缓慢的含义

　　文洁若老师94岁了。她每天早晨6点起床，8点开始工作。
　　她在做翻译。自己到底翻译过多少日文书？她记不清了，大名鼎鼎的川端康成、芥川龙之介的作品当然翻译过，并不那么为人所知的三浦绫子、佐多稻子之类的作家，也能排出一串。现在，她已经成为中国翻译日本文学最多的人。
　　文洁若不会用电脑，她还保留着最传统的写作方式——要修改时，用剪刀剪下指甲盖大小的白纸，用胶水工整地贴在原处。可以想象，这让她的翻译变得愈加缓慢。
　　以缓慢的速度，2020年，文洁若在翻译太宰治的作品。她匍匐在书桌前一日又一日，稿纸就积了厚厚一沓。
　　文洁若是已故作家、记者萧乾先生的妻子。
　　萧乾还在世的时候，家里的访客总是络绎不绝，文化名人、青年学者、传记作家，都是来找丈夫的。与丈夫和他的同辈友人相比，她才是那个带来青春气息的人。那是一段快乐而热闹的时光。一位电台记者记下了来访的情景。
　　萧先生对文先生说：“洁若，穿上你的漂亮衣裳！”文先生立刻跑回卧室，换了一件色彩鲜艳且有流苏装饰的上衣，还涂了口红。
　　萧乾去世后，曾经络绎不绝的访客少了许多，家里冷清下来。她以一种毫不拖泥带水的态度向丈夫的“身外之物”告别。萧乾的手稿、信和照片交给图书馆，内蒙古大学建了一座萧乾文学馆，她就邀请他们来家里挑选可资纪念之物，后者来北京用卡车拖走了一车物品，宛如搬家。
　　她一个人住，以翻译为乐，以书为伴。房子老了，她也老了。房中寂静，只有笔头作响，在漫长的一生中，这大概是唯一一整天都可能没有人和她说上一句话的20年。丈夫去世了，子女远在国外，她一个人生活。
　　她把所有精力都贡献给了工作，前来拜访的人总会震惊于房间里的杂乱，到处都是书。她在书与书的包围中曲折穿行，碎步儿无声，就像一只上了年纪，却依然不失优雅的猫。
　　“我一个人过得挺好。”文洁若说，“还有翻译工作要做。”

追赶太阳

　　“我的英文名是Maggie，我就叫萧乾Tom，因为有一个小说，乔治·桑写的，里面有一对兄妹叫这两个名字，我们也这么相称。”在一个冬日的下午，老人开始翻检记忆，仿佛从旧时光的口袋里掏出糖果。
　　她很少聊起自己，总是聊到丈夫。一方面是习惯使然，即使丈夫去世后，来家里的人也多是为了听她说说萧乾的故事。人们对她丈夫比对她更感兴趣，她早已心知肚明。
　　另一方面，她是发自内心觉得自己的人生无话可说。“我没什么了不起的事，萧乾那才叫有意思。钱锺书说他有才华，关于我，钱锺书可一句话都沒说，见没见过都不记得呢。”这么说的时候，你不会从她的语气里感到一丁点儿不满。丈夫有天分，她比不上，他是主角，自己是配角，但这不妨碍她有着不以工作为苦的自得其乐。
　　客厅的正墙上，是一幅翻拍的萧乾先生的黑白照片，不过不是他老年的样子，而是1942年，32岁的萧乾在剑桥大学的留影。那是一个文洁若自己都没见过的青年时代的丈夫，在英格兰的艳阳下，歪着头露出顽皮的笑容。照片正对书桌，她也就日复一日在丈夫的微笑中努力工作。
　　丈夫比她大17岁，与她结婚前，早已成名。他是写出《红星照耀中国》的埃德加·斯诺的学生，与沈从文有师生之谊，和巴金是挚友，冰心叫他小名“饼干”。他出版过小说，翻译过小说，在复旦大学当过老师，还是“二战”中西欧战场上唯一的中国记者。
　　他们是通过翻译结缘的。20世纪50年代初，文洁若梳着双马尾辫，是刚入职的小编辑，向萧乾请教一个翻译难题，萧乾给了她满意的解答。她写信夸对方造诣不凡，不留神“造诣”写成了“造脂”，萧乾看了就笑：“呦，我可够胖了，再‘造脂’还得了。”
　　他们在1954年结婚，新婚之夜，新娘还在灯下看校样。萧乾对妻子说：“你好像到这世间就是来搞翻译的。”
　　可不久连翻译也搞不成了。“反右”“文革”接踵而至，改造、下放、被关“牛棚”、遭受大字报批判，与萧乾结婚的头30年，文洁若仿佛掉进苦海。等到两个人狼狈地爬上岸，他们都老了。
　　文洁若说，这些年有时会梦见丈夫，但不是客厅照片里青春正好的萧乾，而是那个她最熟悉的满头白发的老头儿。
　　“他就在书桌旁坐着，没说话，好像在等你赶紧说完，他好继续工作。”文洁若说着，笑起来，“反正在我的梦里，他还活着，并且在工作。”
　　许多光阴被无意义地消磨，他们并不甘心。在决定翻译有“天书”之称的《尤利西斯》时，萧乾80岁，文洁若退休一个月。
　　一开始萧乾不想译，要“自讨苦吃”的是文洁若。
　　而萧乾在文章里说，他后来同意翻译，是因为文洁若，怕她一个人翻译，累死了让人笑话。
　　于是有5年时间，一对老夫妻，每天5点起床工作，文洁若主译，每翻译完一章交给丈夫修改。他们约定每天不翻译完一页原文不睡觉。许多个早晨，萧乾想多睡会儿，文洁若就站在床边数“1，2，3”。他们从古英语中找注释，从《金瓶梅》里找灵感，过程艰苦得让脑细胞排队自杀，但后来他们说，那是两个人在一起最快乐的5年。

