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很励志。
　　他3岁之前，父亲就死了，母亲无依无靠，带着他千里迢迢投奔叔父。那时候，欧阳修的叔父正在湖北随州当一个八品小官，工资不高，勉力帮扶，把他们母子安顿在随州，除了定期资助一些生活费，还隔三差五派人送去衣服和粮食。
　　不到两年，叔父调离湖北，去四川做官，欧阳修母子留在随州，生活更加清苦。估计很多人都听说过这个故事：欧阳修小时候跟母亲学写字，买不起纸笔，只能用芦苇秆儿在泥地上写，就像几千年前的苏美尔人在泥版上刻字那样。
　　除了买不起笔，欧阳修还买不起书，他要读孔孟经典，得去邻居家借抄。随州城南有一户姓李的人家，家资富饶，藏书丰富，欧阳修经常去这户人家的书房里蹭书看。他蹭到一部《韩昌黎文集》，越读越喜爱，照着韩愈的风格仿写一篇，寄给了叔父。叔父赞叹道：“奇童也，他日必有重名。”这孩子真是神童啊，将来一定能出人头地。从此叔父开始加大力度资助欧阳修母子，使欧阳修得以安心读书。
　　17岁那年，欧阳修去考举人，落榜了。他不气馁，20岁再入考场，中了。21岁进京考进士，又落榜。他回到湖北，一边继续苦读，一边拜访当地官员和文坛大腕。在汉阳，他遇到翰林学士胥偃。胥偃欣赏他的文采和努力，收他为门生，并供他读书。
　　23岁那年，欧阳修在胥偃帮助下进入最高学府国子监就读，次年以国子生身份再次考进士，这回顺利过关，礼部考试得了第一，殿试成绩排在第十四。然后他又参加公务员选拔考试（时称“关试”），又一次顺利过关，被朝廷授予九品官衔（唐宋两朝进士初入官场，一般都是九品），充任“西京留守推官”，也就是去西京洛阳为市长当助理。
　　25岁那年，欧阳修正式去洛阳上班，与同僚梅尧臣结为生死之交。同样也是在这一年，恩师胥偃将女儿嫁给了他，那是他的第一任妻子。
　　歐阳修一生娶过三任妻子（不包括小妾），第一任妻子胥氏给他生下一个儿子，没等儿子满月就病死了;第二任妻子杨氏是大臣杨大雅的女儿，过门后不久死于难产;第三任妻子是大臣薛奎的女儿，一直活到73岁，比欧阳修还长寿。
　　第二任妻子去世之前，欧阳修仕途顺利，从将仕郎到承奉郎，从承奉郎到宣德郎，相当于从市长助理到省长助理（时称“节度掌书记”），从省长助理到监察御史，一级一级往上升。但他与大臣范仲淹走得太近，得罪了另一个大臣高若讷。范仲淹被贬时，他受牵连，被下放到四川某偏僻小县当县令。
　　31岁那年，欧阳修与第三任妻子成婚，在岳父薛奎的帮助下，重回京城做官。他人品端方，文笔华美，思路开阔，个人形象也好，大个子，大胡子，文人武相，符合北宋前期的主流审美，所以很受皇帝喜爱，在仕途上再次一路飙升，几年后就做到了“龙图阁直学士”和“河北都转运按察使”，还被授予子爵封号。
　　但是好景不长，欧阳修的仕途就像他的婚姻和幼年经历一样坎坷，39岁那年，他又一次被降级。根究原因，这次是因为他的亲戚。

　　欧阳修有一个妹妹，嫁给了一个名叫张龟正的人。欧阳修28岁时，妹夫张龟正病逝，妹妹成了寡妇，带着7岁的女儿来投奔，他理所当然要担负起照顾妹妹和外甥女的责任。后来外甥女长大，欧阳修让她嫁给了自己的远房侄子欧阳晟。但这个外甥女不太检点，婚后与男仆通奸（一说是与撑船的艄公通奸）。
　　欧阳晟得知消息，怒不可遏，当即去开封府报案。按照古代中国的法律，已婚妇女与人通奸堪称大罪，而这个外甥女为了减轻罪行，胡乱攀咬（一说是在欧阳修政敌授意下攀咬的，详见王铚《默记》），竟说自己出嫁前曾经被欧阳修骚扰过。
　　案子涉及大臣，关乎到朝廷脸面，开封府的法官不敢独自审理，向皇帝报告。皇帝听了也是瞠目结舌，命令臣子和亲信太监仔细调查，结果发现完全没有这回事儿，欧阳修根本不可能骚扰外甥女。但是欧阳修的政敌不依不饶，继续调查，还真查出了一条罪证：当年欧阳修的妹妹去投奔时，带有一笔丰厚的嫁妆。按宋朝法律，已婚妇女如无通奸和忤逆等罪，那么在离异之时或者夫亡以后，可以将自己的嫁妆从夫家带走，任何人不得阻拦和私占。可是欧阳修抚养妹妹和外甥女多年，将她们视为家人，将她们带来的嫁妆也当成了自家的财产，曾经用这笔嫁妆买过一块田地。

