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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高兴来参加京华黔商论坛，现就全球经济危机下的企业应对说些自己的观点。
准确判断全球金融危机
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我的第一个观点是准确地判断这次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整体而言，这次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金融系统的冲击还是有限的。据中国银行数据，在本次金融危机中全球金融资产损失约15000亿美元，我们中国资产受损失不过100万美元，不到1%，谈不上受到重大的影响。因为我们的金融系统情况和美国正好相反。一方面，中国金融系统是资金流动过剩，这几年一直谈钱多，而美国这次主要是信贷危机出现了资金链的断流，引发了全球资金的恐慌，形成了一种信贷危机和金融危机。所以，一边是流动力过剩，一边是资金不足，情况不一样。另一方面，美国人超前消费，形成了美国整个负债水平相当高的局面；而我们中国人舍不得花钱，到2008年年底，我国整体居民储蓄超过22万亿人民币，整体负债率只占我国GDP13%，整个公共负债的比例也只占30%，和西方相比，是很小的。
另外从银行系统来说，美国银行手上有100元钱他敢借1000元钱，搞金融创新，搞一万多种金融衍生品，这个打包，那个打包，把1元钱变成100元钱，这样把大量钱借出去，最后像玩魔术变成了金融危机。我们中国恰恰相反，中国银行老老实实存点钱，借点钱，而且惜贷，中国所有银行存贷比例是60%，全世界最低。银行有100元钱，才贷60元，金融利润很低。我们中国的银行系统利润的90%都是从借贷这个最简单、最原始的商业行为中获得，美国最多不超过50%的利润是从借贷中得来的，其他50%以上都是靠玩把戏，搞金融创新，搞出来的。所以情况完全不一样。我们说美国发生金融危机，我们也发生，是不对的。不能够说美国人得了病，我们就得了病，美国人得了重病我们也要得重病，不是这么回事。这次两会有一些同志说我们中国根本没有发生什么经济危机，更没有什么金融危机，这种判断我是比较认同的。因为整个金融体系不一样。
此外，中国的资本市场基本没有开放。入世的时候和美国人谈判，中央领导一见到我就说，龙永图，我们什么都可以开放，就是资本市场不能开放。这很担风险，不能产生这个风险。所以整个谈判的结果达成的一个基本协议，就是在资本市场开放问题上我们一个字都没有让步。这也使得这次金融危机发生之后，就像是西方报纸报道的那样，中国早就筑起了一个很高的“万里长城”。事实上，这个“万里长城”使得这次金融危机不会传入中国。因此，我认为我们在面对金融危机的时候，首先第一条要准确地把握这次金融危机中国到底有哪些影响？既不能掉以轻心，也不能反应过度。现在回想2003年SARS，那个时候反应过度，几百几千人搞得全国白色恐怖。前几天翻照片看，我和夫人居然戴着口罩在紫竹苑散步，现在想起来可笑，过度了。我们现在很多企业想到金融危机的时候也过度了。过度了，就要付出代价。所以要准确地把握金融危机对我们中国的影响。比如说，这次金融危机对我国金融系统冲击不大，但是已经对我国实体经济的冲击很大，我觉得这也要准确地判断。拉动我们中国经济的“三架马车”对GDP贡献度，分别是投资为30%多一些，消费为38%，进出口为23%。有人说我们外贸多高，达到60%，是完全错误的。中国整个出口依存度对GDP贡献度只有20%。在这次金融危机中，西方实体经济受到影响，导致我国主要是出口受影响，23%那部分受到影响，但这不能说明这次金融危机对我国会产生重大影响。
总之，要比较准确地把握这次影响的程度，只有这样，才不会出现金融危机的恐慌。但是我们要思考，自己犯了错误，是自己的责任，还是金融危机造成的？我们在很多问题上，不敢真正地承担责任，不敢真正地直面一些重大的问题，甚至一些失误。所以在这些问题上要准确把握这次经济危机的影响，要弄清经济危机对我们到底影响多大。是金融危机问题就是金融危机问题，是经济危机问题就是经济危机问题，是自己企业问题就是自己企业的问题。比如说，前几个月钢铁产量哗哗下降，铁矿石下降，煤炭焦炭下降，这是金融危机的影响。之前我们在发展结构上存在很大问题，所以出现很多产品永续高，很多产品价格有泡沫，这些产品价格泡沫在外在影响下，一旦失去信心，就会一下子垮下来。这价格本身就不合理。钢铁那么贵，怎么合理？矿石煤炭价格那么高，怎么合理？通过这个过程，把这些泡沫挤掉了。这不是金融危机的问题，这是本身我们自己的结构和我们发展体制上出现的问题。是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不要往金融危机上扯，不然说不清楚。这是我讲的第一个观点。
