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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本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从反思的目的出发，并从“为何写”、“写什么”、“怎么写”三个层次，来重新认识杨朔的散文，我们就可以看出：杨朔散文所重视的写作的意识形态性质和社会功利目标，决定了杨朔散文的政治情结、斗争欲望及其“诗”性的深刻的悲剧性；而这在“杨朔时代”是具有普遍性和典型性的，但由此也可看出“散文大家”杨朔的困境与才华。但作者又认为，作为时代的产儿，这种迷失的社会与文化责任，不应由作家个人来承担，而是出于一种“历史的强蛮”。