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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革命音乐家麦新和孟波主编的一套《大众歌声》，为当年那场艰苦卓绝又旷日持久的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曾起过不可估量的积极作用。《大众歌声》不仅用歌声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去唤醒团结广大民众，更重要的是激励亿万中国军民投身于波澜壮阔的伟大抗日洪流。
我和孟波是相识相交近三十年的忘年交，他生前多次对我讲述过关于《大众歌声》创办前后的许多往事。但遗憾的是，那时我从未见识过这套音乐丛刊的庐山真面目。直至前不久，我再次踏访孟波故居时，在再三要求下，他的大儿子孟临才小心翼翼地拿出其父视若珍宝、极少示人的一套《大众歌声》。只见第一册、第二册的封面和扉页已严重破损，而第三册则在“文革”中抄家时遗失。后来，战友周巍峙得知此事后，几经周折才在中央音乐学院的文献资料室中发现了原件。于是就替孟波复印、装订了一册送他。这套残缺不全的歌集，对于旁人来说，至多就是一则感人的故事，但对于孟波显然是弥足珍贵的，因为它见证了其最初踏上革命之路的那段刻骨铭心的经历。
《大众歌声》是抗战时期国统区内唯一出版的专门刊登抗日救亡歌曲的音乐丛刊，它从创刊起就旗帜鲜明，当年许多革命音乐家的抗日歌曲，都是通过这本歌集而唱响大江南北的。
麥新和孟波的青年时代，风雨飘摇。当时的中国，可谓内外交困、社会动荡、暗无天日、民不聊生。日本军国主义在1931年发动了震惊世界的“九一八事变”后，便侵占了我国东三省，继而又不断蚕食我国华北地区，并企图霸占整个中国。当时的世界列强，对日本军国主义的狼子野心，采取睁眼闭眼的绥靖纵容政策，而国民党政府更是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但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江西中央苏区却变本加厉地加紧围剿。
在这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中国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急剧高涨。广大人民群众反对内战、要求一致抗日。他们自发或有组织地集会、请愿、游行、罢市罢课和抵制日货，在1935年前后，国内掀起了风起云涌的抗日救亡群众歌咏活动，像火种一样星火燎原般地四处蔓延。无疑，此时的群众歌咏已承担起激发、培育和凝聚着亿万中华儿女同仇敌忾的情感功能。
就在这国内矛盾上升为民族矛盾时，中国共产党不失时机地进一步领导旗下的左翼进步文艺家，在极其艰难困苦的境遇下，创作了一大批令国人热血沸腾、流传甚广的抗日救亡歌曲。当年的革命圣地延安，就是一座歌咏之城。那里的人们，无论生产劳动、还是洗衣训练，都唱着奋进的歌，歌咏已成为人们生活中的必需。连国统区的武汉和长沙，在与日寇举行会战前，也是群情激昂，到处歌咏。荷兰著名纪录片编导伊文思，为拍摄反法西斯的长纪录片，曾在中国武汉的街头，用他的镜头记录下许多中国歌咏者慷慨激昂的珍贵历史画面。
