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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13年10月3日在印度尼西亚国会发表重要演讲时说：“东南亚地区自古以来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中国愿同东盟国家加强海上合作，使用好中国政府设立的中国—东盟海上合作基金，发展好海洋合作伙伴关系，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中国愿通过扩大同东盟国家各领域务实合作，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同东盟国家共享机遇、共迎挑战，实现共同发展、共同繁荣。”2014年全国两会，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更将“抓紧规划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二十一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列为今年重点工作。
可以说，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中国推进新一轮改革开放的大手笔、大战略和大布局。这一战略构想是党中央站在历史高度、着眼世界大局、面向中国与东盟合作长远发展，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坚定不移地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战略选择。它将成为我国与东盟之间开拓的新的合作领域、深化互利合作的战略契合点，有利于搁置争议、增进共识，对于深化区域合作、促进亚太繁荣、推动全球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研究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历史，搜寻并解读海上丝绸之路遗留的文物，探究世界多元文化和谐包容的美好记忆，可以唤醒历史记忆，启示当下和未来。
海上丝绸之路的前世和今生
海上丝绸之路有着辉煌的过去，如今，又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古代东西方交通有陆路和海路两线路，在经济交往过程中，中国丝织品是最名贵、最畅销的商品之一。1877年，普鲁士学者李希霍芬（Fendinand Von Richthofen）将陆路通道称为“丝绸之路”（Silk Route），得到国际学术界广泛认同，后来海路则被称为“海上丝绸之路”。由于海上丝绸之路航路上往来着陶瓷、丝绸、茶叶、香料等诸多商品，又被称为“陶瓷之路”、“香料之路”、“茶叶之路”、“白银之路”等。
历史上的陆上丝绸之路是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16世纪期间，古代亚欧大陆间以丝绸为大宗贸易而开辟的长距离商业贸易与文化交流的交通大动脉，是东西方文明与文化的融合、交流和对话之路。陆上丝绸之路如今已经列为世界遗产，2014年6月22日，在卡塔尔首都多哈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审议通过了中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跨国联合申报丝绸之路项目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在最终的审核决议中，明确建议将该项目命名为“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
而历史上的“海上丝绸之路”，是指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之间的海上交通路线。以中国为起点，东通日本、朝鲜半岛，西经东南亚、印度洋地区，直至西亚和东北非。“海上丝绸之路”由两大干线组成，一是由中国通往朝鲜半岛及日本列岛的东海航线，二是由中国通往东南亚及印度洋地区的南海航线。目前中国沿海城市也在联合开展海上丝绸之路申遗。
