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去看了日本酒井充子导演拍的纪录片《台湾身份（Taiwan Identity）》。她是1969年出生的原北海道新闻记者，被蔡明亮影片迷住而去台湾观光，意外碰到了几个会讲日语的当地老人。他们是日治时期受教育的台湾人，至今一见日本人就会讲起日语来。酒井感到惊讶不已，于是开始拍下对他们的访问。
　　2009年公映的第一部作品《台湾人生》充分表达出了在殖民地出生长大的悲哀：当年的台湾人是二等公民，为了跟日本人平起平坐，他们拼命学日语，改日本姓名，甚至志愿去当日本兵。然而，日本的战败完全改变了他们的人生道路。代表祖国来接收台湾的国民党部队，当时视台湾人为受了日本奴化教育的二等中国人。彼此之间的矛盾导致了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惨剧，以及从1949年起长达38年的戒严令。
　　60年后，接受年轻一代日本导演的访问时，台湾老人对日本政府仍然非常愤怒：逼迫人家做日本人以后，拍拍屁股就走，当“二二八事件”这类的惨剧发生之际，日本不仅没有介入，而且还对蒋介石的以德报怨政策赞叹不已。
　　《台湾人生》记录下了老一辈台湾人的声音，虽然有一定的历史意义，但是我本人始终觉得不舒服。日语本来不是台湾人的母语，是被日本殖民时代强迫推行的语言，“二战”后很长时间又被国民党政府禁用，结果他们讲的日语跟当下语境相差很远。事后60多年，叫他们用原统治者的语言去讲曾被统治的感受，在拍摄纪录片的职业伦理上，不能说没有问题。我总怀疑，若叫他们用母语或普通话去讲的话，说不定会讲出很不一样的内容来。
　　在东京上映的《台湾身份》里，导演访问了跟上次不同的六个台湾老人，重点在于他们战后的经历。
　　有人作为日本兵去朝鲜，被苏联的军队抓到中亚的收容所去强制劳动两年，1949年回到了日本，却无法回“二二八事件”后不久的台湾去，娶了日本太太生育一子，在横滨中华街生活，至今没入日本籍，因而也没收到日本政府给老兵每人15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十万元）的赔偿费。
　　也有人作为日本兵去南洋，战后被留用参加了印尼独立战争，因为不敢回戒严下的台湾，至今居住于雅加达，并定期为在当地丧命的台湾籍老兵扫墓。
　　还有人以莫须有的叛乱罪被捕送去火烧岛监狱，坐了八年牢。可见，当时很多台湾人的生活，犹如台风天的一张树叶，被政治狂风吹来吹去。他们都无奈地说：那是时代或者命运所致，没有办法。
　　在被访问的六个人当中，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台湾原住民邹族领袖高一生的长女高菊花。她父亲高一生，1908年生于阿里山，就读日本统治下的台南师范学校，接触到了现代音乐教育，并在假期里协助俄罗斯语言学家编纂了邹语词典。毕业以后，他回山地担任警察兼小学老师，业余时间作曲留下了《打猎歌》、《杜鹃花》等歌曲。在女儿菊花的记忆里，父亲常背着哭闹的她和弟妹弹钢琴，教孩子们看五线谱唱歌。
　　1945年日本人撤退后，高一生当上吴凤乡（现阿里山乡）乡长。两年后他因为主张原住民自治而被捕，并于1954年被枪毙。在今日台湾，他被列为国民党白色恐怖的受难者。在监狱里，他为安慰妻小和族人而作的一首歌叫《春之佐保姬》，跟其他作品一起，后被灌入了专辑唱片。
　　在《台湾身份》里，菊花和弟弟去父亲的坟墓，按照遗言把啤酒浇在墓碑上，播放贝多芬交响曲，也用正规声乐的发声合唱《春之佐保姬》。这可说是整篇电影里最动人的镜头。
　　绝大多数日本人从来没听过台湾曾有高一生这样的原住民领袖。他和魏德圣影片《塞德克巴莱》中的两个原住民警察属于同一代，所体现出来的文化水平，似乎有过之而无不及。可悲的是，他去世后，本来准备留学美国的长女菊花，不仅为养活家人当歌手卖唱，而且一直受国民党保安部的审查长达17年，直到她在虚假的自首证上签名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