上海开埠后，一直是帝国主义冒险家的乐园，同时也是中国工人阶级最集中的地方。上海的文化，中西交汇、海纳百川。这里有中国第一支交响乐团，第一所现代的音乐学院，还有中国最早的电影厂、唱片公司及无数官办和私人的电台和报刊。所有这些，都为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左翼联盟，为在国统区及敌后开辟文化战线上的另一个战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麦新和孟波，都是爱国的热血青年，面对国难当头，义无反顾地选择用音乐和歌咏的方式去战斗。他俩是在参加基督教青年会组织的“民众歌咏会”期间相识相交的。几百名青年，在爱国人士刘良模先生的指挥下，唱着同一个声音，大家颇感新鲜又倍添青春活力。随着中华民族存亡危机的加剧，这两位志同道合的青年，经常相互传阅进步书刊并在一起议论抗日救亡的形势，共同为祖国的命运焦虑担忧。他们在观看了国产影片《桃李劫》后，非常感动，影片主题曲《毕业歌》的激昂旋律一直在脑海和心田中挥之不去。于是，他俩在参加“民众歌咏会”的排练时，向指挥刘良模建议：既然我们的歌咏会被冠以“民众”二字，那么我们的歌声就应该跟上时代的步伐，去倾吐大众的心声，当下人民大众最喜欢的就是《毕业歌》，我们就应该排练这些曲目。
刘良模欣然接受了建议，旋即就把过去练唱过的一首《摇船曲》改成《救中国》：“救、救、救、救中国，一起向前走；努力、努力、努力，救国要奋斗。”这样一改，大伙唱起来格外有劲，直唱得汗流浃背才肯罢休。刘良模的救亡热情也高涨起来，他编配了《毕业歌》《义勇军进行曲》《打回老家去》等一批抗日救亡歌曲，教团员们练唱。
随着“民众歌咏会”的声望日隆，其队伍也愈发壮大，团员很快就发展到一千多人，原来排练的北四川路青年会礼堂，已容纳不下，于是便分一部分成员，去八仙桥青年会礼堂活动。
“民众歌咏会”的发展，引起社会关注。有一天，曾谱写《新编九一八小调》和《自由神》的作曲家、音乐活动家、中共地下党员吕骥，突然来到“民众歌咏会”的排练现场，发表讲演。他从聂耳的作品分析，一直讲到中国新音乐的伟大意义，特别是关于为大众、为民族解放，是中国音乐发展新方向的论述，给麦新和孟波留下深刻印象。
吕骥非常看好麦新和孟波，把他们作为入党的发展对象。不久，经他推荐，麦新和孟波加盟了左翼剧联领导下的“业余合唱团”。从此，他俩有更多的机会，与吕骥、冼星海、贺绿汀、任光、张曙、孙慎和沙梅等革命音乐家，常在一起探讨、研究音乐创作如何能更好地为抗日救亡服务的一些问题。同时，他俩的音乐视野更开阔，使命感也更强烈了。
1935年7月17日，聂耳为躲避国民党的追捕，无奈绕道日本前往苏联留学时，不幸在日本的鹄沼海滨游泳溺水身亡。消息传来，举国悲哀。
聂耳是中国新音乐运动的先驱和奠基者，更是一面旗帜。在我们国家和民族危亡之际，他用歌曲为人民唱出心声，为时代发出呐喊，振奋了民族精神，并鼓舞着千百万民众走上革命道路。麦新和孟波决心走聂耳的路。他俩化悲痛为力量，全身心地参与、组织和领导各种群众抗日救亡歌咏活动，并竭尽所能，坚持为女工夜校、工友识字班的劳苦大众们教歌识字，讲解革命道理。
同年初秋，冼星海从法国巴黎回到上海参加救亡运动，就接过了聂耳的旗帜，与吕骥、任光等积极投身群众歌咏。冼星海的到来，也翻开了麦新和孟波音乐人生的新篇章。作为战友，他俩除了协助冼星海工作外，更抓紧时间向他学习各种音乐知识和作曲技法及合唱指挥。这种不断的积累，最终为自己能创作歌曲的理想，插上飞翔的翅膀了。 在中国共产党和左联的领导、影响下，上海的抗日救亡歌咏团体迅猛发展。到1936年中，除了左联旗下的“业余合唱团”外，又涌现出许多规模庞大又演唱水准上乘的歌咏团体，如“民众”“怒吼”“新声”“蚁社”“时光”“量才”“立信”“晨风”“华联”“吼声”“扬子江”“沪东”及“沪西”等等。在吕骥和冼星海的撮合下，上海的歌咏团体成立了一个联合会，简称“歌联”。由各个合唱团的领导参与工作，每星期开会碰面一次，讨论工作。经选举，麦新和孟波负总责。
