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血液临床供应短缺的情况下，互助献血出现了。1998年的《献血法》赋予了它合法身份，但现实的操作中，互助献血不可避免地带有些许“条件交换”式的强制色彩，这令本该讲究自愿的无偿献血显得尴尬。
　　对于个体而言，在借钱都难的年代，借血更是难上加难。每个互助献血的家庭都走了大致的路线：由身边亲人开始，再发动朋友，穷尽人脉后，把互助献血的请求发布在网络上。当能动用的资源都动用完之后，有些人不得不拨下血贩的电话。
　　不幸的是，这是每个人都随时可能会遇到的境际，制度性难题被转嫁到个体身上，在保障生命这个最重大命题之下，许多人不得不在寻血的路途上奔波。这种社会资源的总动员，对于独生子女而言，尤为艰难。而另一方面，寻血的煎熬，不可避免地撕裂着家庭的情感与稳定。
　　对于医疗系统而言，血荒不单考验着病患，同时也转嫁在医生身上。在一些医院，血站会派献血车到医院，没完成动员指标的医生也去凑单献血，填补亏欠。
　　但要让中国真正走出“血荒”，亲友之间的“互助献血”，解决不了问题。广东省卫生厅副厅长廖新波等人认为，除了要对互助献血进行规范之外，归根到底是要 “开源”，动员公众参与到无偿献血中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