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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道上行走，你总会与那些一生都在古道上行走的人不期而遇。他们从出生直到终老都在这条古道上，古道几乎是他们的全部世界。甚至他们人生的起伏兴衰都跟这条道路有关。因而古道也像他们的人生之路。对于一条绵延了两千多年的古道的叙述，说穿了其实就是关于人的故事的叙述。古道上最生动的风景其实就是人的风景。
长湾赶马人
水寨的长湾是个盛产赶马人的地方。从前这一带一直流行着“长湾骡子”的说法。我在一个清晨和乡里的秘书小杨来到这个以赶马人称著的村子。长湾村子里的古道保存得相当完好。因为地势不平，古道边的房屋前都有很高的台阶，站在房里的人会使你产生一种居高临下的感觉。现在长湾已经很少有外地人路过了，因而一旦有陌生人在古道上出现，总会有人从高高的台阶俯视着你。老人就不像年轻人那样好奇了。他们经历过每天都有数不清的陌生人在长湾出现的年代。在这里你无论走到哪家，都听到这样的回答，他的父亲或是祖父是赶马人。
81岁的马聚良是我在长湾遇到的第一个赶马人。他刚从菜地里回来，戴着一顶油光闪闪的毛呢帽，脚上的旧胶鞋沾满了从菜地里带回的泥土。老人神情谦卑地将我们领到火塘边。那是一堆在夏季里燃烧的火塘。老人说火塘是从一个人出生一直烧到死都不会熄的。我问他，这是不是燃烧了几代人的火塘？他说也可以说是，只是火塘的地点不是了。火塘是老人喝茶和休息的地方。火塘上方悬挂着一只满身漆黑的茶壶，他从茶壶里将水倾倒在一个盛放着茶叶的漆黑无比的罐子里，我看见茶叶和水各占一半。然后他又将罐子移到火塘边煮。茶杯只有一个，是倒在地上的那个，很小，是那种用来喝酒的土瓷杯子。老人将地上的茶杯拾起来在衣服上仔细地擦拭了一遍，将煮熟的茶水犹如敬酒一样双手递到你面前，看着你喝完。依次喝完之后，最后才轮到老人自己。这是一个漫长而沉默的过程。像一个仪式。之后我们的谈话才正式开始。
马聚良是一个具有“专业水准”的赶马人，这是我的印象。他在叙述从前的赶马生涯时，大量使用从前马帮的行话，他的叙述于是不断被我的提问中断。比如，他将几匹骡子说成几“首”骡子，装货说成“勒”货。“开哨”（吃饭），“号家”（货主）。把下关（大理）的西洱河叫“河江”。他很自然地使用着这些“专业术语”，这是他们当年的“日常”用语，只有使用这样的语词他才能流畅地进入到从前的世界。他的父亲是赶马人。他说自己赶马是有“遗传性”的。我注意到他使用了一个与马帮无关的科学术语。他说他12岁那年父亲就死了，此后他就吆着父亲留下的骡马在古道上与人“拼帮”（数十人凑成一个马帮）。赶马是他接受过的最早的教育，也是唯一的教育。父亲不是他的启蒙老师，他的启蒙老师是从村子里穿过的道路。至今他仍然为自己的赶马技艺而自豪。他说只要看卸驮子就知道这个赶马人是生手还是行家了。比如根据头骡的位置和驮子的“大头”、“小头”将驮子卸成三首或四首一排，中间留过道。就像现在的公路上停车一样，要讲规则的。他问我，你说是现在的汽车多，还是从前的马帮多？他并不需要我回答，这只是他叙述往事的一种方式。我发现刚进门时的那个谦逊的老人不见了。现在的汽车没有从前马帮多，他向我展现了从前古道上的壮观景象，从平坡一直蜿蜒到博南山江顶寺，“全是马帮。”一天要过几千首驮子还不止。马帮之间常常为争道而发生冲突。于是约定俗成的“交通规则”就出现了，马帮的头骡（为首的骡马）脖上悬挂着铃铛走在前面，若是对面来了马帮，而自己又无路避让，双方的赶马人便在远处的吼叫中达成协议。一般是放空的马帮让驮着货的马帮，路宽一方的让路窄的一方。若遇上一方不讲规则，双方的赶马人便拿出棍棒一阵混战。直到后面的马帮过来之后双方才开始评理。
老人的马帮生涯刚开始时，正是英国通过它在印度的殖民地向中国输送纺织品的时代。当时从印度来的棉纱源源不断地通过南方丝绸之路驮运到中国。从腾冲或是缅甸而来的马帮几乎都是驮棉纱的。赶马人都将这种从印度过来的英国棉纱叫“洋纱”。古老丝绸之路成了一条“洋纱之路”。中国丝绸早已在这条古老的道路上绝迹。马聚良没有到过缅甸，他们只是將别的马帮驮到腾冲的棉纱驮到下关。然后号铺又由其它的马帮驮到昆明或是别的地方。所有的马帮都有自己相对固定的路线。驮棉纱到下关，然后驮盐巴到保山或是腾冲。老人对当时的英国棉纱的印象是，那是一种永远也驮不完的东西。他说当时他还以为他要驮一辈子“洋纱”了。从腾冲到下关要走9个站口，每站走一天。老人说正规马帮的站口是固定的，不能多走。至于那些乌合之众的马帮就不一定了，有时这个站，有时那个站。我问他你是不是正规马帮，老人说，我当然是正规的马帮啰。对于沿途的号铺老人他所知不多，说那是当锅头（马帮领头人）的人操心的事，他只管赶马。锅头与号铺联系货源后，号铺便预付一定数额的定金。之后，锅头就回来组织马帮。整个马帮驮运途中的吃喝拉撒全由锅头负责。马聚良对当年那种不愁吃喝的日子仍然怀念不已。他说当时连草鞋都是锅头给的。老人似乎从没有滋生过成为一个锅头的野心，他说那时他还年轻，做不了锅头。而且，当锅头虽然钱多一点，但是太操心了。我相信老人永远只可能是一名具有很高“专业水准”的优秀的赶马人。
