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与发展，极大地促进了社会财富的积累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但同时也引发了严重的空气污染和水污染以及整体生态环境的恶化。鉴于中国严峻的生态环境问题，海外学者研究认为这种状况如不改变，将会严重阻碍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危害人民的健康。对此提出，中国政府应进一步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制定一系列政策并采取相应的措施；同时，还应在税收、法律等方面加以配套整治，以取得成效。
关键词：中国生态环境；主要问题；环保政策；应采取的措施
转型期中国生态环境的主要问题及影响
转型期中国环境的主要问题，首先是水资源短缺和水资源污染。英国学者阿拉斯戴尔·麦克比恩认为，水资源短缺对中国来说可能是最棘手的难题。在过去，中国南方一直有洪水问题，但在最近，即使在南方也发生过干旱。尤其在中国北方地区，不论水源，还是土地，情况严重。中国北方许多地区的地下水位正在以每年1米多的速度下降。河流水流量减少和湖泊水位下降加剧了污染物的浓度。七大流域的70%都受到了严重的污染。水资源的污染主要有三个来源：倾泻到河流和湖泊中的工业污染物、农田流失的化学杀虫剂与河流中的人类废弃物和垃圾。污染对中国的地下水供应产生了越来越严重的影响。一份最新的报告发现，中国城市90%的地下水遭到了某种程度的污染。
其次，空气污染也是一个大问题。阿拉斯戴尔·麦克比恩指出：中国超过60%的能源来自煤炭。低效率、高污染、使用煤炭的小电站一直在增加，它们被匆忙建设以满足当地的能源需求。中国大约26%的能源来自石油。更清洁的能源来源，天然气和水电站提供的能源不到10%。中国的产品单位能耗高出美国6倍。这是因为中国在制造业和服务业上的产出比很高以及钢铁和化学等能源密集型产业的制造业结构。不过，这也应归咎于煤炭和石油价格过低导致大部分产业能源利用率低下。能源密集型的生产加上高污染的能源来源使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二氧化硫排放国和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二氧化碳排放国。按照目前的趋势来推断，到2030年，中国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可能会超过美国或欧盟。另外，由于收入快速增长，轿车价格下降，进口和进入世贸组织的刺激，2003年中国的轿车需求增加了75%。在未来的几年里，汽车的销售量有望增加10%-20%。法规执行不力、交通拥堵、燃料质量低劣、发动机保养不当和大量不可能报废的旧轿车将增加一氧化碳、一氧化氮和其他污染物的排放。另外， 新家具、新材料所释放出的甲醛、苯等有毒物质会加剧新住房的室内空气污染。
导致中国生态环境恶化的还有其他因素，主要包括森林滥伐、草场退化、土壤侵蚀、沙漠化以及湖泊、河流和海洋中的化肥污染。阿拉斯戴尔·麦克比恩研究发现，从1970年代末开始改革开放起，中国加速砍伐木材，以满足工厂的原材料需求和建筑业的需求。到1990年代中期，中国有140个林业局已经砍光了它们的储备林场，并且其中的61个林业局说它们正在以无法承受的速度砍伐树木。外国木材公司加入了对木材的争夺。由于几百年来遭到火灾、战争和开荒的破坏，中国的森林承受不住这样的砍伐，森林覆盖率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尽管采取了对森林进行可持续管理和大量植树造林等措施，以阻止森林进一步被毁坏，但非法砍伐仍在快速增长，植被恢复变得缓慢，其恶果导致生物多样性丧失、土壤侵蚀和洪水。
中国严重的空气污染和水污染以及整体生态环境的恶化，对社会和经济发展，特别是对贫困人口和弱势群体产生了严重影响，进一步加剧了贫富分化。在中国，污染对健康的长期影响非常显著，污染导致更多的儿童夭折、先天缺陷以及更多癌症高发地区的出现，特别是在农村地区，某种癌症的罹患率比其他地区明显要高。污染直接导致许多地区的健康水平下降，正在日益成为不稳定因素，引发受污染人群的自发性群体事件。在个别极端案例中，恶化的环境引发了社会动荡，更宽泛地说，阻碍了经济增长。