在时间演变上，“海上丝绸之路”最早在中国秦汉时期便已出现，发展于三国隋朝时期，繁荣于唐宋时期，转变于明清时期。明代初年，郑和下西洋的壮举见证着中国古代航海的巅峰。十五世纪开始，以葡萄牙、西班牙等国家为主发起的“大航海时代”，使欧洲的航海及造船技术逐渐赶上并超过了东方，万里大洋从此畅若通衢。明清之际，东西方的文化交流和贸易往来展现出新的趋势，中国发挥重要作用的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在辉煌之后，渐渐没入全球化的贸易体系，历经漫长的沉寂，海上丝绸之路新的篇章亟待重写。
在地理转变上，蓬莱、扬州、宁波、福州、泉州、漳州、广州、北海八个中国最主要的“海上丝绸之路”城市，因地理位置不同，各自历经地位兴衰转变：汉武帝结束了秦始皇的封闭政策，大举对外经商交往。《汉书·地理志》记载，中国出口船舶“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开航”，这是“海上丝绸之路”最早的记载。所以，徐闻、合浦就成为中国汉代海上对外经商交往的最早港口。从公元3世纪30年代起，广州取代徐闻、合浦成为海丝主港；宋末至元代时，泉州超越广州，并与埃及的亚历山大港并称为“世界第一大港”。明初海禁，加之战乱影响，泉州港逐渐衰落，漳州月港兴起。清代闭关锁国，广州长时间处于“一口通商”局面。分析中国海上丝绸之路港口城市的特点，我们可以概括为：“蓬莱：中原文明的海上门户”、“北海：光彩夺目的南海明珠”、“扬州：盛世大唐的‘海丝’奇葩”、“宁波：东亚海域的商贸中心”、“福州：东南福地的控海咽喉”、“泉州：盛极宋元的东方大港”、“漳州：全球化初期的映海明月”、“广州：永不关闭的对外窗口”。
丝绸之路虽以丝绸贸易为开端，但其意义却远远超过了贸易的范畴。它把世界各地的文明古国如希腊、罗马、埃及、波斯和中国联系在一起，又把世界文化的发源地如埃及文明、两河流域文明、印度文明、美洲印加文明和中国文明等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一条连接亚、非、欧、美的大动脉。通过这些“海丝城市”，中国的丝绸、茶叶、瓷器等物产越洋过海，远销他乡；海外远国的珠宝香料、异兽奇药源源不断输入中国；中外使臣执节往返，各国商人赍货逐利，宗教信徒舍生弘法，多种文化融合包容……
目前，海上丝绸之路已成为庞大的学术概念，涵盖海外交通、航海科技、宗教、民俗、中外陶瓷、城市发展、区域经济等众多课题。
今天我们所说的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点指连接中国与东盟的老挝、柬埔寨、缅甸、泰国、越南、马来西亚、新加坡、文莱、菲律宾、印度尼西亚10国为主，其战略内容以中国—东盟“2+7合作框架”为主体，即中国和东盟要深化两点政治共识、推进七方面合作。两点政治共识是：深化战略互信，拓展睦邻友好；聚焦经济发展，扩大互利共赢。七方面合作包括：第一，积极探讨签署中国—东盟国家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中国—东盟战略合作提供法律和制度保障，引领双方关系发展；第二，加强安全领域交流与合作，完善中国——东盟防长会议机制，深化防灾救灾、网络安全、打击跨国犯罪、联合执法等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第三，启动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谈判，力争到2020年双边贸易额达到1万亿美元，让东盟国家更多从区域一体化和中国经济增长中受益；第四，加快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建设，用好中国—东盟互联互通合作委员会等机制，推进泛亚铁路等项目建设，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为东盟及本地区的互联互通提供融资平台；第五，加强本地区金融合作和风险防范，扩大双边本币互换的规模和范围，扩大跨境贸易本币结算试点，降低区内贸易和投资的汇率风险和结算成本，发挥好中国—东盟银联体作用；第六，稳步推进海上合作，重点落实海洋经济、海上互联互通、环保、科研、搜救以及渔业合作；第七，密切人文、科技、环保等交流，巩固友好合作的基础。 从舶来品看中国的文化包容
