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末，南京《时事月报》登载了一条爆炸性的新闻：《惊心动魄之日本满蒙积极政策——田中义一上日皇之奏章》。《田中义一上日皇之奏章》，即历史上赫赫有名的《田中奏折》。此奏折明确表示“过去的日俄战争实际上是中日战争，将来如欲控制中国，必须首先打倒美国势力，这和日俄战争大同小异。如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倘若中国完全被我国征服，其他如小亚细亚、印度、南洋等地异服的民族必然会敬畏我国而向我投降，使全世界认识到亚洲是属于我国的，而永远不敢侵犯我国。这是明治大帝的遗策，也是我大日本帝国存立的必要大事”。该《奏章》内容详尽，从军事、经济、铁路、金融、机构设置等方面对侵略行动都作以详细的安排部署。日本决定武力侵占中国进而吞并整个亚洲的野心昭然若揭。《田中奏折》一经曝光，不仅震惊了中国，也轰动了全世界。
　　《田中奏折》是日本政府于1927年（民国16年）年底秘密制订的全盘侵华计划，由首相田中义一上奏裕仁天皇，是当时日本的最高核心机密，被密藏于戒备森严的日本皇宫。那么，这样一份机密文件是如何泄露而公之于众的呢？


　　张学良密令侦获《田中奏折》
　　1928年6月4日，日本驻东北的关东军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皇姑屯事件”。此时，田中政府又派出特使林权助对张学良威胁利诱，企图阻止东北“易帜”与全中国统一。日本田中政府上台一年多对中国野蛮的侵路行径，引起了张学良深深的忧虑。
　　一天，张学良的外交秘书主任王家桢向他报告了日本妄图借张作霖被炸、东三省治安混乱之机，出动关东军一举解决“满蒙”问题，夺取东三省的阴谋。因张学良及时赶回奉天，果断地采取秘不发丧的措施，日本不知张作霖生死详情，加之日本统治阶级内部矛盾重重，关东军才未敢贸然行动。
　　这天，王家桢呈送给张学良一份驻东京办事处人员蔡智堪发来的加急密报。张学良一看，上面写道：田中内阁强行阻止南北妥协失败后，不仅对满洲政策遭受挫折，关税交涉完全陷于孤立，出兵济南泥足深陷，而且因炸死大帅的交叉点时间在国会被穷追猛打，裕仁天皇也动怒追问，以床次竹二郎为首的在野党指责田中义一挥舞战刀早已丧失威力，日本的威信急剧下降，遂使田中内阁陷于绝望状态。为坐稳首相宝座，田中内阁变本加厉推行《田中奏折》所确定的侵略中国的计划，企图加快夺取“满蒙”的步法，从而跳出四面楚歌的困境。
　　张学良看毕文件，对王家桢说：“赶快指示蔡智堪，尽快搞到《田中奏折》！”“蔡智堪是个有强烈爱国感的旅日华侨，我相信他正在搜集这方面的情报，但估计困难很大。”张学良沉思良久，忽然似有所悟：“政友本党总裁床次竹二郎是田中义一的死对头，我们应派人和他取得联络，利用他取得《田中奏折》！”
　　从沈阳寄到东京的神秘甜饼
　　的一件小邮包。打开一看，是一枚甜饼。中野正刚说：“中国大饼转赠与我如何？”蔡智堪回答道：“饼非煎过，食之有害。”散席后，蔡智堪掰开饼，见到藏在饼中的一张纸条，是王家桢用毛笔书写的一封密信，上写：“英美方面传说，《田中首相奏章》对我国颇有利害，宜速图谋人手，用费不计多少。”
　　蔡智堪看完这封“饼信”，知道《田中奏折》是日本的最高机密，绝对不容易拿到手。但此事关乎中国的安危存亡，义不容辞。他久居日本，且在日本政界活动多年，经常在经济上接济一些政界要人，因而对当时日本上下情况了如指掌，而且与一些日本党政要人关系密切。经审慎考虑后，他决定不用通常的间谍手段，而是利用民政党和政友会的矛盾，采用“国民外交”手段，获取这份密件。
　　蔡智堪首先找到执政的田中派“政友会”的总务会长永井柳太郎，向他假意提议，应设法将《田中奏折》先在蔡出资开办的《日华》杂志上发表，永井立即谢绝。蔡智堪便又找到在野的反对党“民政党”党魁、前内务大臣床次竹二郎，向其提议，为了民政党能打倒执政的“政友会”，推翻田中内阁，应设法公开揭发《田中奏折》，以引起国际舆论的谴责与日本国内政局的变化；同时联络元老派，向他们指出，因当时日本尚准备不足，若立即实施《田中奏折》，势必引起国内动荡与军人势力膨胀，危及天皇与元老派地位，从而与元老派结盟，请元老派重臣设法取得《田中奏折》公开于世，共同推倒田中内阁。床次听了大喜，对蔡智堪说：“我当为你打听线索。”
