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胥黎有言： “天下之最为哀而令人悲愤者，无过于见一国之民舍故纸所传而外，一无所知。”(严复译文)中国人关心和研究的重点，已由古代转向现代，尤其是现在和将来。这是对的。
　　面对当代中国绘画的虚假繁荣，无大师，而且也没有产生大师的迹象，庸俗作品充塞市场。很多画家理论家在思考、在探索、在分析，目前呼声最高的是：画家不应该卖画，卖画毁坏了画家前途；经济大潮毁坏了中国绘画，很多报刊连载：都是市场惹的祸；很多天才画家都毁在山东小老板手中；有大师相的画家都毁在山东画廊小老扳手中。总之，中国当代绘画不景气，以山东画廊为首的全国画廊和拍卖会要负一半的责任，画家卖画再负一半责任。
　　很多记者和杂志向我约稿，清我谈谈中国的经济大潮是怎样毁坏中国画的。
　　我的回答却相反：齐白石、吴昌硕终生卖画，而且以卖画为生，他们还不是成为一代大师吗?黄宾虹是以“艺术救国”，以复兴民族艺术为己任的，但也卖画。他早年不卖画，是画卖不出去，其实也卖了，只是卖的少而已。他那时也做生意，卖墨块，经营文物商店，如果他的画能卖掉且卖得好，他还要开店做生意吗?张大千三十多岁就卖画，自己的画不好卖，太便宜，于是便造假画卖，有人说他造假画卖是为了“挑战古人”，全是臆说；他就是为了卖钱多。从明朝谈起吧，沈周卖画“送纸敲门索画频，僧楼无处避红尘，东归要了南游债，须化金仙百亿身”。买画人太多，他无处躲避。文征明卖画，唐寅卖画，仇英卖画，不都成为“明四家”了吗?董其昌官至尚书，卖画；陈白阳卖画，徐青藤卖画，还不是被人称为“白阳青藤”?陈洪绶卖画，崔子忠卖画，还不是历史上有名的“南陈北崔”?恽南田“商誉望良朋”，不但自己卖画，要还好朋友(良朋)为他鼓吹(商誉)，帮他卖画；“四王”卖画， “四僧”也卖画， “金陵八家”卖画，“扬州八怪”更卖画，郑板桥县长不当，跑到扬州卖画，他明文规定并刻石： “大幅六两，中幅四两……送现银则中心喜乐，书画借佳……”而且“画竹多于买竹钱，纸商六尺价三千；任渠话旧论交接，只当秋风过耳边”。赵之谦、任熊、任薰、任伯年、虚谷、胡公寿等等，都卖画，“海派”画家没行不卖画的。吴湖帆是个雅人，又极富，仍卖画。傅抱石、李可染都卖画，还不都成为一代大师，绘画还不是很繁荣吗?你画不好，怎么能怪市场化呢?
　　欧洲那些大师，也都是卖画的，甚至靠为人画像为生的。毕加索不卖画吗?凡·高不卖画吗?正因为他的画卖不出去，他因穷困而死了。应该说市场帮助了画家，如果你是个庸俗的画家(只能称画人)，没有市场你也庸俗；如果你是个天才的画家，市场只会帮助你，绝对毁坏不了你。天才的画家自行主张，自有自知之明，他可以左右市场，而市场左右不了他。如果没有钱，反而会约束他，因为他没钱买颜料，没钱买纸，小心翼翼，他的天才有可能发挥不出来。
　　据说张大千画过一幅巨副长卷，仅颜料就花去万余美金，有的说几万美金，相当于人民币几十万元，我不太相信。有人说，如果他用的是乾隆朱砂，乾隆石绿……乾隆纸，几万美金怕不够，他的大泼彩要整盒整盒地向上浇。还有人说一块古代名墨要百万元，那么他的一幅画要几十万美金。张大千哪来的钱，还不是卖画?如果没有市场，没有经济支持，他的大泼彩连想也不敢想。也就是说，巨大的艺术市场支持了他，才有了绘画史上的大泼彩了。
　　李可染也是得到一批乾隆朱砂，才画《万山红遍》的，那批朱砂要是放在现在也是值几十万元乃至上百万元了。李可染把那批乾隆朱砂画完了，他就不画了，也画不出了。因为其他朱砂画不出那个效果。可以说，中国绘画史有李可染的《万山红遍》那种风格的画，也是钱堆出来的。当然，画家更重要，一个平庸的画家有了乾隆朱砂，也画不出《万山红遍》，但天才的画家可以因无乾隆朱砂也画不出《万山红遍》，这就和小鸡的出生要鸡蛋和温度，二者缺一不可一个道理。