一直到成立合作社以后，马聚良才结束了他的赶马生涯。此前他始终生活在一种特殊的“语境”里， 那是马帮在古道上颠沛流离的过程中所创造出来的语言。马帮人都相信，语言会给他们带来灾难或好运。因而马帮有着自己严格的语言规则和同样严格的语言禁忌，他们总是小心地避开每一个语词的“能指”，因为这可能会给他们带来厄运。几十年之后，马聚良仍然没有完全摆脱这种“语境”。在我们看来是“专业术语”的马帮的行话，对于他却是一种非常“日常”的语言。他说当时他就像现在的驾驶员一样，日子都是在道路上过完的。每次回家最多三天，又出门了。从12岁到23岁他都生活在这种马帮的语言的氛围中。这使他在结束了赶马生涯后的很长时间里，仍会因此而产生交流的障碍。比如，他总是将筷子说成“小夹”，将柴禾说成“站杆”（“柴”与“豺”同音），不说抱一捆柴，而说“搂一捆站杆”（“抱”与“豹”同音）。吃饭他说“牵锅”。他的儿子说他已经习惯了，可是他的孙子们仍然不习惯。吃饭时，谁要是从他面前走，他就会用眼睛长时间地注视着你。他说按赶马人的规矩这叫“闯堂”，很不吉利的。 火塘边的茶罐里不断有茶叶加进去，每次只能倾倒出很少的茶水，浓酽无比。马聚良动作缓慢地啜着茶，以同样缓慢的节奏讲述着过去的事情。他的讲述不时被院子里的公鸡、牛马的声音打断。我的录音笔里于是记录了大量这类与采访无关的声响。在马厩旁边的墙上悬挂着一排马具，马聚良说这是后来做的，当年的马具早就不知去向了。他说，他这辈子不知“用烂了多少马具”。马聚良现在还养着两匹骡子，这是他去巍山买来的。从结束赶马生涯后，这是他第一次出远门。
长湾有很多赶马人的后代买了农用车，老人说，其实养一台农用车不如养两匹马。这个优秀的赶马人对马的评价远远超过对机器的评价。他说现在养马已经没有什么驮的了，只驮点化肥、庄稼。老人以这种很孤独的方式延续着他的赶马生涯。
我采访的另一个赶马人叫马春禄，是长湾村村长的父亲。他说他是解放前的头两年才开始赶马的，家穷买不起马。此前，他只是一个古道上的挑夫。从澜沧江东岸的杉阳沿着博南古道挑到长湾，一天两趟。他说那时他一天要过四次桥。挑一担可以得到8角至9角的“花钱”。他的赶马人的梦想是在买了两匹瘦弱的骡子后才实现的。那是他挑盐赚的钱。他说钱少买不起好骡子。与一直在“正规”马帮赶马的马聚良相比，他可能是“业余”水平，因为瘦弱的骡子是不能加入正规的马帮队伍的。但是他一样到大理驮盐，一样走南闯北，一样见多识广。他比马聚良更擅于讲述那些“专业之外”的旅途的故事。在长湾凡是上了年纪的人，都有一肚子永远讲不完的赶马故事，犹如他们永不熄灭的火塘。他说从前这条古道上一年就会出现一次来自西藏的马帮。他对西藏的马帮唯一的印象是，他们的驮货不用驮子，而是用毡子直接铺在马背上，然后将货固定在上面。正规的马帮是轻易不会遭遇强人袭击的，因为正规马帮人多势众，而且有复杂的背景。而那些“草班台”的马帮就不一定了，因而马春禄短暂的赶马生涯比起马聚良就多了很多风险和曲折。他说当时他们出门时最担心的就是被抢与遭遇野兽。凡是经过强人出没的地方，他们就要等待后面的马帮过来结伴而行。比如天井铺、倒马坎这样的地方。在他两年多的赶马生涯中，虽然有几次遇到过刚刚被抢劫的马帮，但他并没有真正遭遇过强人。他说他在山里遇到过两次豹子。马总是比人要预先知道豹子的出现，因而每当豹子出现时，马群就“炸”了，于是他们就知道附近来了豹子。全体赶马人就手提长刀、棍棒放开嗓子一起呐喊，直吼得地动山摇。豹子就被赶马人的喊声吓跑了。他说其中一次他看见了正在树林里逃窜的豹子，另外一次他什么没看见，只知道马群“炸”就肯定有豹子出现。
两匹用挑盐的钱买来的骡子，后来跟马春禄一起入了合作社。合作社给折了二百多元钱。他两年多的赶马生涯也就结束了。我相信他如果能一直赶下去，肯定能成为长湾一个著名的“锅头”的。这是他与曾经是职业赶马人马聚良的差别。
长湾最著名的“锅头”是马耀林和马占兵。我发现只要提到他们的名字，几乎所有我采访过的赶马人都肃然起敬。马春禄说，马耀林是水寨马大人的儿子，人称“马大少爷”，是当地最上等的“锅头”。他的马帮不拉一般的货，拉的都是银条、花钱、烟土这一类的货。有枪和押货的兵。马大少爷的马帮是专门驮缅甸到昆明的货。马占兵则是当地民间最著名的“锅头”。他的马帮专驮棉纱和盐巴，每次出帮都是七八十匹骡马。隔着很远的路人们就能知道，这是马占兵的马帮的铃声和锣声。除了马耀林和马占兵外，长湾还有很多“锅头”。马春禄说，长湾几乎所有的“锅头”后来都成为了地主或者富农。
在一间低矮幽暗的房子下面，我见到了长湾最后一名“锅头”马春贤。这是个矮小灵活的老人，头上戴着一顶用毛线编织的“套头”。他说，我赶了五十年的马，现在长湾我是最老的了，比我赶得早的人都死掉了，“锅头”只有我一个人了。马春贤12岁开始跟着父亲赶马。他说从他的老祖起，就是赶马人了。关于他的赶马生涯，他有一句极为精辟的总结，赶马人就是苦得像牛一样的人嘛。那天，我坐在长湾唯一幸存的“锅头”旁边，紧挨着他微微散发着汗味的身体。他刚刚从地里回来。他的女儿正在捡麦子里的土屑。猪崽在没有围墙的院子里奔跑。他不停地挥舞着手里的烟杆，往事在呛人的草烟中渐渐复活。
