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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现代语文教育史上，穆济波是一位重要人物，尤其在20世纪20年代的国文教育研究领域，他是几个关键性人物之一。他参与了1922年至1923年的新学制课程纲要草案的制定，同时发布过有影响的论文。他的地位和思想远没有被认识到，相关的研究也不太多。本文拟简单介绍一下穆氏的行状和他关于国文教学的一些主张，看看对我们今天还有哪些启发。
穆济波（1889-1976），四川合江人。早年毕业于四川成都高师，1920年代在东南大学附属中学任教国文，并积极参与国文教学问题的讨论，为我国早期语文教育建设做出杰出贡献。后任西北大学、中山大学、西南师范学院教授。1957年入四川省文史馆，曾任四川省政协委员，省图书馆副馆长。和同时代的一些学人一样，穆济波在文史哲三方面造诣很深。20年代发表过《章实斋之学术思想》《中国学术思想论文集序例（附目录）》《改进高中历史教学课程计划》《对于高中国文教育的一个建议》《国文研究法的我见》等重要论文。
一、参与1922年中小学语文课程纲要编写
1922年“壬戌学制”颁布以后，在全国教育联合会的敦促下，成立了新学制课程标准起草委员会。这一年12月8日，中小学主要学科课程纲要草案在南京拟定。其中涉及中小学国语国文的一共有四项：《新学制小学国语科课程纲要》，由吴研因拟；《新学制初级中学国语课程纲要》，由叶绍钧拟；《新学制高级中学必修科国语科学程纲要》，由冯顺伯拟；《新学制高级中学必修科国文科学程纲要》，由穆济波拟。为什么同样是高中，有两种不同课程纲要？其实国语科是指一般高中生读的国文，而“必修科”的国文科，是指为那些国文基础较好对文科有兴趣的高中生设置的，这些人将来可能考大学文科，而且这个纲要称“学程”，也很有意思。穆济波制定的这个纲要包括三个内容：授课时间及学分、纲要、说明。根据这个纲要规定，高中国文科学程学制为一年，每周授课4小时，占8个学分。其基本内容为两项：甲是文字学；乙是文艺概论。文字学又分为言语与文字、字音、字形和字义。文艺概论又分为文学概说、中国历代文学之变迁和近世西方文学思潮之激变。每项内容又含有具体的细目。例如，“文学概说”包括文学界说、文学与人生、文学家的人格与修养等。这个纲要有什么特点呢？主要有两点：一是强调中国文学与近代外国文学思潮之间的关系；二是与当时一些高中专设中国文学史一科目不同，将其附入文学概论讲授。因为专设本国文学史一科往往“遗弃文学基础知识和世界文学之趋势”，这个纲要要“特矫正其失”。
1922年制定的这几个《纲要》是“近代第一次较为全面而系统地阐述语文学科课程问题的大纲，它为规范20年代语文教育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同时也成为以后中央制定和修正国语、国文课程标准的蓝本”[1]。穆氏以一己之力制定这个高中国文学程纲要并不是凭空想出来的。当时他在东南大学附中任国文教员曾在《申报》副刊《教育与人生》第28期上发表《对于高中国文教育的一个建议》。后来又在《学生杂志》第十卷十一号上发表过《国文研究法的我见》，具体谈到他关于高中国文课程的设想。针对当时有人批评高中国文学习中国文化内容太多时，他在“建议”一文里说：“中国人起码应具有的文学基础知识，难道已经高中毕业即无升学要求也不该应具一点么？世界文化史还要知道一些，中国的文化，连基础知识也不要，也未见得是罢？”联想到当时新文化运动时，南京是学衡派所在地，他有这个想法是很自然的，今天在重新估计高中生应该学习的中国传统文化内容时，读一读他的这个纲要是很有意义的。
二、热心编写各种国语国文教材