金融危机对
中国经济发展的启示
第二个观点，是我想讲的主要问题，就是这次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发展确实带来了新的重要启示。
第一个重要启示，就是让我们真正地明白了在政府的所有发展政策目标中，什么是最重要的。要批判GDP成败论，因为政府发展政策目标中不只有GDP增长、财富的增长、税收的增长，还有就业的增长等等。这次金融危机爆发以后，首先出现的问题就是就业问题，出现了沿海一些中小企业破产，出现了两千万农民工返乡，出现了很多就业的问题。这些非常尖锐的问题，反映了我国政府长期忽略的一个点——始终没有把就业问题放在第一位。各级政府始终追求GDP、税收增长。当然就业也不是没有重视，但是没有放在第一位。各国谈经济的时候都是把就业放在第一位的，奥巴马上台以后，他的刺激方案就是解决吃饭问题。我们到国外参加很多会议，也多次谈到这个问题。我在马来西亚参加一次会议，他们说马来西亚两个重要政策目标，一是就业，一是税收。当就业和税收发生矛盾，他们毫不犹豫弃税收保就业。我们这几年说这重要，那重要，一方面这样，一方面那样，但是什么最重要？我认为，这是我们中国现在讨论问题时一个非常坏的毛病。因为你什么都不是，你永远是这样，你哪个方面都谈不到。这个也重要，那个也重要，一方面这样，另一方面是这样，违背了毛主席哲学思想核心的问题——什么是主要部分？什么是主要矛盾方面？而且应该把这些优先秩序排出来，这才是一个领导者，无论是官员还是企业家，应该明确的。能够指出优先秩序的排列顺序，是一个领导人的最高明之处。什么都不指出来，这是没有水平。所以这次金融危机让大家对就业问题提高了认识。这次两会也谈到了这个内容，也从来没有哪次两会把就业问题提到这么高的高度。在金融危机中，我们看到，全世界首先把就业岗位放在第一位。所以，我认为如果政府能够明确地把就业问题放在第一位，那么对于企业重要性就会有一个深刻的认识。因为企业是就业的载体，要保就业就必须保企业，而中国75%的就业岗位是中小企业创造的，所以要保企业，就要首先保中小企业。在过去，政府对企业问题当然也很重视，但对中小企业就很难说重视了，这种做法就是错误的。所以我认为，通过这次金融危机，如果能从上到下地对企业特别是对中小企业重要性有一个清晰的认识，这就是我们的收获。我相信我们大部分企业都认识到了这点。我们商会在全国搞了很多中小企业，所以如果说这次金融危机带来了什么机会？我想，它带来了一个政策上的重要变化，当然这个政策能否落到实处是一个问题。我认为，中小企业的问题，这次能非常明确地把它提出来，是因为它是保就业的一个基础。中国75%就业岗位是中小企业提供的，因此中小企业能不能生存，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就非常突出了。
我希望由此能发生一个深刻的转折，有了这个转折中国中小企业才能真正强大起来。我们看日本经济，虽然经历了十几年的衰退，但是日本经济背后的活力是存在的，我们看看日本，中小企业很多；我们看日本的大街小巷，除了看到一些大的商场外，走到背街上，还有一连串的小商户、小馆子，中小企业在日本就是表明日本经济的实力，所以不要看日本经济0.2%的增长，但是他的中小企业却很好，德国也是如此。虽然我们在国民经济总量上超过了德国，但是要知道，德国的出口是全球第一，长年的贸易顺差，是中小企业创新、中小企业活力和中小企业利益所在。所以我认为在金融危机之下，我们应该认真反思第一个问题，即什么是我们中国政府一切政策目标的首位？这很值得反思。说实话，我们向来是政府主导，政府把财税放在第一位，2003年全国财政收入只有20000亿人民币，2008年就已达到54000亿人民币，一年一个大台阶，每年30%财政收入增长，这在世界上其他国家是没有的，GDP增长是10%，老百姓收入增长可观。
所以对整个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要从这些根本问题上，要从整个政府政策目标优先次序上，进行转变，这是金融危机给我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启示。
第二个启示，我认为，就是到底什么是中国解决发展的一个内在动力。这点胡锦涛同志在2月23日的中央政治局学习会议上强调过，他说，城镇化和工业化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我认为这点非常重要。中国要扩大内需，就要搞城镇化，搞工业化。我们大家应该要对这点有非常清醒的认识，中国人和企业就是要搞与工业化有关的事与城镇化有关的事，因为这才是中国启动内需，发展中国经济的内在动力。