2014年3月 27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发表演讲指出，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文明是包容的，人类文明因包容才有交流互鉴的动力。一切文明成果都值得尊重，一切文明成果都值得珍惜。只有交流互鉴，一种文明才能充满生命力。只要秉持包容精神，就不存在什么‘文明冲突’，就可以实现文明和谐。”
中华民族自古是一个海纳百川、文化包容的民族。
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世界各地风物、文化大量输入中国，舶来品主要包括：琉璃、猫眼石、明珠、象牙、香料、宝石、水晶、玛瑙、琥珀、骆驼皮、乳香、没药、安息香、沉香、檀香、芦荟、胡椒等。从至今遗留的“海上丝绸之路”舶来品文物中，我们可以发现许多明显带有异国风情的文物。
海外的各种珠宝料器是最早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引入中国的大宗舶来品，它们作为装饰品，为人们带来了异域情调。
比如，广西北海合浦县的汉代墓葬出土了琉璃、水晶、玛瑙等大量的舶来品装饰品，充分说明了北海合浦在中国“海上丝绸之路”中有独特的地位。
香料是从海外运回中国的最大宗的商品之一，包括乳香、没药、安息香、沉香、檀香、芦荟、胡椒等。汉乐府诗中说：“行胡从何方？列国持何来？氍毹、氆毯、五木香，迷迭、艾蒳及都梁。”可见汉时从国外输入之物，香料占了很大的比重。香料的流行，在中国催生了大量香薰、香炉等文物。福建泉州湾后渚港宋代海船出水有宋代香料三块，收藏在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是中国进口香料的文物。
中国的制瓷技术在世界范围产生了巨大影响，其中模仿中国越窑的高丽青瓷，以及模仿中国青花、五彩的日本瓷器，都在世界陶瓷史上占据重要地位。国外模仿中国生产出的瓷器，也经常流入中国。1996年山东登州水道出水了一件明末清初日本青花瓷碗，通体施白釉，外壁一侧饰青花葡萄叶纹，底绘有青花五瓣日本樱花一朵。纹样采用双勾填色的笔法，和中国明代晚期的民窑青花在风格上很接近。
中国是白银输入大国。16世纪中，西班牙和葡萄牙是欧洲环球探险和殖民扩张的先驱，并在各大海洋开拓贸易路线。西班牙在南美殖民地墨西哥发现大银矿，制造“双柱”银元，流通时间较早，几乎遍布全世界，自明万历年间流入中国。据英国东印度公司记录，1681年至1833年，输入中国的白银达6800万两以上，合银元l亿枚，绝大部分是双柱银元。
从“海上丝绸之路”输出国外的主要文化载体
中国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往外输出的商品主要有丝绸、陶瓷、茶叶和铜铁器四大宗，其中，中国的丝绸文化、陶瓷文化、饮茶文化通过这些载体传播海外。
丝绸是中国最早也是最主要的外销商品之一，中国古代的丝绸之路，就是以中国花团锦簇的纺织品、五彩缤纷的印染品、绚丽璀璨的刺绣品为媒介，传播到欧、亚、非各国。比如，南宋时期，福州已经是“海上丝绸之路”贸易的重要港口，丝绸也通过福州销往海外，1975年福州南宋黄升墓出土了南宋黄褐色牡丹花绫开裆夹裤等丝织品，收藏在福建博物院，是这一时期福州丝绸贸易的重要物证。
中国瓷器从唐代起，就开始沿着一条陶瓷之路远销海外，瓷器输出后，不仅作为一种商品在世界各地流通，同时也作为一种文化交流，在人类文明史上发挥着巨大作用。日本当代著名学者三上次男在其所著《陶瓷之路》一书中说：“陶瓷是跨越中世纪东西方世界的一条友谊纽带，同时也是一座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桥梁。”到明清时期，订制中国瓷器，成为西方上流社会的一种时尚。中国南方地区的各窑口开始根据外来订单依样生产各类西方生活用瓷，其中以绘制欧洲家族徽章的纹章器和剃须盘、果盘、酒杯等专用瓷器最为常见。广东省博物馆收藏的清代广彩倭角方形徽章盘，在盘的中央印着一个家族的族徽，就是一件典型的西方订制瓷。
