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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娜的胜利，对中国网球运动和网球产业，意味着什么？
6月24日，29岁的中国网球运动员李娜在法国网球公开赛（简称“法网”）女单决赛中战胜斯齐亚沃尼，成为网球大满贯134年历史中，首位获得单打冠军的中国选手、亚洲选手。
许多人第一次将目光投向李娜，投向此前并未关注过的中国网球运动，乃至中国体育的举国体制。
国际顶级赛事，我们有俩
据国家体育总局网球管理中心竞赛部主任张东文介绍，目前世界上共有三大网球组织，分别是国际网球联合会（ITF）、国际男子网联（ATP）和国际女子网联（WTA）。三大组织有着各自的分工，搭建了一个非常完整的宝塔形竞赛体系。“我们最经常看到是ATP和WTA，因为世界上最好的男子和女子选手都是这两个协会的成员，但四大满贯赛事不属于ATP和WTA，而是隶属ITF。”
刚刚结束的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简称“温网”）是现代网球史上最早的比赛，创办于1877年。2011年的温网总奖金高达2300万美元，其中男单和女单冠军的奖金各为175万美元。此外，法网、澳网和美网的男单和女单冠军的奖金也在200万美元左右。
“中网（即中国网球公开赛）属于ATP500和WTA顶级赛事，总共有670万美元的奖金，这个数字距离温网的2300万美元相去甚远，但也绝对是全球领先的顶级赛事；上海大师赛是ATP1000，总奖金是450万美元。”张东文介绍说。
但就在20年前，中国举办的网球赛事奖金还都在四位数徘徊。“那个时候打比赛的机会很少。我记得规格最高的一次是全国青少年运动会，那一次网球单打冠军的奖金有几千块钱，在当时就算是很多了。”前国家网球队员刘利告诉《中国经济周刊》。
从21世纪开始，中国网球竞赛迈入了一个新的纪元。
北京在2004年轰轰烈烈地推出了中网，并在2009年升级为WTA皇冠赛事。上海也于2009年将大师杯球赛晋级为ATP1000级别赛事，这是ATP世界巡回赛中等级最高的，全球仅在九座城市举行，亚洲范围内仅有上海这唯一一站。
上海ATP1000大师赛刚刚公布了今年即将参赛的选手名单，其中世界排名前40的选手无一缺席：费德勒、纳达尔、德约科维奇、穆雷、索德林……
“这些国际顶级赛事的引入对中国的网球产业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刘利告诉记者。网球是一个非常“追星”的市场。过去中国企业只能赞助一些国内球员，很难通过明星效应让国产品牌走出国门。但当中国引入了这些国际赛事，就给了更多中国企业一个露脸的机会。例如，李宁公司签下了扬科维奇和彭帅，安踏公司签下了郑洁，这对这些国内体育品牌都是很好的宣传。同时，国外的赞助商也对这两场赛事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劳力士、奔驰、索爱等国际大品牌都是这两场比赛的合作伙伴。
据刘利介绍，对中国专业球员来说，过去参加国外比赛的差旅成本是高昂的，但现在家门口就有了顶级赛事，就可以低成本地参加这些比赛。而对广大发烧友来说，这些赛事也是绝佳的学习机会，因为这些顶级赛事都强制要求世界排名靠前的选手参赛。同时，有许多世界知名的网球学校和经纪公司也因为这些赛事而来到中国。例如世界顶级的尼克网球学校，就因为看到中网的举办来中国招生，让大批中国孩子可以去美国学习网球。
李娜的影响不如CPI
“让中国人手里的网球拍和外国人的一样”，这听上去是一件简单的事，但网球器材商们整整为之奋斗了30年。