　　开封地势低洼，夏天下暴雨，大水漫入欧阳修的屋子，青蛙在锅灶下面鸣叫，小日子那叫一个惨。

　　性骚扰的罪名是子虚乌有，侵吞嫁妆的事情却是铁证如山，皇帝一生气，把欧阳修下放到滁州当市长去了。欧阳修在滁州很郁闷，借酒消愁，于是就有了那篇脍炙人口的《醉翁亭记》。
　　降级归降级，如果我们从头再看欧阳修的前半生，他仍然称得上“励志男”三个字——作为单亲家庭里长大的苦孩子，小时候学习条件那么艰苦，他居然能中举人、中进士、做京官、做地方官，绝对励志。
　　但欧阳修很可能不这么想，他受到了严重打击。罢官，他不怕;清贫，更不怕。真正让他郁闷的是，他居官清廉，刚正不阿，一心只想为朝廷做事，为百姓造福，却引来那么多政敌打击他;他辛苦抚养外甥女那么多年，外甥女居然诬告他。
　　从此，欧阳修萌生了退意，想要平平安安地退出官场，像陶渊明那样去隐居。
　　隐居是需要住所的，但欧阳修没有属于自己的住所。幼年时在湖北随州居住，那里的房子属于叔父;青年时在河南洛阳工作，那里的房子属于衙门;后来调到开封做京官，一直在东郊租住民房。开封地势低洼，夏天下暴雨，大水漫入欧阳修的屋子，青蛙在锅灶下面鸣叫，小日子那叫一个惨（参见欧阳修长诗《答梅圣俞大雨见寄》）;再后来被下放到滁州、亳州、颍州等地当市长，也只能住在衙门里。
　　至少从44岁那年起，欧阳修就决心买房，留待辞官隐居。他喜欢颍州西湖的风景，每次路过，必去打听房价。他与好友梅尧臣约定，一起在颍州买房买地，房子用来住，田地用来出租，不过这需要一大笔开销，只能慢慢积攒。
　　宋朝高薪养廉，中上层官员的俸禄和福利之高在中国历史上堪称空前绝后，但是欧阳修买房却捉襟见肘。第一，他居官清廉，从来不占公家和老百姓的便宜。他曾经写信告诫做了官的第十二个堂侄：“汝于官下宜守廉，何得买官下物？吾在官所，除饮食物外，不曾买一物，汝可观此为戒也。”他严守一个规矩：无论在哪儿做官，都不能购买那里的贵重物品，否则就有可能走上变相受贿的邪路。
　　第二，欧阳修的家族情结非常浓厚，他吃过苦，不愿族中晚辈像他那样吃苦，自从做官之后，就竭力资助江西老家十几个同族兄弟及其后人读书上进，留给自己的俸禄少之又少。
　　欧阳修《思颖诗》序云：“忽忽七八年间，归颍之志虽未遑也，然未尝一日少忘焉。故其诗曰：乞身当及强健时，顾我蹉跎已衰老。盖叹前言之未践也，时年五十有二。”44岁时计划在颍州买房，52岁时尚未达成愿望。此时他已经升任翰林学士、龙图阁学士、知制诰、知开封府，而且已是侯爵，属于举足轻重的高官。
　　欧阳修最后有没有买房呢？确实买了。暂时还不清楚他在颍州买房的确切时间，只知道公元1067年，他在京师开封给留居颍州的大儿子欧阳发写过一封家书，大意是给孙女看病如果缺钱的话，“但于房钱内取”。包括其他开销，“但于房钱内随多少取使，不须先来问也”。这说明欧阳修不仅买了房，而且还在对外出租，否则不可能让儿子用“房钱”贴补家用。宋朝俗语所说“房钱”“房价”，指的都是房租，而不是购房款或者售房款。
　　公元1071年，欧阳修在给儿子的另一封家书中写道：“汝书言待盖草堂并庵，此不急之务，不是汝去时议定且只修房，钱紧急，因何又却及此？吾此书到，切更勿议盖也。钱紧急处，千万千万。”祖孙三代同堂，人口越来越多，房子不够住了，儿子想扩建，被欧阳修劝阻，因为“钱紧急”。
　　一年后，欧阳修离开人世，享年66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