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无锡青山一村部队干休所，见到施光华老人的时候，他矍铄而平静的目光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古人称90岁的老人为“鲐背”，意思是老人背上生斑如鲐鱼之纹。施老腰不弯背不驼，步履依旧轻盈。他面带微笑，谦逊温和，回忆往事时，语调平缓，娓娓道来。施老的思路异常清晰，甚至连停顿都没有，让人难以相信他已是94岁高龄。
　　从上海特科到江抗三路
　　施光华老人的家乡在浙江温州平阳县。平阳是革命老区，上世纪30年代，粟裕曾经率领工农红军挺进师在这里开展游击战争。小学毕业后，因为经济困难，家人不能继续承担他的读书费用，施光华便辍学在家。因哥哥的一个同学是红军干部，在他的间接影响下，加之自己也结识了一些进步同学，施光华开始阅读进步书籍。那个时候，毛泽东、鲁迅、高尔基、邹韬奋等人的作品给了他很大的思想启迪。
　　1936年，鲁迅逝世和西安事变给施光华带来很大的思想触动。第二年，家乡的红军办了抗日救亡学校，他和几个要好的同学报名参加。两个月后，1937年10月，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施老回忆说：“在我准备跟随部队去皖南时，发生了一件事情。我有一个邻居叫杨进，我们自幼就相识。杨进本名林怡，他曾奉特科之命，将中央密件送给浙南红军。他的妹妹林心平是我的同班同学。林心平后来被日本人杀害，是有名的烈士。当时，杨进经过学校同意，把我和一个叫朱敏中的同学从家乡调往上海。之后，我们被分配下乡，几十年后，我才知道，我工作的地方其实就是上海特科。”
　　上海特科的工作除搜集情报外，还担负组织敌后武装的任务，领导人是徐强、高原。施光华的直接领导是何克希。他跟着何克希到了江阴梅光迪的游击队，何克希一直想把这支游击队扩充到新四军。王必成告诉何，这事要经过陈毅批准。
　　1938年8月，忠义救国军袭击江阴。何克希组织部队边抵抗边向西撤，在茅山地区走了两天两夜。到达丹阳延陵一带时，日军正在兵分三路扫荡新四军。部队随即投入延陵反扫荡战斗。施老这样回忆了见到陈老总的往事：“一天晚上，我向老乡借了荞麦秸铺在地上，刚要入睡，李一平让我去见陈毅。我有点紧张，忙跟着他进到一家大院。见到陈毅时，他正不停地抽烟。我记得陈毅对何克希说：‘这支部队不能叫新四军。因为国民党不允许我们到东边发展，叫新四军反而受限制。’何克希说：‘那就叫江南抗日义勇军吧！’陈毅高兴地说：‘那好，就叫这个名字。’于是，江阴梅光迪的游击队被命名为江南抗日义勇军第三路。之后，我在三路政治部任政治干事。”
　　与浦太福的会面与统战
　　1940年初，何克希从老江抗调到新江抗（沙家浜部队）任司令员。一天傍晚，在常熟太仓边境，部队离开宿营地出发前，何克希对施光华说：“你到太仓冯家桥，去找国民党区长浦太福，做好对他的统战团结工作。”说罢，给了施一支小手枪。施光华连夜跟着向导，在天亮后到达冯家桥。
　　浦太福虽是国民党党员，但很有抗日热情，他曾亲眼目睹江抗部队不但作战英勇，而且爱护百姓。出于对江抗的钦佩，他主动联系何克希，而何克希也很重视这位统战对象。
　　施光华在太仓工作了约两个月，和浦太福一起物色骨干，筹组青抗会、妇抗会、农抗会。1940年6月，何克希率新江抗二支队三个主力连，到太仓打击敌伪。施老说：“有一次，敌伪设伏截击我军。何克希问我有什么办法把部队带出去，这时，浦太福自告奋勇地说：‘我熟悉，我带路。’在浦太福的带领下，部队沿小河边隐蔽绕过敌人的伏击圈，安全返回了常熟中心区。后来，何司令员在排以上干部会上表扬了太仓的工作同志，其实这主要是浦太福发挥了作用。”
　　之后施光华奉命回部队，在教导大队任指导员、副教导员。浦太福后来被谭震林司令员调到身边当侦察参谋。谭震林晚年时还深情地问起他。施老说：“新中国成立后，浦太福成了太仓县人民政府的第一任县长，他不摆架子，平易近人，老百姓称他为‘赤脚县长’。他病逝后，许多老百姓从几十里外自发前去悼念送别。”
　　感受谭震林的儒将之风
　　这一年，江南抗日救国军东路指挥部（新江抗）成立，谭震林化名林俊，任司令员兼政委。谭震林倡导学习，勤于思考并勇于进取，许多事情施光华记忆犹新。当时，部队从皖南军部行军到茅山，路上走了18天，每晚到达宿营地时，谭震林就组织干部学习讨论，共计学了16次。他出过题目后，大家分组讨论，学习党中央毛泽东的指示和到江南如何完成新任务等问题。谭震林每到一地，总要想方设法搜集国民党方面的情况和报纸，从中分析局势，他还常利用战斗间隙，向干部作报告。施老回忆道：“他所作的报告都是亲自起草的，有时候甚至在香烟纸壳上列上几条。我们一边听报告，一边记录，觉得他的报告很有条理，给人启发很大。部队之后从江南向苏中转移，我在五十四团三营任教导员。吴永湘团长对我说，他学习的习惯和方法是从谭师长那里学来的。”
