寻根时，王安忆（2015）说：“我也想寻寻我们上海的根，这其实是很困难的，因为上海的历史是非常之短的”。诸如这样的“是……（的）”结构在访谈中还有很多。“是……（的）”这一结构密布在王安忆的一系列中长篇小说上，绝非是偶然现象。根据对“是……（的）”本身结构特点的分析，结合王安忆的语言特色与创作思想，推断常使用“是……（的）”结构凸显一定的语言暗示、文风暗码是王安忆的语言风格。“是……（的）”这一个结构它的判断和强调作用很恰当的承载和传达王安忆小说的一些新理念，因此成为王安忆小说中一个重要的语言艺术。
参考文献
[1]白朝霞.《抽象化的“语言建筑物”-王安忆《长恨歌》语言艺术赏析》[J].《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1）：26-27
[2]陈思和.《营造精神之塔—论王安忆90年代初的小说创作》[J].《文学评论》，1998，（6）
[3]侯书芸.《王安忆小说文体研究》[D].北京：首都师范大学，2008
[4]李鲁平.《构筑的语言世界-評王安忆的小说语言的演变》[J].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0，（4）：16-18
[5]齐沪扬.《突破日常逻辑之后一小说语言句式的新变》[J].《当代修辞学》，1998，（3）
[6]王德威.《海派作家，又见传人—王安忆论》[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
[7]王安忆.《漂泊的语言》[M].北京：作家出版社，1996
[8]王安忆.《我眼中的历史是日常的》[N].文艺报，2000-11-11
[9]王安忆.《我与写作》[J].《淮阴师范学院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37）：561-565
[10]吴义勤.《王安忆的“转型”》[J].《文学自由谈》，1992，争鸣之页
[11]徐莹.《王安忆作品的语言艺术和文化底蕴》[J].龙岩师专学报，2003，（5）：86-88
（作者介绍：王静，上海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现代汉语语法）
关键词：“是……（的）”结构 强调功能 王安忆式语言
汉语中经常使用“是……（的）”结构，口语中常用，书面语中也经常出现。在阅读、整理王安忆小说时，不仅被她小说的艺术形象所感动，而且被她的语言魅力所折服。王安忆（2000）在《文艺报》的访谈中说，“我眼中的历史是日常的”，基于作者这样的启迪，再去重新阅读王安忆的许多小说，猛然发现“是……（的）”结构出现的频率非常高，进而对探究一下“是……（的）”结构所体现的艺术特征有了浓厚的兴趣。本文例句主要来源于《桃之夭夭》和《香港的情与爱》。
一.王安忆小说语言研究综述
小鲍庄时期王安忆将具体化的语言风格发挥到了极致，在那之后，90年代开始，王安忆一直在探索不同的语言风格。正如王德威（2006）所说，“王安忆最为人诟病的地方，未嘗不就是她新风格的开始”本文将对1990年以来至今，王安忆小说语言研究中具有代表性的成果进行一番梳理。
抽象化语言。吴义勤（1992），最先敏锐的洞察到“三恋”之后王安忆开始以全新的文体势态创作，他认为王安忆的小说有玩弄叙述的色彩，语言中有许多作者自身的主观思辨。王安忆（1996），对自己小说语言的总结时，提出了“抽象化的语言”这一概念，她认为抽象化的语言带有时代感、不具有任何色彩，最质朴的语言便是最抽象的语言。白朝霞（2005），认为《长恨歌》最集中体现了这一特点，而叙述化的语言、风格的统一性等特征是形成抽象化语言这一特点的重要原因。李鲁平（2000）认为，王安忆以陌生化和游离的语言，让读者有一种抽象和反语言习惯的感觉，从而构建一个语言的世界。