兰德公司最近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水污染对人们健康的危害使中国每年要花费4亿美元，该报告还引了世界银行发布的一份估算数据，水污染每年要花费中国3.9亿美元，相当于1995年的国民生产总值的1%。
世界范围内大量研究发现，大气污染能给已患有慢性心血管系统疾病和呼吸系统疾病的人群带来不利影响，并可以在健康人群中加速这些慢性疾病的发生。因此，即使一些地区大气质量有所提高，大气污染仍会对公共卫生产生重要的不良影响，并且这种影响可能随着人口老龄化加重、慢性病发病率升高和城市化进程加快而加大。
中国环保制度化过程及环保体系的发展
要理解中国在现代化道路上的环保制度化过程，就必须追踪其目标的变化，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其生态现代化的趋势和重大发展上。阿瑟·P.J.莫尔把这些趋势和发展归结为：政治现代化、经济行为者和市场动力、政府和市场以外的机制等几个方面。
约翰·蔡尔德通过研究认为，在中国环保体系的发展中，国家是主要的制度创新者。这一制度创新是一个自上而下的进程，可以被分为四个阶段：一、教育启蒙阶段；二、法规支持阶段；三、专业化阶段；四、建立社会责任的阶段。这可能是制度创新的独有特征。在中国最初的“教育启蒙”阶段，国务院和各部委是组织领域的创建者，支持新的领域实践者的产生。在第二阶段，即法规支持阶段，国家环保部门成为主要的组织领域创建者，管理部门和专业机构共同制定出新的制度法规的细节。到第三阶段，行业协会和一些跨国公司加入到国家环保部门的组织领域建设中。到第四阶段，一些政府认可的非政府组织和媒体机构加入到组织领域创建者的行列。
正是经过这四个发展阶段，这个环保体系正在逐渐形成自己的三个制度支柱体系：法规体系、规范化体系和认知体系。随着中国环保体系中制度三支柱体系的建立，组织领域创建者从最初只有政府，变为多个角色。中国政府及其法制部门完全掌控了法律、政策和法律框架的建立，因而主导了法规支柱体系的建立。然而，由于规范支柱体系的技术内容更具专业性，所以它的建立需要有关专家的参与。因此组织领域创建者的范围拓宽到政府部门之外的其他组织了。当环保政策的有效实施需要一般公众达成广泛的共识和作出响应时，组织领域的边界就进一步扩展到各传媒机构。 中国的经验表明，这种自上而下的过程能够促进政策、法律和规章的迅速发布。另一方面，在这种体制内，新制度的合法性（它能推动规范和认知支柱体系的变革）的传播可能是比较缓慢的，因为独立的非政府组织和压力集团（pressure group）发挥作用的能力很可能受到限制。这些国家的制度安排可以被描述为一种与国家支配力紧密结合的体制，这使得法规最先出现的可能性更高。相比之下，一旦像环境污染之类的问题一开始就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像美国这样一种结构松散的宏观体制将更有益于形成如下一种情况，即法规是由形成规范和认知组织领域的活动所触发的，因为它允许更广范围内的制度创新。后者允许一定程度的“自发秩序”（spontaneous order）的存在，可能会使合法性从法律体系到规范体系再到认知体系进行平稳的过渡。因此，约翰·蔡尔德认为，参与制度创新过程的制度创新者的范围越广，法规支柱体系的发展可能就越慢，而规范和认知支柱体系的发展可能就越快。