编写国文国语教材是穆氏第二个重要贡献。民初到20世纪20年代参与编写国文教材的名家有很多。文言白话或者文白合编的都有。穆济波主张文言白话分开编写。他为中华书局编过《初级国语读本》《初级文言读本》《高级国语读本》《高级古文读本》。他认为初中教白话文，高中则应该教文言文。因为经过初中三年学习，学生已经能够阅读理解白话文了，不烦教师多讲。他编写教材就是按这个原则来进行的。关于文言白话是分开教好还是混合教好，语文界一直有不同看法。有不少名家主张分开教比较有效，例如朱自清、浦江清等。还有一种意见认为初中教白话文，高中就应该教文言文。例如艾伟从20年代开始做科学研究，经过十多年，几十个学校数千人的测验，搜集了许多证据，于1934年在《教育杂志》24卷第4期上发表了《关于语体文言的几种比较实验》报告。这个报告指出：一个学生到了初二白话文程度和初三已经没有什么差别了，到了高中，白话文程度和初中三年级相比几乎没有什么提高。因此，他主张高中应该教文言文：“夫阅书用白话文为一种工具，用文言亦为一种工具。二年级之白话文程度既几相等于三年级，且有过之者，而文言文程度则尚需加高。是一种工具已渐完整，他种工具尚需磨治。假使文言文不能完全推翻之时，中学毕业时，两种工具俱懂，可以运用无穷，较之只有一种工具者，其生活之丰富，不可同日而语也。”这个结论长期以来没有人注意。我们只要稍稍观察一下，现在的高中语文教学中现代文的教学实际上和初中没有什么区别，只是在一个层面上不断重复，造成学生厌恶语文。我们低估了学生的阅读能力，又高估了他们的“解题”能力。穆济波主张在高中阶段读文言学习文学，和艾伟意见一致。或者说，艾伟后来的实验证明了穆济波的看法。例如穆氏在《国文研究法的我见》一文里，提出了高中国文的学习内容非常广博：有文学欣赏之部，有艺术研究之部，还有文学常识之部。他编写的高中教材的量是很大的。此外，他还提出初中应该设文言文选科，而高中则宜设白话文选科，以为“调剂”之用。这个思想是非常有意义的，可以针对不同学生的能力、兴趣、基础、需求给予不同的教学内容，道理是容易理解的。
三、积极参与道尔顿制教学实验
穆济波在东南大学附中期间教国文时，主持过初中一年级的道尔顿制实验。道尔顿制是由美国教育家帕克赫斯特女士于1920年在美国马萨诸塞州道尔顿中学实施的一项教学实验计划。它的宗旨是：教育最重要的任务是利用环境来扩展学生经验。它是一种打破班级授课制，提倡以学生为中心、强调自我学习的学习方法。这个实验从1920年诞生以后迅速在一些英美国家传播开来，1922年传人中国。1923年10月，第九届全国教育会联合会议在云南召开，由广东代表提出议案《在中学及师范宜研究试行道尔顿制案》，决议通过后，道尔顿制在全国风靡一时。早在1922年舒新城等人在上海吴淞中国公学中学部的国文、常识等科目已经实施了；廖世承任东南大学附中教务主任（校长）时也开始在美国教育专家麦柯尔的帮助下进行实验，实验的学科有国文、算术、英语、地理等。穆济波和孙俍工就是当时初二实验班的国文教员。根据道尔顿制的要求，穆济波曾拟定了“初级中学第二年第一学期道尔顿制试验班学生工作表”，这些工作包括精读、笔记、作文、课堂研究、课外阅览等，在“能力标准”一项中规定全学期学习和训练的总量为：精读10万字，笔记至少16则，作文8篇，课堂研究40小时，课外读书3种。穆氏还为学生制定了每周的“工约”，其内容包括导语、提问、参考、注意等。这种“工约”实际就是把教师本来准备上课用的东西先交给学生，而“导语”则是将以前研讨过的课文和现在联系起来，所谓“参考、注意”就是不但提出思考题，而且提供相关参考书目、要写的笔记之要点等。这种种措施就是为了学生自己能够扩展阅读，深入阅读。 实验不到一年，实验结果并不如人意。他们拿出了国文成绩数据，结果证明：道尔顿制虽然能适应不同个性学生学习，工作方便自由，有利于养成自动求学的习惯，尤其是培养初步治学的方法，但是，由于学生程度不能统一，精神容易涣散，练习的机会少。他们得出的结论是：道尔顿制并不比普通教学方法效率高，相反还低一些。这里原因固然有很多，其中最主要的在于，“它忽视了教师的必要讲授，忽视了师生之间的多项交流与集体研讨，忽视了广泛的社会接触和各种课外活动”[2]。后来廖氏以他们的实验写了《东大附中道尔顿制实验报告》，指出道尔顿制的局限性，批评中国人“心太热”，一窝蜂的做法。可以说道尔顿制在文科教学方面效果比常规教学没有什么优势。
