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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学教授。曾翻译昆德拉的《玩笑》、《生活在别处》等作品。
我们可以不考虑世界如何，但却得考虑我们自己及子孙后代如何。厦门、吴江的建厂计划由于受到当地居民的强烈反对，终于迫使当地政府停建，即说明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环境保护与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
2010年来了，离电影《2012》演绎的“世界末日”又近了一步。但随着电影的落画与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在一片争吵声中草草结束，“末日气候”似乎也从公众与媒体的关注范围中淡出。但是，气候问题不会像其他即时新闻，过去就过去了在可见的未来，它还将纠缠着人类的命运，挑战着各国政府的施政。
悖论的是，减少工业二氧化碳排量、控制全球气温上升需要政治家们的统一意愿，而政治家们从来都是从各自国家利益出发。于是在哥本哈根大会上，在科学家们最有发言权利的地方，我们几乎听不到他们代表大自然发出的声音，听到的只是政治家们出于各自利益的考量。中国的媒体同样如此，往往是将会议演绎成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一场政治较量，甚至是中美之间的政治较量，大会最终通过了一个不具法律约束力的协议，而这份由美国、中国、印度、巴西与南非五国提交的声明并未获得所有国家的认可，只是被一致同意“记录”在案。这样的协议与人们的预期相差甚远。实际上，最终对五国声明表示不满的恰恰是非洲、中南美洲国家，尤其是那些在未来将沉入大海的小岛国。
争论的实质在于，发达国家希望发展中国家提高减排量，并愿意提供援助资金，而发展中国家则要求共同而有区别对待，希望先发展后环保，理由是在过去二百年中，是发达国家率先工业化造成了温室效应。
显然，发达国家对于碳排放负有很大历史责任，他们首先强制减排并提供资金援助是其应尽的义务。但需要指出的是，工业化之初尚无人能够预见碳排放会带来如此气候灾难，而今天要是为了实现工业化，仍然坚持大排放量，则似乎是知错犯错，对人类与自身均不负责。这不是一个追究历史责任的问题，而是一个人类继续生存的问题。因此，发达国家如果真能实现资金援助承诺，并制定出具体的减排计划，发展中国家由此跟进，这应当是合情合理的结局。
当然，如果照有人所说，气温升高与碳排放无关。那么气候大会就不过是一场政治家们的作秀-但事实是，温室效应的确造成了大量的自然灾害。2007年11月17日，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业委员会发表气候变化评估报告，宣称气候变化已经开始并可能将对地球造成无可逆转的影响。
人类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但不到最后时刻是没有人相信的，总以为是杞人忧天，这就是人类的悲哀。
而对中国人而言，面对气候恶化所敲响的警钟，值得反思的是，我们是否必须重走西方的发展道路?
这几年，政府对环境保护作了不少努力，投放了大量资金，但发展与环保之间的平衡却始终没有解决好。许多地方政府一味追求GDP增长，盲目发展产业，漠视环境污染，损害公众健康。前几年的厦门PX事件，最近吴江在居民区建垃圾发电厂事件，便是显著的事例。
我们常说要符合中国国情，这其实也包括了由于人口众多不可能与其它国家攀比消费。以私人小汽车而言，倘若达到西方标准的私人汽车销量，不加任何限制，这固然提高了民众生活水平，但其绝对数字及排放的尾气也将是惊人的，是我们的环境承受不起的。每当看到我所居住的城市道路越来越堵塞，天空永远笼罩着层层薄雾，总有一种心惊的感觉。
舒适的生活应当包括良好的气候环境。我们需要工厂需要发展，可我们也必须意识到，经济发展不是一切，大自然已经不是需要征服，而是需要保护的时候了。让人最不能理解的是，我们的发展也是为了子孙后代的幸福，可我们却恰恰是在损害子孙后代的利益。我不能同意一些学者的观点，他们认为，如果在减排问题上未有进展，发达国家真要实行碳关税，那也不用怕，因为他们的民众需要低价的商品，会给他们的政府施加压力。这种看法一是低估了发达国家民众的环保意识与关注，二是低估了中国民众对美好生活的完整理解。
的确，我们可以不考虑世界如何，但却得考虑我们自己及子孙后代如何。厦门、吴江的建厂计划由于受到当地居民的强烈反对，终于迫使当地政府停建，即说明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环境保护与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也是我们大家共同的责任。应当说，在这点上，公众意识走到了政府前面，并且推动了政府的良性作为。
2009年底的那次气候峰会很难称为成功，但却至少表明了未来的趋势，即一个全球低碳经济的时代即将到来。因此，对中国来说，除了在国际上争取利益最大化外，最有意义的事还是如何尽快转变思维，从现在起就注意研发低碳经济，并在这一新经济时期到来时，力争与发达国家站在同一起跑线上，最终甩掉“世界工厂”的帽子。就此而言，减排既是挑战，何尝不也是机遇。同时，为了我们自己生活的这块土地，我也希望政府能早日将减排法律化，让各地政府接受公众的监督。