关于城镇化问题我多谈一些。大家很重视农业，最近谈农业问题的很多。我们过去几年已经形成一个共识，就是解决三农问题不能从解决三农问题本身着手，而是要脱开农民，把农民从农村转移出来，这样才能根本解决农村问题。农民一亩三分地永远富不起来，无论有多少优惠政策，都不能解决，所以我们一定要走城镇化道路。如果我们中国还有70～80%人口在农村，中国永远不可能成为世界经济强国，所以必须加快城镇化的进程。前段时间沿海地区比较积极地搞产业转移，把农民工从沿海地区转移到内地来，我很反感。我说广东也好，江苏也好，浙江也好，也不是广东人是广东人的事，广东改革开放几十年，最大的功劳就是容纳了几千万外地劳动力，创造了很多就业机会，让全国各地人去那儿，不管是什么地方的人，就是已经转移去的农民工至少有60～80%的要保留在那里，完成这样一个从农民工向城市居民的转移，这是我们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和希望，因为每个城市居民消费是一个农村居民消费的3倍以上。我们的内需从什么地方来？就是每年培养一千万个新的城市居民。所以最近上海出台了户籍制度改革，准备把一些农民工变成上海人。上海能做到这点很厉害。都说上海人最排外，他现在要开始把外地人变成上海居民，我觉得其他大城市肯定也要这样走，势必这样走。长三角珠三角地区的发展主要是靠制造业，制造业没有一批真正的蓝领工人（技术工人）是搞不起来的。日本的制造业为什么那么厉害？德国的制造业为什么那么厉害？就是因为有一批最优秀的蓝领工人，我们呢？通过这几十年的这样一个转移，把我们四川人、贵州人等转移到沿海地区，他们大部分是农民工，工作了十年，他们是宝贵的财富，是将来进一步产业升级的基础，如果把他们弄走了，就没有这样的财富了。为什么日本、德国人、美国人害怕产业转移？因为他蓝领工人在这儿，你把产业转移出来以后，如果有时间问题的话，产业有一天回归的时候，他很快就可以发展他们的产业。所以在这些问题上，我认为一定要认清，城镇化和工业化是推动我们中国经济最重要的内在动力。
当然我们一次要转移出去那么多农民很困难，所以我们只有搞好农村，使农村成为我们转移出来的农民的一个港湾，在沿海地区实在不行了，有个地方可以回来，这是正确的。但是立足点不能说是让他们当地创业。一个初中毕业生， 十八岁离开家乡，到外地，你让他现在回来创业，他怎么创业？什么农活都没有干过，少数人可以创业，大部分还是要回到沿海地区，沿海地区已经发展起来了，可以吸纳这些人，这才是我们中国经济发展的最核心的方向和趋势。如果逆转了这个趋势，就逆转了我们改革开放30年这个大发展的趋势。所以这次出现两千万农民工回来的情况，我非常忧虑。在过去几个月，返乡人千万农民工现在基本又重新回去找到工作，这说明解决创业只是在报纸上宣传，还是要让他们回去，因为当地产业基础、工业决定了他们必须回去。所以现在是怎么解决把流动农村劳动力变成永久城市居民的问题，上海走了第一步，当然有的问题值得商榷，比如门槛很高，条件是高等技术人员大学毕业生才可以留下来。我之前在上海谈到，如果一个农民工在上海扫了七年马路，你还不能把他当做上海居民？说实话，大城市里有很多工作，是没有人愿意干的。整个人口结构和产业决定了相当一部分工作是外地人干的，不然就不会产生那么多外来人口。为什么美国有那么多各国的人，墨西哥人也在那儿，更不要说美国开发西部的时候，更多的黑人，包括亚洲、包括中国人，这些人都变成了百分之百美国人。他们从美国黑人当中选出一个总统，这是什么体制？这是开放的问题。
所以我认为现在很大部分问题就是要解决这样一个城镇化进程继续进行下去的问题。我们贵州是穷省，当然我们自己要奋发努力，但是把一千万人转移到沿海地区，成为当地居民，这样能减轻我们贵州的负担，这些都可以做。人多地少，资源也不是很充足，发展经济的主要要素配置上毕竟很差，我们做了很大努力，但是绝对不可能根本解决。为什么贵州上个月在沿海已经冒出很多人？我希望走得越多越好，全部扎到那儿，我是这样想的。但是我并不是说大家都离开贵州，我指的是，要有这种离开的勇气。大的趋势是这样的。为什么全世界所有的发达国家，包括日本、美国、加拿大，基本上形成了一些大的城市群，他们的人口高度集中，产业高度集中？像我们过去那样分散地搞，原来是什么地方就在什么地方，是不能解决我们中国的问题的。这就是要搞城镇化的原因，也是通过这次金融危机，我们得到的又一个启示。城镇化的进程在我国相当脆弱，如果我们不能真正解决这些农民工的问题，解决他们当今的社会问题、教育问题，碰到风吹草动，就会有很大的影响。