论说体语言。“论说体”这一概念是侯书芸（2008）从王德威对王安忆小说语言风格的评论中借鉴来的。她认为王安忆小说的语言风格有论说体的味道，王安忆的话语密布在文本中，读者看到的往往已经是作者议论、解释加工过的文字，小说中具有浓厚的主观气息。陈思和（1988）认为，“繁复的比喻和过于抽象的议论，都使她的叙事语言脱离活生生的人间烟火，甚至全然排斥了作品的现实性和可能性，语言成了任灵魂存放的精神通道”。
地域化的韵味。徐莹（2003）认为，王安忆对上海不同阶层人民的心理，各个时期的风味都有其独特、深刻的理解，这种理解错落有致地密布在上海市民日常的琐碎生活中，这种理解也密布在人物之间对话声音中，她的作品中常常描写上海市民生活所说的“沪语”，而这些“沪语”为她的作品添加了一些方言学、民族学的韵味。
以上问题已经为许多研究王安忆小说的学者所关注，然而其小说中的“是……（的）”结构却很少有研究者关注。“是……（的）”结构具有判断作用、强调功能，对形成这抽象化语言和论说体语言具有重要的作用，更是从未有人探索过，下面本文即从这一角度进行探讨。
二.“是……（的）”结构的强调功能
1.“是……（的）”形成的判断功能
“是”主要用来表示判断和肯定这一功能是非常常见的，在《桃之夭夭》和《香港的情与爱》中，“是”主要是用来连接主语和宾语，形成“主语 是 宾语”这样的判断结构，主要有以下两种情况。
（一）宾语从某个方面对主语加以说明。例如：
（1）何民伟是这样一个负责任又有耐心的人。（王安忆《桃之夭夭》）
宾语对主语加以说明，说明的方面多样而复杂，可以说明主语所具有的某方面特征、情况或出于某种状态，这样的“是……（的）”结构在现代汉语中最多。这些句子中，“是”的判断功能仍然存在，我们可以给主语补充一些词语，使主宾语相应，比如“何民伟的性格特征是负责任又有耐心”，但补足后不如原句简洁、生动。可见，这种“是”字句隐含了主语的某些内容，表达经济而又简练。在王安忆的小说中，这类“是……（的）”结构最多，尤其是《香港的情与爱》中。在其他作家小说中，“是……（的）”结构也主要是这种用法。
（二）用于说明和解释原因、交代目的等。有申辩的意味在里面。例如：
（2）女孩们凑了耳朵告诉，是因为家庭的情况，所以不要她。（王安忆《桃之夭夭》）
（3）她说她又爱又恨香港，爱是因为它可爱，恨是因为她是个新移民。（王安忆《香港的情与爱》）
判断结构中，“是”的以上用法基本上几位作家都是一样的。
2.“是……（的）”形成的强调功能
而更值得关注的是，在《桃之夭夭》和《香港的情与爱》中，王安忆很注意将“是……（的）”句承担起用来增强语气、表示强调的责任。在语言交际中，说话人如果要突显想要传达的重点，可以用“是……（的）”句来强调说明。所突显的部分其实就是句中的焦点，“是”的作用往往是用来指明它后面的成分是句子的焦点，“的”就起到圈定强调范围的作用。既是表达的焦点，不言而喻就，肯定了一方就否定了其他方面。
根据“是……（的）”中“是”位置的不同，把“是……（的）”强调句分为两种情况进行说明。
（一）“是 主语 谓语 （的）”。这类格式中的“是”往往放在主语之前，用来强调主语。例如：
（4）是她母亲最先看出她的成长。（王安忆《桃之夭夭》）
当谓语部分为“述语动词 宾语”时，后面的“的”常不出现，例（4）可以写成“是她母亲最先看出她的成长的”。如果是其他作家，可能就说成“母亲先看出她的成长”等，将“是”去掉，不对主语加以强调，这样的表达语言精简、概括性强，但是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却没法意识到强调所在，一览而过，许多后面情节的表达会显得突兀。 （二）“主语 是 谓语（ 的）”。这类格式往往用来突显谓语自身或者是谓语中的某个部分。
①强调整个谓语部分。在这类格式中，放在“是……的”之间的一般是动词性或形容词性成分，“的”一般用在句尾，经常用来强调整个谓语部分是对主语进行的某种评论、描写、叙述，在表达上带有讲述道理、企图让听话人信服的确定语气。例如：