　　夜入日本皇宫抄取密件
　　过了几天，床次找到线索，便会见蔡智堪，要他设盛宴，用中国高级菜肴与五加皮酒，宴请内大臣牧野伯爵等元老派贵族重臣。在宴席上，床次在致词中说：“田中内阁欲以武力吞并满蒙，必将危及中日邦交，并引起国内革命，危及天皇。”蔡智堪在讲话中与床次相呼应，牧野等人听了颇为心动。
　　大约一星期后，床次告诉蔡智堪：“牧野伯爵称，中国当局如敢将《田中奏折》公之于世，保皇党就可利用英美舆论，阻止田中内阁执行武力政策。中国政府如能承诺这一点，牧野伯爵就可设法让你进入皇宫秘密抄写《田中奏折》。”蔡智堪接到这一消息，立即请示王家祯，得到王的应允。牧野获悉后，当即命令在御文库工作的妻弟山下勇，布置蔡智堪夜间入内，抄取《田中奏折》。
　　1928年6月某日夜23时50分，蔡智堪携带皇室书库专用的黄色册皮大小型三四十张、绿色绣线数团、银锥三支、大小针一包，扮作一个补册工人，携带牧野伯爵交来的金盾圆形的“皇居临时通行牌”（编号72号），由山下勇领路到达皇城。原来预定从“西丸大手门入宫”，因皇室书库便在这个门内。后来决定由“红叶山下御门”进入。因为“西丸大手门”外“断足桥”很长，四面树木不足遮掩。由“红叶山下御门”进入后，约走五六分钟，蔡智堪便进入书库了，时间是次日的零时50分。
　　蔡智堪随山下勇来到一个大办公室，山下把一个文件夹递到蔡智堪的手中。打开文件夹，“田中首相奏章”六个大字赫然跃入眼帘。蔡智堪虽然很兴奋，更深知时间紧迫，于是忙取出准备好的碳酸纸，然后将纸片附在《田中奏折》原件上，用铅笔誊录起来。 　　蔡智堪正在灯下奋笔疾抄之时，山下勇突然慌忙将御文库的灯关掉，屋子里顿时漆黑一团。只听山下勇压低声音说：“有一个黑影正向这里走来！”蔡不由一惊，摸到门前，果然看到一个黑影在晃动。“看样子是宫内侍从黑木正光。”山下勇说。二人凝神细看，发现黑木正光好像在寻找什么东西，忽然弯腰拾起一团纸，然后走了。
　　他们看着黑木走远了，才长出一口气。山下勇打开一盏小灯，蔡智堪又继续抄写。
　　渐渐地，天空出现了鱼肚白。
　　山下勇赶紧提醒道：“天快亮了，今天先抄写到这吧，改天再来！”蔡赶快将《田中奏折》原件整理好，交给山下勇，再将眷抄好的材料仔细揣入怀中，然后匆匆从原路走出日本皇宫。
　　第二天傍晚，二人依据之前的方法进入御文库，继续抄写田中奏折。
　　夜半时分，蔡智堪奋笔疾书之时，突然灯光熄灭，山下勇低声说：“不好，有人来了！”两人已经来不及逃离，刚钻到墙角的一架屏风后面，就见御文库的门被打开，皇室侍从武官长铃木贯太郎带领一伙侍卫气势汹汹地冲了进来，随手打开电灯开关，厉声命令道：“我远远看见这里有灯光，赶紧给我搜！”这时，屏风外面传来脚步声，一个中年侍卫转入屏风后面，蔡智堪正欲与来人动手拼命，只听那侍卫故意大声嚷道：“别神经过敏，连个人影都没有！”山下勇一看，这个侍卫正是自己的好朋友石川忠雄。石川低声对蔡智堪说：“蔡先生，我们在东京帝大后房见过面，我们是志同道合者！”原来他是日本共产党东京帝大细胞组织负责人，蔡智堪忙上前紧握住他的手，连声道谢。石川从口袋中掏出两根蜡烛交给山下勇说：“别开电灯了，用蜡烛吧！我在外面照顾，你们赶快干！”
　　然后，石川忠雄迅即迈步到屏风外面，找到铃木贯太郎道：“请侍从武官长回府安歇，我留下在御文库周围巡逻！”铃木应允后，带领众侍从离开御文库。
　　御文库又复归安静后，山下勇麻利点燃蜡烛，拉严窗帘，和蔡智堪分头抄写。两人一起动手，加快速度，终于大功告成。收拾好文件和工具后，山下勇掏出钥匙从里面打开门，两人偷偷溜出，见石川还在门外等候。石川把一套皇宫侍从服装交给蔡智堪，让他穿在外面，并让山下护送他出宫，自己在暗中保护。
　　蔡智堪和山下勇沿着皇宫的护城河缓缓前行，见已无可疑人注意，蔡先将皇宫侍卫服脱下交给山下勇，又掏出金质圆形的第72号“皇居临时通行牌”，郑重地还给他，并真诚鞠躬致谢。至此，蔡智堪在日本友人的帮助下，凭借自己的勇敢和智慧，历经艰险，终于从日本皇宫中抄取出了机密文件《田中奏折》。
　　（摘自《纵横》2012.12期）B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