去年是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我认为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第一功臣是农民工，他们是中国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最大牺牲者和贡献者。但是我们却给了他们大量的欠账。农民工到了企业，到了沿海工作以后，只能拿到一点很可怜的工资，既没有社保，也没有住房公积金，没有医疗保险，更不要说孩子教育费用，这些是为什么我们财政增加那么多的原因，那些钱本来应该给农民工。所以我认为，这次的四万亿得拿出一万亿，把我们这几年对农民工的欠账问题解决了，各个地方再拿出来一点，企业再拿出来一点，把农民工变成城市居民。一个月一千元工资，怎么买房？如果把土地流动的问题解决一部分，农民工在城市干了十年，你补他十年社会保险、医疗保险、公积金，从政府财政拿出来，企业财政拿出来，这些农民工有几十万亿以后，就能够住下来，开始租房子、买房子。很多问题我们都应该从这些大的战略问题上解决，不解决这些实际问题，是不能使他们留下来的。我们中国经济要振兴，要长远发展，一定要把钱投到农村无底洞，没有解决农民工的实际问题是不行的。
这是我的基本观点。胡锦涛同志讲的中国经济发展内在动力就是城镇化工业化，我们要实现中国经济发展，关键是搞好这两化。因此，企业在此过程中，要多发展制造业，多发展与制造业相关的服务业，多发展为城镇化进程当中服务的服务业，包括房地产、基础设施建设、医疗服务、教育事业等。所以如果问企业有什么机会？我认为，就是要在大的历史进程中，你去干有利于这个历史进程发展的产业，这些产业绝对能给你带来丰厚的利益。
解决金融危机
还得靠改革开放
第三个观点，我认为，解决此次金融危机还得靠改革开放。从这次金融危机产生的负面影响可以看到，连最崇尚自由市场经济的美国和其他一些国家，都在施行大量的政府干预，市场经济不能搞了，还得政府出手，还得用那只看得见的手。有些人认为越开放影响越大，所以开放也不是那么绝对就能带来好处，这种理解是错误的。这点胡锦涛同志在去年12月28号召开的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明确讲到，一定要把改革开放事业推进，在这个问题上一定要不动摇。
回顾我们1997年解决金融危机的经验，我们当时也是采取很积极的政策，但是真正解决中国走出去的，还有一些重大的改革措施。过去我们没有房地产市场，都是政府包起来的，单位分房子，住房体制改革后，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房地产开发产业。最近这个产业碰到一些困难，但我相信，他始终是国民经济一个主要支柱。对农村走出金融危机，住房体制改革能起到很大作用。在我看来，这次金融危机让大家体会到一个很大的问题，即如何打破有关行业垄断的问题。各个行业都有垄断，公开的，隐蔽的。这种垄断不解决，我们中国核心、关键性的产业就不会得到全面发展。我希望通过这次金融危机能够引进一些重大的改革，特别是对跟行业有关的问题进行重大的改革。
如果行业垄断的问题得到改革，将会给许多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带来很大的发展机会。我们希望大家关注这个打破垄断行业的改革进程。这个改革进程势必要进行。因为历史已经证明，哪个行业搞垄断哪个行业就发展不起来。汽车行业本身是一个大产业，外贸权原来是外经贸部下面二三十个公司垄断的，后来改革了贸易经济体制，把所有贸易出口权下放，出现了全国外贸的形势。哪个行业搞垄断，哪个行业就没有发展前途。很多人说搞垄断是保护国家根本利益，实际是保护他们的个人利益。打破垄断有很多阻力，但是肯定是要往这个方向发展的。
我们走出上次金融危机靠的一条就是开放。如果没有1999年的中美谈判，解决了中国对外开放一些最重要的战略问题，没有2002年的政策，我们中国开放不可能发展到今天，而且我们的外贸也不可能每年以20%、30%的储备增长。这些事实证明：越开放，这个国家越安全，越发展。所以我认为，我们走出这次金融危机的阴影，也可以靠这样的改革，四万亿当然很重要，但是没有强大的改革措施和开放措施，我们只能解决一些应急的问题，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发展内在动力。
我简单讲这几条：第一，要准确把握这次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第二，这次金融危机给我们一些重要启示。
第一点启示，就是明白了就业应该始终放在我国政府一切政策目标的首位。在这样一个条件下，我们要十分重视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
第二点启示，我们要了解中国发展的最重要的内在动力，就是城镇化和工业化。所以我们要围绕着城镇化工业化这两个大化做文章，发展我们的企业。
第三，走出金融危机也好，继续中国发展也好，还是要靠改革。我们要记住这些最基本的经验。
