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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南宁市邕宁区一名农民，为了能使自己将集体的土地获得能出卖的使用权，竟“大手笔”地拿出143万元向土地、房产、建设部门工作人员行贿。在巨大的诱惑面前，6名公务人员先后被拉下水，编织了她非法卖地的“造假链”。
2008年2月13日，南宁市兴宁区法院认定这7名涉案人员，有2人犯非法转让、倒卖土地使用权证罪和行贿罪，5人犯受贿罪，分别判处7人10年至2年不等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非法卖地，农妇四处找“托”
大岭脚村现年34岁的张冬梅自读完小学后一直在家务农，从未外出打过工，算不上见过世面的人，然而脑子却比较灵活。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张冬梅的母亲向队里承包了约5亩山林地。在当时，这块地并不是“宝地”，然而，随着南宁市大沙田开发区的成立，这块地几乎与开发区连着。看到“隔壁”一栋栋房子建起来，张冬梅不由动了心思，想：如果把这块地划成一块块地皮卖，一定能卖个好价钱。
经打听，张冬梅得知，只有国有土地使用权才能出卖，集体土地使用权不能出卖，但她并不死心。在她看来，还有机会，这机会就是把地变成国有土地。她是自知没这个本事的，“权力”在土地管理部门。
“找关系！”但她寻找了一段时间，都没有找到门路，直到一个叫阿英的人出现在她面前。阿英告诉张冬梅，她跟在邕宁县土地局办证大厅上班的李莉娟较熟，可以找这个人试试。
2004年底，在阿英的介绍下，张冬梅和李莉娟认识了，两人很快“熟”成了朋友。其实李莉娟并不是土地局工作人员，她只是在大沙田开发区建设分局下属的房管所工作，在土地局办证大厅上班，但土地与房管属同一系统，工作上联系也比较密切，她也就认识一些土地局的人，而且土地局地价评估所的陶玉鸣还跟她是好朋友。
条件成熟后，张冬梅说出了她的请求，李莉娟表示可以帮忙问一下，但是，“这是需要钱的。”
“这我知道，钱我肯定会给的，一宗地我可以给1万元。”张冬梅忙说。
李莉娟问张冬梅她这块地打算怎么卖，张冬梅说，准备把它分成30宗，每宗78平方米，其中20宗卖，10宗自己建房。“每块地起码要卖8万元，才有钱赚的，要不除掉办证费用，就没多少了。”懂地价的李莉娟好心提醒她。
找到了关系后，张冬梅欢天喜地地回家做准备工作去了。
一个托一个，托出一条造假链
受托之后，李莉娟开始跟陶玉鸣打“交道”，其实陶玉鸣也不是直接办证的人，最初她感觉这个事比较棘手，一直推托找不到帮忙的人，但李莉娟追得紧，她只得答应试试。
一天，本局土地规划利用股的李桂华打电话跟她聊天，陶玉鸣就利用这个机会向她打听能不能帮忙办证，因为规划利用股也是办证的部门之一——使用土地批准书就由这里办。“明天上班你把材料拿过来我看看再说。”李桂华说。陶玉鸣立即打电话告诉李莉娟，叫张冬梅准备材料。
几天后，陶玉鸣把张冬梅准备好的材料送来。看过材料后，李桂华告诉陶玉鸣，应该不会有事的。“对方承诺办一宗地给1万。”陶玉鸣回应说。李桂华表示要问问看谁肯办国有土地使用许可证。因为把地变成国有土地卖出去，使用土地批准书、国有土地使用许可证两者缺一不可。
2005年五一假期过后，李桂华找到好朋友、用地股的韦庆玲，问：“你还负责盖章吗？”在用地股工作的韦庆玲并不是直接办证人员，她只是从事办证档案管理，另外，还负责拿土地证，土地登记申请、审批表，地籍调查表去县政府盖章。
“是啊。”韦庆玲回答说，“这段时间正有一批材料要去县政府盖章呢。”
这里需要补充说明一下，2005年3月，邕宁县撤销，分成南宁市邕宁区和良庆区，为避免某些消极现象出现，邕宁县政府把放在土地局的土地登记专用章和土地局公章收归了县政府，土地局如要盖章，由局长带领相关人员拿着材料到县政府去盖章。
李桂华告诉韦庆玲，陶玉鸣的朋友在大沙田大岭脚有些地要办证，能不能帮一下忙。不用明说，韦庆玲也清楚这些地一定是不能通过正常途径办证的，否则不可能找她。韦庆玲便问手续齐全吗？“齐的，用地规划这边可以入档。”李桂华说。