目前，中国的环保体系还处于半制度化的阶段，这因此会带来某些机能障碍问题。首先，中国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在环保体系中留下了一些真空地带，因为中央计划体系内使用的模糊性语言和概念不再适用于改革时期更具分权性质的制度安排。很显然，总体上看，在中国这样一个大规模的，复杂的，多层次的治理体系中，把“国家”视为一个单一的或同质的行为主体是易产生误解的。甚至在发展法规体系时，中央支付的自主权已经从共产党和国务院转移到专门的环境保护部门。由于权力下放与中国的改革进程同时展开，因此，日渐显著的政府机构的纵向差异以及对地方政府的依赖开始妨碍环保法律的执行。这就意味着地方环保部门不得不维护它们与地方政府及地方领导的“友好”关系。如果环保法律法规的实施与地方经济的发展发生冲突，那么其实施就会受到阻碍。此外，由于地方法院服从于地方政府和地方党委，法律体系在执行环境法律方面效率低下。所以，虽然中国政府试图引入建立在市场基础上的环境保护方面的法律、政策和规则，即类似于发达国家的那套法则，但这些法律和政策的效力和效率显然是较低的。由此，约翰·蔡尔德认为，除了理论和实际资源的因素，制度确立的程度也决定了新组织领域的运作。
中国环保政策的成效与进一步应采取的措施
西班牙学者巴勃罗·布斯特洛总结过去几年中中国政府颁布的环境政策指标，认为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在“十一五”计划（2006-2010）期间实现能源强度（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耗能量）20%的消减。
二、到2010年减少10%的空气和水污染物排放，以化学需氧量（COD，换句话说有机污染物消耗的氧化剂数量，）和二氧化硫排放量来测量。
三、到2020年非化石来源占主要能源消耗的比例年增加15%。
四、到2020年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增加20%。
五、以2005年为参照，到2020年碳浓度（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量）降低40%-45%。
为达到这些目标，北京政府采取了多项措施，包括实施了很多措施以增加能源效率，推动绿色科技在汽车和能源上的应用，并发展智能电网。
具体来讲，政府采取措施鼓励制造和购买电动车，混合动力车和小排放汽车。为风能和太阳能提供商业、财政和税收的扶持。开展三个清洁能源的研发项目。关闭高能耗工厂。出台在建筑、汽车和家用电器方面的节能规范。目前也在尝试引进煤炭资源税以及建立排放权交易市场，这些可能在2014年推出。根据皮尤环境组织的一份报告，整体而言，中国在2009年投入到清洁能源（可再生能源，生物燃料，能源效率）方面的资金超过346亿美元，是美国的两倍，接近欧盟的总和（411亿美元）。（巴勃罗·布斯特洛，2011）现在，中国已经从一个比较大的受援方变成了知识输出方，资金技术都达到了一个高峰点。
另外，面对中国的水资源和耕地等环境面临巨大挑战，中国政府还制定了以下六种不同的政策：一、保护耕地政策；二、独生子女政策；三、国家对水利系统的投资；四、南水北调工程；五、大规模造林运动；六、退耕还林和退耕还牧工程。这些政策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
与此同时，中国在清洁技术和减排领域的政策也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根据清洁技术创新联盟（Alliance for Clean Technology Innovation）的统计，中国已成为世界最大的可再生能源生产国；它同时也是世界领先的风力涡轮机制造国，在太阳能光电技术运用方面仅次于日本。2009年，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风力发电市场，主要太阳电池板制造者和核电厂建立者。中国被认为是世界最大的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的国家（52.2千兆瓦），超过了美国（49.7千兆万，全球总量为250千兆瓦），尽管还远低于欧盟的总量（87.6千兆瓦）。不算水电，2008年底中国的装机容量是美国的两倍。美国彭博通讯社 （Bloomberg）与联合国环境署合作的一项最新调查发现，在2009年中国已成为可再生能源融资的最大接受国。该年，全世界在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燃料、小型水利发电、生物燃料及海洋能源等方面投资了1620亿美元，而中国吸引了超过20%的投资额。近年来，中国清洁能源产业的发展速度出乎所有人意料，中国新能源工业的快速发展，令大家刮目相看。
