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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3月2日21时18分，著名科学家（医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中国泌尿外科的奠基人和中国性教育的开创者吴阶平院士在北京逝世，享年94岁。这位曾经见证共和国总理最后岁月的“红色御医”，从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职位上退下来后，本应安享晚年，但因不少社会活动来找他，使他常常不得清闲。很少有人知道，这位新中国泌尿外科的学术带头人，自己也是一个病人。早在1939年，他就摘除了左肾，只靠右肾支撑，尽他的医生职责。生前，吴阶平曾说：“我现在还是医生，找我看病的人还是很多，治病毕竟是我的职业。”可以说，吴阶平所有的“传奇”都被医生这一职业所涵盖。
考虑“吃饭问题”
走上从医路
吴阶平出生在“齐梁故里”——江苏常州城的一个殷实之家。父亲为他取名泰然，号阶平（后来一直以号代名），希望自己的孩子走一条逢山有路的平坦人生。幼年吴阶平在江南水乡那所闹中取静的大宅院里度过了最初的时光。4岁那年，父亲吴敬仪由人介绍来到上海宝成纺纱厂，小阶平也跟随父母告别了常州老宅。
5岁那年，小阶平因父创办天津宝成纺纱厂而北上。很小的时候，父亲就教他认字，6岁时就能阅读《史记·项羽本纪》、《三国演义》等。10岁前，他接受的是私塾教育，读《四书》、《五经》，打下较好的古文功底，也学习数学、英语。后来，吴阶平迈过小学考入天津汇文中学。
如果从16岁入北平燕京大学医预科算起，吴阶平可谓把一辈子的生命交给了他所热爱的医学事业。他很坦率地说：“我从来没有想过不做医生而去从事其他职业，我很早就决定做医生。当然，这应该说是我父亲的决定。”
父亲吴敬仪是位思想开明、处世务实的实业家。在吴阶平的记忆里，父亲十分重视对子女的教育，只是在大方向上对孩子进行影响，诸如做人、为学、处事等，却很少具体关心他们哪门功课考了多少分。在当时军阀割据、政治腐败的情况下，吴敬仪对子女今后从业作出要求，第一不要从政，第二不要从商。他认为，官场太腐败，做官会身败名裂；社会动荡，经商会倾家荡产。要学科学技术，而且必须学医，医生决不会失业，不过，要学医一定要做个好医生，一定要进协和。
于是，吴门三代及近亲中有30余人从医。其中，同辈的姐夫陈舜名、大哥吴瑞萍、妹夫蔡如升、胞弟吴蔚然及吴阶平本人，分别在临床医学中外科、内科、儿科、泌尿外科领域里独领风骚，胞弟吴安然则从事基础医学中的病毒学研究，系国内知名的免疫学家。
1947年，吴阶平经著名泌尿科专家谢元甫教授推荐，赴美国芝加哥大学进修，师从现代肿瘤内分泌奠基人哈金斯教授。哈金斯非常喜欢这个年轻、勤奋的中国学生，有时看见吴阶平干脆利落地做实验、做手术，感慨地说：“你有几只手啊！”由于手术技术不一般，吴阶平在美国落下了一个“三只手”的荣誉称号。吴阶平坦言自己手艺非常好，由于自己的手可能比一般人的小些，特别适合做外科医生，“开个小口就进去了”。
第二年年底，在进修即将结束时，哈金斯非常希望吴阶平能留下为自己主持临床工作。哈金斯在学生面前铺开了芝加哥大学医院开始兴建的科研大楼蓝图：“这是你将来的实验室，这是办公室。我可以把你的家眷都接来。”然而，吴阶平却婉言谢绝了。他知道自己应当回国发展祖国的泌尿外科。
见证共和国总理
最后的岁月
在吴阶平家的书柜上方，一直悬挂着一张放大了的周恩来总理的黑白照片，书柜顶上摆着周恩来和邓颖超赠送的银座、花篮。他生前总是说，总理的言行风度给了他“终身难忘的教诲”。
从1957年起，他在周恩来身边工作了近20年。吴阶平多次担负为国内外最高领导人治病的特殊任务，事前事后总理都有具体指点。总理对人热情关怀，无微不至。不仅领导同志健康出现问题总理亲自过问，对普通患者也很关切。对此吴阶平触动很大。
吴阶平最不愿意的是敬爱的周总理做自己的病人。从二十世纪60年代起，他就参加了对总理本人的医疗保健工作。“文革”初期的一天，中南海出现一张敦促周总理务必注意健康、保重身体十分感人的“大字报”，吴阶平和同在总理医疗组的胞弟吴蔚然的名字出现在上边。他俩语重心长地劝说周总理一定要有劳有逸，并且提醒周总理：这样夜以继日地超极限地忘我拼命工作会严重影响身体，对自己的健康无异于“走钢丝”。