韦庆玲同意帮这个忙。只要李桂华能拿出使用土地批准书，自己这边就不是很难办，土地证，土地登记申请表、审批表，地籍调查表就摆在办公楼走廊上，谁都可以拿到，拿来填上相关资料就可以去盖章了。而且，股里由她拿材料去县政府盖章，她可以浑水摸鱼把这批材料掺在里面盖章。
三个女人一台戏，50万元落腰包
几天后，李桂华、韦庆玲叫来陶玉鸣，一起商量价钱的事。
两人表示一宗地一万元太少了，20宗地能否增加到50万元。因为她们也听到一些传闻，通过非法途径办证，一本证要二三万呢。信息回馈到张冬梅处，张冬梅想，终于托到要找的人了，如果吝惜钱，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就同意增加到50万元，但要求30宗地全办。她想，50万元办20宗地不太划算，不如30宗地全办完，干脆全卖了。
在“谈判”过程中，韦庆玲想要一块地。因为她一直是租房子住，建座房子一直是她的梦想，局里许多人都有地、有私房了，她心里有些不平衡。李桂华劝她说：“还是要钱好，要了地以后办这证那证也要交很多钱的。”于是韦庆玲决定要钱算了。
钱谈妥后，三个人做了分工，陶玉鸣负责与李莉娟联系填写申请材料和收钱，李桂华、韦庆玲制作“一表一证”。
李桂华也不是专职办证人员，手中并没有《使用土地申请表》，怎么办？李桂华一咬牙，决定撬档案柜。可是撬开之后，却没发现申请表，只找到两份填写过的旧表，是以前乡镇土地所拿上来申报时遗留下来的。
还可以利用！把需要重填的地方刮掉重新填写就是了，虽然会留下涂改痕迹，但不影响，因为很多申请表都是涂涂改改的，也照样通过审核了。李桂华把表上的原字刮掉后，用铅笔填上新的字，然后叫陶玉鸣用钢笔描一遍。
表格的申请人资料填好了，还有审查人意见、负责人意见、单位审核要填，怎么办？继续造假！李桂华不敢自己亲自动笔，又叫陶玉鸣代劳了一把。单位审核这一栏有点费事，要盖公章，如今局里的公章已交到县政府，不能撬柜子了，横下一条心的李桂华索性到市场上刻了两枚假公章。
使用土地批准书是现打的，这就容易了，20多份半个小时全部打印出来；最后的政府文号更容易，李桂华闭着眼睛就填上去了。
李桂华把证表弄好后，移交到韦庆玲手上，韦庆玲于是根据表上的资料一一填写，她的表格都是空白新表，填起来不费丝毫力气。
5月下旬，局长带韦庆玲拿了一批材料去县政府盖章，韦庆玲心中窃喜，趁机把她造假的那批材料塞了进去。这批需要盖章的材料太多，以至于韦庆玲一个人忙不过来，叫了一个同事去帮忙。这么多的材料，政府管盖章的人哪顾得上一一细看？只能是韦庆玲翻开到哪一页他就在哪一页盖章了，何况有局长在一旁“监督”。就这样，韦庆玲塞进去的假材料成功地盖上了土地局的公章、县政府的土地登记专用章和分管副县长的私章。
一切大功告成后，陶玉鸣立即通知李莉娟，叫她的朋友汇钱。在李桂华、韦庆玲帮忙办证的同时，张冬梅也在紧锣密鼓地卖地，先期的20宗地很快脱手，卖得170多万元。大获丰收的张冬梅没有食言，几天之内就将50万元交给了李莉娟，李莉娟再汇进了李桂华以她堂弟名字开的账户。为“避嫌”，李桂华将这笔钱转进她丈夫的银行账户，“漂白”一下再取出。之后陶玉鸣、李桂华、韦庆玲三人平分，每人得16.6万元，还有2000元由李桂华暂保管，作为以后三人集体活动的经费。
想到李莉娟也在这件事里起了作用，不酬谢她一下说不过去，陶玉鸣于是拿出2万元给李莉娟，李桂华、韦庆玲知道后，也各拿出1万元给李莉娟，但李莉娟只谦虚地收了一部分。其实李莉娟也有她自己的小算盘，她要张冬梅把一块地填上她弟弟的名字给她使用。
继续办“两证”，又拉两人下水
国有土地使用证虽然办下来了，可要建房，还得再办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和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张冬梅托不到其他人，只有依旧求助于李莉娟。这已属李莉娟所在的建设部门的“业务”了，可李莉娟找不到托，仍继续要陶玉鸣帮忙。