这年盛夏的一天，“歌联”要研究如何进一步开展救亡歌咏活动的问题，会议很重要，这天出席会议的人也特别多，大家争先恐后、热情踊跃地发表各自见解。
有人说：“抗日救亡歌咏活动一天天发展，可是我们却没有一本像样的歌曲材料可供使用。现在出的一些歌集，印上那么几首救亡歌曲，只是做做点缀而已，而且售价很高。”有人说：“现在不少新歌，得不到及时传播，就是因为我们的编辑工作没有跟上。”还有家歌咏团体的负责人透露：“由于找不到团员喜欢的新歌，参加活动的人越来越少了。”……
经过大家热烈的讨论，决心自己办一本歌曲集，还一致推举麦新和孟波负责编辑工作，并希望未来的新歌集，一定要为抗日救亡服务，并得到人民群众的喜爱。大家还为未来的歌集起了好多名字，如：《救亡歌曲集》《革命歌集》《人民歌曲》等等。麦新拿出一本《生活星期刊》杂志，打开陶行知的一篇名叫《什么叫大众歌曲》的文章说：这篇文章给我很大启发，它说大众歌曲就是大众心灵的呼声，从大众的心里唱出来，再唱进大众的心里去，我看用《大众歌声》做书名很恰当。麦新感人肺腑的话语说到了大伙的心坎里，于是一致决定新歌集就叫《大众歌声》。
打那后，麦新和孟波就开始了紧张而又繁忙的新歌集的编辑工作。很快，各歌咏团体就送来很多群众喜爱的救亡歌曲。左联旗下的“歌曲作者协会”和“歌曲研究会”的一些新歌，经过试唱也被收入。任光、张曙、沙梅、塞克和孙慎等音乐家也及时送来自己的新作。而吕骥和冼星海都表示，要为新歌集专门写作。
秋日的一个早晨，麦新和孟波专程去吕骥的住所汇报工作。在一间简陋的亭子间里，吕骥详细询问了歌集的进展。麦新把收集到的近百首歌曲及办刊的初步打算，作了介绍。吕骥听后很高兴，思忖片刻说：“我这里还有聂耳的一部分遗作，你们可以拿去发表。”接着他又说：“这本歌集在题材和形式上，一定要多样化。听了你们刚才谈的情况，觉得反映妇女生活的作品还不多，希望你们在这方面多做些工作。而且作者的面还可以更广泛一些，不要只发表一些名家的作品，有些青年之作也要重视，也可选登。黄自和赵元任等人的歌曲，只要好的和爱国的，都可登载。抗日救亡歌咏运动是大家的事，是全民族的事，要团结所有人一道去做，不要有门户之见。”吕骥还向他俩推荐了一些外国革命歌曲：《青年战歌》《美国五一歌》《快乐的人们》，并答应为新歌集写篇论述当前音乐运动方向的文章。临行时，吕骥还拿出了一摞自己谱写的抗日救亡歌曲手稿，并叮嘱可任意选用合适的，但用后要及时归还。
当晚，麦新和孟波又去看望了老师冼星海。当时他正参与影片《壮志凌云》的谱曲工作，刚从外景地河南回到上海。当两人向他全盘介绍了新歌集出版的前期工作后，冼星海很欣赏，随即拿出他刚为影片《壮志凌云》谱写的一首插曲《拉犁歌》，又拿出了前不久与赛克合作的《耕农歌》《农民进行曲》和《搬夫曲》等，同时冼星海还为新歌集提出了自己的一些想法，并出了不少好点子。
为了出版这本大众欢迎的救亡歌曲集，麦新和孟波不知度过了多少不眠之夜，更付出常人难以想象的辛劳。在他俩征集到一百多首歌曲后，在九月下旬的一次“歌联”会议上，大家确认了八十七首。第一册的编辑工作就此结束后，他俩开始寻找印刷厂。
但当时的国统区白色恐怖，连租界的巡捕房也是限制共产党活动的，因此，麦新和孟波用了一个多月时间，几乎跑遍了上海所有的书店和印刷厂，都因为这本歌曲集内容革命激进，怕引来麻烦而不敢接单。最终，还是通过救国会的关系，找到了虹口提篮桥附近的一家里弄小厂来承印。