正是由于穆济波有了课堂教学的各种经历，又尝试过实验，所以他提出的国文教学各种理念更切合实际。
四、《中学国文教学问题》及其教学思想
代表穆氏国文教学思想的是他的《中学国文教学问题》，该文于1923年发表在《中等教育》第二卷第五期上，被誉为“我国早期中学语文教学性质论和目的论研究的重要成果之一”[3]。这篇文章主要论述了如下几个问题：
一是国文国语在教学上有什么价值？穆氏认为可以从三方面看：在个人方面是现实生活的需要，是发展精神生活的需要；在社会方面是社会生活巩固的需要，是社会生命永久的需要；在国家方面是国家组织的需要，是国家存在的需要。由这三点出发，他具体论述了国文国语教学在培养个人情操，培养国家意识、民族精神，使社会和谐等价值。
二是语文的本身是不是教育的目的？他认为“语文本身绝不是教育的目的”，语文只是人类生存必有之一种工具。国文教师有更重大的责任，如果国文教师在字词里面花功夫，则“只甘心于为学者修饰工具之技师”。他对何仲英认为不该把“如何为学”“如何做人”这个担子加到国文教师肩上这个意见不认同，认为国文教师就是要从这个大处着眼。
三是国文国语教学目的安在？他批评当时新学制课程纲要草案“既无各科公共之教学目的，亦未根据何项决议或旧章，明订全部纲要所据为基础教学之教学宗旨”。他提出普通国文教学应有目的为四条：养成相当需要的能力；养成自由发展思想的能力；养成观察与批评现实生活的能力；养成自由读书的能力。然后，他提出了初高中国文科教学的四条目的：（甲）普通的目的1、了解本国语言文字之法式及其应用。2、发展思想，涵育情感。（乙）特别的目的3、认识旧代文学之精神。4、寻求文学艺术之真价值，为文学的尝试与创造。他在文章最后部分，还具体介绍了东南大学附中初高中的国文科纲要。穆济波提出语文教育的目的稍晚于孙本文、沈仲九，但比他们更全面；与黎锦熙1924年发表《新著国语教学法》里提出的“国语要旨”以及1929年王森然《中学国文教学概要》、1940年蒋伯潜《中学国文教学法》提出的一些“目的”有许多相似之处，但是穆氏更早。
五、几点启示
简单介绍穆济波的国文教学研究，一则是为了向这位前辈表示敬意，另一则更重要的是看看他的思想对我们今天还有没有启迪。笔者觉得至少在两个方面对我们有启发：
一是语文教学要有“大语文观”。所谓“大语文观”，指语文教学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中学生掌握阅读写作能力，而且还要学习更为广博的内容，至少要学习一些中国文学、文化和世界文学、文化方面的东西，语文学习不能仅仅解决一个“工具”问题。穆氏的几条“目的论”和他制定的高中国文“学程纲要”贯串了这个思想。本世纪初，语文大讨论时有关于“人文性”还是“工具性”的争议，似乎人们已经认识到这个问题了，但是近几年矫枉过正，课堂里那种见小不见大的授课方式、条分缕析深文周纳的分析到处可见，加上高考题型的导向作用，高中生成年累月在一些阅读分析题里打转。结果是大家都可以看到的，文字不通者大有人在，遑论有什么文学教育。日本语言教育家西尾实提出母语教育有三个阶段：一是“说听言语生活领域”，也可以称为“地盘领域”；二是“读写语言生活领域”，也就是“用文字表达的语言的领域”；三是“文化语言生活领域”，这个阶段要学习艺术性、科学性、哲学性的语言。[4]因此，他们把阅读指导分为阅读指导、文学教学和读书指导三类。[5]而我国从小学到高中的语文课在干些什么？公开课除了满堂串问以外还有什么？重温穆济波那些意见，再看看日本语言教育家的意见，笔者觉得有必要重新看待高中的语文教学，我们应该把小学、初中、高中的语文阶段性搞清楚了。