近年来，国内外发现许多唐代到清代沉船，有的沉船还出水了数十万件运往国外的瓷器。2005年6月，载有17000余件清康熙年间景德镇青花瓷的“碗礁一号”古沉船遗址在福州平潭海域被发现，大量出水文物证明此沉船是驶往欧洲的，反映了当时“海上陶瓷之路”的繁荣。
中国茶叶的输出，也形成了“海上茶叶之路”。早在唐宋时代，中国茶叶、茶种、茶具已通过明州（今宁波）港，源源不断输出到日本、朝鲜半岛及世界各地。1986年，从瑞典“哥德堡号”沉船打捞出水了经广州出口的福建白毫茶。“哥德堡”号是一艘以瑞典东印度公司总部所在城市哥德堡命名的重要船只，1743年3月至1745年9月，船只经过艰难的往返航行之后，在回程中沉没在哥德堡附近的海面上。让人吃惊的是，打捞上来的部分茶叶色味尚存，至今仍可放心饮用。此后，哥德堡人将一小包茶叶送回了广州，成为“海上茶叶之路”的见证。
“海上丝绸之路”展品
反映出的中外文化交融
海上丝绸之路贸易使中国既有文化输入，也有文化输出，更有文化交融。中国的器物、工艺、纹饰、风俗等，以开放包容的气度，吸收了多元世界文化，形成了独有的中外文化交融的“海上丝绸之路”文物特征。
中国的文物中，经常可见外国人的生动造型。在汉代的众多器物造型，如灯、堆塑罐上，都出现了胡人的造型，说明当时异域的面孔已为沿海人们所常见。1957年广州河南晓港新村刘王殿出土了一件西汉后期陶胡人俑座灯，这类托灯胡俑多见于广州地区的汉墓中，有陶俑，也有木俑，有男俑和女俑。胡俑当为达官富人家奴的形象，是来自海外的奴隶。早年研究认为，汉代的黑奴是印度尼西亚境内的土著居民，唐宋的昆仑奴是东非洲的黑人。由于汉墓中出土的陶灯座俑无釉，亦不施彩，肤色特征不明显，除了可能是印度尼西亚血统较多的“原始马来族”外，有的学者认为“从深目高鼻这一体形特征来看，他们似乎更有可能来自西亚或非洲的东岸”。还有一个更大可能，即是来源于印度。无论是印度的、东南亚的土著抑或是非洲黑人，这些“奴隶”可能是中国的船队带回，也有可能由印度商人贩运而来，即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到达广州。
同样的外国人造型器物还有江苏扬州博物馆收藏的唐代马来人陶范，扁嘴大耳，形态可掬，充满异域风情，是当时的装饰玩意。
中国古代器物经常吸收外来文化艺术因素，并与中国本土文化艺术融为一体。比如摩羯是印度神话中的河水之精、生命之本，4世纪末传入中国，成为中国器物上一种纹饰，隋唐时期，摩羯图案融入了中国龙首的特征，摩羯纹又称“鱼龙纹”。类似外来纹饰还有鹦鹉纹、狮子纹、番莲纹等。
唐代海兽葡萄镜是中国青铜镜中的一朵艺术奇葩，它也是东西文化交融的产物。兽与葡萄的组合，有学者认为它来源于古代的波斯、拜占廷或希腊、罗马。从汉代张骞通西域后，我国就开始了葡萄的种植，在当时的丝织品上也有了葡萄的纹饰。唐代扬州对外贸易的繁荣进一步推动了铜镜、金银器等手工艺的繁荣，成为全国主要的铜器制作中心和金银器原料的集散地、加工中心。大量的铜镜、金银器在制作工艺、纹饰等方面在吸收外来元素的同时销往国外。1972年江苏扬州邗江出土的海兽葡萄镜，就是当时文化交流的反映。
佛教文化传入中国，也在中国出现了一种特殊文物种类——“军持”。“军持”是一种云游僧人、伊斯兰教徒盛水洗手用具。这种外国器形大约在隋唐时期传入我国，并在我国长盛不衰，从唐代至清代的南方北方陶瓷窑口均有持续生产。1980年泉州磁灶窑址出土的宋代磁灶窑绿釉双龙戏珠纹军持，在异国器物造型的文物上，融合了中国的双龙戏珠纹文化。
海上丝绸之路是古代东西方通过海路，以商贸为依托，承载文化、艺术交流的和平之路。交流是双向的，影响是相互的，海上丝绸之路不仅是中国的，更是世界的，除了中国沿海省份，沿线的各个国家的各个港口文化遗存都见证了这条文化之路的辉煌。世界离不开中国，中国也离不开世界，海上丝绸之路不仅将古代世界各地人们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也将当下世界经济、文化联系在一起。在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史上，以中国为主导，涵盖亚洲、非洲、欧洲乃至美洲等不同国家、不同种族、不同文明的人类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互通有无、和平往来，推动了东西方文明全方位、多层次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接触、碰撞、交流和融合，为人类文明和文化发展及共同繁荣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对外开放与和平交流是海上丝绸之路的永恒主题，同样也是今天人类发展所共同提倡的。