“天哪，那时一天要过多少马帮呵！”
马春贤并不是我所期待的那种“锅头”，他是解放后才成为“锅头”的。1952年的时候，滇缅公路是滇西唯一的公路。县与县或者县与乡之间的商贸往来仍然是马帮。有着悠久的赶马经历的马春贤，于是成为了“锅头”。这样的马帮与从前的民间马帮相比已经有点政府组织的意味，因而马春贤是长湾村在解放之后的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 “红色锅头”。然而，谁说这样的“锅头”就不是“鍋头”呢？红色的“锅头”恪守的仍是过去的规矩，因为道路是从前的老路。“锅头”马春贤并没有认为他与从前的马帮有什么不同，一样驮货。只是从前他多数时间是驮洋纱、盐巴，而现在就不一定了。洋纱早就从古道上绝迹了，盐巴也从滇缅公路上用汽车运来，并且由盐业局统一调配。他领导的马帮于是充当了民间商业往来的运输工具，比如，从保山驮竹笋帽到凤庆，然后再从凤庆驮茶回来，驮锅、农具到下关、丽江一带。他的驮运路线变得很“复杂”。从前他总是常年在一条固定的路线上行走。这一段马帮生涯使他行走了很多原来没有走过的道路，住过了很多原来没有住过的驿站。几十年之后他仍然为此自豪不已。他问我，你说我哪里没去过？我问他，有没有到过昆明？他说除了昆明，没有不去过的地方。为了证实这一点，马春贤向我背诵他所有经过的驿站和道路，如数家珍。我发现他的足迹最远处是丽江，所有的旅程都没有超出滇西或是滇西北。
这一段当“锅头”的日子是赶马人马春贤人生最为风光的时期。他说赶马人苦是苦，可是也很威武。七八十匹马在路上挂着铃铛，敲着锣，比现在开汽车的人还要威武。当时的滇西民间道路仍是属于马帮的世界。在马春贤这样的赶马人眼里，世界和过去并没太大的差别，他像过去的“锅头”一样到处去联系货源。从前叫“号铺”，现在叫供销社或者单位。其实一样。货源联系好以后，他像从前的“锅头”一样回来“拼帮”。然后杀猪，然后浩浩荡荡出发。在进山前，照例要举行庄严的敬山神的仪式，点上香火，祭上猪头，杀一只公鸡。跪在虚拟的山神前，念叨几句“空手出门，饱财归家”，“清吉平安”。然后在山神的庇护下一路走去。道路上他们常常和别的马帮相遇，如果道路宽阔，彼此打声招呼，各走各的路。如果道路狭窄，双方互不相让，马帮之间常常会因此发生冲突。马春贤说有一次他们与云龙县的马帮相遇，双方为争道动起手来，他用木棒将对方“锅头”打伤。可是后来他却与这个不打不相识的“锅头”一直保持着友谊，那时他们二人都早就结束了“锅头”生涯。马春贤说，这个“锅头”姓李，前不久死掉了。从前他到处都是朋友，可是现在他的那些赶马时认识的朋友很多都死掉了。马春贤有些悲伤。他问我，听说过漾濞三幺的马店和腾冲刘德宏的马店吗？我说不知道。他有些奇怪，说居然连这样大的马店都不知道。他说当时没有人不知道的。那是这一带最大的马店。然后他用了很长的篇幅来形容漾濞三幺和腾冲刘德宏当年的马店的繁荣。他说三幺和刘德宏都是他的朋友。只是不赶马后就没见过了，不知道现在是不是还活着。 马春贤告诉我，在他整个的赶马生涯中遭遇过5次抢劫。他至今仍然能清楚地回忆起当时被抢劫的每一个细节。他说那时候是“出门不怕死，怕死不出门”，哪里像现在，你就是用手托着钱也不会有人抢你，不过城里就不好说了。老人的眼睛狡黠地瞧着我，好像我就是那会抢钱的“城里人”。
马春贤率领的马帮一直延续到五十年代末期。那时，滇西的公路网已经初具规模，马帮开始被现代交通工具取代。“锅头”马春贤从此成为一名农民。可是马春贤似乎一直在内心里拒绝自己的农民身份。他在叙述中使用得最多的是“我们赶马人”这样的句子。他说他现在还在赶马。每逢街天他就赶着他的骡子一个人沿着早已废弃了的古道到城边的集镇卖点包谷或是核桃。公路他是不走的，客车他也是不坐的。公路太绕，客车太贵。于是废弃的古道仿佛是为他一人准备的。在我采访他的前几天，他的骡子死了，他一直为此而悲伤。他此刻最大的理想是，再去买一匹骡子。
桥街与最后的木匠
从小平河驿站一路往下，便可以看到山下蜿蜒的龙川江了。这是永昌古道继澜沧江、怒江之后的第三条大江。在云南，道路的前方永远是河流。道路在你的脚下急剧下降，小平河与龙川江之间的高差达一千多米。道路损坏得并不严重，来到龙川江边之后，抵达腾越（腾冲古名）的道路就变得平坦了。马帮和行人可以在行走中欣赏沿途龙川江的景色。
桥街不是一个村落而是龙川江边一条不足百米长的街市。街市的尽头是龙江桥。房屋零星地陈列在道路（街市）两边。看上去房屋都是在街道建起后才盖的。零星的房屋使桥街显得空旷而冷寂。唯一可以说明它是一个乡村集市的，只有街道两旁排列整齐的水泥铺台。那是为了做生意的人便于陈列自己的商品。我见过的真正的乡村集市，乡民们出售的东西一般是放在大地上的。商品与土地之间仅隔着层化肥口袋。这是一个远离村镇的“街市”。我不明白当地政府为何要在这样的地方建一个集市，让乡民们在街天携着出售的货物来到龙川江边这片空旷的大地上交易，这很像是出自某位基层官员的想法。当地人说其实桥街是一条很古老的街了，清初，龙江桥就设有收税的关卡。那时候桥街就已经存在了。此刻我所看到的桥街，除了那些才盖起来的房屋外，只是一片空旷的大地，并没有任何可以作为古老街市的证据。当地人说桥街只是一个“露水街”，人们只到这里赶街并不居住。因而当人群聚集时它就是一个“街市”，当人群散去之后，它便成了一片空旷的大地。
