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9月26日是陈毓祥先生15周年祭，我觉得有责任写点文字紀念这位保钓烈士。15年前那场席卷全球华人社会的保钓浪潮，尽管不像有人指责的那样，是香港媒体煽情的结果，然而，《明报》在某种程度上确实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我当时担任《明报》主笔，也因此结识陈毓祥。
　　1996年7月，日本政府宣布实施200海里专属经济区，把钓鱼台列岛包括在内，并派出海上自卫队舰艇巡逻，日本右翼团体配合政府在钓鱼台建立灯塔。此事引起了舆论关注。我在7月25日撰写了一篇题为《日本垂涎钓鱼台/两岸携手御外侮》的社论。到了8月28日，日本外相访港，以傲慢的态度坚持说钓鱼台是日本领土。第二天，日本又扣押了驶近钓鱼台的台湾渔轮。我们决定派出驻台记者实地采访。9月4日，我们的记者到钓鱼台采访，遭到日本舰艇和飞机海空拦截。当晚的编前会上，我提议要把这桩新闻做大。按照我的专业判断，新一波的保钓运动正在发酵，《明报》应该领导舆论。大家采纳了我的意见。记者采访被阻的消息以头版头条刊出，标题是“钓鱼台沦陷了”。果然，第二天的《明报》被一抢而空，报道震动港台两地。随后，传媒每天都大篇幅报道钓鱼台事态发展。我连续发表了近十篇社论为这场爱国运动鼓与呼。一场新的保钓运动从香港扩展到台湾、中国大陆和海外华人社会。9月15日，一万两千名港人参与保钓大游行，加拿大多伦多5000华人游行集会声援。18日夜晚，6000港人再次在尖东冒雨举行集会，群众呼喊的口号就是《明报》社论标题《毋忘九一八/保卫钓鱼台》。
　　大约在9月初，70年代的“老保钓”陈毓祥主动到报社找我交谈。我们的看法很一致：两岸三地的民间和政府应该联合起来，抛弃歧见，共同维护主权和民族尊严。此时，毓祥正在发起组织“全球华人保钓大联盟”。他邀我参与组织活动，被我婉言谢绝，新闻工作者的专业立场不允许我这样做。不过我们一直保持接触，并经我们的驻台记者，帮他和台湾的保钓人士金介寿建立了联系。
　　9月中旬的一天早晨，突然接到毓祥的电话，约我到保钓大联盟的临时办公室去见面，说有要事商量。我匆匆赶去后，见那里已经聚集了好几位保钓人士，其中就有魏立志船长。毓祥替我们介绍，并开玩笑说：“你们500年前是一家，其实也不用我来做介绍。”那次见面是商量租船前往钓鱼台，准备登岛拆除日本右翼设立的灯塔及日本国旗，升上五星红旗，向全世界宣示中国对钓鱼台拥有不可置疑的主权。那天，我只是在一旁听大家讨论，没有发表任何意见，也没有再参加此后几天的筹备活动。
　　9月22日下午4时15分，陈毓祥率领保钓联盟17壮士乘坐“保钓”号货轮出港。沿途船只纷纷鸣笛致敬，数百名香港市民自发在岸边为“保钓”号助威送行。一路上“保钓号”多次遭日本舰艇与军机围追堵截。3艘台湾保钓渔船原先约定和他们在钓鱼台会合，却被16艘日本军舰围堵两小时后被迫折回。陈毓祥的“保钓号”仍不畏艰险，经过4天航程在26日清晨成功突入离钓鱼台只有1.5海里的海域。此时风高浪急，“保钓号”又是一艘破船，船长魏立志被迫宣布取消橡皮艇抢滩登陆的计划。陈毓祥不甘就此罢休。上午9时许，他身先士卒，率领5名突击队员跃身跳入海中，向钓鱼台游去。不料不谙水性的陈毓祥入水时脚被绳索缠住，头部又撞在船舷上，迅即被巨浪淹没。当他被救回船时已不省人事，至下午1时辞世，时年45岁，遗下老母、娇妻及一双年幼的儿女。
　　陈毓祥为保钓而壮烈牺牲的消息传开后，立即引起全球华人的极度震撼和悲愤。29日，5万多名香港市民齐集在维多利亚公园，参加由六大保钓团体联合举办的烛光集会，追悼保钓烈士陈毓祥。这是香港各政治派别第一次携手维护民族尊严。台湾、伦敦和北美多个城市数万华人分持两岸旗帜，参加“全球华人保钓大游行”，实现了陈毓祥“爱国不分先后，保钓不分左中右”的遗愿。一个星期后，3名港台保钓壮士成功登陆钓鱼台，在岛上插上两岸旗帜宣示主权，成为90年代保钓运动的一个里程碑。
　　15年过去了，我一直保存着当初毓祥给我的名片，以缅怀这位在保钓运动中结识的友人。陈毓祥在香港安居乐业，钓鱼台的风，不会吹动他家的窗帘；钓鱼台的浪，不会溅湿他的鞋袜。“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令他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的名字是不应该被遗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