（本文根据龙永图先生在京华黔商高层论坛上的演讲录音整理）
准确判断全球金融危机
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我的第一个观点是准确地判断这次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整体而言，这次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金融系统的冲击还是有限的。据中国银行数据，在本次金融危机中全球金融资产损失约15000亿美元，我们中国资产受损失不过100万美元，不到1%，谈不上受到重大的影响。因为我们的金融系统情况和美国正好相反。一方面，中国金融系统是资金流动过剩，这几年一直谈钱多，而美国这次主要是信贷危机出现了资金链的断流，引发了全球资金的恐慌，形成了一种信贷危机和金融危机。所以，一边是流动力过剩，一边是资金不足，情况不一样。另一方面，美国人超前消费，形成了美国整个负债水平相当高的局面；而我们中国人舍不得花钱，到2008年年底，我国整体居民储蓄超过22万亿人民币，整体负债率只占我国GDP13%，整个公共负债的比例也只占30%，和西方相比，是很小的。
另外从银行系统来说，美国银行手上有100元钱他敢借1000元钱，搞金融创新，搞一万多种金融衍生品，这个打包，那个打包，把1元钱变成100元钱，这样把大量钱借出去，最后像玩魔术变成了金融危机。我们中国恰恰相反，中国银行老老实实存点钱，借点钱，而且惜贷，中国所有银行存贷比例是60%，全世界最低。银行有100元钱，才贷60元，金融利润很低。我们中国的银行系统利润的90%都是从借贷这个最简单、最原始的商业行为中获得，美国最多不超过50%的利润是从借贷中得来的，其他50%以上都是靠玩把戏，搞金融创新，搞出来的。所以情况完全不一样。我们说美国发生金融危机，我们也发生，是不对的。不能够说美国人得了病，我们就得了病，美国人得了重病我们也要得重病，不是这么回事。这次两会有一些同志说我们中国根本没有发生什么经济危机，更没有什么金融危机，这种判断我是比较认同的。因为整个金融体系不一样。
此外，中国的资本市场基本没有开放。入世的时候和美国人谈判，中央领导一见到我就说，龙永图，我们什么都可以开放，就是资本市场不能开放。这很担风险，不能产生这个风险。所以整个谈判的结果达成的一个基本协议，就是在资本市场开放问题上我们一个字都没有让步。这也使得这次金融危机发生之后，就像是西方报纸报道的那样，中国早就筑起了一个很高的“万里长城”。事实上，这个“万里长城”使得这次金融危机不会传入中国。因此，我认为我们在面对金融危机的时候，首先第一条要准确地把握这次金融危机中国到底有哪些影响？既不能掉以轻心，也不能反应过度。现在回想2003年SARS，那个时候反应过度，几百几千人搞得全国白色恐怖。前几天翻照片看，我和夫人居然戴着口罩在紫竹苑散步，现在想起来可笑，过度了。我们现在很多企业想到金融危机的时候也过度了。过度了，就要付出代价。所以要准确地把握金融危机对我们中国的影响。比如说，这次金融危机对我国金融系统冲击不大，但是已经对我国实体经济的冲击很大，我觉得这也要准确地判断。拉动我们中国经济的“三架马车”对GDP贡献度，分别是投资为30%多一些，消费为38%，进出口为23%。有人说我们外贸多高，达到60%，是完全错误的。中国整个出口依存度对GDP贡献度只有20%。在这次金融危机中，西方实体经济受到影响，导致我国主要是出口受影响，23%那部分受到影响，但这不能说明这次金融危机对我国会产生重大影响。
总之，要比较准确地把握这次影响的程度，只有这样，才不会出现金融危机的恐慌。但是我们要思考，自己犯了错误，是自己的责任，还是金融危机造成的？我们在很多问题上，不敢真正地承担责任，不敢真正地直面一些重大的问题，甚至一些失误。所以在这些问题上要准确把握这次经济危机的影响，要弄清经济危机对我们到底影响多大。是金融危机问题就是金融危机问题，是经济危机问题就是经济危机问题，是自己企业问题就是自己企业的问题。比如说，前几个月钢铁产量哗哗下降，铁矿石下降，煤炭焦炭下降，这是金融危机的影响。之前我们在发展结构上存在很大问题，所以出现很多产品永续高，很多产品价格有泡沫，这些产品价格泡沫在外在影响下，一旦失去信心，就会一下子垮下来。这价格本身就不合理。钢铁那么贵，怎么合理？矿石煤炭价格那么高，怎么合理？通过这个过程，把这些泡沫挤掉了。这不是金融危机的问题，这是本身我们自己的结构和我们发展体制上出现的问题。是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不要往金融危机上扯，不然说不清楚。这是我讲的第一个观点。
金融危机对
中国经济发展的启示