有过前面的经验，陶玉鸣老练多了，开口就提出帮忙费要45万元。办两个证就要花90多万元，张冬梅心痛不已，可此时她是骑虎难下了，地已卖出去，不帮人家把证办完，那不是要闹翻天。她同意了45万元这个价，把钱给了李莉娟。李莉娟肚子里也打起了小九九，她与陶玉鸣讨价还价，把钱降到30万元。
陶玉鸣想到了一个人，他就是在南宁市仙湖开发区招商局工作的罗昕，罗昕负责开发区内的私人住宅基地销售和售后服务。一个卖宅基地，一个搞土地评估，所以两人经常在一起打交道，很熟。
2005年5月底，陶玉鸣来到仙湖开发区，找到罗昕，说：“我朋友在大沙田有一批土地托我帮忙，地已经办了土地使用证，还没办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给客户，你们那里不是有很多盖了公章的空白建设用地规划证吗？弄一些给我。”并告诉罗昕，人家给她25万元好处费，她可以给他18万元。罗昕想：这虽然违规，可地有土地使用证，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的，于是表示试试看，问陶玉鸣要了这些地的土地使用证和土地使用权人的身份证复印件。
罗昕虽答应帮忙了，可主动权并不在他身上，因为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和审批单不由他保管，而是在仙湖开发区管委会建设规划局副局长梁晋伟手上。罗昕去找梁晋伟，梁一听说是大沙田的地，不是一个开发区的，顿时摆手说不行。“梁局，人家答应给辛苦费，这对我们来说，只是举手之劳。”梁晋伟想了一下，最终同意了。把一些空白证件交给罗昕的时候，梁晋伟一再交代，“一定要把好关，千万别出事。”
接下来就是填写这些空白证件，这是很容易的事，很快就搞定。想不到事情这么顺利，托的人也不讨价，陶玉鸣也不想多赚人家的钱了，只问李莉娟要了25万元。之后，陶玉鸣邀请罗昕到她家，给了他18.5万元。得钱后，罗昕问梁晋伟要了个存折号，拿出11万元存了进去。
过了三个月，李莉娟又找到陶玉鸣，要她再帮忙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这次商定的价钱是30万元。陶玉鸣又找到罗昕，“还是上次那批地，再帮忙办一下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陶玉鸣承诺给12万元好处费。于是罗昕再去找梁晋伟，梁晋伟听到是上次那批地，没有多说，又给了30本空白证和审理表。
然而，陶玉鸣从仙湖开发区拿了这批证回去后，却在大沙田开发区入不了档案，不仅这批证入不了档案，上次的建设用地规划证她也找不到人帮忙入档。入不了档，在某种程度上说就是废证一张，李莉娟不愿再给钱了。
在办这三证过程中，张冬梅通过给现金或汇账共交给李莉娟143.5万元，让她去“送人”，李莉娟送出了75万元给帮忙的人。
2006年底，李桂华滥用职权违规办证的事东窗事发，随后，这一根藤上的六个瓜一起被摘下。
此案的发生，涉案人员的利欲熏心是重要原因，然而，有关部门管理上的不规范和漏洞也是一大因素。检察官在审讯李桂华时问：“你们搞这些假材料，又涂又改的，就不怕被发现是假的？”李桂华说：“没考虑过，因为以前经常有购地发票涂改或涂改后复印的情况，乡镇开发地、大沙田开发地都有这种情况，有很多都是不合要求的，我们也跟股长说过，但他说不要紧，照报了。”又说：“正规的办理使用土地审批证手续应该有：征地协议、出让合同、付款凭证、转让给个人的合同等具体的材料，但很多情况下并没按正规的要求做。”
罗昕告诉检察官：“为了方便服务客户，县国土局、规划局把权力下放给我们，把空白的盖有公章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和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给我们单位，由我们自己进行操作。”
在邕宁县撤县分区后的过渡期间，很多业务已停止，但有关部门却未把空白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和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收回去，以致这两项业务仍在“民间”运转。■