二是语文教学要坚持实事求是，不要跟着时风转。当穆济波实验道尔顿制感到效率不高时，他就放弃了，当然这不是他一个人可以决定的，但是他至少没有为“道制”辩护，尽管他曾经花了很多功夫。这一点在今天仍然有启示作用，当年“道制”传到我国后风靡一时，林励儒先生批评道：“近日我国人对舶来的方法，往往像给阔人做寿似的，竭力恭维。”[6]我们现在对一些新名词、新教学方法、新理念是不是也有一种“如替阔人做寿”般的热心？前几年，我的一个研究生论文题目是“用安德森目标分类学指导古诗词学习”，想一想就可以明白是多么荒谬。而这一种风气正有方兴未艾之势，如今以“××课堂”“××学习”为名的花样很多，一般教师常常跟不上形势。当代加拿大学者维奥拉托说得好：“教育与心理学中的万灵药贩子抓住某个新概念或发现，就好似发现了最终真理。开放学校、教学机器、幻灯片、投影机、儿童中心教室、发现学习、规范性教学以及新出现的微机，都是我们熟悉的万灵药的例子。”[7]他还说：“应把万灵药贩子从教育中清除出去。一个明达的、富有批判性和怀疑性的教育机构，要清除有损教育的形形色色的贩子。因此，教育目的与教育实践要尽量少受时尚、风气和广告宣传的影响。”[8]我想，“少谈些理论，多研究些问题”，返璞归真，也许就可以有真语文了。
参考文献
[1]顾黄初，中国现代语文教育百年事典[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131
[2]李杏保，顾黄初，中国现代语文教育史[M]，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7：123
[3]李杏保，顾黄初，二十世纪前期中国语文教育论集[M]，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258
[4][5][日]筑波大学教育学研究会编，现代教育学基础[M]，钟启泉译，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6：296，299
[6]林励儒，我对于道尔顿制的态度[A]，柏女士讲演讨论集[C]，晨报社，1925
[7][8][加拿大]维奥拉托，给未来的一些处方[A]，瞿葆奎主编，国际教育展望[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324，328
穆济波（1889-1976），四川合江人。早年毕业于四川成都高师，1920年代在东南大学附属中学任教国文，并积极参与国文教学问题的讨论，为我国早期语文教育建设做出杰出贡献。后任西北大学、中山大学、西南师范学院教授。1957年入四川省文史馆，曾任四川省政协委员，省图书馆副馆长。和同时代的一些学人一样，穆济波在文史哲三方面造诣很深。20年代发表过《章实斋之学术思想》《中国学术思想论文集序例（附目录）》《改进高中历史教学课程计划》《对于高中国文教育的一个建议》《国文研究法的我见》等重要论文。
一、参与1922年中小学语文课程纲要编写
1922年“壬戌学制”颁布以后，在全国教育联合会的敦促下，成立了新学制课程标准起草委员会。这一年12月8日，中小学主要学科课程纲要草案在南京拟定。其中涉及中小学国语国文的一共有四项：《新学制小学国语科课程纲要》，由吴研因拟；《新学制初级中学国语课程纲要》，由叶绍钧拟；《新学制高级中学必修科国语科学程纲要》，由冯顺伯拟；《新学制高级中学必修科国文科学程纲要》，由穆济波拟。为什么同样是高中，有两种不同课程纲要？其实国语科是指一般高中生读的国文，而“必修科”的国文科，是指为那些国文基础较好对文科有兴趣的高中生设置的，这些人将来可能考大学文科，而且这个纲要称“学程”，也很有意思。穆济波制定的这个纲要包括三个内容：授课时间及学分、纲要、说明。根据这个纲要规定，高中国文科学程学制为一年，每周授课4小时，占8个学分。其基本内容为两项：甲是文字学；乙是文艺概论。文字学又分为言语与文字、字音、字形和字义。文艺概论又分为文学概说、中国历代文学之变迁和近世西方文学思潮之激变。每项内容又含有具体的细目。例如，“文学概说”包括文学界说、文学与人生、文学家的人格与修养等。这个纲要有什么特点呢？主要有两点：一是强调中国文学与近代外国文学思潮之间的关系；二是与当时一些高中专设中国文学史一科目不同，将其附入文学概论讲授。因为专设本国文学史一科往往“遗弃文学基础知识和世界文学之趋势”，这个纲要要“特矫正其失”。