我们可以不考虑世界如何，但却得考虑我们自己及子孙后代如何。厦门、吴江的建厂计划由于受到当地居民的强烈反对，终于迫使当地政府停建，即说明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环境保护与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
2010年来了，离电影《2012》演绎的“世界末日”又近了一步。但随着电影的落画与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在一片争吵声中草草结束，“末日气候”似乎也从公众与媒体的关注范围中淡出。但是，气候问题不会像其他即时新闻，过去就过去了在可见的未来，它还将纠缠着人类的命运，挑战着各国政府的施政。
悖论的是，减少工业二氧化碳排量、控制全球气温上升需要政治家们的统一意愿，而政治家们从来都是从各自国家利益出发。于是在哥本哈根大会上，在科学家们最有发言权利的地方，我们几乎听不到他们代表大自然发出的声音，听到的只是政治家们出于各自利益的考量。中国的媒体同样如此，往往是将会议演绎成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一场政治较量，甚至是中美之间的政治较量，大会最终通过了一个不具法律约束力的协议，而这份由美国、中国、印度、巴西与南非五国提交的声明并未获得所有国家的认可，只是被一致同意“记录”在案。这样的协议与人们的预期相差甚远。实际上，最终对五国声明表示不满的恰恰是非洲、中南美洲国家，尤其是那些在未来将沉入大海的小岛国。
争论的实质在于，发达国家希望发展中国家提高减排量，并愿意提供援助资金，而发展中国家则要求共同而有区别对待，希望先发展后环保，理由是在过去二百年中，是发达国家率先工业化造成了温室效应。
显然，发达国家对于碳排放负有很大历史责任，他们首先强制减排并提供资金援助是其应尽的义务。但需要指出的是，工业化之初尚无人能够预见碳排放会带来如此气候灾难，而今天要是为了实现工业化，仍然坚持大排放量，则似乎是知错犯错，对人类与自身均不负责。这不是一个追究历史责任的问题，而是一个人类继续生存的问题。因此，发达国家如果真能实现资金援助承诺，并制定出具体的减排计划，发展中国家由此跟进，这应当是合情合理的结局。
当然，如果照有人所说，气温升高与碳排放无关。那么气候大会就不过是一场政治家们的作秀-但事实是，温室效应的确造成了大量的自然灾害。2007年11月17日，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业委员会发表气候变化评估报告，宣称气候变化已经开始并可能将对地球造成无可逆转的影响。
人类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但不到最后时刻是没有人相信的，总以为是杞人忧天，这就是人类的悲哀。
而对中国人而言，面对气候恶化所敲响的警钟，值得反思的是，我们是否必须重走西方的发展道路?
这几年，政府对环境保护作了不少努力，投放了大量资金，但发展与环保之间的平衡却始终没有解决好。许多地方政府一味追求GDP增长，盲目发展产业，漠视环境污染，损害公众健康。前几年的厦门PX事件，最近吴江在居民区建垃圾发电厂事件，便是显著的事例。
我们常说要符合中国国情，这其实也包括了由于人口众多不可能与其它国家攀比消费。以私人小汽车而言，倘若达到西方标准的私人汽车销量，不加任何限制，这固然提高了民众生活水平，但其绝对数字及排放的尾气也将是惊人的，是我们的环境承受不起的。每当看到我所居住的城市道路越来越堵塞，天空永远笼罩着层层薄雾，总有一种心惊的感觉。
舒适的生活应当包括良好的气候环境。我们需要工厂需要发展，可我们也必须意识到，经济发展不是一切，大自然已经不是需要征服，而是需要保护的时候了。让人最不能理解的是，我们的发展也是为了子孙后代的幸福，可我们却恰恰是在损害子孙后代的利益。我不能同意一些学者的观点，他们认为，如果在减排问题上未有进展，发达国家真要实行碳关税，那也不用怕，因为他们的民众需要低价的商品，会给他们的政府施加压力。这种看法一是低估了发达国家民众的环保意识与关注，二是低估了中国民众对美好生活的完整理解。
的确，我们可以不考虑世界如何，但却得考虑我们自己及子孙后代如何。厦门、吴江的建厂计划由于受到当地居民的强烈反对，终于迫使当地政府停建，即说明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环境保护与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也是我们大家共同的责任。应当说，在这点上，公众意识走到了政府前面，并且推动了政府的良性作为。
2009年底的那次气候峰会很难称为成功，但却至少表明了未来的趋势，即一个全球低碳经济的时代即将到来。因此，对中国来说，除了在国际上争取利益最大化外，最有意义的事还是如何尽快转变思维，从现在起就注意研发低碳经济，并在这一新经济时期到来时，力争与发达国家站在同一起跑线上，最终甩掉“世界工厂”的帽子。就此而言，减排既是挑战，何尝不也是机遇。同时，为了我们自己生活的这块土地，我也希望政府能早日将减排法律化，让各地政府接受公众的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