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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修很励志。
他3岁之前,父亲就死了,母亲无依无靠,带着他千里迢迢投奔叔父。那时候,欧阳修的叔父正在湖北随州当一个八品小官,工资不高,勉力帮扶,把他们母子安顿在随州,除了定期资助一些生活费,还隔三差五派人送去衣服和粮食。
不到两年,叔父调离湖北,去四川做官,欧阳修母子留在随州,生活更加清苦。估计很多人都听说过这个故事:欧阳修小时候跟母亲学写字,买不起纸笔,只能用芦苇秆儿在泥地上写,就像几千年前的苏美尔人在泥版上刻字那样。
除了买不起笔,欧阳修还买不起书,他要读孔孟经典,得去邻居家借抄。随州城南有一户姓李的人家,家资富饶,藏书丰富,欧阳修经常去这户人家的书房里蹭书看。他蹭到一部《韩昌黎文集》,越读越喜爱,照着韩愈的风格仿写一篇,寄给了叔父。叔父赞叹道:“奇童也,他日必有重名。”这孩子真是神童啊,将来一定能出人头地。从此叔父开始加大力度资助欧阳修母子,使欧阳修得以安心读书。
17岁那年,欧阳修去考举人,落榜了。他不气馁,20岁再入考场,中了。21岁进京考进士,又落榜。他回到湖北,一边继续苦读,一边拜访当地官员和文坛大腕。在汉阳,他遇到翰林学士胥偃。胥偃欣赏他的文采和努力,收他为门生,并供他读书。
23岁那年,欧阳修在胥偃帮助下进入最高学府国子监就读,次年以国子生身份再次考进士,这回顺利过关,礼部考试得了第一,殿试成绩排在第十四。然后他又参加公务员选拔考试(时称“关试”),又一次顺利过关,被朝廷授予九品官衔(唐宋两朝进士初入官场,一般都是九品),充任“西京留守推官”,也就是去西京洛阳为市长当助理。
25岁那年,欧阳修正式去洛阳上班,与同僚梅尧臣结为生死之交。同样也是在这一年,恩师胥偃将女儿嫁给了他,那是他的第一任妻子。
歐阳修一生娶过三任妻子(不包括小妾),第一任妻子胥氏给他生下一个儿子,没等儿子满月就病死了;第二任妻子杨氏是大臣杨大雅的女儿,过门后不久死于难产;第三任妻子是大臣薛奎的女儿,一直活到73岁,比欧阳修还长寿。
第二任妻子去世之前,欧阳修仕途顺利,从将仕郎到承奉郎,从承奉郎到宣德郎,相当于从市长助理到省长助理(时称“节度掌书记”),从省长助理到监察御史,一级一级往上升。但他与大臣范仲淹走得太近,得罪了另一个大臣高若讷。范仲淹被贬时,他受牵连,被下放到四川某偏僻小县当县令。
31岁那年,欧阳修与第三任妻子成婚,在岳父薛奎的帮助下,重回京城做官。他人品端方,文笔华美,思路开阔,个人形象也好,大个子,大胡子,文人武相,符合北宋前期的主流审美,所以很受皇帝喜爱,在仕途上再次一路飙升,几年后就做到了“龙图阁直学士”和“河北都转运按察使”,还被授予子爵封号。
但是好景不长,欧阳修的仕途就像他的婚姻和幼年经历一样坎坷,39岁那年,他又一次被降级。根究原因,这次是因为他的亲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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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修有一个妹妹,嫁给了一个名叫张龟正的人。欧阳修28岁时,妹夫张龟正病逝,妹妹成了寡妇,带着7岁的女儿来投奔,他理所当然要担负起照顾妹妹和外甥女的责任。后来外甥女长大,欧阳修让她嫁给了自己的远房侄子欧阳晟。但这个外甥女不太检点,婚后与男仆通奸(一说是与撑船的艄公通奸)。
欧阳晟得知消息,怒不可遏,当即去开封府报案。按照古代中国的法律,已婚妇女与人通奸堪称大罪,而这个外甥女为了减轻罪行,胡乱攀咬(一说是在欧阳修政敌授意下攀咬的,详见王铚《默记》),竟说自己出嫁前曾经被欧阳修骚扰过。