1922年制定的这几个《纲要》是“近代第一次较为全面而系统地阐述语文学科课程问题的大纲，它为规范20年代语文教育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同时也成为以后中央制定和修正国语、国文课程标准的蓝本”[1]。穆氏以一己之力制定这个高中国文学程纲要并不是凭空想出来的。当时他在东南大学附中任国文教员曾在《申报》副刊《教育与人生》第28期上发表《对于高中国文教育的一个建议》。后来又在《学生杂志》第十卷十一号上发表过《国文研究法的我见》，具体谈到他关于高中国文课程的设想。针对当时有人批评高中国文学习中国文化内容太多时，他在“建议”一文里说：“中国人起码应具有的文学基础知识，难道已经高中毕业即无升学要求也不该应具一点么？世界文化史还要知道一些，中国的文化，连基础知识也不要，也未见得是罢？”联想到当时新文化运动时，南京是学衡派所在地，他有这个想法是很自然的，今天在重新估计高中生应该学习的中国传统文化内容时，读一读他的这个纲要是很有意义的。
二、热心编写各种国语国文教材
编写国文国语教材是穆氏第二个重要贡献。民初到20世纪20年代参与编写国文教材的名家有很多。文言白话或者文白合编的都有。穆济波主张文言白话分开编写。他为中华书局编过《初级国语读本》《初级文言读本》《高级国语读本》《高级古文读本》。他认为初中教白话文，高中则应该教文言文。因为经过初中三年学习，学生已经能够阅读理解白话文了，不烦教师多讲。他编写教材就是按这个原则来进行的。关于文言白话是分开教好还是混合教好，语文界一直有不同看法。有不少名家主张分开教比较有效，例如朱自清、浦江清等。还有一种意见认为初中教白话文，高中就应该教文言文。例如艾伟从20年代开始做科学研究，经过十多年，几十个学校数千人的测验，搜集了许多证据，于1934年在《教育杂志》24卷第4期上发表了《关于语体文言的几种比较实验》报告。这个报告指出：一个学生到了初二白话文程度和初三已经没有什么差别了，到了高中，白话文程度和初中三年级相比几乎没有什么提高。因此，他主张高中应该教文言文：“夫阅书用白话文为一种工具，用文言亦为一种工具。二年级之白话文程度既几相等于三年级，且有过之者，而文言文程度则尚需加高。是一种工具已渐完整，他种工具尚需磨治。假使文言文不能完全推翻之时，中学毕业时，两种工具俱懂，可以运用无穷，较之只有一种工具者，其生活之丰富，不可同日而语也。”这个结论长期以来没有人注意。我们只要稍稍观察一下，现在的高中语文教学中现代文的教学实际上和初中没有什么区别，只是在一个层面上不断重复，造成学生厌恶语文。我们低估了学生的阅读能力，又高估了他们的“解题”能力。穆济波主张在高中阶段读文言学习文学，和艾伟意见一致。或者说，艾伟后来的实验证明了穆济波的看法。例如穆氏在《国文研究法的我见》一文里，提出了高中国文的学习内容非常广博：有文学欣赏之部，有艺术研究之部，还有文学常识之部。他编写的高中教材的量是很大的。此外，他还提出初中应该设文言文选科，而高中则宜设白话文选科，以为“调剂”之用。这个思想是非常有意义的，可以针对不同学生的能力、兴趣、基础、需求给予不同的教学内容，道理是容易理解的。
三、积极参与道尔顿制教学实验