可以说，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中国推进新一轮改革开放的大手笔、大战略和大布局。这一战略构想是党中央站在历史高度、着眼世界大局、面向中国与东盟合作长远发展，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坚定不移地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战略选择。它将成为我国与东盟之间开拓的新的合作领域、深化互利合作的战略契合点，有利于搁置争议、增进共识，对于深化区域合作、促进亚太繁荣、推动全球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研究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历史，搜寻并解读海上丝绸之路遗留的文物，探究世界多元文化和谐包容的美好记忆，可以唤醒历史记忆，启示当下和未来。
海上丝绸之路的前世和今生
海上丝绸之路有着辉煌的过去，如今，又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古代东西方交通有陆路和海路两线路，在经济交往过程中，中国丝织品是最名贵、最畅销的商品之一。1877年，普鲁士学者李希霍芬（Fendinand Von Richthofen）将陆路通道称为“丝绸之路”（Silk Route），得到国际学术界广泛认同，后来海路则被称为“海上丝绸之路”。由于海上丝绸之路航路上往来着陶瓷、丝绸、茶叶、香料等诸多商品，又被称为“陶瓷之路”、“香料之路”、“茶叶之路”、“白银之路”等。
历史上的陆上丝绸之路是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16世纪期间，古代亚欧大陆间以丝绸为大宗贸易而开辟的长距离商业贸易与文化交流的交通大动脉，是东西方文明与文化的融合、交流和对话之路。陆上丝绸之路如今已经列为世界遗产，2014年6月22日，在卡塔尔首都多哈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审议通过了中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跨国联合申报丝绸之路项目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在最终的审核决议中，明确建议将该项目命名为“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
而历史上的“海上丝绸之路”，是指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之间的海上交通路线。以中国为起点，东通日本、朝鲜半岛，西经东南亚、印度洋地区，直至西亚和东北非。“海上丝绸之路”由两大干线组成，一是由中国通往朝鲜半岛及日本列岛的东海航线，二是由中国通往东南亚及印度洋地区的南海航线。目前中国沿海城市也在联合开展海上丝绸之路申遗。
在时间演变上，“海上丝绸之路”最早在中国秦汉时期便已出现，发展于三国隋朝时期，繁荣于唐宋时期，转变于明清时期。明代初年，郑和下西洋的壮举见证着中国古代航海的巅峰。十五世纪开始，以葡萄牙、西班牙等国家为主发起的“大航海时代”，使欧洲的航海及造船技术逐渐赶上并超过了东方，万里大洋从此畅若通衢。明清之际，东西方的文化交流和贸易往来展现出新的趋势，中国发挥重要作用的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在辉煌之后，渐渐没入全球化的贸易体系，历经漫长的沉寂，海上丝绸之路新的篇章亟待重写。