河流往往成为道路的约束，它使在大地上犹如河流般纵横的道路汇聚到一起。从高黎贡山逶迤而来的古道，在龙江桥前会合。川流不息的马帮、行人使龙江桥前喧闹不已，于是有人将自家的东西拿到这里来出售，人多了自然就成了“街市”。桥街因此而得名。解放后桥街就消失了，这可能和道路的衰落有关。可是当地人仍然将龙江桥前的空地叫做“桥街”。它的重新出现是在1983年，当地政府在这个古老的街市上建了一个农村集市，他们试图让这个消失的街市重现昔日的繁荣。于是桥街出现了一些零星的结构简单的房屋。据说桥街真正的居民只有3个，其余都是外乡的村民——在桥街建房或赁屋而居的做生意的人。
我们不是在“街天”抵达桥街的，因而我们看到桥街只是一条冷清的街道，鸡和猪在“街道”上追逐，桥街因此而出现短暂的尘土飞扬。不时有行人吆着马从龙江桥走来，此时，桥街对于他们只是一条道路。只有到逢五逢十的时候，桥街才会成为“街道”。一个在自己的店铺前百无聊赖的中年人告诉我，即使是“街天”，人最多时也不过就五六百人。在街道旁零落的房屋中间，我看到有一间简陋的民间寺庙，屋里供着一尊披红挂绿工艺粗糙的泥塑观音。看守寺庙的是一个老女人。她说寺庙是从别处迁来的，在桥街的历史不长，可是在别处的历史却很悠久了。也许有了这个寺庙，桥街居民的內心便会感到踏实一些，因为神明与他们同在。
在桥街，我们遇到了一个专门做马鞍子的木匠，他叫陈德然，60岁。他说他家从龙江桥过去还要走6个小时的路。1982年他就到桥街做马鞍子了。那是一种放在马背上驮货的架子。他在桥街买了一间铺面房，除了农忙外，他大多数时间都在这里做马鞍子，到现在已经三十多年了。房子里堆满了做好的马鞍子，需要马鞍子的赶马人直接到他的房子里购买。他的主顾大多是龙川江一带的赶马人。一副马鞍子一般可以卖70-80元。他说现在买马鞍子的人越来越少了。从前一个“街天”能卖出15副左右，只要做好立刻就被人买走，房子里很少看到积压着的马鞍子。如今一个“街天”有时连一副也卖不掉，这个穿着蓝色汗衫的汉子在和我们说话时，仍没有停下手中的活计。他的身后是堆积如山的马鞍子。这是一种用麻栎树做的东西，它的表面闪烁着如米粒般细小的木纹。陈德然说，用别的木材做马鞍都不行，只有木质坚韧的麻栎树，才能承受鞍子上的货物的压力。鞍板也是用麻栎树做成的。在做之前要先煮半个小时，然后将它压弯。做一副马鞍大约需要3天时间。如果生意好的话还是有赚头的，只是现在鞍子卖不出去。 一年的税收、林业税还是要缴的。如果加上购买做鞍子所需的木料，现在做鞍子已经没什么赚头了。“生活越来越困难”，他说他现在连肉都不敢吃了。
在古道最繁荣的时代，有很多人从事这个职业。这是一门与道路同样古老的手艺。你说每日在道路上川流不息的马帮需要多少鞍子？老陈问我。即使在当时，也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做鞍子的，既要好看，又要结实耐用，它里面有很多讲究。他说当时一个手艺精湛的做鞍子的工匠是很受马锅头尊重的。他的祖父和父亲都是这一带名气很大的做鞍子的匠人。那时，他们家的鞍子都是锅头订做的。在龙川江一带，道路的衰落是渐进而缓慢的，一条公路并不能代替所有的古道，马帮们仍然是古道上唯一的交通工具。虽然他们不再像父辈们那样走南闯北，可是他们仍然习惯于吆着马从这一个村子到另一个村子漫游。因而做马鞍这种古老的手艺并没有很快在古道上消亡。现在，几乎所有的古道都被改造成乡村公路，手扶拖拉机和农用车在从前的古道上奔走。马匹除了到山里驮柴或到田里驮庄稼外，已经没有别的用途。做鞍子的手艺人也随着道路的消失而消失了。陈德然说，龙川江一带只有他一个人还在做马鞍子了。他不愿意让这门祖传的手艺在他手中结束。只要马帮没有在龙川江一带消失，祖传的手艺就不会在他手里结束。总有人要做鞍子的。他相信凭着祖传的手艺仍能维持生存。那是他原来的想法。现在，这个想法也开始动摇了。他说自从他到桥街做鞍子以来，今年的生意最清淡，买鞍子的人越来越少。你看现在的路上早就看不到马了，到处都是摩托和农用车。只有大山里不通公路的地方还有人养马。现在村村通公路，养马的人只会越来越少了。他说他也不想做了，等他把手头的这批木料做完就不做了。亲眼目睹着祖传的手艺在自己的手中结束，这感觉是很沉重的。老陈俯身使劲吸着水烟筒。被烟熏黄的烟筒发出汹涌的咕噜声，然后他的脸便笼罩在烟雾中。
老陈的儿子到城里打工去了。儿子没有继承他做鞍子的手艺，老陈曾经为此而悲哀。现在终于明白了，他和儿子分别属于两种不同的道路。他是属于那种马帮行走的古老的道路的人，一旦古道消亡，他手中的古老手艺自然也将随之而消亡。 对于未来，老陈似乎显得缺乏信心，他说实在不行就在桥街做点小生意。
桥街尽头是龙江桥。古道、古桥和最后的手艺人，这是一种远离现代的、传统而经典的意象。尤其在黄昏时，这样的场景会让人的内心里有一种淡淡的哀伤。