第二个观点，是我想讲的主要问题，就是这次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发展确实带来了新的重要启示。
第一个重要启示，就是让我们真正地明白了在政府的所有发展政策目标中，什么是最重要的。要批判GDP成败论，因为政府发展政策目标中不只有GDP增长、财富的增长、税收的增长，还有就业的增长等等。这次金融危机爆发以后，首先出现的问题就是就业问题，出现了沿海一些中小企业破产，出现了两千万农民工返乡，出现了很多就业的问题。这些非常尖锐的问题，反映了我国政府长期忽略的一个点——始终没有把就业问题放在第一位。各级政府始终追求GDP、税收增长。当然就业也不是没有重视，但是没有放在第一位。各国谈经济的时候都是把就业放在第一位的，奥巴马上台以后，他的刺激方案就是解决吃饭问题。我们到国外参加很多会议，也多次谈到这个问题。我在马来西亚参加一次会议，他们说马来西亚两个重要政策目标，一是就业，一是税收。当就业和税收发生矛盾，他们毫不犹豫弃税收保就业。我们这几年说这重要，那重要，一方面这样，一方面那样，但是什么最重要？我认为，这是我们中国现在讨论问题时一个非常坏的毛病。因为你什么都不是，你永远是这样，你哪个方面都谈不到。这个也重要，那个也重要，一方面这样，另一方面是这样，违背了毛主席哲学思想核心的问题——什么是主要部分？什么是主要矛盾方面？而且应该把这些优先秩序排出来，这才是一个领导者，无论是官员还是企业家，应该明确的。能够指出优先秩序的排列顺序，是一个领导人的最高明之处。什么都不指出来，这是没有水平。所以这次金融危机让大家对就业问题提高了认识。这次两会也谈到了这个内容，也从来没有哪次两会把就业问题提到这么高的高度。在金融危机中，我们看到，全世界首先把就业岗位放在第一位。所以，我认为如果政府能够明确地把就业问题放在第一位，那么对于企业重要性就会有一个深刻的认识。因为企业是就业的载体，要保就业就必须保企业，而中国75%的就业岗位是中小企业创造的，所以要保企业，就要首先保中小企业。在过去，政府对企业问题当然也很重视，但对中小企业就很难说重视了，这种做法就是错误的。所以我认为，通过这次金融危机，如果能从上到下地对企业特别是对中小企业重要性有一个清晰的认识，这就是我们的收获。我相信我们大部分企业都认识到了这点。我们商会在全国搞了很多中小企业，所以如果说这次金融危机带来了什么机会？我想，它带来了一个政策上的重要变化，当然这个政策能否落到实处是一个问题。我认为，中小企业的问题，这次能非常明确地把它提出来，是因为它是保就业的一个基础。中国75%就业岗位是中小企业提供的，因此中小企业能不能生存，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就非常突出了。
我希望由此能发生一个深刻的转折，有了这个转折中国中小企业才能真正强大起来。我们看日本经济，虽然经历了十几年的衰退，但是日本经济背后的活力是存在的，我们看看日本，中小企业很多；我们看日本的大街小巷，除了看到一些大的商场外，走到背街上，还有一连串的小商户、小馆子，中小企业在日本就是表明日本经济的实力，所以不要看日本经济0.2%的增长，但是他的中小企业却很好，德国也是如此。虽然我们在国民经济总量上超过了德国，但是要知道，德国的出口是全球第一，长年的贸易顺差，是中小企业创新、中小企业活力和中小企业利益所在。所以我认为在金融危机之下，我们应该认真反思第一个问题，即什么是我们中国政府一切政策目标的首位？这很值得反思。说实话，我们向来是政府主导，政府把财税放在第一位，2003年全国财政收入只有20000亿人民币，2008年就已达到54000亿人民币，一年一个大台阶，每年30%财政收入增长，这在世界上其他国家是没有的，GDP增长是10%，老百姓收入增长可观。
所以对整个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要从这些根本问题上，要从整个政府政策目标优先次序上，进行转变，这是金融危机给我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启示。
第二个启示，我认为，就是到底什么是中国解决发展的一个内在动力。这点胡锦涛同志在2月23日的中央政治局学习会议上强调过，他说，城镇化和工业化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我认为这点非常重要。中国要扩大内需，就要搞城镇化，搞工业化。我们大家应该要对这点有非常清醒的认识，中国人和企业就是要搞与工业化有关的事与城镇化有关的事，因为这才是中国启动内需，发展中国经济的内在动力。