在地理转变上，蓬莱、扬州、宁波、福州、泉州、漳州、广州、北海八个中国最主要的“海上丝绸之路”城市，因地理位置不同，各自历经地位兴衰转变：汉武帝结束了秦始皇的封闭政策，大举对外经商交往。《汉书·地理志》记载，中国出口船舶“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开航”，这是“海上丝绸之路”最早的记载。所以，徐闻、合浦就成为中国汉代海上对外经商交往的最早港口。从公元3世纪30年代起，广州取代徐闻、合浦成为海丝主港；宋末至元代时，泉州超越广州，并与埃及的亚历山大港并称为“世界第一大港”。明初海禁，加之战乱影响，泉州港逐渐衰落，漳州月港兴起。清代闭关锁国，广州长时间处于“一口通商”局面。分析中国海上丝绸之路港口城市的特点，我们可以概括为：“蓬莱：中原文明的海上门户”、“北海：光彩夺目的南海明珠”、“扬州：盛世大唐的‘海丝’奇葩”、“宁波：东亚海域的商贸中心”、“福州：东南福地的控海咽喉”、“泉州：盛极宋元的东方大港”、“漳州：全球化初期的映海明月”、“广州：永不关闭的对外窗口”。
丝绸之路虽以丝绸贸易为开端，但其意义却远远超过了贸易的范畴。它把世界各地的文明古国如希腊、罗马、埃及、波斯和中国联系在一起，又把世界文化的发源地如埃及文明、两河流域文明、印度文明、美洲印加文明和中国文明等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一条连接亚、非、欧、美的大动脉。通过这些“海丝城市”，中国的丝绸、茶叶、瓷器等物产越洋过海，远销他乡；海外远国的珠宝香料、异兽奇药源源不断输入中国；中外使臣执节往返，各国商人赍货逐利，宗教信徒舍生弘法，多种文化融合包容……
目前，海上丝绸之路已成为庞大的学术概念，涵盖海外交通、航海科技、宗教、民俗、中外陶瓷、城市发展、区域经济等众多课题。
今天我们所说的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点指连接中国与东盟的老挝、柬埔寨、缅甸、泰国、越南、马来西亚、新加坡、文莱、菲律宾、印度尼西亚10国为主，其战略内容以中国—东盟“2+7合作框架”为主体，即中国和东盟要深化两点政治共识、推进七方面合作。两点政治共识是：深化战略互信，拓展睦邻友好；聚焦经济发展，扩大互利共赢。七方面合作包括：第一，积极探讨签署中国—东盟国家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中国—东盟战略合作提供法律和制度保障，引领双方关系发展；第二，加强安全领域交流与合作，完善中国——东盟防长会议机制，深化防灾救灾、网络安全、打击跨国犯罪、联合执法等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第三，启动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谈判，力争到2020年双边贸易额达到1万亿美元，让东盟国家更多从区域一体化和中国经济增长中受益；第四，加快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建设，用好中国—东盟互联互通合作委员会等机制，推进泛亚铁路等项目建设，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为东盟及本地区的互联互通提供融资平台；第五，加强本地区金融合作和风险防范，扩大双边本币互换的规模和范围，扩大跨境贸易本币结算试点，降低区内贸易和投资的汇率风险和结算成本，发挥好中国—东盟银联体作用；第六，稳步推进海上合作，重点落实海洋经济、海上互联互通、环保、科研、搜救以及渔业合作；第七，密切人文、科技、环保等交流，巩固友好合作的基础。 从舶来品看中国的文化包容
2014年3月 27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发表演讲指出，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文明是包容的，人类文明因包容才有交流互鉴的动力。一切文明成果都值得尊重，一切文明成果都值得珍惜。只有交流互鉴，一种文明才能充满生命力。只要秉持包容精神，就不存在什么‘文明冲突’，就可以实现文明和谐。”
