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从汉朝到民国的老百姓，对当下房地产“限购令”这个“时尚词汇”早已“耳熟能详”，同是限购，只不过古代“限购”的方法和目的与现在不同。
　　对于元朝到清朝以来的官员，政府采取的是“禁购”政策，而且“禁购令”日益趋紧。说元朝到清朝的官员购房政策连老百姓还不如，一点也不为过！
　　那么，从元到清的500多年来，当局为何要对官员实行史上最严厉的“禁购令”呢？
　　宋刚灭亡时，一批蒙古人跑到江南做官。这些做官的素质低，嫌分到的公房太小，就仗着权势，对老百姓的房子强买恶要，甚至一分钱不给，激起民愤，各地义军纷纷起兵抗元。
　　为了抚慰江南百姓、化解民怨，元世祖忽必烈就出台了史上首起针对官员的房产“限购令”：“不许当官儿的买房。”
　　这可是禁止蒙古官员在江南购置房产的严令。
　　尽管是“禁购”，但只限于在江南地区当官的蒙古人。
　　到了明代，“禁购”令开始加码，“禁购”对象开始覆盖到所有地区一级的官员，所有地区一级的官员，都不能在自己的工作地买房，如让朝廷得知，扒光屁股，打50板，开除公职，最后还要没收你买的房子。
　　到清初，清政府出台了比明代更为严厉的“禁购”措施，对违反“禁购令”者，实行“连坐”制度，凡旗人去外地工作，胆敢在工作所在地买房，其所买房产由朝廷强制拍卖，拍卖所得归政府所有。当地官员也有责任向朝廷举报，如不举报，一旦查出，跟着买房的旗人一起受处分。
　　乾隆时代，不但严禁旗人在工作地买房，还严禁旗人官员带着年满18岁以上的儿子上任。乾隆七年规定，旗人在外做官，孩子假如不到18岁，可以跟着他在工作地栖身；除有特例，若超过18岁，必须送回北京。
　　如此规定，背后有玄机：一是旗人后辈过于蛮横，欺男霸女，当地司法机关碍于面子，不好惩处；二是担心旗人以“子女成人为由”在当地买房，乾隆思来想往，索性把这帮“衙内”强留北京。
　　不准官员在当地购房，那官员住哪呢？原来古代官吏的住所，因为常与官衙连在一起，类似现在的“机关大院”，办公住宿连为一体。
　　但官员所住房子属于国有资产，官员退休时，所有家具杂用都须按清单归还，除少数“有立功表现”的官员由皇帝赐给住宅外，大多数官员要么返回原籍老家，要么自行解决。
　　唐玄宗登基不久，前朝宰相李日知退休，即命家人整理行装，马上搬出官邸，移居乡村住宅。
　　太太惊问何故，他说他已经退休了。
　　太太大怒道：“家产屡空，何家之有？”
　　宋仁宗时的宰相杜衍，因为一生“不殖私产”，退休后，只好长期借居南京车院（相当于现在的驾校），直到去世。
　　连宰相都不能占住官邸，其他退休官员就可想而知了。
　　从元到清，政府为何独对官员出台“禁购令”？
　　原因当然是为了防止官员腐败，树立政府廉洁形象。因为官员收贿方式花样繁多，唯独无偿或者低价受赠不动产难以查清，既然难查清，索性就不让他们在工作地拥有房产。不管是谁，只要在任职地买了房，就默认他是贪污，就摘他的乌纱帽，打他的屁股，没收他的房子，甚至“连坐”知情官员。
　　尽管政策很严厉，但元、明、清特别是后期，官员贪腐盛行，不少官员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想方设法在任职地买房子，使中央政策成为一张废纸，即使被上级查出来，只要多给上级一点好处，大家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但这些弊端，总归是执行不力的问题，那把“达利莫克斯之剑”却一直是高悬头上，总比为官者“可以随意在自己的管辖地购房”的政策要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