在那特殊的年代，日理万机的周恩来，终于积劳成疾。1972年5月19日，经过专家会诊，诊断周恩来患了膀胱癌。当时，负责周恩来医疗工作的，是中央领导小组及其领导下的一个医疗组。医疗组除了给周恩来治疗外，还要将周恩来的病情报告给中央领导小组，然后再由他们及时向毛泽东主席汇报。吴阶平是医疗组的组长，医疗小组成员一致认为，为控制周恩来的病情，需要动手术，于是给中央领导小组成员打了报告，而中央领导小组却认为，周恩来年事已高，又有心脏病，主张用中医保守治疗。因此，给周恩来动手术的报告迟迟未能批转下来。
1973年1月13日凌晨，吴阶平刚上床休息，忽然响起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敲门人是医疗组的方圻和卞志强。1月的北京滴水成冰，两人却是满头大汗。等吴阶平走出房门，两位医生异口同声：“吴院长，总理今天早上出现肉眼可见的血尿。”当时，吴阶平只觉得脑袋“嗡”的一声。他哑着嗓子说：“咱们得立刻把情况反映上去。”
医生们拿着周恩来血尿试管、化验单，驱车直奔西山叶剑英住处。叶剑英赶紧拿着装有周恩来血尿的试管报告了毛泽东。于是，中央终于批准了医疗组为周恩来手术治疗的报告。
在对周恩来进行膀胱镜检查的前一天，医疗组接到指示，大意是为了慎重起见，做检查、观察和治疗要分“两步走”。吴阶平认为，真要分“两步走”，很可能就永远没有第二步了。这时，吴阶平灵机一动，对邓颖超大姐说：“如果我在检查的时候看见有一块小石头，顺便拿出来就不用再走第二步了。是否还要留着等着走第二步？”“当然就顺便拿出来了。”邓颖超说。
这是吴阶平第一次为了敬爱的周总理斗胆冒险。手术时，当通过膀胱镜确诊为膀胱癌肿块出血时，医生们便对病灶认真地做了电烧灼，缓解了周恩来的病情。很快，电话里传来了毛泽东的原话：“医生们两步并一步做得好，感谢他们。”
1975年入秋以前，总理的病日益加重，医疗组的专家们明白已回天乏术，但仍尽一切可能，盼望还有延长总理寿命的可能。吴阶平和同志们不分昼夜地轮流守护在总理床前。弥留之际，周恩来从昏迷中醒来，首先认出了吴阶平，说了他一生最后的几句话：“我这里没什么事了，你们去照顾别的生病的同志，那里更需要你们！”看到这生离死别的场景，吴阶平刺心的悲痛！追悼会过后，邓颖超大姐把总理的亲属和医疗组全体成员找到一起，讲了一番异常恳切的话，特别对医疗组的专家们说：“你们该做的都做到了，我感谢你们！总理也感谢你们！”
没能治好总理的病，吴阶平和其他专家们一样，抱憾终生。每每有人问起周恩来病逝的情况，吴阶平的眼里总是溢出泪水，手似乎也在剧烈地抖动着。这时，他的思绪完全回到了1976年那个寒冷的晚上。
考虑“吃饭问题”
走上从医路
吴阶平出生在“齐梁故里”——江苏常州城的一个殷实之家。父亲为他取名泰然，号阶平（后来一直以号代名），希望自己的孩子走一条逢山有路的平坦人生。幼年吴阶平在江南水乡那所闹中取静的大宅院里度过了最初的时光。4岁那年，父亲吴敬仪由人介绍来到上海宝成纺纱厂，小阶平也跟随父母告别了常州老宅。
5岁那年，小阶平因父创办天津宝成纺纱厂而北上。很小的时候，父亲就教他认字，6岁时就能阅读《史记·项羽本纪》、《三国演义》等。10岁前，他接受的是私塾教育，读《四书》、《五经》，打下较好的古文功底，也学习数学、英语。后来，吴阶平迈过小学考入天津汇文中学。
如果从16岁入北平燕京大学医预科算起，吴阶平可谓把一辈子的生命交给了他所热爱的医学事业。他很坦率地说：“我从来没有想过不做医生而去从事其他职业，我很早就决定做医生。当然，这应该说是我父亲的决定。”
父亲吴敬仪是位思想开明、处世务实的实业家。在吴阶平的记忆里，父亲十分重视对子女的教育，只是在大方向上对孩子进行影响，诸如做人、为学、处事等，却很少具体关心他们哪门功课考了多少分。在当时军阀割据、政治腐败的情况下，吴敬仪对子女今后从业作出要求，第一不要从政，第二不要从商。他认为，官场太腐败，做官会身败名裂；社会动荡，经商会倾家荡产。要学科学技术，而且必须学医，医生决不会失业，不过，要学医一定要做个好医生，一定要进协和。
于是，吴门三代及近亲中有30余人从医。其中，同辈的姐夫陈舜名、大哥吴瑞萍、妹夫蔡如升、胞弟吴蔚然及吴阶平本人，分别在临床医学中外科、内科、儿科、泌尿外科领域里独领风骚，胞弟吴安然则从事基础医学中的病毒学研究，系国内知名的免疫学家。
