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含笑大我一岁。他父亲是军医,家里自然医书成架,这让他有了骄傲的资本。一个下午,太阳晒人,我们钻进他的小屋,有一搭没一搭地说了几句。他忽然发问:“男生女生有什么不同?”我答得飞快:“女的头发长。”他仰天大笑。笑声没停,他就捧来医书,说:“你自己看吧。”天哪,我就这么启蒙了。上高中后,我每天放学照例去找他玩。他的小名没变,还叫“三儿”。他母亲说:“三儿明年要考大学,以后你别来找他玩了。”逐客令一下,我一年看不到三儿的影。他上的丰台三中是一所普通的中学。听说他要考北大,有的老师哼着说:“也不拿镜子照照。”
　　考完以后一发榜,他考上了北京大学中文系,这是东大街六号院的第一个大学生。喜讯传来,我陷入一片黑暗之中。母亲下了死命令,要我效仿三儿,考上大学。从那个假期开始,她也给三儿下了逐客令。母亲们发狠是不计代价的,你有儿子,我也有儿子;你儿子当班干部,我儿子第一批入团;你儿子学小提琴,我儿子也要拉;你儿子上大学,我儿子也上大学;你儿子没生儿子,我儿子也生个女儿。拼到这儿,母亲们拼不动了。
　　上了北大的三儿变成了另一个人,听不懂的话在他嘴里增多了,凡事都压你一头。一次,我说《荷塘月色》,他不动声色地说:“那荷塘就在我宿舍前。”我写了一首诗,他看也不看,随口吟出同学的新诗:“信手摘一朵勿忘我,又轻轻地把她揉破……”更气人的是,有一次,他家里聚了一群男女,他母亲指着他们,高声介绍说:“都是北大的。”
　　我去找别的玩伴,他们层次实在低。一个伙伴投我所好,写了一首诗:“赤脚医生下乡来,替人看病除忧愁……”我说,诗必须押韵,他一下子就蒙了。我掰开揉碎讲,讲平仄是万万不行的,只好举例:“‘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那个‘闲’听上去是不是像‘难’?”那个伙伴恍然大悟,伏在案上,一袋烟工夫,将诗改成“赤脚医生下乡来,我们欢迎他们来。他们为了我们来,为了我们看病来”。我们只好改为酒肉朋友,再不以文会友。
　　我心里明白,这样下去,我和三儿他们崛起的诗群距离会越来越大。
　　我开始对考大学产生兴趣。三儿家我不去了,引得他好奇心大增,周末回家非要看看我在做什么。他的“狼子野心”被我母亲识破,无非是想耽误我的时间。他被逐了出去。经历过“文革”的母亲叮嘱我:“对这样的人防着点儿。”母亲那一代敬奉的信条是,防人之心不可无。在无所顾忌的年轻一代看来,这真是不可思议。
　　20年后,阴差阳错,三儿又和我成了同事。屏幕上打出的名字海啸,就是当年的三儿。同在《实话实说》,他做策划,我来主持。许多观众喜爱的节目如《郭大姐救人》、《噩梦醒来是早晨》、《我的儿子太潇洒》,就是他领衔策划的。
　　有时,我得了便宜还卖乖,高声喧哗:“看啊,广院的管北大的,新闻系的管中文系的。”三儿不能把我怎么样,也告不倒我,没人诬告的日子真好。其实,早在1981年夏天,我就和他平起平坐了。那年,我已经接到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的录取通知书。三儿和我悠闲得找不着北,共同回忆起小学暗恋的女同学。我暗恋的那个,名没记住,姓也忘了,只剩下一个漂亮。到底是大一岁,三儿把他暗恋的那个女孩记得特别清楚。一刻也没耽误,我们回到良乡,七拐八问,终于觅到那女孩的踪迹。上了一个高门台,三儿文质彬彬刚一发问,一条恶狗便扑了出来。我俩掉头便跑,春心全无,只恨爹娘少生了两条腿。后来,那女孩出来,轻轻一唤,恶狗变了个样,轻摇尾巴,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进入家中,那女孩召唤我们坐下,手里没停,一直搓洗着盆里的衣服。她现在就是一个普通的黑黑的农村女孩。三儿那天很亢奋,一路讲着美的哲学意境回家。
　　前两天,我们一起开策划会。三儿坐在我对面。阳光一闪,我看见了他头上夹杂的白发。这样的朋友真是面镜子,我下意识地摸着自己的脑袋。三儿考我男生女生有什么不同的情景仿佛就在昨天,弹指一挥间,白发上了两个人的头。有朋友相伴,日子过得飞快。工作中,三儿从不用我催,原因很简单,一寸光阴一寸金,三儿整整比我少一寸。
　　(摘自《不过如此》华艺出版社 图/贾雄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