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是一个古老的圣经故事，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解释；同样一道数学题，会有不同的解法；同样一个问题，也会有不同的解答方式。随着社会的进步和人们生活环境的改变，人们对同一事物的理解也会发生变化。
　　《白毛女》的故事在中国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它的基本思想是让人们认识旧中国存在的不平等，以及由财产带来的权势的压迫。它向人们表明，这种贫富悬殊造成的阶级压迫到了如此惊人的地步，以致把人变成了鬼。然而如果我们撇开贫富差距这个社会论题，而从经济关系的角度考察，也许会得出不同的结论。黄世仁和杨白劳在债务问题上的纠纷所造成的悲剧表明，人们围绕经济问题所构成的某些社会关系往往不是协调的，合作性的，这种关系内部的冲突如果任其激化，会给人们带来极端的后果。
　　从现代经济法的角度来看，黄世仁和杨白劳的关系本来是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的关系，而债权人以适当的方式向债务人索取债务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然而黄世仁的催债竟然到了逼死人命的地步，这里有一个说法。根据经济法，当借贷的欲求发生，只有在借取的一方有能力偿还债务的情况下，借贷关系才能够成立。在现代西方社会如果有人要向银行贷款购买住宅，银行需要证明借款人有固定的工资收入，才能发放贷款，就是这个道理。而杨白劳是赤贫，根本没有偿还债务的能力，因此这一借贷关系本不应当成立。作为一贫如洗，几乎在死亡线上挣扎的人们来说，他们需要的不是借贷，而是救济。借贷与救济的区别在于：借贷是有偿的，救济是无偿的。对贫穷如洗的杨白劳们进行扶持和救济，使他们脱贫致富，应当是社会的责任。
　　即使在当今世界，贫困与饥饿在任何国家都普遍存在。而巨大的贫困人口的存在往往是社会不安定的潜在因素。但是剥夺黄世仁们的财产的办法能不能真正解决问题，我们今天进行的改革已经作了回答。有人要问黄世仁放的是高利贷，利滚利。应当澄清的是，所谓高利贷即是高利率的有息贷款，它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不是道德问题。有息贷款的基本理论在于承认货币是一种商品，而经营这种商品的人可以获取利润。在借贷关系成立之前，利率的高低往往由借贷双方协商认可。然而政府适当的介入和限制，可以把利率控制在合理的限度之内，防止放债人的漫天要价。中国历史上历来缺乏经济法的概念，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介入权理论更不完善，以致造成许多恶劣的后果。
　　如果我们假设杨白劳借钱的时候还不是赤贫，以后发生了意外情况，以致于无力偿还债务，这种情况使我们自然联想到西方的股票市场。一些因为股票价格的暴涨或暴跌突然变得倾家荡产的人，因为无法逃避债务往往自寻死路，这在二十世纪初的西方社会是常见的现象。大量因为破产而造成的悲剧促使西方社会寻求对这一问题的解决，于是《破产法》便应运而生。在这一法律之下，只要一个人宣布破产，他可以豁免一切债务。《破产法》保障了那些已经破产的人的正当权益，避免了他们在追债的汹汹浪滔下所做的无谓的牺牲。
　　新的时代需要新的看问题的方法。如果我们变换角度，我们会发现解决一个问题不仅只有一种方案。中国当前的改革就是从不同的角度寻求对问题的解决。人们正是在对问题的不断发现和解决中进步，也正是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改善自己的生存环境。这种“解决问题”的处世态度不是要人们头脑发热，产生破坏性的冲动，而是要人们冷静下来，分析问题，寻求对问题的不同解答，从而找出其中最合理的解决方案。这是今天我们重温《白毛女》的故事所得到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