编辑：盛汉卿
2008年2月13日，南宁市兴宁区法院认定这7名涉案人员，有2人犯非法转让、倒卖土地使用权证罪和行贿罪，5人犯受贿罪，分别判处7人10年至2年不等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非法卖地，农妇四处找“托”
大岭脚村现年34岁的张冬梅自读完小学后一直在家务农，从未外出打过工，算不上见过世面的人，然而脑子却比较灵活。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张冬梅的母亲向队里承包了约5亩山林地。在当时，这块地并不是“宝地”，然而，随着南宁市大沙田开发区的成立，这块地几乎与开发区连着。看到“隔壁”一栋栋房子建起来，张冬梅不由动了心思，想：如果把这块地划成一块块地皮卖，一定能卖个好价钱。
经打听，张冬梅得知，只有国有土地使用权才能出卖，集体土地使用权不能出卖，但她并不死心。在她看来，还有机会，这机会就是把地变成国有土地。她是自知没这个本事的，“权力”在土地管理部门。
“找关系！”但她寻找了一段时间，都没有找到门路，直到一个叫阿英的人出现在她面前。阿英告诉张冬梅，她跟在邕宁县土地局办证大厅上班的李莉娟较熟，可以找这个人试试。
2004年底，在阿英的介绍下，张冬梅和李莉娟认识了，两人很快“熟”成了朋友。其实李莉娟并不是土地局工作人员，她只是在大沙田开发区建设分局下属的房管所工作，在土地局办证大厅上班，但土地与房管属同一系统，工作上联系也比较密切，她也就认识一些土地局的人，而且土地局地价评估所的陶玉鸣还跟她是好朋友。
条件成熟后，张冬梅说出了她的请求，李莉娟表示可以帮忙问一下，但是，“这是需要钱的。”
“这我知道，钱我肯定会给的，一宗地我可以给1万元。”张冬梅忙说。
李莉娟问张冬梅她这块地打算怎么卖，张冬梅说，准备把它分成30宗，每宗78平方米，其中20宗卖，10宗自己建房。“每块地起码要卖8万元，才有钱赚的，要不除掉办证费用，就没多少了。”懂地价的李莉娟好心提醒她。
找到了关系后，张冬梅欢天喜地地回家做准备工作去了。
一个托一个，托出一条造假链
受托之后，李莉娟开始跟陶玉鸣打“交道”，其实陶玉鸣也不是直接办证的人，最初她感觉这个事比较棘手，一直推托找不到帮忙的人，但李莉娟追得紧，她只得答应试试。
一天，本局土地规划利用股的李桂华打电话跟她聊天，陶玉鸣就利用这个机会向她打听能不能帮忙办证，因为规划利用股也是办证的部门之一——使用土地批准书就由这里办。“明天上班你把材料拿过来我看看再说。”李桂华说。陶玉鸣立即打电话告诉李莉娟，叫张冬梅准备材料。
几天后，陶玉鸣把张冬梅准备好的材料送来。看过材料后，李桂华告诉陶玉鸣，应该不会有事的。“对方承诺办一宗地给1万。”陶玉鸣回应说。李桂华表示要问问看谁肯办国有土地使用许可证。因为把地变成国有土地卖出去，使用土地批准书、国有土地使用许可证两者缺一不可。
2005年五一假期过后，李桂华找到好朋友、用地股的韦庆玲，问：“你还负责盖章吗？”在用地股工作的韦庆玲并不是直接办证人员，她只是从事办证档案管理，另外，还负责拿土地证，土地登记申请、审批表，地籍调查表去县政府盖章。
“是啊。”韦庆玲回答说，“这段时间正有一批材料要去县政府盖章呢。”
这里需要补充说明一下，2005年3月，邕宁县撤销，分成南宁市邕宁区和良庆区，为避免某些消极现象出现，邕宁县政府把放在土地局的土地登记专用章和土地局公章收归了县政府，土地局如要盖章，由局长带领相关人员拿着材料到县政府去盖章。
李桂华告诉韦庆玲，陶玉鸣的朋友在大沙田大岭脚有些地要办证，能不能帮一下忙。不用明说，韦庆玲也清楚这些地一定是不能通过正常途径办证的，否则不可能找她。韦庆玲便问手续齐全吗？“齐的，用地规划这边可以入档。”李桂华说。
韦庆玲同意帮这个忙。只要李桂华能拿出使用土地批准书，自己这边就不是很难办，土地证，土地登记申请表、审批表，地籍调查表就摆在办公楼走廊上，谁都可以拿到，拿来填上相关资料就可以去盖章了。而且，股里由她拿材料去县政府盖章，她可以浑水摸鱼把这批材料掺在里面盖章。