　　一对老人拼尽全力，想要追赶时间，就像和太阳赛跑，直到其中一人先到达生命的终点。 　　“萧乾想写到最后一天。”如今回忆往事，94岁的文洁若语气温柔，“他昏迷前还拿着笔，算是做到了。”
　　以后的20年，便剩她一个人继续工作，继续追赶太阳。

活下去

　　似乎只要活得足够长，就会与遥远的往事不期而遇。当文洁若一个人守在老房子里时，有一天，久未谋面的外甥女来找她，手里拿着一沓泛黄的信纸。那是在一间旧阁楼里发现的，阁楼的主人早已过世，打扫的人发现了一整沓80年前写给阁楼主人的情书。写信的人，是她的二姐。
　　在文洁若的书桌上，一直摆着一幅幼年时的全家福。那时她的父亲还是驻日外交官，他们一家生活在日本。照片里有父母、大姐、三姐、四姐，两个幼弟和自己，但没有二姐。因为在文洁若7岁的时候，19岁的二姐和阁楼的主人——她的老师私奔。父亲一怒之下登报与二女儿断绝了父女关系，举家迁往日本。在日本时，他们收到二姐的死讯。在死前，二姐诞下一个女婴。
　　文洁若将这些情书交给一位相熟的编辑，托他出版成书。于是在21世纪，当年的“五妹”已经成了老太太的时候，永远年轻的二姐成了一本书的作者。
　　文洁若1927年出生在一个书香门第，祖父是清朝的进士。在旧时代，文家的女儿接受了最好的教育，除了高中没念完就离世的二姐，四姐妹都读了大学。
　　如今，垂垂老矣的文洁若喜欢以夸耀的语气回忆几个姐姐。大姐是文家女儿中唯一会写小说的，小说发表在《国闻周报》上，后来她才知道当时的编辑就是丈夫萧乾;二姐学法文，自然最浪漫、最有勇气，她为了爱情不惜与家庭决裂;三姐最潇洒，戴一顶贝雷帽，骑自行车上学，因为成绩优异被辅仁大学免试录取;四姐和自己长得最像，但四姐是天才，会五国语言，还会拉丁文，能弹钢琴，会作曲。
　　但后来，曾经的五姐妹都离散了，大姐只身去了异国他乡，再没有写小说;二姐早亡，一张相片也没有留下来;四姐因为二姐的去世对人生充满幻灭感，年纪轻轻就入了修道院，22岁就死了;三姐在19岁的时候摔伤了腿，在床上一躺就是17年，能站起来的时候，青春都消散了。
　　三姐死后，文洁若才知道，三姐像二姐一样，也有过一个恋人，但父亲知道后把家里闹得天翻地覆，两个人断绝了联系。后来，三姐的腿摔坏了，心上人投笔从戎，他们的人生再无交集。两个人再见面时，已经是半个世纪后，心上人儿孙满堂，而三姐一辈子没有结婚。
　　“我是家里最笨的那一个。”文洁若说，这不是谦虛。如果说她有着比姐姐们更多的成绩，那只是因为她一直活着，还可以继续努力，这就是她的幸运。“活下去”是反抗、是希望，“活下去了”是运气，也意味着肩负了全力以赴的义务。
　　丈夫走了，五姐妹只剩下她一人。她用自己的方式怀念他们，她给萧乾编全集，给二姐出书，将自己的译本以三姐的名字发表，给孙女取名Sophie，那也是一个姐姐的名字。
　　而最佳的怀念方式，自然是继续工作。

较量

　　许多拜访过她的人，都听老太太说过要活到113岁的目标。她已经计划好了，翻译到100岁，然后估计脑子不够用了，再开始写回忆录。旁人委婉地提醒她，现在动笔也可以，但她从不为所动。
　　作为一个94岁的老人，文洁若的身体状况堪称优秀。她的图书编辑李若鸿每年会陪她去做体检，除了眼睛，一点问题没有。
　　这20年，文洁若说她从不感到孤独。她不像一般的老人，愈到晚年愈渴望家人的陪伴。萧乾去世后，她原本答应去儿女所在的美国，但那年发生了“911”事件，这就让她有了不去的借口，她告诉儿子萧桐，说她乘的飞机准得掉下来。
　　但一点儿孤独感都没有吗？李若鸿说，大概还是有的，她只是不表露出来。虽然她不主动给儿女打电话，但接到他们的电话，她也很开心。2020年，她每天看报纸，关心美国的疫情。她不是不想他们，只是不想离开这间旧屋子，离开她的工作。
　　“她不信能在海外做她在国内做的事儿。我猜她更怕失去各种联系、熟悉的语言环境，变成无关紧要的‘普通人’。”萧桐说。
　　萧桐认为，母亲的一生是勤奋的一生。她曾经将全部精力奉献给丈夫、家庭，如今她想献给自己的工作。
　　于是，没有什么能阻止文洁若继续努力工作。她全身心投入其中，既得宁静又得幸福。
　　在她最满意的翻译作品——日本小说《五重塔》里，她曾经用优美的语言道出作者的感叹：
　　“人之一生莫不与草木同朽，一切因缘巧合都不过浮光掠影一般，纵然惋惜留恋，到头来终究是惜春春仍去，淹留徒伤神。”
　　那该怎么办呢？
　　“既不回顾自己的过去，也不去想自己的未来……在这鸡犬之声相闻，东家道喜、西家报丧的尘世中，竟能丝毫不分心，只是拼死拼活地干。”
　　（云淡风轻摘自微信公众号“谷雨实验室-腾讯新闻”，本刊节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