但这家小厂从未印过歌曲，也没有验排歌曲的工人，工作一开始就遇到了很大困难。于是，麦新和孟波想了一个办法，他俩先教一位工人识谱，然后在排版时与他一起工作。这样既能提高效率，又可及时纠正错误。这一招奏效后，三人就每天工作到深夜才罢手。十月二十八日清晨两点，在完成了最后一首歌曲的校对后，麦新和孟波才如释重负。这本歌集就要付印了，随着那两台平板印刷机的滚动，一页页的歌谱也犹如一颗颗的炮弹，在迎接全面抗战胜利的到来。
1936年12月9日，在“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机关刊物《救亡情报》上，刊登了一条醒目的消息：目前，救亡音乐正是普遍到各个角落的时候，我们向每个救亡同志推荐这样一本内容详实，好听动人的歌曲集《大众歌声》，售价大洋壹角。
这本有上海众多音乐团体自己出版的救亡歌曲，刊登了最新创作和翻译的各类歌曲87首。其中有聂耳遗曲和纪念歌曲，救亡歌曲，工农歌曲，外国革命歌曲，中国民歌及妇女、儿童歌曲，共八类。并附有吕骥、刘良模、陶行知和般木四位大家撰写的值得参考的文章。封底有國难地图一幅，封面是丁里设计的木刻画：一位正气凛然的高大工人，举着一幅飘展的大旗，旗上用拉丁字母写着：“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后面浩荡的游行队伍，手挽着手，肩并着肩，在高歌猛进。而书名《大众歌声》更像一道闪电，划破长空。
《大众歌声》发行后，社会反响强烈，很快被抢购一空。四十天后再版，却遭国民党和租界当局查禁。但是真正代表大众的歌声是禁不住的，歌集还是通过救国会和“歌联”的各种渠道，继续在暗中发行，四个月就再版了四次。
《大众歌声》在1937年和1938年又出了第二第三册。麦新和孟波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斗争中，得到了锻炼和成长。麦新的代表作《大刀进行曲》和孟波的《牺牲已到最后关头》成为抗日救亡歌曲中的经典。他俩在革命斗争和音乐实践中，逐渐成长为人民公认的革命音乐家。后来，麦新奉调去了延安鲁艺，而孟波则参加了新四军，《大众歌声》至此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
我和孟波是相识相交近三十年的忘年交，他生前多次对我讲述过关于《大众歌声》创办前后的许多往事。但遗憾的是，那时我从未见识过这套音乐丛刊的庐山真面目。直至前不久，我再次踏访孟波故居时，在再三要求下，他的大儿子孟临才小心翼翼地拿出其父视若珍宝、极少示人的一套《大众歌声》。只见第一册、第二册的封面和扉页已严重破损，而第三册则在“文革”中抄家时遗失。后来，战友周巍峙得知此事后，几经周折才在中央音乐学院的文献资料室中发现了原件。于是就替孟波复印、装订了一册送他。这套残缺不全的歌集，对于旁人来说，至多就是一则感人的故事，但对于孟波显然是弥足珍贵的，因为它见证了其最初踏上革命之路的那段刻骨铭心的经历。
《大众歌声》是抗战时期国统区内唯一出版的专门刊登抗日救亡歌曲的音乐丛刊，它从创刊起就旗帜鲜明，当年许多革命音乐家的抗日歌曲，都是通过这本歌集而唱响大江南北的。
麥新和孟波的青年时代，风雨飘摇。当时的中国，可谓内外交困、社会动荡、暗无天日、民不聊生。日本军国主义在1931年发动了震惊世界的“九一八事变”后，便侵占了我国东三省，继而又不断蚕食我国华北地区，并企图霸占整个中国。当时的世界列强，对日本军国主义的狼子野心，采取睁眼闭眼的绥靖纵容政策，而国民党政府更是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但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江西中央苏区却变本加厉地加紧围剿。