常文涛是世界第一网球品牌威尔胜（Wilson）的中国总代理，回忆起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网球器材市场，他只能用“落后”二字来形容。据他介绍，当时全国只有厦门有3家网球器材工厂。早期的销售渠道也非常单一，都是国有体制占主导。全国的批发站点分为一级站、二级站和三级站，层层分销。网球拍销售面向的群体只有两个：网球专业队和领导干部。
到了上世纪90年代，东莞和深圳才陆续开了新的工厂。一些新的国产品牌进入人们的视野。常文涛自创的“豪迈”就是其中之一。当时国内基本没有什么外国品牌，即使是职业球员用的也基本上是石狮、航天等国产老牌子。“当时人们收入有限，再加上很多国际品牌还没有进入中国，因此一些物美价廉的国产品牌卖得很好。1997年，我们就卖出了2万只球拍，这在当时是一个空前的好成绩。”
从2000年开始，中国网球器材市场又发生了一次新的革命。不论是最早的“石狮”，还是后来居上的“豪迈”都渐渐淡出了历史的舞台，越来越多的国际主流品牌开始涌现在中国的市场上。
“我们和国际市场越来越接近了。现在中国网球器材市场的国外品牌所占比例超过了85%，如果单说球拍，这个比例还要更大。”常文涛介绍说，如今的中国已成为亚洲的第二大网球器材市场，仅次于日本。许多国际品牌在中国的新品发布还会早于其他国家。“人们逐渐倾向购买国际品牌，其实也是一件好事。这说明人们对网球的认知度在提高。”常文涛说，“现在的发烧友对器材的了解程度越来越高，甚至超过了我们。学生和白领成为了这个行业的支撑。反而专业球员在消费中的比例，变得微乎其微。”
2001—2007年是中国网球器材销售一个突飞猛进的年代。“2007年，纯网球器材用品（不含服装和鞋子）和相关配件在中国的批发销售额大约是4亿元人民币，零售销售额差不多有8亿元人民币。这是什么概念？90年代的时候，这个数字大约只有1000万元人民币。”常文涛笑着说。
但据常文涛介绍，2007年至今，这个行业一直在走下坡路。“我们去年的销售额比预期相距甚远，我们的许多竞争对手也出现了严重的下滑。这里面的原因有很多。我们的主要消费群体是白领，而这几年白领们的生活怎么样？薪水没怎么涨，投资股票，股市一路狂跌；买房，房价一路非理性暴涨，随之也带来了租房成本的上升。这些社会现象都是互相关联的，如同‘蝴蝶效应’，白领们可支配的钱少了，就不可能有更多的人来打球，就不可能有更高的频率打球。这是很现实的问题。”
“李娜夺冠的那天晚上，许多人给我打电话，说‘你的网球拍要卖空了’，‘你要发财了’，但理性地来说，凡事不可能一口气吃个胖子，虽然我也很激动，但我知道单凭这一件事并不能对我们的销售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但作为器材销售商，我们的销售还是要看大的经济环境。白领们收入稳定了，官方和民间对这项运动重视了，我们才能继续前进。”常文涛说。
国外的民间运动，国内的贵族运动？
从普及率来看，网球被全球人公认为世界第二大运动，仅次于足球。然而在记者的调查过程中，几位受访者却异口同声地将网球定义为“中国的贵族运动”。
按照2005年美国网球协会公布的数据，当时美国打网球的人数就已经超过了2500万人。而按照中国市场与媒体研究的统计结果，直到2009年，中国打网球的人数才只有1020万。也就是说，2005年网球在美国的普及率就已经达到了8%，而2009年在中国的普及率才只有0.7%。
为什么网球在中国普及如此缓慢？
张立武是北京水立方网球俱乐部的老板，在归国从商之前，他曾经在美国从事网球运动达七八年之久。“在美国，运动俱乐部一般都是综合型的，收费也不高。你一旦入会，缴纳一年大约两三千美金的年费，就可以自由使用俱乐部下的所有设施，包括篮球场、网球场、健身房、游泳池等。这样的经营方式一方面有利于经营方收回成本，一方面也比较符合美国人的生活习惯。许多美国人在早上上班之前都会先去趟健身房，晚上下班以后再去球场打球，运动是他们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相比之下，现在在中国，网球还是一项比较贵族和高端的运动，有三分之一的室内网球顾客都是从高尔夫球场上“回流”过来的。