穆济波在东南大学附中期间教国文时，主持过初中一年级的道尔顿制实验。道尔顿制是由美国教育家帕克赫斯特女士于1920年在美国马萨诸塞州道尔顿中学实施的一项教学实验计划。它的宗旨是：教育最重要的任务是利用环境来扩展学生经验。它是一种打破班级授课制，提倡以学生为中心、强调自我学习的学习方法。这个实验从1920年诞生以后迅速在一些英美国家传播开来，1922年传人中国。1923年10月，第九届全国教育会联合会议在云南召开，由广东代表提出议案《在中学及师范宜研究试行道尔顿制案》，决议通过后，道尔顿制在全国风靡一时。早在1922年舒新城等人在上海吴淞中国公学中学部的国文、常识等科目已经实施了；廖世承任东南大学附中教务主任（校长）时也开始在美国教育专家麦柯尔的帮助下进行实验，实验的学科有国文、算术、英语、地理等。穆济波和孙俍工就是当时初二实验班的国文教员。根据道尔顿制的要求，穆济波曾拟定了“初级中学第二年第一学期道尔顿制试验班学生工作表”，这些工作包括精读、笔记、作文、课堂研究、课外阅览等，在“能力标准”一项中规定全学期学习和训练的总量为：精读10万字，笔记至少16则，作文8篇，课堂研究40小时，课外读书3种。穆氏还为学生制定了每周的“工约”，其内容包括导语、提问、参考、注意等。这种“工约”实际就是把教师本来准备上课用的东西先交给学生，而“导语”则是将以前研讨过的课文和现在联系起来，所谓“参考、注意”就是不但提出思考题，而且提供相关参考书目、要写的笔记之要点等。这种种措施就是为了学生自己能够扩展阅读，深入阅读。 实验不到一年，实验结果并不如人意。他们拿出了国文成绩数据，结果证明：道尔顿制虽然能适应不同个性学生学习，工作方便自由，有利于养成自动求学的习惯，尤其是培养初步治学的方法，但是，由于学生程度不能统一，精神容易涣散，练习的机会少。他们得出的结论是：道尔顿制并不比普通教学方法效率高，相反还低一些。这里原因固然有很多，其中最主要的在于，“它忽视了教师的必要讲授，忽视了师生之间的多项交流与集体研讨，忽视了广泛的社会接触和各种课外活动”[2]。后来廖氏以他们的实验写了《东大附中道尔顿制实验报告》，指出道尔顿制的局限性，批评中国人“心太热”，一窝蜂的做法。可以说道尔顿制在文科教学方面效果比常规教学没有什么优势。
正是由于穆济波有了课堂教学的各种经历，又尝试过实验，所以他提出的国文教学各种理念更切合实际。
四、《中学国文教学问题》及其教学思想
代表穆氏国文教学思想的是他的《中学国文教学问题》，该文于1923年发表在《中等教育》第二卷第五期上，被誉为“我国早期中学语文教学性质论和目的论研究的重要成果之一”[3]。这篇文章主要论述了如下几个问题：
一是国文国语在教学上有什么价值？穆氏认为可以从三方面看：在个人方面是现实生活的需要，是发展精神生活的需要；在社会方面是社会生活巩固的需要，是社会生命永久的需要；在国家方面是国家组织的需要，是国家存在的需要。由这三点出发，他具体论述了国文国语教学在培养个人情操，培养国家意识、民族精神，使社会和谐等价值。
二是语文的本身是不是教育的目的？他认为“语文本身绝不是教育的目的”，语文只是人类生存必有之一种工具。国文教师有更重大的责任，如果国文教师在字词里面花功夫，则“只甘心于为学者修饰工具之技师”。他对何仲英认为不该把“如何为学”“如何做人”这个担子加到国文教师肩上这个意见不认同，认为国文教师就是要从这个大处着眼。
三是国文国语教学目的安在？他批评当时新学制课程纲要草案“既无各科公共之教学目的，亦未根据何项决议或旧章，明订全部纲要所据为基础教学之教学宗旨”。他提出普通国文教学应有目的为四条：养成相当需要的能力；养成自由发展思想的能力；养成观察与批评现实生活的能力；养成自由读书的能力。然后，他提出了初高中国文科教学的四条目的：（甲）普通的目的1、了解本国语言文字之法式及其应用。2、发展思想，涵育情感。（乙）特别的目的3、认识旧代文学之精神。4、寻求文学艺术之真价值，为文学的尝试与创造。他在文章最后部分，还具体介绍了东南大学附中初高中的国文科纲要。穆济波提出语文教育的目的稍晚于孙本文、沈仲九，但比他们更全面；与黎锦熙1924年发表《新著国语教学法》里提出的“国语要旨”以及1929年王森然《中学国文教学概要》、1940年蒋伯潜《中学国文教学法》提出的一些“目的”有许多相似之处，但是穆氏更早。
五、几点启示
简单介绍穆济波的国文教学研究，一则是为了向这位前辈表示敬意，另一则更重要的是看看他的思想对我们今天还有没有启迪。笔者觉得至少在两个方面对我们有启发：