案子涉及大臣,关乎到朝廷脸面,开封府的法官不敢独自审理,向皇帝报告。皇帝听了也是瞠目结舌,命令臣子和亲信太监仔细调查,结果发现完全没有这回事儿,欧阳修根本不可能骚扰外甥女。但是欧阳修的政敌不依不饶,继续调查,还真查出了一条罪证:当年欧阳修的妹妹去投奔时,带有一笔丰厚的嫁妆。按宋朝法律,已婚妇女如无通奸和忤逆等罪,那么在离异之时或者夫亡以后,可以将自己的嫁妆从夫家带走,任何人不得阻拦和私占。可是欧阳修抚养妹妹和外甥女多年,将她们视为家人,将她们带来的嫁妆也当成了自家的财产,曾经用这笔嫁妆买过一块田地。
开封地势低洼,夏天下暴雨,大水漫入欧阳修的屋子,青蛙在锅灶下面鸣叫,小日子那叫一个惨。
性骚扰的罪名是子虚乌有,侵吞嫁妆的事情却是铁证如山,皇帝一生气,把欧阳修下放到滁州当市长去了。欧阳修在滁州很郁闷,借酒消愁,于是就有了那篇脍炙人口的《醉翁亭记》。
降级归降级,如果我们从头再看欧阳修的前半生,他仍然称得上“励志男”三个字——作为单亲家庭里长大的苦孩子,小时候学习条件那么艰苦,他居然能中举人、中进士、做京官、做地方官,绝对励志。
但欧阳修很可能不这么想,他受到了严重打击。罢官,他不怕;清贫,更不怕。真正让他郁闷的是,他居官清廉,刚正不阿,一心只想为朝廷做事,为百姓造福,却引来那么多政敌打击他;他辛苦抚养外甥女那么多年,外甥女居然诬告他。
从此,欧阳修萌生了退意,想要平平安安地退出官场,像陶渊明那样去隐居。
隐居是需要住所的,但欧阳修没有属于自己的住所。幼年时在湖北随州居住,那里的房子属于叔父;青年时在河南洛阳工作,那里的房子属于衙门;后来调到开封做京官,一直在东郊租住民房。开封地势低洼,夏天下暴雨,大水漫入欧阳修的屋子,青蛙在锅灶下面鸣叫,小日子那叫一个惨(参见欧阳修长诗《答梅圣俞大雨见寄》);再后来被下放到滁州、亳州、颍州等地当市长,也只能住在衙门里。
至少从44岁那年起,欧阳修就决心买房,留待辞官隐居。他喜欢颍州西湖的风景,每次路过,必去打听房价。他与好友梅尧臣约定,一起在颍州买房买地,房子用来住,田地用来出租,不过这需要一大笔开销,只能慢慢积攒。
宋朝高薪养廉,中上层官员的俸禄和福利之高在中国历史上堪称空前绝后,但是欧阳修买房却捉襟见肘。第一,他居官清廉,从来不占公家和老百姓的便宜。他曾经写信告诫做了官的第十二个堂侄:“汝于官下宜守廉,何得买官下物?吾在官所,除饮食物外,不曾买一物,汝可观此为戒也。”他严守一个规矩:无论在哪儿做官,都不能购买那里的贵重物品,否则就有可能走上变相受贿的邪路。
第二,欧阳修的家族情结非常浓厚,他吃过苦,不愿族中晚辈像他那样吃苦,自从做官之后,就竭力资助江西老家十几个同族兄弟及其后人读书上进,留给自己的俸禄少之又少。
欧阳修《思颖诗》序云:“忽忽七八年间,归颍之志虽未遑也,然未尝一日少忘焉。故其诗曰:乞身当及强健时,顾我蹉跎已衰老。盖叹前言之未践也,时年五十有二。”44岁时计划在颍州买房,52岁时尚未达成愿望。此时他已经升任翰林学士、龙图阁学士、知制诰、知开封府,而且已是侯爵,属于举足轻重的高官。
欧阳修最后有没有买房呢?确实买了。暂时还不清楚他在颍州买房的确切时间,只知道公元1067年,他在京师开封给留居颍州的大儿子欧阳发写过一封家书,大意是给孙女看病如果缺钱的话,“但于房钱内取”。包括其他开销,“但于房钱内随多少取使,不须先来问也”。这说明欧阳修不仅买了房,而且还在对外出租,否则不可能让儿子用“房钱”贴补家用。宋朝俗语所说“房钱”“房价”,指的都是房租,而不是购房款或者售房款。
公元1071年,欧阳修在给儿子的另一封家书中写道:“汝书言待盖草堂并庵,此不急之务,不是汝去时议定且只修房,钱紧急,因何又却及此?吾此书到,切更勿议盖也。钱紧急处,千万千万。”祖孙三代同堂,人口越来越多,房子不够住了,儿子想扩建,被欧阳修劝阻,因为“钱紧急”。
一年后,欧阳修离开人世,享年66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