在这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中国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急剧高涨。广大人民群众反对内战、要求一致抗日。他们自发或有组织地集会、请愿、游行、罢市罢课和抵制日货，在1935年前后，国内掀起了风起云涌的抗日救亡群众歌咏活动，像火种一样星火燎原般地四处蔓延。无疑，此时的群众歌咏已承担起激发、培育和凝聚着亿万中华儿女同仇敌忾的情感功能。
就在这国内矛盾上升为民族矛盾时，中国共产党不失时机地进一步领导旗下的左翼进步文艺家，在极其艰难困苦的境遇下，创作了一大批令国人热血沸腾、流传甚广的抗日救亡歌曲。当年的革命圣地延安，就是一座歌咏之城。那里的人们，无论生产劳动、还是洗衣训练，都唱着奋进的歌，歌咏已成为人们生活中的必需。连国统区的武汉和长沙，在与日寇举行会战前，也是群情激昂，到处歌咏。荷兰著名纪录片编导伊文思，为拍摄反法西斯的长纪录片，曾在中国武汉的街头，用他的镜头记录下许多中国歌咏者慷慨激昂的珍贵历史画面。
上海开埠后，一直是帝国主义冒险家的乐园，同时也是中国工人阶级最集中的地方。上海的文化，中西交汇、海纳百川。这里有中国第一支交响乐团，第一所现代的音乐学院，还有中国最早的电影厂、唱片公司及无数官办和私人的电台和报刊。所有这些，都为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左翼联盟，为在国统区及敌后开辟文化战线上的另一个战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麦新和孟波，都是爱国的热血青年，面对国难当头，义无反顾地选择用音乐和歌咏的方式去战斗。他俩是在参加基督教青年会组织的“民众歌咏会”期间相识相交的。几百名青年，在爱国人士刘良模先生的指挥下，唱着同一个声音，大家颇感新鲜又倍添青春活力。随着中华民族存亡危机的加剧，这两位志同道合的青年，经常相互传阅进步书刊并在一起议论抗日救亡的形势，共同为祖国的命运焦虑担忧。他们在观看了国产影片《桃李劫》后，非常感动，影片主题曲《毕业歌》的激昂旋律一直在脑海和心田中挥之不去。于是，他俩在参加“民众歌咏会”的排练时，向指挥刘良模建议：既然我们的歌咏会被冠以“民众”二字，那么我们的歌声就应该跟上时代的步伐，去倾吐大众的心声，当下人民大众最喜欢的就是《毕业歌》，我们就应该排练这些曲目。
刘良模欣然接受了建议，旋即就把过去练唱过的一首《摇船曲》改成《救中国》：“救、救、救、救中国，一起向前走；努力、努力、努力，救国要奋斗。”这样一改，大伙唱起来格外有劲，直唱得汗流浃背才肯罢休。刘良模的救亡热情也高涨起来，他编配了《毕业歌》《义勇军进行曲》《打回老家去》等一批抗日救亡歌曲，教团员们练唱。
随着“民众歌咏会”的声望日隆，其队伍也愈发壮大，团员很快就发展到一千多人，原来排练的北四川路青年会礼堂，已容纳不下，于是便分一部分成员，去八仙桥青年会礼堂活动。
“民众歌咏会”的发展，引起社会关注。有一天，曾谱写《新编九一八小调》和《自由神》的作曲家、音乐活动家、中共地下党员吕骥，突然来到“民众歌咏会”的排练现场，发表讲演。他从聂耳的作品分析，一直讲到中国新音乐的伟大意义，特别是关于为大众、为民族解放，是中国音乐发展新方向的论述，给麦新和孟波留下深刻印象。