北京目前已是全国室内网球场馆最多的城市，但一共也仅有三四十家，200多块场地。而且这些网球馆通常都设在大型企业或者高档酒店里，属于配套设施。因为如果单纯经营网球馆，投入大且回报慢：建设一个拥有两块场地的网球场需要一两千万的资金，平时每小时光电费就五六百块，维护场地的费用也很高。
“拿水立方网球俱乐部来说，两块场地租金是一年100万，加上水电人工，大约共有140万。打球一小时收费260元，营业时间基本上是平时从下午5点到9点，周末从早上10点到下午9点。所以即使两块场地的使用率达到100%，一年除去奥园管委会在这里承办各种活动的时间，我们的收入也只有90多万，加上酒水消费，勉强做到收支平衡就不错了。”
260元一小时的收费，对普通民众来说无疑是一笔“巨款”，但对经营方来说，却依然入不敷出。“现在中国喜欢网球的人越来越多，他们不仅对球员和器材十分熟悉，对一些流行的打法都倒背如流，却常常因为经济原因不能得到很好的训练。”
据张立武介绍，在美国四处可见免费的室外网球场。一个普通美国高中有五六块网球场地是很常见的事。街心公园、社区里，也都有网球场地。这让网球在美国成为了更大众化的运动。张立武建议，政府和社会应当多建设一些免费或者低收费的室外网球场。即使是最普通的土质场地也可以，维护成本也很低。
但在网球管理中心竞赛部主任张东文看来，中国已经建设了许多场地，民间网球运动普及受阻主要是因为中国的工作制度。
“20年前，全国的网球场屈指可数，而今，每年都有几百块球场在诞生，现在有越来越多的房地产商也将室外网球场列入了小区的规划。在日本，工作时间是上午10点到下午4点。因此每天4点一过，街心花园和球场上全是人，各个年龄段都有。但中国则不然，我们现在也建立了一些体育公园，但周一到周五几乎没有人来。这不仅是一个经济文明程度、思想观念的问题，还是整个社会的工作制度问题。为什么中国人就这么忙？”
中国球员何时走向“自由”？
提起四大满贯，许多人认为，只有世界最顶尖的职业选手才能进入这样的顶尖赛事。其实，四大满贯成立之初却是只对业余选手开放的比赛。拿温网来说，直到1968年才向职业球员开放，这导致拉沃等一流的国际球员因为“太职业”而一次次被温网拒之门外。
直至今日，许多国际大牌网球明星都依然是“业余”的身份在参赛。唯一的区别是，如果是业余球员，就只能拿到部分奖金，只有登记在册的职业球员才能拿到全部奖金。
“桑普拉斯在获得大满贯冠军的前一年还是业余球员的身份。这样的好处在于，如果你打得不够好，你就不需要将网球作为职业，而可以继续当你的医生或者律师。当你打得足够好了，你就可以选择登记成为职业球员。”刘利告诉记者，中国网球运动员并没有国外球员那么自由的选择权利。“我们过早地决定了职业生涯，进入职业队，从此，网球是我们唯一挣钱的方式，我们除了打球、当教练，没有别的选择，不论我们打得好还是不好。”
国外选手的“自由”并不止体现在职业的选择上。每一位国际球星的背后，都有他精心选择、量身打造的的赞助商和训练团队。
2005年以前，费德勒的团队就是他的家人，他带着自己的父母兄弟聊着家常，游山玩水，从瑞士一路挨个摘走了四大满贯的桂冠。这样的“家庭团队”在中国可是闻所未闻的。2005年，费德勒签约IMG公司，其中一大原因也是和IMG公司网球部副总古德西克私交甚好，彼此信任。古德西克几乎常年陪在费德勒身边，为他安排采访等日常细节。在费德勒的比赛场次，他总是会出现在球员包厢中，随时提供支持和帮助。由于古德西克的努力，费德勒的代言合约从Jura和瑞士国家银行这样的瑞士本土公司，拓展到了有国际影响力的大公司，例如吉列、劳力士以及梅赛德斯·奔驰等。
国际球员对团队的选择、对赞助商的选择有着极大的自由度。他们不再是一个运动员，而是一个个光芒四射的商业品牌。相对于国外选手的“自由”，在2009年以前，中国选手不仅无法选择自己的团队，就连出国参赛的资格还要层层报批。