　　战斗岁月是艰难困苦的，那时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睡的没脚床，喝的青菜汤，生的革命虫，长的癞疥疮。”在宿营地，大家向老乡借来稻草，铺在地上，和衣而卧。开饭时，汤里没有油水，连盐也很稀少，只有青菜叶子浮在锅里。因为条件太苦，每个人身上都长了虱子、疥疮，连司令员、政委也不例外。但大家毫不抱怨，更没有丧失对未来的信心。施老深情地说：“比起那些牺牲的同志，我们吃的这些苦头又算得了什么呢？新中国的成立是太多仁人志士的流血牺牲换来的，回忆起战斗往事和那些牺牲的战友们，我不禁感慨万千。”
　　我的中国梦
　　离休之后，施老在南京政治学院做过顾问，也编辑整理过一些党史文献和相关教材。施老是重情义的人，他时常去苏州、上海、常熟、吴江、昆山、嘉兴、太仓等地开会，他说，这是看望战友的好机会。在众多地方干休所中，施老选择了无锡干休所。那里背靠青山，环境优雅，空气清新。在无锡，施老参与创办了滨湖区老年大学与无锡新四军研究会。施老喜欢江阴，他常在徐霞客故居里驻足停留，也会在江抗二路司令员吴焜牺牲的地方回忆往事，感慨今昔。 　　年逾九旬的施老心中有着这样一个梦想：努力开发、保护潜在文化资源，尤其是红色的、民族的宝贵文化遗产。比如梅村和宜兴的善卷洞、张公洞。
　　梅村是吴文化发祥地，本身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同时还是抗日战争时期新四军在苏南东路活动的重要基点。在这块红色热土上，曾有邓本殷、尤国桢等几支游击队，有陈枕白和梅村小学联络站。这里是新四军老江抗东进的第一个基点，也是谭震林和新江抗部队活动的主要阵地之一，成立过苏南东路特委，创办过《江南》杂志、《大众报》，孕育了为保护群众而惨遭日伪杀害的烈士华阿金。提起梅村，施老说：“这种弥足珍贵的红色资源永远不应被淡忘，我们应倍加重视，应该保护好散落在各处的革命遗迹，筹建梅村革命纪念馆，征集文物史料，并竖立新四军东进与当地武装会师的纪念碑石。梅村的红色底蕴不亚于沙家浜，也完全可以创建沙家浜式的红色旅游景区。”
　　10年前，施老在阅读《善卷洞诗文选粹》《宜兴县志》等材料时，发现了这样的故事：当地名士储南强等历经10年、耗资8万将善卷洞和张公洞整治竣工，于1936年开放并供人游览。新四军行军至此处时，苏浙军区政治部曾于1945年9月24日发布过一道一式五份的《通告》，由储南强的女儿储烟水张贴在善卷洞前后洞及祝陵村茶店里。《通告》中说：“……我军所至，纪律严明，对该洞之名胜古迹皆须维护与尊重。……对储南强老先生其家属财产等，亦应根据我党民主政府之法令政策，予以产权财权之保证，特此通告。主任钟期光。”
　　施老曾写过《读新四军保护宜兴两洞通告》，文章里提到：“我军是文明之师，十分注意保护人民的利益，重视保护文化古迹，《通告》是我党我军优良传统的生动教材，也是重要文物和旅游文化资源。”施老曾建议在后洞竖立一块新四军保护两洞的《通告》，最好能建护碑亭，使新四军军民鱼水情同已有的梁祝爱情、徐霞客母子亲情共同构成一道更富教育意义的风景线，更好地发挥善卷洞、张公洞的旅游观光、德育基地作用。
　　追忆江抗
　　女儿施立群这样回忆了施老的90大寿：“那天，父亲顾不得汗衫短裤的一身短打，跃进了我的相机画面。他和拄着拐杖的母亲并肩而站，攒足了全身气力，共同完成了《黄桥烧饼歌》的演唱，歌声遒劲激昂，在我们的心头回荡并久久难忘。”
　　施老对部队的爱是真挚而热烈的。施老说：“江抗是我的老部队，我想把我听到读到、亲身经历的、尤其是一些别人不太知晓而我清楚的细节写成一个个小故事，让大家去了解。”出于这样的情感，施老在年逾九旬时完成了《江抗！江抗！》一书，共计17篇，4万字。他喜欢叙述部队的战斗经过和战友的故事，对自己的经历，往往一笔带过，毫无夸饰。
　　施老生在三伏天，他一生的经历亦如同似火的骄阳。如今，施老依旧志在千里。2013年6月，施老在一次大学生座谈会上作了《千磨万击见精神》的讲演。施老说：“精神既是一种思想、理想、意志，又是一种神态、气质、生命力。要有一颗爱国心，有一盏路灯，有一股精气神。崇高的理想，伟大的精神，支撑着我们不断前进。”
　　施老特别喜欢民族英雄林则徐《观操守》中的一段名言：“观操守在利害时，观精力在饥疲时，观存养在纷华时，观气度在喜怒时，观镇定在震惊时。”耐得住寂寞，抗得住诱惑，经得住艰辛挫折，守得住心境。这也是施老实践了一生的座右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