吕骥非常看好麦新和孟波，把他们作为入党的发展对象。不久，经他推荐，麦新和孟波加盟了左翼剧联领导下的“业余合唱团”。从此，他俩有更多的机会，与吕骥、冼星海、贺绿汀、任光、张曙、孙慎和沙梅等革命音乐家，常在一起探讨、研究音乐创作如何能更好地为抗日救亡服务的一些问题。同时，他俩的音乐视野更开阔，使命感也更强烈了。
1935年7月17日，聂耳为躲避国民党的追捕，无奈绕道日本前往苏联留学时，不幸在日本的鹄沼海滨游泳溺水身亡。消息传来，举国悲哀。
聂耳是中国新音乐运动的先驱和奠基者，更是一面旗帜。在我们国家和民族危亡之际，他用歌曲为人民唱出心声，为时代发出呐喊，振奋了民族精神，并鼓舞着千百万民众走上革命道路。麦新和孟波决心走聂耳的路。他俩化悲痛为力量，全身心地参与、组织和领导各种群众抗日救亡歌咏活动，并竭尽所能，坚持为女工夜校、工友识字班的劳苦大众们教歌识字，讲解革命道理。
同年初秋，冼星海从法国巴黎回到上海参加救亡运动，就接过了聂耳的旗帜，与吕骥、任光等积极投身群众歌咏。冼星海的到来，也翻开了麦新和孟波音乐人生的新篇章。作为战友，他俩除了协助冼星海工作外，更抓紧时间向他学习各种音乐知识和作曲技法及合唱指挥。这种不断的积累，最终为自己能创作歌曲的理想，插上飞翔的翅膀了。 在中国共产党和左联的领导、影响下，上海的抗日救亡歌咏团体迅猛发展。到1936年中，除了左联旗下的“业余合唱团”外，又涌现出许多规模庞大又演唱水准上乘的歌咏团体，如“民众”“怒吼”“新声”“蚁社”“时光”“量才”“立信”“晨风”“华联”“吼声”“扬子江”“沪东”及“沪西”等等。在吕骥和冼星海的撮合下，上海的歌咏团体成立了一个联合会，简称“歌联”。由各个合唱团的领导参与工作，每星期开会碰面一次，讨论工作。经选举，麦新和孟波负总责。
这年盛夏的一天，“歌联”要研究如何进一步开展救亡歌咏活动的问题，会议很重要，这天出席会议的人也特别多，大家争先恐后、热情踊跃地发表各自见解。
有人说：“抗日救亡歌咏活动一天天发展，可是我们却没有一本像样的歌曲材料可供使用。现在出的一些歌集，印上那么几首救亡歌曲，只是做做点缀而已，而且售价很高。”有人说：“现在不少新歌，得不到及时传播，就是因为我们的编辑工作没有跟上。”还有家歌咏团体的负责人透露：“由于找不到团员喜欢的新歌，参加活动的人越来越少了。”……
经过大家热烈的讨论，决心自己办一本歌曲集，还一致推举麦新和孟波负责编辑工作，并希望未来的新歌集，一定要为抗日救亡服务，并得到人民群众的喜爱。大家还为未来的歌集起了好多名字，如：《救亡歌曲集》《革命歌集》《人民歌曲》等等。麦新拿出一本《生活星期刊》杂志，打开陶行知的一篇名叫《什么叫大众歌曲》的文章说：这篇文章给我很大启发，它说大众歌曲就是大众心灵的呼声，从大众的心里唱出来，再唱进大众的心里去，我看用《大众歌声》做书名很恰当。麦新感人肺腑的话语说到了大伙的心坎里，于是一致决定新歌集就叫《大众歌声》。
打那后，麦新和孟波就开始了紧张而又繁忙的新歌集的编辑工作。很快，各歌咏团体就送来很多群众喜爱的救亡歌曲。左联旗下的“歌曲作者协会”和“歌曲研究会”的一些新歌，经过试唱也被收入。任光、张曙、沙梅、塞克和孙慎等音乐家也及时送来自己的新作。而吕骥和冼星海都表示，要为新歌集专门写作。
秋日的一个早晨，麦新和孟波专程去吕骥的住所汇报工作。在一间简陋的亭子间里，吕骥详细询问了歌集的进展。麦新把收集到的近百首歌曲及办刊的初步打算，作了介绍。吕骥听后很高兴，思忖片刻说：“我这里还有聂耳的一部分遗作，你们可以拿去发表。”接着他又说：“这本歌集在题材和形式上，一定要多样化。听了你们刚才谈的情况，觉得反映妇女生活的作品还不多，希望你们在这方面多做些工作。而且作者的面还可以更广泛一些，不要只发表一些名家的作品，有些青年之作也要重视，也可选登。黄自和赵元任等人的歌曲，只要好的和爱国的，都可登载。抗日救亡歌咏运动是大家的事，是全民族的事，要团结所有人一道去做，不要有门户之见。”吕骥还向他俩推荐了一些外国革命歌曲：《青年战歌》《美国五一歌》《快乐的人们》，并答应为新歌集写篇论述当前音乐运动方向的文章。临行时，吕骥还拿出了一摞自己谱写的抗日救亡歌曲手稿，并叮嘱可任意选用合适的，但用后要及时归还。