（5）它的美还在于它的对比性：它是最海角天涯的，又是最近在眼前的；他是最荒无人烟的，又是最繁荣似锦的；它是最寂寞无声的，又是最热闹喧哗。（王安忆《香港的情与爱》）
例（5）中，用三组矛盾充满对比性的词来强调香港夜的不一样美。例（5）可以将“是……的”删除，但是依然保证原来的意思不发生变化。这些句子省略了“是……的”就变成了一般的主谓句了。不过“是……的”强调句，语气肯定，有说理的意味，意思是要使听话人相信确实有这回事，而一般的主谓句，则是以陈述事实为主。
②强调谓语中充当状语的成分。将谓语动词作为中心，“是……的”可以是对谓语动词前面状语部分进行强调，也可以是对谓语动词后的宾语进行强调。像时间、参与者、方式、等成分，都可以在谓语中充当状语。把“是”直接放在它们的前面就可以对这些成分进行强调。例如：
（6）他是一点一滴地添置的，有时候是一张床，有时候是一张桌子。（王安忆《香港的情与爱》）
（7）她肯定是在母亲离婚之后两年中出生的，她的父亲究竟是谁呢？（王安忆《桃之夭夭》）
《桃之夭夭》中表示判断关系的“是……的”结构很多，但是表示用来强调的频率不高，而这种强调谓语中充当状语的成分的强调句在表示强调中占据很多。在迟子建和严歌苓的小说中，她们很少对充当状语的成分进行强调。
表一
总的来说，对两部小说进行数据分析，统计出表判断和表强调的频率.《桃之夭夭》的写实风格近乎细碎烦琐，王安忆多使用表判断的“是……（的）”结构，将概念的外延深长，融入进她个人独特的感性体验，突显出小说中有血有肉的生命本身。而在《香港的情与爱》中，通过数据可以明显地看出，“是……（的）”这一结构运用的更加频繁，这与小说本身富有哲理性有关联，小说中多是世俗性贴近人物性格的小哲理。通过与《桃之夭夭》对比发现，王安忆使用了较多表强调的结构，强调一些抽象性的哲理韵味，这也就是90年代以后，随着文学的转型与突变，人们渐渐看到一个理智、深不可测的王安忆的原因。
三.“是……（的）”结构构成“王安忆式的语言”
表二
与同时代不同地域语言区女作家迟子建的小说对比，通过数据显示，王安忆使用“是……（的）”结构明显高于迟子建。迟子建是黑土的言说者，而王安忆则是海派的代言人，即使同是对都市女性生命、情感的书写，也有着不同的语言风格。迟子建善于构建充满温暖和爱的精神家园，而王安忆则以“是……（的）”结构构成的“王安忆式的语言”书写都市人物质欲望的实现与失落。
与同时期同为上海的女作家严歌苓作对比，通过数据显示，王安忆使用“是……（的）”结构明显高于严歌苓，甚至迟子建使用“是……（的）”结构的频率有时会比严歌苓高。严歌苓与王安忆在小说语言上有很大的不同，嚴歌苓的语言是刚柔并用、非常凝练而又不失诙谐幽默的，王安忆的语言则是质朴的、论说性的，繁复的，因此严歌苓的小说不像王安忆的小说，她很少使用“是……（的）”结构去加以判断、强调、说理。
齐沪扬（1988）说，“在传统的小说中，语言的线条性和逻辑性是十分明显的。然而，这种表达方式无法“充分表现人们的心理状态和社会的复杂状态”。在王安忆的小说中，她以最通俗而无含义的语言，通过“是……（的）”结构的肯定、判断、解释、议论、强调作用，同时融入进她个人独特的感性体验，赋予概念以更为丰富的外延，给人陌生化、议论性的感觉，将人们的心理状态和社会的千秋百态以“王安忆式”的抽象化语言呈现在读者面前。例如：
（8）公寓是有表情的，酒店则没有。公寓的起居是有细节的，酒店确是没有。公寓是注重过程的，酒店是目的性的。（王安忆《香港的情与爱》）
例（8）中，“是……（的）”结构用来表示对公寓和酒店进行判断、下定义，而此处的酒店和公寓都成了一种符号，给人有一种陌生、抽象的感觉，他们都被给予了两种跟不同的人的内涵。
“是……（的）”结构聚集在一起，连接在一起，给人以纵横铺排的气势，形成王安忆独有的叙述性的语言。例如：
（9）逢佳的诗意是孩子气的，是那种贪嘴肥胖孩子的孩子气；凯弟则是女人气的，优雅和梦幻。凯弟是骨头里的销魂，逢佳是肉里的销魂。（王安忆《香港的情与爱》）