中华民族自古是一个海纳百川、文化包容的民族。
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世界各地风物、文化大量输入中国，舶来品主要包括：琉璃、猫眼石、明珠、象牙、香料、宝石、水晶、玛瑙、琥珀、骆驼皮、乳香、没药、安息香、沉香、檀香、芦荟、胡椒等。从至今遗留的“海上丝绸之路”舶来品文物中，我们可以发现许多明显带有异国风情的文物。
海外的各种珠宝料器是最早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引入中国的大宗舶来品，它们作为装饰品，为人们带来了异域情调。
比如，广西北海合浦县的汉代墓葬出土了琉璃、水晶、玛瑙等大量的舶来品装饰品，充分说明了北海合浦在中国“海上丝绸之路”中有独特的地位。
香料是从海外运回中国的最大宗的商品之一，包括乳香、没药、安息香、沉香、檀香、芦荟、胡椒等。汉乐府诗中说：“行胡从何方？列国持何来？氍毹、氆毯、五木香，迷迭、艾蒳及都梁。”可见汉时从国外输入之物，香料占了很大的比重。香料的流行，在中国催生了大量香薰、香炉等文物。福建泉州湾后渚港宋代海船出水有宋代香料三块，收藏在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是中国进口香料的文物。
中国的制瓷技术在世界范围产生了巨大影响，其中模仿中国越窑的高丽青瓷，以及模仿中国青花、五彩的日本瓷器，都在世界陶瓷史上占据重要地位。国外模仿中国生产出的瓷器，也经常流入中国。1996年山东登州水道出水了一件明末清初日本青花瓷碗，通体施白釉，外壁一侧饰青花葡萄叶纹，底绘有青花五瓣日本樱花一朵。纹样采用双勾填色的笔法，和中国明代晚期的民窑青花在风格上很接近。
中国是白银输入大国。16世纪中，西班牙和葡萄牙是欧洲环球探险和殖民扩张的先驱，并在各大海洋开拓贸易路线。西班牙在南美殖民地墨西哥发现大银矿，制造“双柱”银元，流通时间较早，几乎遍布全世界，自明万历年间流入中国。据英国东印度公司记录，1681年至1833年，输入中国的白银达6800万两以上，合银元l亿枚，绝大部分是双柱银元。
从“海上丝绸之路”输出国外的主要文化载体
中国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往外输出的商品主要有丝绸、陶瓷、茶叶和铜铁器四大宗，其中，中国的丝绸文化、陶瓷文化、饮茶文化通过这些载体传播海外。
丝绸是中国最早也是最主要的外销商品之一，中国古代的丝绸之路，就是以中国花团锦簇的纺织品、五彩缤纷的印染品、绚丽璀璨的刺绣品为媒介，传播到欧、亚、非各国。比如，南宋时期，福州已经是“海上丝绸之路”贸易的重要港口，丝绸也通过福州销往海外，1975年福州南宋黄升墓出土了南宋黄褐色牡丹花绫开裆夹裤等丝织品，收藏在福建博物院，是这一时期福州丝绸贸易的重要物证。
中国瓷器从唐代起，就开始沿着一条陶瓷之路远销海外，瓷器输出后，不仅作为一种商品在世界各地流通，同时也作为一种文化交流，在人类文明史上发挥着巨大作用。日本当代著名学者三上次男在其所著《陶瓷之路》一书中说：“陶瓷是跨越中世纪东西方世界的一条友谊纽带，同时也是一座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桥梁。”到明清时期，订制中国瓷器，成为西方上流社会的一种时尚。中国南方地区的各窑口开始根据外来订单依样生产各类西方生活用瓷，其中以绘制欧洲家族徽章的纹章器和剃须盘、果盘、酒杯等专用瓷器最为常见。广东省博物馆收藏的清代广彩倭角方形徽章盘，在盘的中央印着一个家族的族徽，就是一件典型的西方订制瓷。
近年来，国内外发现许多唐代到清代沉船，有的沉船还出水了数十万件运往国外的瓷器。2005年6月，载有17000余件清康熙年间景德镇青花瓷的“碗礁一号”古沉船遗址在福州平潭海域被发现，大量出水文物证明此沉船是驶往欧洲的，反映了当时“海上陶瓷之路”的繁荣。