关于城镇化问题我多谈一些。大家很重视农业，最近谈农业问题的很多。我们过去几年已经形成一个共识，就是解决三农问题不能从解决三农问题本身着手，而是要脱开农民，把农民从农村转移出来，这样才能根本解决农村问题。农民一亩三分地永远富不起来，无论有多少优惠政策，都不能解决，所以我们一定要走城镇化道路。如果我们中国还有70～80%人口在农村，中国永远不可能成为世界经济强国，所以必须加快城镇化的进程。前段时间沿海地区比较积极地搞产业转移，把农民工从沿海地区转移到内地来，我很反感。我说广东也好，江苏也好，浙江也好，也不是广东人是广东人的事，广东改革开放几十年，最大的功劳就是容纳了几千万外地劳动力，创造了很多就业机会，让全国各地人去那儿，不管是什么地方的人，就是已经转移去的农民工至少有60～80%的要保留在那里，完成这样一个从农民工向城市居民的转移，这是我们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和希望，因为每个城市居民消费是一个农村居民消费的3倍以上。我们的内需从什么地方来？就是每年培养一千万个新的城市居民。所以最近上海出台了户籍制度改革，准备把一些农民工变成上海人。上海能做到这点很厉害。都说上海人最排外，他现在要开始把外地人变成上海居民，我觉得其他大城市肯定也要这样走，势必这样走。长三角珠三角地区的发展主要是靠制造业，制造业没有一批真正的蓝领工人（技术工人）是搞不起来的。日本的制造业为什么那么厉害？德国的制造业为什么那么厉害？就是因为有一批最优秀的蓝领工人，我们呢？通过这几十年的这样一个转移，把我们四川人、贵州人等转移到沿海地区，他们大部分是农民工，工作了十年，他们是宝贵的财富，是将来进一步产业升级的基础，如果把他们弄走了，就没有这样的财富了。为什么日本、德国人、美国人害怕产业转移？因为他蓝领工人在这儿，你把产业转移出来以后，如果有时间问题的话，产业有一天回归的时候，他很快就可以发展他们的产业。所以在这些问题上，我认为一定要认清，城镇化和工业化是推动我们中国经济最重要的内在动力。
当然我们一次要转移出去那么多农民很困难，所以我们只有搞好农村，使农村成为我们转移出来的农民的一个港湾，在沿海地区实在不行了，有个地方可以回来，这是正确的。但是立足点不能说是让他们当地创业。一个初中毕业生， 十八岁离开家乡，到外地，你让他现在回来创业，他怎么创业？什么农活都没有干过，少数人可以创业，大部分还是要回到沿海地区，沿海地区已经发展起来了，可以吸纳这些人，这才是我们中国经济发展的最核心的方向和趋势。如果逆转了这个趋势，就逆转了我们改革开放30年这个大发展的趋势。所以这次出现两千万农民工回来的情况，我非常忧虑。在过去几个月，返乡人千万农民工现在基本又重新回去找到工作，这说明解决创业只是在报纸上宣传，还是要让他们回去，因为当地产业基础、工业决定了他们必须回去。所以现在是怎么解决把流动农村劳动力变成永久城市居民的问题，上海走了第一步，当然有的问题值得商榷，比如门槛很高，条件是高等技术人员大学毕业生才可以留下来。我之前在上海谈到，如果一个农民工在上海扫了七年马路，你还不能把他当做上海居民？说实话，大城市里有很多工作，是没有人愿意干的。整个人口结构和产业决定了相当一部分工作是外地人干的，不然就不会产生那么多外来人口。为什么美国有那么多各国的人，墨西哥人也在那儿，更不要说美国开发西部的时候，更多的黑人，包括亚洲、包括中国人，这些人都变成了百分之百美国人。他们从美国黑人当中选出一个总统，这是什么体制？这是开放的问题。
所以我认为现在很大部分问题就是要解决这样一个城镇化进程继续进行下去的问题。我们贵州是穷省，当然我们自己要奋发努力，但是把一千万人转移到沿海地区，成为当地居民，这样能减轻我们贵州的负担，这些都可以做。人多地少，资源也不是很充足，发展经济的主要要素配置上毕竟很差，我们做了很大努力，但是绝对不可能根本解决。为什么贵州上个月在沿海已经冒出很多人？我希望走得越多越好，全部扎到那儿，我是这样想的。但是我并不是说大家都离开贵州，我指的是，要有这种离开的勇气。大的趋势是这样的。为什么全世界所有的发达国家，包括日本、美国、加拿大，基本上形成了一些大的城市群，他们的人口高度集中，产业高度集中？像我们过去那样分散地搞，原来是什么地方就在什么地方，是不能解决我们中国的问题的。这就是要搞城镇化的原因，也是通过这次金融危机，我们得到的又一个启示。城镇化的进程在我国相当脆弱，如果我们不能真正解决这些农民工的问题，解决他们当今的社会问题、教育问题，碰到风吹草动，就会有很大的影响。
