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的开篇直截了当，纳德与西敏在镜头前，冷静又纠结地陈述着各自的选择与理由。是否离开伊朗，不仅仅是电影中这个家庭的矛盾，同样也是困扰着伊朗导演的最迫在眉睫的问题。欧洲是伊朗导演最信赖的后花园，但伊朗导演对于自身根源性的依赖和无法摆脱的精神印记，使他们在面对伸向他们的橄榄枝时，更多的是选择拒绝。《黑板》的女导演萨米拉·马克马巴夫在获得戛纳电影节评委会大奖后，当记者问讯她是否在这部影片中隐晦的呈现了库尔德地区问题时，这位天才少女的回答意味深长，她说：“我还想继续在伊朗生活和工作。”而《一次别离》中，纳德固执地说出：“我有一千个理由不离开，首先我不能抛下我的父亲”这句话时，提出了问题也给出了答案。由此可见，伊朗电影人所面临的“一次别离”，更多是精神割舍与外界诱因之间的抉择。
　　宗教是伊朗电影无法回避的一个重点，但电影《一次别离》对宗教的表述却极为节制，法哈蒂在这个命题下，姿态几乎是步步退让的。瑞兹不敢搀扶纳德行动不便的父亲，甚至在她需要为老人更换因大小便失禁而弄脏的衣裤时，不得不给宗教权威人士打电话咨询自己的行为是否合理。当瑞兹为了家庭而不惜一次次坚持谎言的时候，良心的拷问、信仰的忌讳让这个伊朗传统女性面临着最为残忍的精神抉择。当她被要求将手放在《古兰经》上的时候，传统与现代的矛盾，新老文明的冲突终于爆发。与此同时，正值青春叛逆的女儿特枚，为了让自己的父亲免除监牢之苦，她在法官面前背叛了自己的诚实，也许从那一瞬开始，她才触碰到了真正的生活。
　　《一次别离》中，最正直的老师知道自己被利用后决绝地驾车远去，使这部现实主义题材影片参染了一丝理想主义色彩。老师的正直与感念在某种程度上回答了影片开篇时的疑问“伊朗不能提供好的教育吗？”也许这个桥段的设计会被当做讨好政府的妥协，但我更倾向于导演对伊朗新一代教育所抱有的乐观态度。
　　女性在伊朗，甚至穆斯林国家中拥有相当多的忌讳，近乎是男权的附属词语。纳德父亲所代表的古老男权意志，在影片中已成为衰败的象征。作为男性意志的表达，纳德年迈的父亲小便失禁，尽管纳德强调“他如果想去卫生间，会告诉你的”，但毫无疑问的事实和污秽的衣裤，让古老的、被继承的尊严土崩瓦解，甚至沦为了生活的累赘。然而作为当事者的纳德，却从未动摇过照顾父亲的决心。这种意志的传承，是由血緣、道德、制度、传统所共同编织。从纳德与瑞兹丈夫身上，我们看不到美德的纯粹，那被打了折的善，是否也意味着男权意志本身所拥有的余地？
　　作为OPEC第二石油输出大国，伊朗的贫富差距是以几何级数递增的，中产阶级成为所有新制度的受益者，而那些并未被西化的伊朗人却依旧固守着传统的生存方式，令寓言式的民族性保持了高度的纯洁。西方的文化渗透，令岌岌可危的传统只能寄情于宗教的救赎，瑞兹所代表的底层人民，在与西敏所代表的中产阶级的单独对话后，终于达成了理赔上的一致，然而短暂的共和却无法弥补两者间巨大的缝隙，纳德要求瑞兹将手放在《古兰经》上发誓的时候，传统与现代同时遭遇了荒诞与狼狈。
　　从《小鞋子》到《何处是我朋友的家》，再到如今的《一次别离》。伊朗电影的优质表现曾令我们无数次动容，其中人性的温度抓住了所有挑剔看客的命门。对儿童和底层生存现状的关怀，并以更为宽容的镜头，对这个生存群体报以纯粹的人道主义同情。如果说伊朗导演在题材上有着重复之嫌，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种间或的感动伴随着我们的观影经历。有时只有这种蛮荒的、单稚的、临近处子的创作初衷，才有可能抹去了艺术后天的魅，只留下直指人心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