与我们时下热衷的日新月异的世界相比，古道显然是一个“旧世界”，一个正在速朽或即将消亡的世界。无论是当年的赶马人还是做鞍子的木匠陈德然，他们的消失几乎是注定的，谁也无法阻止。我想我们不可能留住一段历史，但也许我们至少可留住一段记忆。
其实所谓“历史”就是人类关于往事的记忆。
责任编辑 楚 风
长湾赶马人
水寨的长湾是个盛产赶马人的地方。从前这一带一直流行着“长湾骡子”的说法。我在一个清晨和乡里的秘书小杨来到这个以赶马人称著的村子。长湾村子里的古道保存得相当完好。因为地势不平，古道边的房屋前都有很高的台阶，站在房里的人会使你产生一种居高临下的感觉。现在长湾已经很少有外地人路过了，因而一旦有陌生人在古道上出现，总会有人从高高的台阶俯视着你。老人就不像年轻人那样好奇了。他们经历过每天都有数不清的陌生人在长湾出现的年代。在这里你无论走到哪家，都听到这样的回答，他的父亲或是祖父是赶马人。
81岁的马聚良是我在长湾遇到的第一个赶马人。他刚从菜地里回来，戴着一顶油光闪闪的毛呢帽，脚上的旧胶鞋沾满了从菜地里带回的泥土。老人神情谦卑地将我们领到火塘边。那是一堆在夏季里燃烧的火塘。老人说火塘是从一个人出生一直烧到死都不会熄的。我问他，这是不是燃烧了几代人的火塘？他说也可以说是，只是火塘的地点不是了。火塘是老人喝茶和休息的地方。火塘上方悬挂着一只满身漆黑的茶壶，他从茶壶里将水倾倒在一个盛放着茶叶的漆黑无比的罐子里，我看见茶叶和水各占一半。然后他又将罐子移到火塘边煮。茶杯只有一个，是倒在地上的那个，很小，是那种用来喝酒的土瓷杯子。老人将地上的茶杯拾起来在衣服上仔细地擦拭了一遍，将煮熟的茶水犹如敬酒一样双手递到你面前，看着你喝完。依次喝完之后，最后才轮到老人自己。这是一个漫长而沉默的过程。像一个仪式。之后我们的谈话才正式开始。
马聚良是一个具有“专业水准”的赶马人，这是我的印象。他在叙述从前的赶马生涯时，大量使用从前马帮的行话，他的叙述于是不断被我的提问中断。比如，他将几匹骡子说成几“首”骡子，装货说成“勒”货。“开哨”（吃饭），“号家”（货主）。把下关（大理）的西洱河叫“河江”。他很自然地使用着这些“专业术语”，这是他们当年的“日常”用语，只有使用这样的语词他才能流畅地进入到从前的世界。他的父亲是赶马人。他说自己赶马是有“遗传性”的。我注意到他使用了一个与马帮无关的科学术语。他说他12岁那年父亲就死了，此后他就吆着父亲留下的骡马在古道上与人“拼帮”（数十人凑成一个马帮）。赶马是他接受过的最早的教育，也是唯一的教育。父亲不是他的启蒙老师，他的启蒙老师是从村子里穿过的道路。至今他仍然为自己的赶马技艺而自豪。他说只要看卸驮子就知道这个赶马人是生手还是行家了。比如根据头骡的位置和驮子的“大头”、“小头”将驮子卸成三首或四首一排，中间留过道。就像现在的公路上停车一样，要讲规则的。他问我，你说是现在的汽车多，还是从前的马帮多？他并不需要我回答，这只是他叙述往事的一种方式。我发现刚进门时的那个谦逊的老人不见了。现在的汽车没有从前马帮多，他向我展现了从前古道上的壮观景象，从平坡一直蜿蜒到博南山江顶寺，“全是马帮。”一天要过几千首驮子还不止。马帮之间常常为争道而发生冲突。于是约定俗成的“交通规则”就出现了，马帮的头骡（为首的骡马）脖上悬挂着铃铛走在前面，若是对面来了马帮，而自己又无路避让，双方的赶马人便在远处的吼叫中达成协议。一般是放空的马帮让驮着货的马帮，路宽一方的让路窄的一方。若遇上一方不讲规则，双方的赶马人便拿出棍棒一阵混战。直到后面的马帮过来之后双方才开始评理。
老人的马帮生涯刚开始时，正是英国通过它在印度的殖民地向中国输送纺织品的时代。当时从印度来的棉纱源源不断地通过南方丝绸之路驮运到中国。从腾冲或是缅甸而来的马帮几乎都是驮棉纱的。赶马人都将这种从印度过来的英国棉纱叫“洋纱”。古老丝绸之路成了一条“洋纱之路”。中国丝绸早已在这条古老的道路上绝迹。马聚良没有到过缅甸，他们只是將别的马帮驮到腾冲的棉纱驮到下关。然后号铺又由其它的马帮驮到昆明或是别的地方。所有的马帮都有自己相对固定的路线。驮棉纱到下关，然后驮盐巴到保山或是腾冲。老人对当时的英国棉纱的印象是，那是一种永远也驮不完的东西。他说当时他还以为他要驮一辈子“洋纱”了。从腾冲到下关要走9个站口，每站走一天。老人说正规马帮的站口是固定的，不能多走。至于那些乌合之众的马帮就不一定了，有时这个站，有时那个站。我问他你是不是正规马帮，老人说，我当然是正规的马帮啰。对于沿途的号铺老人他所知不多，说那是当锅头（马帮领头人）的人操心的事，他只管赶马。锅头与号铺联系货源后，号铺便预付一定数额的定金。之后，锅头就回来组织马帮。整个马帮驮运途中的吃喝拉撒全由锅头负责。马聚良对当年那种不愁吃喝的日子仍然怀念不已。他说当时连草鞋都是锅头给的。老人似乎从没有滋生过成为一个锅头的野心，他说那时他还年轻，做不了锅头。而且，当锅头虽然钱多一点，但是太操心了。我相信老人永远只可能是一名具有很高“专业水准”的优秀的赶马人。