1947年，吴阶平经著名泌尿科专家谢元甫教授推荐，赴美国芝加哥大学进修，师从现代肿瘤内分泌奠基人哈金斯教授。哈金斯非常喜欢这个年轻、勤奋的中国学生，有时看见吴阶平干脆利落地做实验、做手术，感慨地说：“你有几只手啊！”由于手术技术不一般，吴阶平在美国落下了一个“三只手”的荣誉称号。吴阶平坦言自己手艺非常好，由于自己的手可能比一般人的小些，特别适合做外科医生，“开个小口就进去了”。
第二年年底，在进修即将结束时，哈金斯非常希望吴阶平能留下为自己主持临床工作。哈金斯在学生面前铺开了芝加哥大学医院开始兴建的科研大楼蓝图：“这是你将来的实验室，这是办公室。我可以把你的家眷都接来。”然而，吴阶平却婉言谢绝了。他知道自己应当回国发展祖国的泌尿外科。
见证共和国总理
最后的岁月
在吴阶平家的书柜上方，一直悬挂着一张放大了的周恩来总理的黑白照片，书柜顶上摆着周恩来和邓颖超赠送的银座、花篮。他生前总是说，总理的言行风度给了他“终身难忘的教诲”。
从1957年起，他在周恩来身边工作了近20年。吴阶平多次担负为国内外最高领导人治病的特殊任务，事前事后总理都有具体指点。总理对人热情关怀，无微不至。不仅领导同志健康出现问题总理亲自过问，对普通患者也很关切。对此吴阶平触动很大。
吴阶平最不愿意的是敬爱的周总理做自己的病人。从二十世纪60年代起，他就参加了对总理本人的医疗保健工作。“文革”初期的一天，中南海出现一张敦促周总理务必注意健康、保重身体十分感人的“大字报”，吴阶平和同在总理医疗组的胞弟吴蔚然的名字出现在上边。他俩语重心长地劝说周总理一定要有劳有逸，并且提醒周总理：这样夜以继日地超极限地忘我拼命工作会严重影响身体，对自己的健康无异于“走钢丝”。
在那特殊的年代，日理万机的周恩来，终于积劳成疾。1972年5月19日，经过专家会诊，诊断周恩来患了膀胱癌。当时，负责周恩来医疗工作的，是中央领导小组及其领导下的一个医疗组。医疗组除了给周恩来治疗外，还要将周恩来的病情报告给中央领导小组，然后再由他们及时向毛泽东主席汇报。吴阶平是医疗组的组长，医疗小组成员一致认为，为控制周恩来的病情，需要动手术，于是给中央领导小组成员打了报告，而中央领导小组却认为，周恩来年事已高，又有心脏病，主张用中医保守治疗。因此，给周恩来动手术的报告迟迟未能批转下来。
1973年1月13日凌晨，吴阶平刚上床休息，忽然响起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敲门人是医疗组的方圻和卞志强。1月的北京滴水成冰，两人却是满头大汗。等吴阶平走出房门，两位医生异口同声：“吴院长，总理今天早上出现肉眼可见的血尿。”当时，吴阶平只觉得脑袋“嗡”的一声。他哑着嗓子说：“咱们得立刻把情况反映上去。”
医生们拿着周恩来血尿试管、化验单，驱车直奔西山叶剑英住处。叶剑英赶紧拿着装有周恩来血尿的试管报告了毛泽东。于是，中央终于批准了医疗组为周恩来手术治疗的报告。
在对周恩来进行膀胱镜检查的前一天，医疗组接到指示，大意是为了慎重起见，做检查、观察和治疗要分“两步走”。吴阶平认为，真要分“两步走”，很可能就永远没有第二步了。这时，吴阶平灵机一动，对邓颖超大姐说：“如果我在检查的时候看见有一块小石头，顺便拿出来就不用再走第二步了。是否还要留着等着走第二步？”“当然就顺便拿出来了。”邓颖超说。
这是吴阶平第一次为了敬爱的周总理斗胆冒险。手术时，当通过膀胱镜确诊为膀胱癌肿块出血时，医生们便对病灶认真地做了电烧灼，缓解了周恩来的病情。很快，电话里传来了毛泽东的原话：“医生们两步并一步做得好，感谢他们。”
1975年入秋以前，总理的病日益加重，医疗组的专家们明白已回天乏术，但仍尽一切可能，盼望还有延长总理寿命的可能。吴阶平和同志们不分昼夜地轮流守护在总理床前。弥留之际，周恩来从昏迷中醒来，首先认出了吴阶平，说了他一生最后的几句话：“我这里没什么事了，你们去照顾别的生病的同志，那里更需要你们！”看到这生离死别的场景，吴阶平刺心的悲痛！追悼会过后，邓颖超大姐把总理的亲属和医疗组全体成员找到一起，讲了一番异常恳切的话，特别对医疗组的专家们说：“你们该做的都做到了，我感谢你们！总理也感谢你们！”
没能治好总理的病，吴阶平和其他专家们一样，抱憾终生。每每有人问起周恩来病逝的情况，吴阶平的眼里总是溢出泪水，手似乎也在剧烈地抖动着。这时，他的思绪完全回到了1976年那个寒冷的晚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