中国网球协会前会长张晓宁曾经回忆，“当时的条件不允许我们的运动员去职业化。我们的经费最多只能让主力队员每年打10站比赛。”
刘利无奈地告诉记者，“其实我过去也想参加大满贯比赛，但报名外围赛的时候网球中心就不同意，只能作罢。国家对参加国际比赛的选手作出了各种各样的规定，例如，选手必须要经过网球中心批准才能报名，出国比赛拿到的奖金，个人只能保留税后的35%，其余65%要交给中国网球协会。”
2009年，中国网球迈出了巨大的一步。球员们惊喜地得知，他们可以自由报名国际比赛，不再需要经过批准。12月，中国四名最顶尖、同时“条件成熟”的女子球员——李娜、郑洁、彭帅和晏紫成为第一批单飞运动员。她们脱离传统模式，获得自由计划自己网球职业的权利——可以自己制定时间表，选择教练和后援团队，只需将一年的赛事按周期上报，而且只用将奖金收益的 8%～12%上交给中国网球协会。
张东文告诉《中国经济周刊》，“经济决定意识，过去我们老一套的管理方式也是受到了经济发展的限制。现在通过学习人家上百年的发展经验，我们可以缩短这个过程，这样做是对的。李娜问鼎法网，说明我们中国的体育正在改革和开放。我们开始知道，要改革，要发展，就必须要开放。我们网球的运动要想更高水平地发展，就必须要融入国际职业体育体系。今年李娜拿冠军，明天郑洁也可能拿冠军，后天彭帅也可能拿冠军。因为我们照着国际的方式来做了。”
“当然，李娜只能证明我们对运动员培养的成功，如果把这个成功夸大到制度的变革，我认为还不到那个程度。制度是有传承的、有惯性的、有刚性的。它不可能通过某一件事就把制度改变。我们也愿意改变，我们也看到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许多事情是需要形成社会合力的。例如现在有多少学校有网球场？有多少孩子有时间去选择文化艺术体育的爱好？我们需要有大的社会环境，才能谈得上下一步的变革。”张东文说。
6月24日，29岁的中国网球运动员李娜在法国网球公开赛（简称“法网”）女单决赛中战胜斯齐亚沃尼，成为网球大满贯134年历史中，首位获得单打冠军的中国选手、亚洲选手。
许多人第一次将目光投向李娜，投向此前并未关注过的中国网球运动，乃至中国体育的举国体制。
国际顶级赛事，我们有俩
据国家体育总局网球管理中心竞赛部主任张东文介绍，目前世界上共有三大网球组织，分别是国际网球联合会（ITF）、国际男子网联（ATP）和国际女子网联（WTA）。三大组织有着各自的分工，搭建了一个非常完整的宝塔形竞赛体系。“我们最经常看到是ATP和WTA，因为世界上最好的男子和女子选手都是这两个协会的成员，但四大满贯赛事不属于ATP和WTA，而是隶属ITF。”
刚刚结束的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简称“温网”）是现代网球史上最早的比赛，创办于1877年。2011年的温网总奖金高达2300万美元，其中男单和女单冠军的奖金各为175万美元。此外，法网、澳网和美网的男单和女单冠军的奖金也在200万美元左右。
“中网（即中国网球公开赛）属于ATP500和WTA顶级赛事，总共有670万美元的奖金，这个数字距离温网的2300万美元相去甚远，但也绝对是全球领先的顶级赛事；上海大师赛是ATP1000，总奖金是450万美元。”张东文介绍说。
但就在20年前，中国举办的网球赛事奖金还都在四位数徘徊。“那个时候打比赛的机会很少。我记得规格最高的一次是全国青少年运动会，那一次网球单打冠军的奖金有几千块钱，在当时就算是很多了。”前国家网球队员刘利告诉《中国经济周刊》。
从21世纪开始，中国网球竞赛迈入了一个新的纪元。
北京在2004年轰轰烈烈地推出了中网，并在2009年升级为WTA皇冠赛事。上海也于2009年将大师杯球赛晋级为ATP1000级别赛事，这是ATP世界巡回赛中等级最高的，全球仅在九座城市举行，亚洲范围内仅有上海这唯一一站。
