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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聚落考古在我国已发展有八十余年，从最初从西方聚落考古理论方法的引进，到如今聚落考古在考古学中逐步向深层次的发展，伴随着丰富的考古资料，我们运用聚落考古的方法可以勾勒出更为清晰的古代社会。作为研究热点，新兴领域的方法运用必然是有利于其发展。
关键词：聚落；考古
“聚落”在辞海中定义是“人聚居的地方”以及“村落”，是属于人文地理学科范畴，考古学中的聚落则融入了自身独有的内涵。聚落考古的研究最初是发源于摩尔根等民族学家对印第安人的居址的研究，在考古学中把聚落形态当做一个研究方法运用，是起于安地斯山区研究所四十年代的秘鲁北部海岸“维鲁河谷研究计划”，但是正是提出“聚落考古”一词是美国的戈登·威利，在其1953年发表的划时代的研究文章《秘鲁维鲁河谷史前的聚落形态》。
聚落考古差不多和中国的考古学兴起时间上基本上是同步的。一般认为在20世纪的30年代，以对安阳殷墟的发掘，作为都城的聚落考察可以看成是中国聚落考古学的萌芽阶段，但当时没有一套聚落考古的理念。在50年代对西安半坡遗址的发掘标志着中国聚落考古或聚落形态的研究正式展开，但当时考古学理论方法与技术在我国并未成熟，条件设备也是较为落后的，并不具备聚落考古研究的视域。在60年代我国对几处新石器的村落和墓地进行发掘，对当时的社会形态进行复原。在70年代对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山西临潼姜寨遗址和甘肃大地湾遗址等新石器遗址的发掘，利用聚落考古的方法研究对聚落考古有了初步的认识，但真正聚落考古的兴起还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
在80年代后，聚落考古在中国的受到了极大的重视，其研究逐步向更深层次发展，严文明在《近年聚落考古的进展》一文中曾指我国出现阶段聚落形态考古学的研究重点及方向，一是“通过聚落的形态结构来探讨当时的社会形态与社会组织结构”；二是“要推动中国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的研究”；三是“把聚落遗址的形态分类和地理分布同自然环境的考察紧密结合起来，来推动环境考古学在中国的发展”。[1]严文明对近年来聚落考古进行的总结中，逐步分析了不同时期，不同地理位置的聚落遗址，时间上从旧石器至夏商，空间上总体可以概括为长江流域、黄河流域和东北地区。文章中提出了几个研究要点，单个聚落形态和内部结构的研究、聚落分布和聚落之间关系的研究以及聚落形态历史演变的研究。
在90年代我国先后利用聚落考古研究方法（区域系统调查）对黑龙江七星河流域的汉魏遗址群、[2]长江中下游地区史前聚落遗址进行了梳理总结，剖析了其形成和演变规律。在此后汉水流域的聚落考察、赵宝沟文化的聚落形态研究、东天山地区早期游牧文化聚落考古研究等均运用聚落考古研究的手段。随着众多遗址的揭露，我们对聚落考古的研究内容一般来说分为三个方面：1.单个聚落的形态和内部结构的研究；2.聚落分布和聚落之间的关系研究；3聚落形态历史演变的研究。[3]一般来说，聚落研究的层次分为个别建筑、聚落和聚落的区域分布从人的关系而言可以了解社会对生态环境的适应，进而社会结构而言反应了社会群体组织形态和等级状况。须从聚落结构中的角度，来分析考古学文化，将遗存当成是社会不同系统所组成的物质表现，而这些物质表现根据其不同的功能和不同的环境表现不同的自身特点。例如陶器的发展是文明的重要进程，对陶器的观察和分析一般就不适用于其他器物的分析。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都会成为影响聚落形态的关键，并且决定其复杂性，须在进行聚落分析的过程中必须从全方位来考虑不同特征所反映的内在涵义。决定聚落形态的因素如生态环境、人口、经济、技术、政治、文化交流、战争等等，须将聚落形态看作是人类社会在一系列决定因素中进行协调的结果，必须考虑这些因素的作用范围，相互制约互相作用的方式和结果，并且注意随着时间对人类社会所产生的影响。
张忠培在聚落考古中提出了如何确认聚落的共时性、认清不同文化之间的聚落之间存在的性质和关系的问题。[4]随着众多的遗址的发掘，广大学者们也产生了对早期文明形态的困惑，因此不少人将西方的“酋邦”的概念理论引入中国对考古学聚落的解释当中。在这里张光直、严文明、张忠培几位先生都认为聚落不仅仅是研究社会关系，更强调与生态环境的关系。
在注意到聚落的空间范围基础上，我们需要对聚落在时间的范围上加以连接。因为每个聚落遗迹不会孤立的存在，都是处于一定的系统之内，所以从时间上必然是有一定的传承关系，这也为我们的聚落研究提供了一个视角。例如同一聚落中的不同时期的房子不同的布局可能代表着社会的演变，经济的交流，文化的传承抑或是生态环境的改变，这些种种因素都有可能对人类的居住方式有很大的影响。因此必然要从时间上和空间上这两大系统来总结研究聚落形态，才能有所更加深刻的认识。
聚落考古是当今考古学最重要的研究方法之一，在我国已取得阶段性的进展，在聚落考古研究中更加重视对遗物的深入研究，努力探索隐藏在实物背后的社会，提倡引进新的技术和手段，与民族学地理学相结合，发掘其对考古学的潜在价值，新兴领域的方兴未艾必然是成为我国聚落考古的助推力。
参考文献：
[1]严文明.近年聚落考古的进展[J].考古与文物，1997（02）.
[2]许永杰.黑龙江七星河流域汉魏遗址群聚落考古计划[J].考古，2000（11）.