在分析中国今后可能需要采取的环保措施时，阿拉斯戴尔·麦克比恩认为，只有中国人才能解决中国的环境问题。中国可以通过中央政府的税收、法律和规章等，采取许多众所周知的有效措施。
只要政治上可行，就应该停止通过低价对水和能源使用者的补贴。所有交通燃料的征税水平应当反应包括环境的全部社会成本。含铅的汽油应当尽可能征收重税和限地区使用。轿车应当接受安全检查，包括常规性的排放测试。某些城市取缔自行车的政策应当废止，自行车道建设、自行车和公共交通应该得到鼓励。
同时，中国最主要的就是要减少火力发电厂的二氧化碳排放。现有的技术对此有很大帮助。中国正在每周建设一座火力发电厂，并打算建500座火力发电厂以满足不断上升的能源需求。未改进的火力发电厂对中国自身和全球环境的影响将会非常严重。通过在火力发电厂的排气装置中安置过滤器，有害气体的排放能够被析取、溶解，再被抽取到废弃的矿井和油田，安全地贮存在地下。国际社会应当对这些措施提供技术和经济支持。这样做既可以承认中国维持快速发展的权利，又可以减少中国的能源消费对其他地区的破坏。
另外，中国需要更好地协调环境政策和执行之间的关系。负责鼓励和执行环境保护的机构需要大量的人员，并且这些人员需要受过适当的培训。他们必须独立于企业和那些同环境保护有利益冲突的地方机构。政府应该让非政府组织和媒体获得更大的自由，批评那些违反环境法律的企业和机构，从而给公民保护清洁环境的权力以更多的支持。对于那些不负责任地破坏他们健康和环境的企业和政府，公民要求赔偿的法律行动不应当受到阻止。政府应当鼓励大学培养致力于环境保护的科学家、技术人员和律师，应当制定培训职业律师和法官的项目。
最后，从治污效果的角度出发，以费治废不如以“标”治本。香港引进了最严格的汽车燃料和废气排放标准，已实施欧盟五期汽车燃料标准，成为全球转用超低硫柴油过渡最快的地区之一，这一做法，大可借鉴。还有，资源消耗型工业在增加值中的比例必须减低，因为它对环境造成过重负担。同时，现在中国面临最大的挑战是如何从绿色建筑规模（Building Scale）上升至绿色城市规模（Urban Scale）。弄明白如何将绿色建筑发展融入到中国城市化过程中，这有助于中国更加了解什么是低碳议程（Low carbon agenda），比如中国应该有步骤地将未来的建筑与公共交通、垃圾回收、污水处理等结合，而非单体建筑本身的建设。
关键词：中国生态环境；主要问题；环保政策；应采取的措施
转型期中国生态环境的主要问题及影响
转型期中国环境的主要问题，首先是水资源短缺和水资源污染。英国学者阿拉斯戴尔·麦克比恩认为，水资源短缺对中国来说可能是最棘手的难题。在过去，中国南方一直有洪水问题，但在最近，即使在南方也发生过干旱。尤其在中国北方地区，不论水源，还是土地，情况严重。中国北方许多地区的地下水位正在以每年1米多的速度下降。河流水流量减少和湖泊水位下降加剧了污染物的浓度。七大流域的70%都受到了严重的污染。水资源的污染主要有三个来源：倾泻到河流和湖泊中的工业污染物、农田流失的化学杀虫剂与河流中的人类废弃物和垃圾。污染对中国的地下水供应产生了越来越严重的影响。一份最新的报告发现，中国城市90%的地下水遭到了某种程度的污染。
其次，空气污染也是一个大问题。阿拉斯戴尔·麦克比恩指出：中国超过60%的能源来自煤炭。低效率、高污染、使用煤炭的小电站一直在增加，它们被匆忙建设以满足当地的能源需求。中国大约26%的能源来自石油。更清洁的能源来源，天然气和水电站提供的能源不到10%。中国的产品单位能耗高出美国6倍。这是因为中国在制造业和服务业上的产出比很高以及钢铁和化学等能源密集型产业的制造业结构。不过，这也应归咎于煤炭和石油价格过低导致大部分产业能源利用率低下。能源密集型的生产加上高污染的能源来源使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二氧化硫排放国和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二氧化碳排放国。按照目前的趋势来推断，到2030年，中国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可能会超过美国或欧盟。另外，由于收入快速增长，轿车价格下降，进口和进入世贸组织的刺激，2003年中国的轿车需求增加了75%。在未来的几年里，汽车的销售量有望增加10%-20%。法规执行不力、交通拥堵、燃料质量低劣、发动机保养不当和大量不可能报废的旧轿车将增加一氧化碳、一氧化氮和其他污染物的排放。另外， 新家具、新材料所释放出的甲醛、苯等有毒物质会加剧新住房的室内空气污染。