一直到成立合作社以后，马聚良才结束了他的赶马生涯。此前他始终生活在一种特殊的“语境”里， 那是马帮在古道上颠沛流离的过程中所创造出来的语言。马帮人都相信，语言会给他们带来灾难或好运。因而马帮有着自己严格的语言规则和同样严格的语言禁忌，他们总是小心地避开每一个语词的“能指”，因为这可能会给他们带来厄运。几十年之后，马聚良仍然没有完全摆脱这种“语境”。在我们看来是“专业术语”的马帮的行话，对于他却是一种非常“日常”的语言。他说当时他就像现在的驾驶员一样，日子都是在道路上过完的。每次回家最多三天，又出门了。从12岁到23岁他都生活在这种马帮的语言的氛围中。这使他在结束了赶马生涯后的很长时间里，仍会因此而产生交流的障碍。比如，他总是将筷子说成“小夹”，将柴禾说成“站杆”（“柴”与“豺”同音），不说抱一捆柴，而说“搂一捆站杆”（“抱”与“豹”同音）。吃饭他说“牵锅”。他的儿子说他已经习惯了，可是他的孙子们仍然不习惯。吃饭时，谁要是从他面前走，他就会用眼睛长时间地注视着你。他说按赶马人的规矩这叫“闯堂”，很不吉利的。 火塘边的茶罐里不断有茶叶加进去，每次只能倾倒出很少的茶水，浓酽无比。马聚良动作缓慢地啜着茶，以同样缓慢的节奏讲述着过去的事情。他的讲述不时被院子里的公鸡、牛马的声音打断。我的录音笔里于是记录了大量这类与采访无关的声响。在马厩旁边的墙上悬挂着一排马具，马聚良说这是后来做的，当年的马具早就不知去向了。他说，他这辈子不知“用烂了多少马具”。马聚良现在还养着两匹骡子，这是他去巍山买来的。从结束赶马生涯后，这是他第一次出远门。
长湾有很多赶马人的后代买了农用车，老人说，其实养一台农用车不如养两匹马。这个优秀的赶马人对马的评价远远超过对机器的评价。他说现在养马已经没有什么驮的了，只驮点化肥、庄稼。老人以这种很孤独的方式延续着他的赶马生涯。
我采访的另一个赶马人叫马春禄，是长湾村村长的父亲。他说他是解放前的头两年才开始赶马的，家穷买不起马。此前，他只是一个古道上的挑夫。从澜沧江东岸的杉阳沿着博南古道挑到长湾，一天两趟。他说那时他一天要过四次桥。挑一担可以得到8角至9角的“花钱”。他的赶马人的梦想是在买了两匹瘦弱的骡子后才实现的。那是他挑盐赚的钱。他说钱少买不起好骡子。与一直在“正规”马帮赶马的马聚良相比，他可能是“业余”水平，因为瘦弱的骡子是不能加入正规的马帮队伍的。但是他一样到大理驮盐，一样走南闯北，一样见多识广。他比马聚良更擅于讲述那些“专业之外”的旅途的故事。在长湾凡是上了年纪的人，都有一肚子永远讲不完的赶马故事，犹如他们永不熄灭的火塘。他说从前这条古道上一年就会出现一次来自西藏的马帮。他对西藏的马帮唯一的印象是，他们的驮货不用驮子，而是用毡子直接铺在马背上，然后将货固定在上面。正规的马帮是轻易不会遭遇强人袭击的，因为正规马帮人多势众，而且有复杂的背景。而那些“草班台”的马帮就不一定了，因而马春禄短暂的赶马生涯比起马聚良就多了很多风险和曲折。他说当时他们出门时最担心的就是被抢与遭遇野兽。凡是经过强人出没的地方，他们就要等待后面的马帮过来结伴而行。比如天井铺、倒马坎这样的地方。在他两年多的赶马生涯中，虽然有几次遇到过刚刚被抢劫的马帮，但他并没有真正遭遇过强人。他说他在山里遇到过两次豹子。马总是比人要预先知道豹子的出现，因而每当豹子出现时，马群就“炸”了，于是他们就知道附近来了豹子。全体赶马人就手提长刀、棍棒放开嗓子一起呐喊，直吼得地动山摇。豹子就被赶马人的喊声吓跑了。他说其中一次他看见了正在树林里逃窜的豹子，另外一次他什么没看见，只知道马群“炸”就肯定有豹子出现。
两匹用挑盐的钱买来的骡子，后来跟马春禄一起入了合作社。合作社给折了二百多元钱。他两年多的赶马生涯也就结束了。我相信他如果能一直赶下去，肯定能成为长湾一个著名的“锅头”的。这是他与曾经是职业赶马人马聚良的差别。
长湾最著名的“锅头”是马耀林和马占兵。我发现只要提到他们的名字，几乎所有我采访过的赶马人都肃然起敬。马春禄说，马耀林是水寨马大人的儿子，人称“马大少爷”，是当地最上等的“锅头”。他的马帮不拉一般的货，拉的都是银条、花钱、烟土这一类的货。有枪和押货的兵。马大少爷的马帮是专门驮缅甸到昆明的货。马占兵则是当地民间最著名的“锅头”。他的马帮专驮棉纱和盐巴，每次出帮都是七八十匹骡马。隔着很远的路人们就能知道，这是马占兵的马帮的铃声和锣声。除了马耀林和马占兵外，长湾还有很多“锅头”。马春禄说，长湾几乎所有的“锅头”后来都成为了地主或者富农。
在一间低矮幽暗的房子下面，我见到了长湾最后一名“锅头”马春贤。这是个矮小灵活的老人，头上戴着一顶用毛线编织的“套头”。他说，我赶了五十年的马，现在长湾我是最老的了，比我赶得早的人都死掉了，“锅头”只有我一个人了。马春贤12岁开始跟着父亲赶马。他说从他的老祖起，就是赶马人了。关于他的赶马生涯，他有一句极为精辟的总结，赶马人就是苦得像牛一样的人嘛。那天，我坐在长湾唯一幸存的“锅头”旁边，紧挨着他微微散发着汗味的身体。他刚刚从地里回来。他的女儿正在捡麦子里的土屑。猪崽在没有围墙的院子里奔跑。他不停地挥舞着手里的烟杆，往事在呛人的草烟中渐渐复活。
“天哪，那时一天要过多少马帮呵！”