中国茶叶的输出，也形成了“海上茶叶之路”。早在唐宋时代，中国茶叶、茶种、茶具已通过明州（今宁波）港，源源不断输出到日本、朝鲜半岛及世界各地。1986年，从瑞典“哥德堡号”沉船打捞出水了经广州出口的福建白毫茶。“哥德堡”号是一艘以瑞典东印度公司总部所在城市哥德堡命名的重要船只，1743年3月至1745年9月，船只经过艰难的往返航行之后，在回程中沉没在哥德堡附近的海面上。让人吃惊的是，打捞上来的部分茶叶色味尚存，至今仍可放心饮用。此后，哥德堡人将一小包茶叶送回了广州，成为“海上茶叶之路”的见证。
“海上丝绸之路”展品
反映出的中外文化交融
海上丝绸之路贸易使中国既有文化输入，也有文化输出，更有文化交融。中国的器物、工艺、纹饰、风俗等，以开放包容的气度，吸收了多元世界文化，形成了独有的中外文化交融的“海上丝绸之路”文物特征。
中国的文物中，经常可见外国人的生动造型。在汉代的众多器物造型，如灯、堆塑罐上，都出现了胡人的造型，说明当时异域的面孔已为沿海人们所常见。1957年广州河南晓港新村刘王殿出土了一件西汉后期陶胡人俑座灯，这类托灯胡俑多见于广州地区的汉墓中，有陶俑，也有木俑，有男俑和女俑。胡俑当为达官富人家奴的形象，是来自海外的奴隶。早年研究认为，汉代的黑奴是印度尼西亚境内的土著居民，唐宋的昆仑奴是东非洲的黑人。由于汉墓中出土的陶灯座俑无釉，亦不施彩，肤色特征不明显，除了可能是印度尼西亚血统较多的“原始马来族”外，有的学者认为“从深目高鼻这一体形特征来看，他们似乎更有可能来自西亚或非洲的东岸”。还有一个更大可能，即是来源于印度。无论是印度的、东南亚的土著抑或是非洲黑人，这些“奴隶”可能是中国的船队带回，也有可能由印度商人贩运而来，即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到达广州。
同样的外国人造型器物还有江苏扬州博物馆收藏的唐代马来人陶范，扁嘴大耳，形态可掬，充满异域风情，是当时的装饰玩意。
中国古代器物经常吸收外来文化艺术因素，并与中国本土文化艺术融为一体。比如摩羯是印度神话中的河水之精、生命之本，4世纪末传入中国，成为中国器物上一种纹饰，隋唐时期，摩羯图案融入了中国龙首的特征，摩羯纹又称“鱼龙纹”。类似外来纹饰还有鹦鹉纹、狮子纹、番莲纹等。
唐代海兽葡萄镜是中国青铜镜中的一朵艺术奇葩，它也是东西文化交融的产物。兽与葡萄的组合，有学者认为它来源于古代的波斯、拜占廷或希腊、罗马。从汉代张骞通西域后，我国就开始了葡萄的种植，在当时的丝织品上也有了葡萄的纹饰。唐代扬州对外贸易的繁荣进一步推动了铜镜、金银器等手工艺的繁荣，成为全国主要的铜器制作中心和金银器原料的集散地、加工中心。大量的铜镜、金银器在制作工艺、纹饰等方面在吸收外来元素的同时销往国外。1972年江苏扬州邗江出土的海兽葡萄镜，就是当时文化交流的反映。
佛教文化传入中国，也在中国出现了一种特殊文物种类——“军持”。“军持”是一种云游僧人、伊斯兰教徒盛水洗手用具。这种外国器形大约在隋唐时期传入我国，并在我国长盛不衰，从唐代至清代的南方北方陶瓷窑口均有持续生产。1980年泉州磁灶窑址出土的宋代磁灶窑绿釉双龙戏珠纹军持，在异国器物造型的文物上，融合了中国的双龙戏珠纹文化。
海上丝绸之路是古代东西方通过海路，以商贸为依托，承载文化、艺术交流的和平之路。交流是双向的，影响是相互的，海上丝绸之路不仅是中国的，更是世界的，除了中国沿海省份，沿线的各个国家的各个港口文化遗存都见证了这条文化之路的辉煌。世界离不开中国，中国也离不开世界，海上丝绸之路不仅将古代世界各地人们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也将当下世界经济、文化联系在一起。在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史上，以中国为主导，涵盖亚洲、非洲、欧洲乃至美洲等不同国家、不同种族、不同文明的人类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互通有无、和平往来，推动了东西方文明全方位、多层次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接触、碰撞、交流和融合，为人类文明和文化发展及共同繁荣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对外开放与和平交流是海上丝绸之路的永恒主题，同样也是今天人类发展所共同提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