导致中国生态环境恶化的还有其他因素，主要包括森林滥伐、草场退化、土壤侵蚀、沙漠化以及湖泊、河流和海洋中的化肥污染。阿拉斯戴尔·麦克比恩研究发现，从1970年代末开始改革开放起，中国加速砍伐木材，以满足工厂的原材料需求和建筑业的需求。到1990年代中期，中国有140个林业局已经砍光了它们的储备林场，并且其中的61个林业局说它们正在以无法承受的速度砍伐树木。外国木材公司加入了对木材的争夺。由于几百年来遭到火灾、战争和开荒的破坏，中国的森林承受不住这样的砍伐，森林覆盖率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尽管采取了对森林进行可持续管理和大量植树造林等措施，以阻止森林进一步被毁坏，但非法砍伐仍在快速增长，植被恢复变得缓慢，其恶果导致生物多样性丧失、土壤侵蚀和洪水。
中国严重的空气污染和水污染以及整体生态环境的恶化，对社会和经济发展，特别是对贫困人口和弱势群体产生了严重影响，进一步加剧了贫富分化。在中国，污染对健康的长期影响非常显著，污染导致更多的儿童夭折、先天缺陷以及更多癌症高发地区的出现，特别是在农村地区，某种癌症的罹患率比其他地区明显要高。污染直接导致许多地区的健康水平下降，正在日益成为不稳定因素，引发受污染人群的自发性群体事件。在个别极端案例中，恶化的环境引发了社会动荡，更宽泛地说，阻碍了经济增长。
兰德公司最近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水污染对人们健康的危害使中国每年要花费4亿美元，该报告还引了世界银行发布的一份估算数据，水污染每年要花费中国3.9亿美元，相当于1995年的国民生产总值的1%。
世界范围内大量研究发现，大气污染能给已患有慢性心血管系统疾病和呼吸系统疾病的人群带来不利影响，并可以在健康人群中加速这些慢性疾病的发生。因此，即使一些地区大气质量有所提高，大气污染仍会对公共卫生产生重要的不良影响，并且这种影响可能随着人口老龄化加重、慢性病发病率升高和城市化进程加快而加大。
中国环保制度化过程及环保体系的发展
要理解中国在现代化道路上的环保制度化过程，就必须追踪其目标的变化，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其生态现代化的趋势和重大发展上。阿瑟·P.J.莫尔把这些趋势和发展归结为：政治现代化、经济行为者和市场动力、政府和市场以外的机制等几个方面。
约翰·蔡尔德通过研究认为，在中国环保体系的发展中，国家是主要的制度创新者。这一制度创新是一个自上而下的进程，可以被分为四个阶段：一、教育启蒙阶段；二、法规支持阶段；三、专业化阶段；四、建立社会责任的阶段。这可能是制度创新的独有特征。在中国最初的“教育启蒙”阶段，国务院和各部委是组织领域的创建者，支持新的领域实践者的产生。在第二阶段，即法规支持阶段，国家环保部门成为主要的组织领域创建者，管理部门和专业机构共同制定出新的制度法规的细节。到第三阶段，行业协会和一些跨国公司加入到国家环保部门的组织领域建设中。到第四阶段，一些政府认可的非政府组织和媒体机构加入到组织领域创建者的行列。