马春贤并不是我所期待的那种“锅头”，他是解放后才成为“锅头”的。1952年的时候，滇缅公路是滇西唯一的公路。县与县或者县与乡之间的商贸往来仍然是马帮。有着悠久的赶马经历的马春贤，于是成为了“锅头”。这样的马帮与从前的民间马帮相比已经有点政府组织的意味，因而马春贤是长湾村在解放之后的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 “红色锅头”。然而，谁说这样的“锅头”就不是“鍋头”呢？红色的“锅头”恪守的仍是过去的规矩，因为道路是从前的老路。“锅头”马春贤并没有认为他与从前的马帮有什么不同，一样驮货。只是从前他多数时间是驮洋纱、盐巴，而现在就不一定了。洋纱早就从古道上绝迹了，盐巴也从滇缅公路上用汽车运来，并且由盐业局统一调配。他领导的马帮于是充当了民间商业往来的运输工具，比如，从保山驮竹笋帽到凤庆，然后再从凤庆驮茶回来，驮锅、农具到下关、丽江一带。他的驮运路线变得很“复杂”。从前他总是常年在一条固定的路线上行走。这一段马帮生涯使他行走了很多原来没有走过的道路，住过了很多原来没有住过的驿站。几十年之后他仍然为此自豪不已。他问我，你说我哪里没去过？我问他，有没有到过昆明？他说除了昆明，没有不去过的地方。为了证实这一点，马春贤向我背诵他所有经过的驿站和道路，如数家珍。我发现他的足迹最远处是丽江，所有的旅程都没有超出滇西或是滇西北。
这一段当“锅头”的日子是赶马人马春贤人生最为风光的时期。他说赶马人苦是苦，可是也很威武。七八十匹马在路上挂着铃铛，敲着锣，比现在开汽车的人还要威武。当时的滇西民间道路仍是属于马帮的世界。在马春贤这样的赶马人眼里，世界和过去并没太大的差别，他像过去的“锅头”一样到处去联系货源。从前叫“号铺”，现在叫供销社或者单位。其实一样。货源联系好以后，他像从前的“锅头”一样回来“拼帮”。然后杀猪，然后浩浩荡荡出发。在进山前，照例要举行庄严的敬山神的仪式，点上香火，祭上猪头，杀一只公鸡。跪在虚拟的山神前，念叨几句“空手出门，饱财归家”，“清吉平安”。然后在山神的庇护下一路走去。道路上他们常常和别的马帮相遇，如果道路宽阔，彼此打声招呼，各走各的路。如果道路狭窄，双方互不相让，马帮之间常常会因此发生冲突。马春贤说有一次他们与云龙县的马帮相遇，双方为争道动起手来，他用木棒将对方“锅头”打伤。可是后来他却与这个不打不相识的“锅头”一直保持着友谊，那时他们二人都早就结束了“锅头”生涯。马春贤说，这个“锅头”姓李，前不久死掉了。从前他到处都是朋友，可是现在他的那些赶马时认识的朋友很多都死掉了。马春贤有些悲伤。他问我，听说过漾濞三幺的马店和腾冲刘德宏的马店吗？我说不知道。他有些奇怪，说居然连这样大的马店都不知道。他说当时没有人不知道的。那是这一带最大的马店。然后他用了很长的篇幅来形容漾濞三幺和腾冲刘德宏当年的马店的繁荣。他说三幺和刘德宏都是他的朋友。只是不赶马后就没见过了，不知道现在是不是还活着。 马春贤告诉我，在他整个的赶马生涯中遭遇过5次抢劫。他至今仍然能清楚地回忆起当时被抢劫的每一个细节。他说那时候是“出门不怕死，怕死不出门”，哪里像现在，你就是用手托着钱也不会有人抢你，不过城里就不好说了。老人的眼睛狡黠地瞧着我，好像我就是那会抢钱的“城里人”。
马春贤率领的马帮一直延续到五十年代末期。那时，滇西的公路网已经初具规模，马帮开始被现代交通工具取代。“锅头”马春贤从此成为一名农民。可是马春贤似乎一直在内心里拒绝自己的农民身份。他在叙述中使用得最多的是“我们赶马人”这样的句子。他说他现在还在赶马。每逢街天他就赶着他的骡子一个人沿着早已废弃了的古道到城边的集镇卖点包谷或是核桃。公路他是不走的，客车他也是不坐的。公路太绕，客车太贵。于是废弃的古道仿佛是为他一人准备的。在我采访他的前几天，他的骡子死了，他一直为此而悲伤。他此刻最大的理想是，再去买一匹骡子。
桥街与最后的木匠
从小平河驿站一路往下，便可以看到山下蜿蜒的龙川江了。这是永昌古道继澜沧江、怒江之后的第三条大江。在云南，道路的前方永远是河流。道路在你的脚下急剧下降，小平河与龙川江之间的高差达一千多米。道路损坏得并不严重，来到龙川江边之后，抵达腾越（腾冲古名）的道路就变得平坦了。马帮和行人可以在行走中欣赏沿途龙川江的景色。
桥街不是一个村落而是龙川江边一条不足百米长的街市。街市的尽头是龙江桥。房屋零星地陈列在道路（街市）两边。看上去房屋都是在街道建起后才盖的。零星的房屋使桥街显得空旷而冷寂。唯一可以说明它是一个乡村集市的，只有街道两旁排列整齐的水泥铺台。那是为了做生意的人便于陈列自己的商品。我见过的真正的乡村集市，乡民们出售的东西一般是放在大地上的。商品与土地之间仅隔着层化肥口袋。这是一个远离村镇的“街市”。我不明白当地政府为何要在这样的地方建一个集市，让乡民们在街天携着出售的货物来到龙川江边这片空旷的大地上交易，这很像是出自某位基层官员的想法。当地人说其实桥街是一条很古老的街了，清初，龙江桥就设有收税的关卡。那时候桥街就已经存在了。此刻我所看到的桥街，除了那些才盖起来的房屋外，只是一片空旷的大地，并没有任何可以作为古老街市的证据。当地人说桥街只是一个“露水街”，人们只到这里赶街并不居住。因而当人群聚集时它就是一个“街市”，当人群散去之后，它便成了一片空旷的大地。