例（9）这段文字中，充分展现了王安忆式的描述手法，“诗意”和“性感”在读者的心中本来已经有一种只可意会的想象，王安忆通过“是……（的）”结构将它们用来解释更加抽象的“孩子气”、“肉里的浅薄”等。这些用来解释和被解释的词语都给人虚无缥缈的感觉，但是将它们定义在一起，却给人一种陌生却更为熟悉的恰到好处的真实感。作者又在对比映衬中叙述和推理，解释和被解释的词语又有了更加饱满的韵味，这样就使整段文字充满了情调，又有理性的深度感觉，也呈现出作者心中最完美的想要表达状态。
“是……（的）”结构正是形成王安忆小说具有抽象化和论说性的原因之一。通过“是……（的）”结构的判断、解说、议论作用，王安忆能够将自己的感受以最直白、最简单、最客观的语言方式在小说中呈现出来，形成了对人物、景物、心理、对话、故事等的间接描写，既保持了叙事与人物的距离，给人以抽离感和生疏感，文本中又充斥着主观性的语调，使得陌生化的语言被凸显的具有更恰如其分的真实感。“是……（的）”结构能够调动人们的大脑去思索语言的所指，人们的阅读速度就会受到影响，只有将眼前的语言障碍解决了，才可能会有进一步的阅读行为。而阅读障碍解决的过程，正是这种“王安忆式语言”自身美感在读者心中慢慢展现的过程。 四.结语
“是……（的）”结构不仅仅在王安忆的小说中出现的频率较高，访谈中也经常出现。访谈《我与写作》中，说起经验写作时，她说：“经验是很有限的，是不够用的”，谈到寻根时，王安忆（2015）说：“我也想寻寻我们上海的根，这其实是很困难的，因为上海的历史是非常之短的”。诸如这样的“是……（的）”结构在访谈中还有很多。“是……（的）”这一结构密布在王安忆的一系列中长篇小说上，绝非是偶然现象。根据对“是……（的）”本身结构特点的分析，结合王安忆的语言特色与创作思想，推断常使用“是……（的）”结构凸显一定的语言暗示、文风暗码是王安忆的语言风格。“是……（的）”这一个结构它的判断和强调作用很恰当的承载和传达王安忆小说的一些新理念，因此成为王安忆小说中一个重要的语言艺术。
参考文献
[1]白朝霞.《抽象化的“语言建筑物”-王安忆《长恨歌》语言艺术赏析》[J].《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1）：26-27
[2]陈思和.《营造精神之塔—论王安忆90年代初的小说创作》[J].《文学评论》，1998，（6）
[3]侯书芸.《王安忆小说文体研究》[D].北京：首都师范大学，2008
[4]李鲁平.《构筑的语言世界-評王安忆的小说语言的演变》[J].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0，（4）：16-18
[5]齐沪扬.《突破日常逻辑之后一小说语言句式的新变》[J].《当代修辞学》，1998，（3）
[6]王德威.《海派作家，又见传人—王安忆论》[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
[7]王安忆.《漂泊的语言》[M].北京：作家出版社，1996
[8]王安忆.《我眼中的历史是日常的》[N].文艺报，2000-11-11
[9]王安忆.《我与写作》[J].《淮阴师范学院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37）：561-565
[10]吴义勤.《王安忆的“转型”》[J].《文学自由谈》，1992，争鸣之页
[11]徐莹.《王安忆作品的语言艺术和文化底蕴》[J].龙岩师专学报，2003，（5）：86-88
（作者介绍：王静，上海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现代汉语语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