正是经过这四个发展阶段，这个环保体系正在逐渐形成自己的三个制度支柱体系：法规体系、规范化体系和认知体系。随着中国环保体系中制度三支柱体系的建立，组织领域创建者从最初只有政府，变为多个角色。中国政府及其法制部门完全掌控了法律、政策和法律框架的建立，因而主导了法规支柱体系的建立。然而，由于规范支柱体系的技术内容更具专业性，所以它的建立需要有关专家的参与。因此组织领域创建者的范围拓宽到政府部门之外的其他组织了。当环保政策的有效实施需要一般公众达成广泛的共识和作出响应时，组织领域的边界就进一步扩展到各传媒机构。 中国的经验表明，这种自上而下的过程能够促进政策、法律和规章的迅速发布。另一方面，在这种体制内，新制度的合法性（它能推动规范和认知支柱体系的变革）的传播可能是比较缓慢的，因为独立的非政府组织和压力集团（pressure group）发挥作用的能力很可能受到限制。这些国家的制度安排可以被描述为一种与国家支配力紧密结合的体制，这使得法规最先出现的可能性更高。相比之下，一旦像环境污染之类的问题一开始就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像美国这样一种结构松散的宏观体制将更有益于形成如下一种情况，即法规是由形成规范和认知组织领域的活动所触发的，因为它允许更广范围内的制度创新。后者允许一定程度的“自发秩序”（spontaneous order）的存在，可能会使合法性从法律体系到规范体系再到认知体系进行平稳的过渡。因此，约翰·蔡尔德认为，参与制度创新过程的制度创新者的范围越广，法规支柱体系的发展可能就越慢，而规范和认知支柱体系的发展可能就越快。
目前，中国的环保体系还处于半制度化的阶段，这因此会带来某些机能障碍问题。首先，中国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在环保体系中留下了一些真空地带，因为中央计划体系内使用的模糊性语言和概念不再适用于改革时期更具分权性质的制度安排。很显然，总体上看，在中国这样一个大规模的，复杂的，多层次的治理体系中，把“国家”视为一个单一的或同质的行为主体是易产生误解的。甚至在发展法规体系时，中央支付的自主权已经从共产党和国务院转移到专门的环境保护部门。由于权力下放与中国的改革进程同时展开，因此，日渐显著的政府机构的纵向差异以及对地方政府的依赖开始妨碍环保法律的执行。这就意味着地方环保部门不得不维护它们与地方政府及地方领导的“友好”关系。如果环保法律法规的实施与地方经济的发展发生冲突，那么其实施就会受到阻碍。此外，由于地方法院服从于地方政府和地方党委，法律体系在执行环境法律方面效率低下。所以，虽然中国政府试图引入建立在市场基础上的环境保护方面的法律、政策和规则，即类似于发达国家的那套法则，但这些法律和政策的效力和效率显然是较低的。由此，约翰·蔡尔德认为，除了理论和实际资源的因素，制度确立的程度也决定了新组织领域的运作。
中国环保政策的成效与进一步应采取的措施
西班牙学者巴勃罗·布斯特洛总结过去几年中中国政府颁布的环境政策指标，认为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在“十一五”计划（2006-2010）期间实现能源强度（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耗能量）20%的消减。
二、到2010年减少10%的空气和水污染物排放，以化学需氧量（COD，换句话说有机污染物消耗的氧化剂数量，）和二氧化硫排放量来测量。
三、到2020年非化石来源占主要能源消耗的比例年增加15%。
四、到2020年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增加20%。
五、以2005年为参照，到2020年碳浓度（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量）降低40%-45%。
为达到这些目标，北京政府采取了多项措施，包括实施了很多措施以增加能源效率，推动绿色科技在汽车和能源上的应用，并发展智能电网。
具体来讲，政府采取措施鼓励制造和购买电动车，混合动力车和小排放汽车。为风能和太阳能提供商业、财政和税收的扶持。开展三个清洁能源的研发项目。关闭高能耗工厂。出台在建筑、汽车和家用电器方面的节能规范。目前也在尝试引进煤炭资源税以及建立排放权交易市场，这些可能在2014年推出。根据皮尤环境组织的一份报告，整体而言，中国在2009年投入到清洁能源（可再生能源，生物燃料，能源效率）方面的资金超过346亿美元，是美国的两倍，接近欧盟的总和（411亿美元）。（巴勃罗·布斯特洛，2011）现在，中国已经从一个比较大的受援方变成了知识输出方，资金技术都达到了一个高峰点。