河流往往成为道路的约束，它使在大地上犹如河流般纵横的道路汇聚到一起。从高黎贡山逶迤而来的古道，在龙江桥前会合。川流不息的马帮、行人使龙江桥前喧闹不已，于是有人将自家的东西拿到这里来出售，人多了自然就成了“街市”。桥街因此而得名。解放后桥街就消失了，这可能和道路的衰落有关。可是当地人仍然将龙江桥前的空地叫做“桥街”。它的重新出现是在1983年，当地政府在这个古老的街市上建了一个农村集市，他们试图让这个消失的街市重现昔日的繁荣。于是桥街出现了一些零星的结构简单的房屋。据说桥街真正的居民只有3个，其余都是外乡的村民——在桥街建房或赁屋而居的做生意的人。
我们不是在“街天”抵达桥街的，因而我们看到桥街只是一条冷清的街道，鸡和猪在“街道”上追逐，桥街因此而出现短暂的尘土飞扬。不时有行人吆着马从龙江桥走来，此时，桥街对于他们只是一条道路。只有到逢五逢十的时候，桥街才会成为“街道”。一个在自己的店铺前百无聊赖的中年人告诉我，即使是“街天”，人最多时也不过就五六百人。在街道旁零落的房屋中间，我看到有一间简陋的民间寺庙，屋里供着一尊披红挂绿工艺粗糙的泥塑观音。看守寺庙的是一个老女人。她说寺庙是从别处迁来的，在桥街的历史不长，可是在别处的历史却很悠久了。也许有了这个寺庙，桥街居民的內心便会感到踏实一些，因为神明与他们同在。
在桥街，我们遇到了一个专门做马鞍子的木匠，他叫陈德然，60岁。他说他家从龙江桥过去还要走6个小时的路。1982年他就到桥街做马鞍子了。那是一种放在马背上驮货的架子。他在桥街买了一间铺面房，除了农忙外，他大多数时间都在这里做马鞍子，到现在已经三十多年了。房子里堆满了做好的马鞍子，需要马鞍子的赶马人直接到他的房子里购买。他的主顾大多是龙川江一带的赶马人。一副马鞍子一般可以卖70-80元。他说现在买马鞍子的人越来越少了。从前一个“街天”能卖出15副左右，只要做好立刻就被人买走，房子里很少看到积压着的马鞍子。如今一个“街天”有时连一副也卖不掉，这个穿着蓝色汗衫的汉子在和我们说话时，仍没有停下手中的活计。他的身后是堆积如山的马鞍子。这是一种用麻栎树做的东西，它的表面闪烁着如米粒般细小的木纹。陈德然说，用别的木材做马鞍都不行，只有木质坚韧的麻栎树，才能承受鞍子上的货物的压力。鞍板也是用麻栎树做成的。在做之前要先煮半个小时，然后将它压弯。做一副马鞍大约需要3天时间。如果生意好的话还是有赚头的，只是现在鞍子卖不出去。 一年的税收、林业税还是要缴的。如果加上购买做鞍子所需的木料，现在做鞍子已经没什么赚头了。“生活越来越困难”，他说他现在连肉都不敢吃了。
在古道最繁荣的时代，有很多人从事这个职业。这是一门与道路同样古老的手艺。你说每日在道路上川流不息的马帮需要多少鞍子？老陈问我。即使在当时，也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做鞍子的，既要好看，又要结实耐用，它里面有很多讲究。他说当时一个手艺精湛的做鞍子的工匠是很受马锅头尊重的。他的祖父和父亲都是这一带名气很大的做鞍子的匠人。那时，他们家的鞍子都是锅头订做的。在龙川江一带，道路的衰落是渐进而缓慢的，一条公路并不能代替所有的古道，马帮们仍然是古道上唯一的交通工具。虽然他们不再像父辈们那样走南闯北，可是他们仍然习惯于吆着马从这一个村子到另一个村子漫游。因而做马鞍这种古老的手艺并没有很快在古道上消亡。现在，几乎所有的古道都被改造成乡村公路，手扶拖拉机和农用车在从前的古道上奔走。马匹除了到山里驮柴或到田里驮庄稼外，已经没有别的用途。做鞍子的手艺人也随着道路的消失而消失了。陈德然说，龙川江一带只有他一个人还在做马鞍子了。他不愿意让这门祖传的手艺在他手中结束。只要马帮没有在龙川江一带消失，祖传的手艺就不会在他手里结束。总有人要做鞍子的。他相信凭着祖传的手艺仍能维持生存。那是他原来的想法。现在，这个想法也开始动摇了。他说自从他到桥街做鞍子以来，今年的生意最清淡，买鞍子的人越来越少。你看现在的路上早就看不到马了，到处都是摩托和农用车。只有大山里不通公路的地方还有人养马。现在村村通公路，养马的人只会越来越少了。他说他也不想做了，等他把手头的这批木料做完就不做了。亲眼目睹着祖传的手艺在自己的手中结束，这感觉是很沉重的。老陈俯身使劲吸着水烟筒。被烟熏黄的烟筒发出汹涌的咕噜声，然后他的脸便笼罩在烟雾中。
老陈的儿子到城里打工去了。儿子没有继承他做鞍子的手艺，老陈曾经为此而悲哀。现在终于明白了，他和儿子分别属于两种不同的道路。他是属于那种马帮行走的古老的道路的人，一旦古道消亡，他手中的古老手艺自然也将随之而消亡。 对于未来，老陈似乎显得缺乏信心，他说实在不行就在桥街做点小生意。
桥街尽头是龙江桥。古道、古桥和最后的手艺人，这是一种远离现代的、传统而经典的意象。尤其在黄昏时，这样的场景会让人的内心里有一种淡淡的哀伤。
与我们时下热衷的日新月异的世界相比，古道显然是一个“旧世界”，一个正在速朽或即将消亡的世界。无论是当年的赶马人还是做鞍子的木匠陈德然，他们的消失几乎是注定的，谁也无法阻止。我想我们不可能留住一段历史，但也许我们至少可留住一段记忆。
其实所谓“历史”就是人类关于往事的记忆。
责任编辑 楚 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