去年是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我认为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第一功臣是农民工，他们是中国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最大牺牲者和贡献者。但是我们却给了他们大量的欠账。农民工到了企业，到了沿海工作以后，只能拿到一点很可怜的工资，既没有社保，也没有住房公积金，没有医疗保险，更不要说孩子教育费用，这些是为什么我们财政增加那么多的原因，那些钱本来应该给农民工。所以我认为，这次的四万亿得拿出一万亿，把我们这几年对农民工的欠账问题解决了，各个地方再拿出来一点，企业再拿出来一点，把农民工变成城市居民。一个月一千元工资，怎么买房？如果把土地流动的问题解决一部分，农民工在城市干了十年，你补他十年社会保险、医疗保险、公积金，从政府财政拿出来，企业财政拿出来，这些农民工有几十万亿以后，就能够住下来，开始租房子、买房子。很多问题我们都应该从这些大的战略问题上解决，不解决这些实际问题，是不能使他们留下来的。我们中国经济要振兴，要长远发展，一定要把钱投到农村无底洞，没有解决农民工的实际问题是不行的。
这是我的基本观点。胡锦涛同志讲的中国经济发展内在动力就是城镇化工业化，我们要实现中国经济发展，关键是搞好这两化。因此，企业在此过程中，要多发展制造业，多发展与制造业相关的服务业，多发展为城镇化进程当中服务的服务业，包括房地产、基础设施建设、医疗服务、教育事业等。所以如果问企业有什么机会？我认为，就是要在大的历史进程中，你去干有利于这个历史进程发展的产业，这些产业绝对能给你带来丰厚的利益。
解决金融危机
还得靠改革开放
第三个观点，我认为，解决此次金融危机还得靠改革开放。从这次金融危机产生的负面影响可以看到，连最崇尚自由市场经济的美国和其他一些国家，都在施行大量的政府干预，市场经济不能搞了，还得政府出手，还得用那只看得见的手。有些人认为越开放影响越大，所以开放也不是那么绝对就能带来好处，这种理解是错误的。这点胡锦涛同志在去年12月28号召开的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明确讲到，一定要把改革开放事业推进，在这个问题上一定要不动摇。
回顾我们1997年解决金融危机的经验，我们当时也是采取很积极的政策，但是真正解决中国走出去的，还有一些重大的改革措施。过去我们没有房地产市场，都是政府包起来的，单位分房子，住房体制改革后，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房地产开发产业。最近这个产业碰到一些困难，但我相信，他始终是国民经济一个主要支柱。对农村走出金融危机，住房体制改革能起到很大作用。在我看来，这次金融危机让大家体会到一个很大的问题，即如何打破有关行业垄断的问题。各个行业都有垄断，公开的，隐蔽的。这种垄断不解决，我们中国核心、关键性的产业就不会得到全面发展。我希望通过这次金融危机能够引进一些重大的改革，特别是对跟行业有关的问题进行重大的改革。
如果行业垄断的问题得到改革，将会给许多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带来很大的发展机会。我们希望大家关注这个打破垄断行业的改革进程。这个改革进程势必要进行。因为历史已经证明，哪个行业搞垄断哪个行业就发展不起来。汽车行业本身是一个大产业，外贸权原来是外经贸部下面二三十个公司垄断的，后来改革了贸易经济体制，把所有贸易出口权下放，出现了全国外贸的形势。哪个行业搞垄断，哪个行业就没有发展前途。很多人说搞垄断是保护国家根本利益，实际是保护他们的个人利益。打破垄断有很多阻力，但是肯定是要往这个方向发展的。
我们走出上次金融危机靠的一条就是开放。如果没有1999年的中美谈判，解决了中国对外开放一些最重要的战略问题，没有2002年的政策，我们中国开放不可能发展到今天，而且我们的外贸也不可能每年以20%、30%的储备增长。这些事实证明：越开放，这个国家越安全，越发展。所以我认为，我们走出这次金融危机的阴影，也可以靠这样的改革，四万亿当然很重要，但是没有强大的改革措施和开放措施，我们只能解决一些应急的问题，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发展内在动力。
我简单讲这几条：第一，要准确把握这次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第二，这次金融危机给我们一些重要启示。
第一点启示，就是明白了就业应该始终放在我国政府一切政策目标的首位。在这样一个条件下，我们要十分重视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
第二点启示，我们要了解中国发展的最重要的内在动力，就是城镇化和工业化。所以我们要围绕着城镇化工业化这两个大化做文章，发展我们的企业。
第三，走出金融危机也好，继续中国发展也好，还是要靠改革。我们要记住这些最基本的经验。
（本文根据龙永图先生在京华黔商高层论坛上的演讲录音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