当晚，麦新和孟波又去看望了老师冼星海。当时他正参与影片《壮志凌云》的谱曲工作，刚从外景地河南回到上海。当两人向他全盘介绍了新歌集出版的前期工作后，冼星海很欣赏，随即拿出他刚为影片《壮志凌云》谱写的一首插曲《拉犁歌》，又拿出了前不久与赛克合作的《耕农歌》《农民进行曲》和《搬夫曲》等，同时冼星海还为新歌集提出了自己的一些想法，并出了不少好点子。
为了出版这本大众欢迎的救亡歌曲集，麦新和孟波不知度过了多少不眠之夜，更付出常人难以想象的辛劳。在他俩征集到一百多首歌曲后，在九月下旬的一次“歌联”会议上，大家确认了八十七首。第一册的编辑工作就此结束后，他俩开始寻找印刷厂。
但当时的国统区白色恐怖，连租界的巡捕房也是限制共产党活动的，因此，麦新和孟波用了一个多月时间，几乎跑遍了上海所有的书店和印刷厂，都因为这本歌曲集内容革命激进，怕引来麻烦而不敢接单。最终，还是通过救国会的关系，找到了虹口提篮桥附近的一家里弄小厂来承印。
但这家小厂从未印过歌曲，也没有验排歌曲的工人，工作一开始就遇到了很大困难。于是，麦新和孟波想了一个办法，他俩先教一位工人识谱，然后在排版时与他一起工作。这样既能提高效率，又可及时纠正错误。这一招奏效后，三人就每天工作到深夜才罢手。十月二十八日清晨两点，在完成了最后一首歌曲的校对后，麦新和孟波才如释重负。这本歌集就要付印了，随着那两台平板印刷机的滚动，一页页的歌谱也犹如一颗颗的炮弹，在迎接全面抗战胜利的到来。
1936年12月9日，在“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机关刊物《救亡情报》上，刊登了一条醒目的消息：目前，救亡音乐正是普遍到各个角落的时候，我们向每个救亡同志推荐这样一本内容详实，好听动人的歌曲集《大众歌声》，售价大洋壹角。
这本有上海众多音乐团体自己出版的救亡歌曲，刊登了最新创作和翻译的各类歌曲87首。其中有聂耳遗曲和纪念歌曲，救亡歌曲，工农歌曲，外国革命歌曲，中国民歌及妇女、儿童歌曲，共八类。并附有吕骥、刘良模、陶行知和般木四位大家撰写的值得参考的文章。封底有國难地图一幅，封面是丁里设计的木刻画：一位正气凛然的高大工人，举着一幅飘展的大旗，旗上用拉丁字母写着：“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后面浩荡的游行队伍，手挽着手，肩并着肩，在高歌猛进。而书名《大众歌声》更像一道闪电，划破长空。
《大众歌声》发行后，社会反响强烈，很快被抢购一空。四十天后再版，却遭国民党和租界当局查禁。但是真正代表大众的歌声是禁不住的，歌集还是通过救国会和“歌联”的各种渠道，继续在暗中发行，四个月就再版了四次。
《大众歌声》在1937年和1938年又出了第二第三册。麦新和孟波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斗争中，得到了锻炼和成长。麦新的代表作《大刀进行曲》和孟波的《牺牲已到最后关头》成为抗日救亡歌曲中的经典。他俩在革命斗争和音乐实践中，逐渐成长为人民公认的革命音乐家。后来，麦新奉调去了延安鲁艺，而孟波则参加了新四军，《大众歌声》至此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