上海ATP1000大师赛刚刚公布了今年即将参赛的选手名单，其中世界排名前40的选手无一缺席：费德勒、纳达尔、德约科维奇、穆雷、索德林……
“这些国际顶级赛事的引入对中国的网球产业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刘利告诉记者。网球是一个非常“追星”的市场。过去中国企业只能赞助一些国内球员，很难通过明星效应让国产品牌走出国门。但当中国引入了这些国际赛事，就给了更多中国企业一个露脸的机会。例如，李宁公司签下了扬科维奇和彭帅，安踏公司签下了郑洁，这对这些国内体育品牌都是很好的宣传。同时，国外的赞助商也对这两场赛事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劳力士、奔驰、索爱等国际大品牌都是这两场比赛的合作伙伴。
据刘利介绍，对中国专业球员来说，过去参加国外比赛的差旅成本是高昂的，但现在家门口就有了顶级赛事，就可以低成本地参加这些比赛。而对广大发烧友来说，这些赛事也是绝佳的学习机会，因为这些顶级赛事都强制要求世界排名靠前的选手参赛。同时，有许多世界知名的网球学校和经纪公司也因为这些赛事而来到中国。例如世界顶级的尼克网球学校，就因为看到中网的举办来中国招生，让大批中国孩子可以去美国学习网球。
李娜的影响不如CPI
“让中国人手里的网球拍和外国人的一样”，这听上去是一件简单的事，但网球器材商们整整为之奋斗了30年。
常文涛是世界第一网球品牌威尔胜（Wilson）的中国总代理，回忆起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网球器材市场，他只能用“落后”二字来形容。据他介绍，当时全国只有厦门有3家网球器材工厂。早期的销售渠道也非常单一，都是国有体制占主导。全国的批发站点分为一级站、二级站和三级站，层层分销。网球拍销售面向的群体只有两个：网球专业队和领导干部。
到了上世纪90年代，东莞和深圳才陆续开了新的工厂。一些新的国产品牌进入人们的视野。常文涛自创的“豪迈”就是其中之一。当时国内基本没有什么外国品牌，即使是职业球员用的也基本上是石狮、航天等国产老牌子。“当时人们收入有限，再加上很多国际品牌还没有进入中国，因此一些物美价廉的国产品牌卖得很好。1997年，我们就卖出了2万只球拍，这在当时是一个空前的好成绩。”
从2000年开始，中国网球器材市场又发生了一次新的革命。不论是最早的“石狮”，还是后来居上的“豪迈”都渐渐淡出了历史的舞台，越来越多的国际主流品牌开始涌现在中国的市场上。
“我们和国际市场越来越接近了。现在中国网球器材市场的国外品牌所占比例超过了85%，如果单说球拍，这个比例还要更大。”常文涛介绍说，如今的中国已成为亚洲的第二大网球器材市场，仅次于日本。许多国际品牌在中国的新品发布还会早于其他国家。“人们逐渐倾向购买国际品牌，其实也是一件好事。这说明人们对网球的认知度在提高。”常文涛说，“现在的发烧友对器材的了解程度越来越高，甚至超过了我们。学生和白领成为了这个行业的支撑。反而专业球员在消费中的比例，变得微乎其微。”
2001—2007年是中国网球器材销售一个突飞猛进的年代。“2007年，纯网球器材用品（不含服装和鞋子）和相关配件在中国的批发销售额大约是4亿元人民币，零售销售额差不多有8亿元人民币。这是什么概念？90年代的时候，这个数字大约只有1000万元人民币。”常文涛笑着说。
但据常文涛介绍，2007年至今，这个行业一直在走下坡路。“我们去年的销售额比预期相距甚远，我们的许多竞争对手也出现了严重的下滑。这里面的原因有很多。我们的主要消费群体是白领，而这几年白领们的生活怎么样？薪水没怎么涨，投资股票，股市一路狂跌；买房，房价一路非理性暴涨，随之也带来了租房成本的上升。这些社会现象都是互相关联的，如同‘蝴蝶效应’，白领们可支配的钱少了，就不可能有更多的人来打球，就不可能有更高的频率打球。这是很现实的问题。”