三个女人一台戏，50万元落腰包
几天后，李桂华、韦庆玲叫来陶玉鸣，一起商量价钱的事。
两人表示一宗地一万元太少了，20宗地能否增加到50万元。因为她们也听到一些传闻，通过非法途径办证，一本证要二三万呢。信息回馈到张冬梅处，张冬梅想，终于托到要找的人了，如果吝惜钱，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就同意增加到50万元，但要求30宗地全办。她想，50万元办20宗地不太划算，不如30宗地全办完，干脆全卖了。
在“谈判”过程中，韦庆玲想要一块地。因为她一直是租房子住，建座房子一直是她的梦想，局里许多人都有地、有私房了，她心里有些不平衡。李桂华劝她说：“还是要钱好，要了地以后办这证那证也要交很多钱的。”于是韦庆玲决定要钱算了。
钱谈妥后，三个人做了分工，陶玉鸣负责与李莉娟联系填写申请材料和收钱，李桂华、韦庆玲制作“一表一证”。
李桂华也不是专职办证人员，手中并没有《使用土地申请表》，怎么办？李桂华一咬牙，决定撬档案柜。可是撬开之后，却没发现申请表，只找到两份填写过的旧表，是以前乡镇土地所拿上来申报时遗留下来的。
还可以利用！把需要重填的地方刮掉重新填写就是了，虽然会留下涂改痕迹，但不影响，因为很多申请表都是涂涂改改的，也照样通过审核了。李桂华把表上的原字刮掉后，用铅笔填上新的字，然后叫陶玉鸣用钢笔描一遍。
表格的申请人资料填好了，还有审查人意见、负责人意见、单位审核要填，怎么办？继续造假！李桂华不敢自己亲自动笔，又叫陶玉鸣代劳了一把。单位审核这一栏有点费事，要盖公章，如今局里的公章已交到县政府，不能撬柜子了，横下一条心的李桂华索性到市场上刻了两枚假公章。
使用土地批准书是现打的，这就容易了，20多份半个小时全部打印出来；最后的政府文号更容易，李桂华闭着眼睛就填上去了。
李桂华把证表弄好后，移交到韦庆玲手上，韦庆玲于是根据表上的资料一一填写，她的表格都是空白新表，填起来不费丝毫力气。
5月下旬，局长带韦庆玲拿了一批材料去县政府盖章，韦庆玲心中窃喜，趁机把她造假的那批材料塞了进去。这批需要盖章的材料太多，以至于韦庆玲一个人忙不过来，叫了一个同事去帮忙。这么多的材料，政府管盖章的人哪顾得上一一细看？只能是韦庆玲翻开到哪一页他就在哪一页盖章了，何况有局长在一旁“监督”。就这样，韦庆玲塞进去的假材料成功地盖上了土地局的公章、县政府的土地登记专用章和分管副县长的私章。
一切大功告成后，陶玉鸣立即通知李莉娟，叫她的朋友汇钱。在李桂华、韦庆玲帮忙办证的同时，张冬梅也在紧锣密鼓地卖地，先期的20宗地很快脱手，卖得170多万元。大获丰收的张冬梅没有食言，几天之内就将50万元交给了李莉娟，李莉娟再汇进了李桂华以她堂弟名字开的账户。为“避嫌”，李桂华将这笔钱转进她丈夫的银行账户，“漂白”一下再取出。之后陶玉鸣、李桂华、韦庆玲三人平分，每人得16.6万元，还有2000元由李桂华暂保管，作为以后三人集体活动的经费。
想到李莉娟也在这件事里起了作用，不酬谢她一下说不过去，陶玉鸣于是拿出2万元给李莉娟，李桂华、韦庆玲知道后，也各拿出1万元给李莉娟，但李莉娟只谦虚地收了一部分。其实李莉娟也有她自己的小算盘，她要张冬梅把一块地填上她弟弟的名字给她使用。
继续办“两证”，又拉两人下水
国有土地使用证虽然办下来了，可要建房，还得再办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和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张冬梅托不到其他人，只有依旧求助于李莉娟。这已属李莉娟所在的建设部门的“业务”了，可李莉娟找不到托，仍继续要陶玉鸣帮忙。
有过前面的经验，陶玉鸣老练多了，开口就提出帮忙费要45万元。办两个证就要花90多万元，张冬梅心痛不已，可此时她是骑虎难下了，地已卖出去，不帮人家把证办完，那不是要闹翻天。她同意了45万元这个价，把钱给了李莉娟。李莉娟肚子里也打起了小九九，她与陶玉鸣讨价还价，把钱降到30万元。