另外，面对中国的水资源和耕地等环境面临巨大挑战，中国政府还制定了以下六种不同的政策：一、保护耕地政策；二、独生子女政策；三、国家对水利系统的投资；四、南水北调工程；五、大规模造林运动；六、退耕还林和退耕还牧工程。这些政策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
与此同时，中国在清洁技术和减排领域的政策也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根据清洁技术创新联盟（Alliance for Clean Technology Innovation）的统计，中国已成为世界最大的可再生能源生产国；它同时也是世界领先的风力涡轮机制造国，在太阳能光电技术运用方面仅次于日本。2009年，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风力发电市场，主要太阳电池板制造者和核电厂建立者。中国被认为是世界最大的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的国家（52.2千兆瓦），超过了美国（49.7千兆万，全球总量为250千兆瓦），尽管还远低于欧盟的总量（87.6千兆瓦）。不算水电，2008年底中国的装机容量是美国的两倍。美国彭博通讯社 （Bloomberg）与联合国环境署合作的一项最新调查发现，在2009年中国已成为可再生能源融资的最大接受国。该年，全世界在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燃料、小型水利发电、生物燃料及海洋能源等方面投资了1620亿美元，而中国吸引了超过20%的投资额。近年来，中国清洁能源产业的发展速度出乎所有人意料，中国新能源工业的快速发展，令大家刮目相看。
在分析中国今后可能需要采取的环保措施时，阿拉斯戴尔·麦克比恩认为，只有中国人才能解决中国的环境问题。中国可以通过中央政府的税收、法律和规章等，采取许多众所周知的有效措施。
只要政治上可行，就应该停止通过低价对水和能源使用者的补贴。所有交通燃料的征税水平应当反应包括环境的全部社会成本。含铅的汽油应当尽可能征收重税和限地区使用。轿车应当接受安全检查，包括常规性的排放测试。某些城市取缔自行车的政策应当废止，自行车道建设、自行车和公共交通应该得到鼓励。
同时，中国最主要的就是要减少火力发电厂的二氧化碳排放。现有的技术对此有很大帮助。中国正在每周建设一座火力发电厂，并打算建500座火力发电厂以满足不断上升的能源需求。未改进的火力发电厂对中国自身和全球环境的影响将会非常严重。通过在火力发电厂的排气装置中安置过滤器，有害气体的排放能够被析取、溶解，再被抽取到废弃的矿井和油田，安全地贮存在地下。国际社会应当对这些措施提供技术和经济支持。这样做既可以承认中国维持快速发展的权利，又可以减少中国的能源消费对其他地区的破坏。
另外，中国需要更好地协调环境政策和执行之间的关系。负责鼓励和执行环境保护的机构需要大量的人员，并且这些人员需要受过适当的培训。他们必须独立于企业和那些同环境保护有利益冲突的地方机构。政府应该让非政府组织和媒体获得更大的自由，批评那些违反环境法律的企业和机构，从而给公民保护清洁环境的权力以更多的支持。对于那些不负责任地破坏他们健康和环境的企业和政府，公民要求赔偿的法律行动不应当受到阻止。政府应当鼓励大学培养致力于环境保护的科学家、技术人员和律师，应当制定培训职业律师和法官的项目。
最后，从治污效果的角度出发，以费治废不如以“标”治本。香港引进了最严格的汽车燃料和废气排放标准，已实施欧盟五期汽车燃料标准，成为全球转用超低硫柴油过渡最快的地区之一，这一做法，大可借鉴。还有，资源消耗型工业在增加值中的比例必须减低，因为它对环境造成过重负担。同时，现在中国面临最大的挑战是如何从绿色建筑规模（Building Scale）上升至绿色城市规模（Urban Scale）。弄明白如何将绿色建筑发展融入到中国城市化过程中，这有助于中国更加了解什么是低碳议程（Low carbon agenda），比如中国应该有步骤地将未来的建筑与公共交通、垃圾回收、污水处理等结合，而非单体建筑本身的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