　　应该说经济的发展会促进绘画的发展，当然，一个国家长期的自上而下的富裕，也很难出伟大的艺术品(我将另文论述)。明朝绘画有三大重镇，明初在南京，浙派和宫廷派都在南京；明中期在苏州，吴门画派产生；明后期在松江，松江派产生。皆因这三地经济发达，元末明初，因战乱破坏，江南经济大萧条，南京是首都，何宫廷支持，故成为绘画重镇；中期，江南经济恢复，苏州成为国际丝织品重镇，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经济繁荣居全国之先，故绘画成为重镇；晚期，松江成为天下棉纺织品的一个重镇，商业发达一时超过苏州，故成为重镇。清代绘画也有三个重镇，初期在新安(徽州)，中期在扬州，晚期在上海。清仞，徽州因微商富甲天下，画家差不多都去新安卖画求生， “新安四大家”“新安画派”产生，石涛、石溪等都去过新安。中期徽州商人转向扬州。美籍著名的中国史学者何炳棣在他的《读史阅世六十年》一书的第316页中说，徽商“头等的去扬州，二等的去苏(州)、杭(州)，金华的徽州人很少是殷商大贾(即三等的去金华)”，这三个地方绘画发达都是徽商带动起来的，因为“头等的去扬州”，扬州画派也特盛。晚期，上海是世界金融贸易的…个中心，商业经济更发达，所以， “海派”兴起，产生了赵之谦、任熊、任伯年、吴昌硕、虚谷等大家。这六大重镇全靠经济繁荣而崛起。(关于明清三大重镇与经济的关系，我都有专文论述，请参阅河南美术出版社出版的《陈传席文集》五卷本，以及安徽美术出版社出版的《陈传席文集》续四卷中有关论文。)
　　五代十国时，只有南唐和西蜀的绘画发达，南唐有董源、巨然、周文戈巨、顾闳中、徐熙；西蜀有孙位、黄筌等，其他八国几乎无画家，就因为唐、蜀二国富裕，其他八国不行。
　　待人文学家可以贫穷，而且“文贫而后工”，但画家不可太贫穷，当然有的画家穷得要命，穷得只娶得起一个小妾，家里只有两个男仆和两个女仆，有的还要典地卖古画，但他毕竟有地可典，有文物可售。穷得太甚的只能当画匠。徐悲鸿早年是很穷的，但他还上了学，识了字，学了画，如果穷得连学部上不起，他也不可能成为画家，而且他到了上海，后期便不穷了，有人赞助他了。徐悲鸿成功的起点是出国留学，那是有国家出钱(给他官费留学的)。傅抱石在教中学时，家里已有保姆了。去日本留学，先是由徐悲鸿出面说服江西省政府给他官费留学，接着他的家乡卖掉一座公山，赠送给他，否则，他也很难成功。贫穷而成为画家者也许有，但不普遍。
　　经济发达应是绘画发达的一个基础，而不应该是障碍。当然，要看你怎么去控制它，控制不好，粗制滥泛，赶制商品，投合市场的人也是有的，这些都是没有头脑的人，没有头脑的人本来也成不了大气候，让他们堕落吧。其中少数有些基本功而被市场左右者，也许有，这些人如经人提示或理论指导，也许能省悟，走上正途，但也很难成为大师。能成为大师的人是自觉者，而非他觉者，也不会在迷途上徘徊。“悟”是“吾心”，而非他人之心，当然吾心也要在读书阅读的基础上丰富充实，灵犀一点，最后还要通在吾心上，归根结底还是要自悟自度。
　　如前所述，齐白石、吴昌硕、毕加索，一辈子既卖画，又不误他们成为大师。天才人物内心清楚，知道兼顾和主顾，经济越繁荣，经济的潮越大对他越有利，刘邦将兵只可十万，韩信将兵“多多益菩”的。被经济大潮冲垮，被山东小老板拖垮者，只能是庸才，而绝非天才，是天才何能被拖垮。鲁迅在《呐喊·自序》中说：“凡是愚弱的国民……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章的。”类之，凡是愚弱的画画人，毁坏了多少也不必以为不幸的。实际上他们已经十分幸了，那些所谓艺术，实际上只是垃圾，被山东小老板买去了，一度当为宝贝，而垃圾制造者也买了别墅、汽车，甚至当上了什么委员，美味美色，已经享受不少。我们不必替他们担忧，他们生活得肯定比天才画家更好。我们需要的是天才的艺术家，需要能振兴民族文化的艺术家。支持天才艺术家，除了宽松的政治氛围，便是市场经济的高涨。试想，当年的凡·高如果能卖出一张画，他多活20年，该留下多少杰作啊。
　　持久的经济高涨，以致举国上下皆十分富裕，经济巨大繁荣之后，促进了政治的改革，政治改革后，举国上下人民都过着舒心欢乐的生活，无忧无虑，无怨无怒，无惊无险，公平合理，那时候，也很难产生伟大的作品，不过，在中国的目前还不致如此。这问题我会另文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