陶玉鸣想到了一个人，他就是在南宁市仙湖开发区招商局工作的罗昕，罗昕负责开发区内的私人住宅基地销售和售后服务。一个卖宅基地，一个搞土地评估，所以两人经常在一起打交道，很熟。
2005年5月底，陶玉鸣来到仙湖开发区，找到罗昕，说：“我朋友在大沙田有一批土地托我帮忙，地已经办了土地使用证，还没办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给客户，你们那里不是有很多盖了公章的空白建设用地规划证吗？弄一些给我。”并告诉罗昕，人家给她25万元好处费，她可以给他18万元。罗昕想：这虽然违规，可地有土地使用证，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的，于是表示试试看，问陶玉鸣要了这些地的土地使用证和土地使用权人的身份证复印件。
罗昕虽答应帮忙了，可主动权并不在他身上，因为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和审批单不由他保管，而是在仙湖开发区管委会建设规划局副局长梁晋伟手上。罗昕去找梁晋伟，梁一听说是大沙田的地，不是一个开发区的，顿时摆手说不行。“梁局，人家答应给辛苦费，这对我们来说，只是举手之劳。”梁晋伟想了一下，最终同意了。把一些空白证件交给罗昕的时候，梁晋伟一再交代，“一定要把好关，千万别出事。”
接下来就是填写这些空白证件，这是很容易的事，很快就搞定。想不到事情这么顺利，托的人也不讨价，陶玉鸣也不想多赚人家的钱了，只问李莉娟要了25万元。之后，陶玉鸣邀请罗昕到她家，给了他18.5万元。得钱后，罗昕问梁晋伟要了个存折号，拿出11万元存了进去。
过了三个月，李莉娟又找到陶玉鸣，要她再帮忙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这次商定的价钱是30万元。陶玉鸣又找到罗昕，“还是上次那批地，再帮忙办一下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陶玉鸣承诺给12万元好处费。于是罗昕再去找梁晋伟，梁晋伟听到是上次那批地，没有多说，又给了30本空白证和审理表。
然而，陶玉鸣从仙湖开发区拿了这批证回去后，却在大沙田开发区入不了档案，不仅这批证入不了档案，上次的建设用地规划证她也找不到人帮忙入档。入不了档，在某种程度上说就是废证一张，李莉娟不愿再给钱了。
在办这三证过程中，张冬梅通过给现金或汇账共交给李莉娟143.5万元，让她去“送人”，李莉娟送出了75万元给帮忙的人。
2006年底，李桂华滥用职权违规办证的事东窗事发，随后，这一根藤上的六个瓜一起被摘下。
此案的发生，涉案人员的利欲熏心是重要原因，然而，有关部门管理上的不规范和漏洞也是一大因素。检察官在审讯李桂华时问：“你们搞这些假材料，又涂又改的，就不怕被发现是假的？”李桂华说：“没考虑过，因为以前经常有购地发票涂改或涂改后复印的情况，乡镇开发地、大沙田开发地都有这种情况，有很多都是不合要求的，我们也跟股长说过，但他说不要紧，照报了。”又说：“正规的办理使用土地审批证手续应该有：征地协议、出让合同、付款凭证、转让给个人的合同等具体的材料，但很多情况下并没按正规的要求做。”
罗昕告诉检察官：“为了方便服务客户，县国土局、规划局把权力下放给我们，把空白的盖有公章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和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给我们单位，由我们自己进行操作。”
在邕宁县撤县分区后的过渡期间，很多业务已停止，但有关部门却未把空白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和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收回去，以致这两项业务仍在“民间”运转。■
编辑：盛汉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