“李娜夺冠的那天晚上，许多人给我打电话，说‘你的网球拍要卖空了’，‘你要发财了’，但理性地来说，凡事不可能一口气吃个胖子，虽然我也很激动，但我知道单凭这一件事并不能对我们的销售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但作为器材销售商，我们的销售还是要看大的经济环境。白领们收入稳定了，官方和民间对这项运动重视了，我们才能继续前进。”常文涛说。
国外的民间运动，国内的贵族运动？
从普及率来看，网球被全球人公认为世界第二大运动，仅次于足球。然而在记者的调查过程中，几位受访者却异口同声地将网球定义为“中国的贵族运动”。
按照2005年美国网球协会公布的数据，当时美国打网球的人数就已经超过了2500万人。而按照中国市场与媒体研究的统计结果，直到2009年，中国打网球的人数才只有1020万。也就是说，2005年网球在美国的普及率就已经达到了8%，而2009年在中国的普及率才只有0.7%。
为什么网球在中国普及如此缓慢？
张立武是北京水立方网球俱乐部的老板，在归国从商之前，他曾经在美国从事网球运动达七八年之久。“在美国，运动俱乐部一般都是综合型的，收费也不高。你一旦入会，缴纳一年大约两三千美金的年费，就可以自由使用俱乐部下的所有设施，包括篮球场、网球场、健身房、游泳池等。这样的经营方式一方面有利于经营方收回成本，一方面也比较符合美国人的生活习惯。许多美国人在早上上班之前都会先去趟健身房，晚上下班以后再去球场打球，运动是他们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相比之下，现在在中国，网球还是一项比较贵族和高端的运动，有三分之一的室内网球顾客都是从高尔夫球场上“回流”过来的。
北京目前已是全国室内网球场馆最多的城市，但一共也仅有三四十家，200多块场地。而且这些网球馆通常都设在大型企业或者高档酒店里，属于配套设施。因为如果单纯经营网球馆，投入大且回报慢：建设一个拥有两块场地的网球场需要一两千万的资金，平时每小时光电费就五六百块，维护场地的费用也很高。
“拿水立方网球俱乐部来说，两块场地租金是一年100万，加上水电人工，大约共有140万。打球一小时收费260元，营业时间基本上是平时从下午5点到9点，周末从早上10点到下午9点。所以即使两块场地的使用率达到100%，一年除去奥园管委会在这里承办各种活动的时间，我们的收入也只有90多万，加上酒水消费，勉强做到收支平衡就不错了。”
260元一小时的收费，对普通民众来说无疑是一笔“巨款”，但对经营方来说，却依然入不敷出。“现在中国喜欢网球的人越来越多，他们不仅对球员和器材十分熟悉，对一些流行的打法都倒背如流，却常常因为经济原因不能得到很好的训练。”
据张立武介绍，在美国四处可见免费的室外网球场。一个普通美国高中有五六块网球场地是很常见的事。街心公园、社区里，也都有网球场地。这让网球在美国成为了更大众化的运动。张立武建议，政府和社会应当多建设一些免费或者低收费的室外网球场。即使是最普通的土质场地也可以，维护成本也很低。
但在网球管理中心竞赛部主任张东文看来，中国已经建设了许多场地，民间网球运动普及受阻主要是因为中国的工作制度。
“20年前，全国的网球场屈指可数，而今，每年都有几百块球场在诞生，现在有越来越多的房地产商也将室外网球场列入了小区的规划。在日本，工作时间是上午10点到下午4点。因此每天4点一过，街心花园和球场上全是人，各个年龄段都有。但中国则不然，我们现在也建立了一些体育公园，但周一到周五几乎没有人来。这不仅是一个经济文明程度、思想观念的问题，还是整个社会的工作制度问题。为什么中国人就这么忙？”
中国球员何时走向“自由”？