[3]严文明.聚落考古与史前社会研究[J].文物，1997（06）.
[4]张忠培.聚落考古初论[J].中原文物，1999（01）.
关键词：聚落；考古
“聚落”在辞海中定义是“人聚居的地方”以及“村落”，是属于人文地理学科范畴，考古学中的聚落则融入了自身独有的内涵。聚落考古的研究最初是发源于摩尔根等民族学家对印第安人的居址的研究，在考古学中把聚落形态当做一个研究方法运用，是起于安地斯山区研究所四十年代的秘鲁北部海岸“维鲁河谷研究计划”，但是正是提出“聚落考古”一词是美国的戈登·威利，在其1953年发表的划时代的研究文章《秘鲁维鲁河谷史前的聚落形态》。
聚落考古差不多和中国的考古学兴起时间上基本上是同步的。一般认为在20世纪的30年代，以对安阳殷墟的发掘，作为都城的聚落考察可以看成是中国聚落考古学的萌芽阶段，但当时没有一套聚落考古的理念。在50年代对西安半坡遗址的发掘标志着中国聚落考古或聚落形态的研究正式展开，但当时考古学理论方法与技术在我国并未成熟，条件设备也是较为落后的，并不具备聚落考古研究的视域。在60年代我国对几处新石器的村落和墓地进行发掘，对当时的社会形态进行复原。在70年代对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山西临潼姜寨遗址和甘肃大地湾遗址等新石器遗址的发掘，利用聚落考古的方法研究对聚落考古有了初步的认识，但真正聚落考古的兴起还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
在80年代后，聚落考古在中国的受到了极大的重视，其研究逐步向更深层次发展，严文明在《近年聚落考古的进展》一文中曾指我国出现阶段聚落形态考古学的研究重点及方向，一是“通过聚落的形态结构来探讨当时的社会形态与社会组织结构”；二是“要推动中国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的研究”；三是“把聚落遗址的形态分类和地理分布同自然环境的考察紧密结合起来，来推动环境考古学在中国的发展”。[1]严文明对近年来聚落考古进行的总结中，逐步分析了不同时期，不同地理位置的聚落遗址，时间上从旧石器至夏商，空间上总体可以概括为长江流域、黄河流域和东北地区。文章中提出了几个研究要点，单个聚落形态和内部结构的研究、聚落分布和聚落之间关系的研究以及聚落形态历史演变的研究。
在90年代我国先后利用聚落考古研究方法（区域系统调查）对黑龙江七星河流域的汉魏遗址群、[2]长江中下游地区史前聚落遗址进行了梳理总结，剖析了其形成和演变规律。在此后汉水流域的聚落考察、赵宝沟文化的聚落形态研究、东天山地区早期游牧文化聚落考古研究等均运用聚落考古研究的手段。随着众多遗址的揭露，我们对聚落考古的研究内容一般来说分为三个方面：1.单个聚落的形态和内部结构的研究；2.聚落分布和聚落之间的关系研究；3聚落形态历史演变的研究。[3]一般来说，聚落研究的层次分为个别建筑、聚落和聚落的区域分布从人的关系而言可以了解社会对生态环境的适应，进而社会结构而言反应了社会群体组织形态和等级状况。须从聚落结构中的角度，来分析考古学文化，将遗存当成是社会不同系统所组成的物质表现，而这些物质表现根据其不同的功能和不同的环境表现不同的自身特点。例如陶器的发展是文明的重要进程，对陶器的观察和分析一般就不适用于其他器物的分析。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都会成为影响聚落形态的关键，并且决定其复杂性，须在进行聚落分析的过程中必须从全方位来考虑不同特征所反映的内在涵义。决定聚落形态的因素如生态环境、人口、经济、技术、政治、文化交流、战争等等，须将聚落形态看作是人类社会在一系列决定因素中进行协调的结果，必须考虑这些因素的作用范围，相互制约互相作用的方式和结果，并且注意随着时间对人类社会所产生的影响。
张忠培在聚落考古中提出了如何确认聚落的共时性、认清不同文化之间的聚落之间存在的性质和关系的问题。[4]随着众多的遗址的发掘，广大学者们也产生了对早期文明形态的困惑，因此不少人将西方的“酋邦”的概念理论引入中国对考古学聚落的解释当中。在这里张光直、严文明、张忠培几位先生都认为聚落不仅仅是研究社会关系，更强调与生态环境的关系。
在注意到聚落的空间范围基础上，我们需要对聚落在时间的范围上加以连接。因为每个聚落遗迹不会孤立的存在，都是处于一定的系统之内，所以从时间上必然是有一定的传承关系，这也为我们的聚落研究提供了一个视角。例如同一聚落中的不同时期的房子不同的布局可能代表着社会的演变，经济的交流，文化的传承抑或是生态环境的改变，这些种种因素都有可能对人类的居住方式有很大的影响。因此必然要从时间上和空间上这两大系统来总结研究聚落形态，才能有所更加深刻的认识。
聚落考古是当今考古学最重要的研究方法之一，在我国已取得阶段性的进展，在聚落考古研究中更加重视对遗物的深入研究，努力探索隐藏在实物背后的社会，提倡引进新的技术和手段，与民族学地理学相结合，发掘其对考古学的潜在价值，新兴领域的方兴未艾必然是成为我国聚落考古的助推力。
参考文献：
[1]严文明.近年聚落考古的进展[J].考古与文物，1997（02）.
[2]许永杰.黑龙江七星河流域汉魏遗址群聚落考古计划[J].考古，2000（11）.
[3]严文明.聚落考古与史前社会研究[J].文物，1997（06）.
[4]张忠培.聚落考古初论[J].中原文物，199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