一是语文教学要有“大语文观”。所谓“大语文观”，指语文教学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中学生掌握阅读写作能力，而且还要学习更为广博的内容，至少要学习一些中国文学、文化和世界文学、文化方面的东西，语文学习不能仅仅解决一个“工具”问题。穆氏的几条“目的论”和他制定的高中国文“学程纲要”贯串了这个思想。本世纪初，语文大讨论时有关于“人文性”还是“工具性”的争议，似乎人们已经认识到这个问题了，但是近几年矫枉过正，课堂里那种见小不见大的授课方式、条分缕析深文周纳的分析到处可见，加上高考题型的导向作用，高中生成年累月在一些阅读分析题里打转。结果是大家都可以看到的，文字不通者大有人在，遑论有什么文学教育。日本语言教育家西尾实提出母语教育有三个阶段：一是“说听言语生活领域”，也可以称为“地盘领域”；二是“读写语言生活领域”，也就是“用文字表达的语言的领域”；三是“文化语言生活领域”，这个阶段要学习艺术性、科学性、哲学性的语言。[4]因此，他们把阅读指导分为阅读指导、文学教学和读书指导三类。[5]而我国从小学到高中的语文课在干些什么？公开课除了满堂串问以外还有什么？重温穆济波那些意见，再看看日本语言教育家的意见，笔者觉得有必要重新看待高中的语文教学，我们应该把小学、初中、高中的语文阶段性搞清楚了。
二是语文教学要坚持实事求是，不要跟着时风转。当穆济波实验道尔顿制感到效率不高时，他就放弃了，当然这不是他一个人可以决定的，但是他至少没有为“道制”辩护，尽管他曾经花了很多功夫。这一点在今天仍然有启示作用，当年“道制”传到我国后风靡一时，林励儒先生批评道：“近日我国人对舶来的方法，往往像给阔人做寿似的，竭力恭维。”[6]我们现在对一些新名词、新教学方法、新理念是不是也有一种“如替阔人做寿”般的热心？前几年，我的一个研究生论文题目是“用安德森目标分类学指导古诗词学习”，想一想就可以明白是多么荒谬。而这一种风气正有方兴未艾之势，如今以“××课堂”“××学习”为名的花样很多，一般教师常常跟不上形势。当代加拿大学者维奥拉托说得好：“教育与心理学中的万灵药贩子抓住某个新概念或发现，就好似发现了最终真理。开放学校、教学机器、幻灯片、投影机、儿童中心教室、发现学习、规范性教学以及新出现的微机，都是我们熟悉的万灵药的例子。”[7]他还说：“应把万灵药贩子从教育中清除出去。一个明达的、富有批判性和怀疑性的教育机构，要清除有损教育的形形色色的贩子。因此，教育目的与教育实践要尽量少受时尚、风气和广告宣传的影响。”[8]我想，“少谈些理论，多研究些问题”，返璞归真，也许就可以有真语文了。
参考文献
[1]顾黄初，中国现代语文教育百年事典[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131
[2]李杏保，顾黄初，中国现代语文教育史[M]，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7：123
[3]李杏保，顾黄初，二十世纪前期中国语文教育论集[M]，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258
[4][5][日]筑波大学教育学研究会编，现代教育学基础[M]，钟启泉译，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6：296，299
[6]林励儒，我对于道尔顿制的态度[A]，柏女士讲演讨论集[C]，晨报社，1925
[7][8][加拿大]维奥拉托，给未来的一些处方[A]，瞿葆奎主编，国际教育展望[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324，3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