提起四大满贯，许多人认为，只有世界最顶尖的职业选手才能进入这样的顶尖赛事。其实，四大满贯成立之初却是只对业余选手开放的比赛。拿温网来说，直到1968年才向职业球员开放，这导致拉沃等一流的国际球员因为“太职业”而一次次被温网拒之门外。
直至今日，许多国际大牌网球明星都依然是“业余”的身份在参赛。唯一的区别是，如果是业余球员，就只能拿到部分奖金，只有登记在册的职业球员才能拿到全部奖金。
“桑普拉斯在获得大满贯冠军的前一年还是业余球员的身份。这样的好处在于，如果你打得不够好，你就不需要将网球作为职业，而可以继续当你的医生或者律师。当你打得足够好了，你就可以选择登记成为职业球员。”刘利告诉记者，中国网球运动员并没有国外球员那么自由的选择权利。“我们过早地决定了职业生涯，进入职业队，从此，网球是我们唯一挣钱的方式，我们除了打球、当教练，没有别的选择，不论我们打得好还是不好。”
国外选手的“自由”并不止体现在职业的选择上。每一位国际球星的背后，都有他精心选择、量身打造的的赞助商和训练团队。
2005年以前，费德勒的团队就是他的家人，他带着自己的父母兄弟聊着家常，游山玩水，从瑞士一路挨个摘走了四大满贯的桂冠。这样的“家庭团队”在中国可是闻所未闻的。2005年，费德勒签约IMG公司，其中一大原因也是和IMG公司网球部副总古德西克私交甚好，彼此信任。古德西克几乎常年陪在费德勒身边，为他安排采访等日常细节。在费德勒的比赛场次，他总是会出现在球员包厢中，随时提供支持和帮助。由于古德西克的努力，费德勒的代言合约从Jura和瑞士国家银行这样的瑞士本土公司，拓展到了有国际影响力的大公司，例如吉列、劳力士以及梅赛德斯·奔驰等。
国际球员对团队的选择、对赞助商的选择有着极大的自由度。他们不再是一个运动员，而是一个个光芒四射的商业品牌。相对于国外选手的“自由”，在2009年以前，中国选手不仅无法选择自己的团队，就连出国参赛的资格还要层层报批。
中国网球协会前会长张晓宁曾经回忆，“当时的条件不允许我们的运动员去职业化。我们的经费最多只能让主力队员每年打10站比赛。”
刘利无奈地告诉记者，“其实我过去也想参加大满贯比赛，但报名外围赛的时候网球中心就不同意，只能作罢。国家对参加国际比赛的选手作出了各种各样的规定，例如，选手必须要经过网球中心批准才能报名，出国比赛拿到的奖金，个人只能保留税后的35%，其余65%要交给中国网球协会。”
2009年，中国网球迈出了巨大的一步。球员们惊喜地得知，他们可以自由报名国际比赛，不再需要经过批准。12月，中国四名最顶尖、同时“条件成熟”的女子球员——李娜、郑洁、彭帅和晏紫成为第一批单飞运动员。她们脱离传统模式，获得自由计划自己网球职业的权利——可以自己制定时间表，选择教练和后援团队，只需将一年的赛事按周期上报，而且只用将奖金收益的 8%～12%上交给中国网球协会。
张东文告诉《中国经济周刊》，“经济决定意识，过去我们老一套的管理方式也是受到了经济发展的限制。现在通过学习人家上百年的发展经验，我们可以缩短这个过程，这样做是对的。李娜问鼎法网，说明我们中国的体育正在改革和开放。我们开始知道，要改革，要发展，就必须要开放。我们网球的运动要想更高水平地发展，就必须要融入国际职业体育体系。今年李娜拿冠军，明天郑洁也可能拿冠军，后天彭帅也可能拿冠军。因为我们照着国际的方式来做了。”
“当然，李娜只能证明我们对运动员培养的成功，如果把这个成功夸大到制度的变革，我认为还不到那个程度。制度是有传承的、有惯性的、有刚性的。它不可能通过某一件事就把制度改变。我们也愿意改变，我们也看到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许多事情是需要形成社会合力的。例如现在有多少学校有网球场？有多少孩子有时间去选择文化艺术体育的爱好？我们需要有大的社会环境，才能谈得上下一步的变革。”张东文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